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文化论文,学理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3—0060—03
从全球看，是美国学人最先举起“文化诗学”的旗帜。不过，即使是美国文化诗学的首席代表斯蒂芬·格仁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在1987 年发表的理论宣言《走向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of culture）一文中也还只是说：文化诗学“是一种实践活动”。美国文化诗学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路易斯·孟酬士（Louis A· Montrose）在文化诗学的理论方面有较多的建树。他也指出：各种被视为从文化诗学视角研究文学的实践活动，尚未集结出一个系统的范型，也缺乏理论的明晰性。时至世纪之交的今日，无论是来自美国文化诗学学人们内部的声音或是美国学界对它的评说，均显现为一种多重话语杂乱纷呈的局面，其间观点差异明显，相互间的争论、批评也屡见不鲜。这表明，作为一种明晰、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文化诗学”，在最先举起这一理论旗帜的美国，也还处于正在建构或尚待建构的过程之中。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人，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盛行的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倡导“文化诗学”，并开始了关于“文化诗学”的理论探讨。在这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人密切注视世界文化和文论动向，有所借鉴或受到某些启发，是自然的，也是有益的。“借鉴”与“启发”和“失语”无涉，因为它不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搬用，而是中国学人在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上，希望通过融贯、整合中西文化成果来进行的一次理论探索与创造。而且，正因为学人们的视线广及中外，就更有可能使“文化诗学”这个文艺学的新兴学科，成为中国学人走向世界并为世界诗学做出贡献的学术空间。不过，就世界范围内关于“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而言，如果说，最先举起“文化诗学”旗帜的美国学人还处于众说纷纭的理论不成熟的阶段，那么，我们中国有关此一命题的理论工作，就更是仅有零星火花闪亮的开始起步或者准备起步的初创时期。
正是在上述这样的国内外学术形势下，由《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和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联合发起，由漳州师范学院文化诗学研究所承办，由集美大学艺术教育学院协办，于2000年11月24至27日在漳州师范学院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全国性、小规模、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文化诗学的理论特色、学术空间和研究方法。
来自北京、上海、山东、福建等省市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4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70%左右为教授或研究员。提交会议的论文共30篇。因病而未能赴会的徐中玉先生和因事而未能赴会的胡经之等教授也致函会议组织者，表达了他们对此学术议题的极大兴趣和对会议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短短的三天相聚，很快过去了。与会学者们一致高度赞扬本次会议的开创意义，一致赞同与会的方平先生以“前途无量”四个字所表述的“文化诗学”的广阔学术前景，一致肯定相互切磋、研讨给各自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巨大启发。
综观提交的论文和会上发言，可以看到，与会学人们已经开始对“文化诗学”这一崭新的理论命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主要涉及关于“文化”、关于“诗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关于“文化诗学”的界定；关于文化诗学研究对象、学理建构、独特方法的初步设想；关于文化诗学的历史依据、现实基础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西方学人的文化诗学论的评价；从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视角，探讨文化如何以其自身的建构，促成文学的演进，成为文学发展的驱动力；研究某些特定时代的某些文化现象与文学的关系；从文化语境出发品评文学作品；阐释作品的文化意蕴；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文章学等等。
下面，仅就文化诗学的学理特色这一问题，谈谈笔者个人的认识。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20世纪的文论领域，特别是在西方，科学主义文论的声势日盛一日，人本主义的文论意识渐渐淡化，甚至濒于销声匿迹。世纪初叶的俄国形式主义，30—50年代的英美新批评，虽然已经开始了文化的语言学转向，但它们并未抛弃文学是人的审美创造这一基本认识。他们仍视文学为双重意义里的审美创造活动（创作与欣赏均是审美创造）。他们主要是为了探究文学的审美特质而去研究语言形式和细读文本的。而到了结构主义，“语言”结构被视为先于人的“言语”的决定性的因素。其间已经蕴含了人们言说什么无关重要、语言自身的结构规律、结构体系才是高于一切的理念了。到了后结构主义，人的言语“所指”为何，就完全不被理睬了，文学似乎俨然就只是语言符号“能指”的无尽的“延宕”，进而，发出“言语”的人作者自然也就干脆“死去”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遍及中外的“文化热”以及“文化诗学”的倡导，不管论者们的主观动机及其具体见解有多大的差异与分歧，但就其实质而论，显然正是对这种日趋偏斜甚至走向绝对化的极端的科学主义文论的反驳。人们倡导文化诗学，强调观看文学的文化视角，可以说不言自明地高扬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何以这样说呢？
文化何义？《辞海》（1979年版）写道：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解释“文明”一词时，《辞海》又言：文明，“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此代表广义的文化说。它将文化视为人所创造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总和。
著名的符号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突出强调了符号系统对人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他阐明：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符号系统。“而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1〕（P33）“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1 〕（ P87）显然，卡西尔更为明确地说明了，正是人类创造的、由各个扇面构成的文化这一人类活动（非其他动物活动）的体系，这一符号宇宙，构成了人的突出特征，它是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标志。而人所具有的“人性”就正是由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文化扇面构成的。
可见，无论是对文化的广义解释或狭义解释，无论是中国的或外国的对文化之义的略有不同的表述，其互相认同之点，正如陈伯海先生《中国文化之路》所说：“文化即人化。”文化是人所创造的，无人，无从谈起文化；反之，无文化，人类也就不成其为人类了。对于这一共识，如果稍加引申，我们还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与“人”简直是二而一的。当然，这里的“人”不是物体存在意义上的人，而主要是精神范畴的人。所以，我们认为，“文化诗学”在“诗学”前冠之以“文化”，首先在于突出这一理论的人文内核，或者说，在于表明：人文精神是文化诗学之魂。
反过来看，从另一方面讲，正因为这些学人坚持文学是人学，他们就必然提倡“文化诗学”，就必然要求将文学置于文化之中做整体研究，必然将文学研究的中轴设置在文学与整个文化系统的关系上。因为，正如卡西尔所指出：“人性”何在？它存在于由文化的各个扇面共同组成的“圆周”上。如果不见圆周整体（文化），只见局部的点或线（文学），那么，就难于对“人性”及展示人性的文学有一个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了。
同时，尽管“文化诗学”这一理论术语是美国学人最先提出来的，但它对于我们中国学人来说，倾心于此论，可以说是我们民族长期文化积淀形成的文化基因使然。因为，自“诗三百”起始的中国古代文化，就充满了诗性精神，诗与文化的联系之紧密达到了整个文化被诗化的境界。从而，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论，和西方传统文化与文论相比较而言，就总体而论，显然带有更多的人文气息，而西方则更具科学色彩。所以，我们以为，坚持以人文精神为“文化诗学”之魂，也是对我们民族悠久文化和文论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这样，按照我们的理解，以人文精神为内核，就构成了“文化诗学”作为一门文艺科学的重要学理特色之一。
当然，“文化诗学”之所以要在诗学之前冠以“文化”，除了强调这一理论命题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之外，还由于它对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特别关注和特有认识。这表现在：
首先，“文化诗学”视整个文化系统为文学与社会联系的纽带，从而正确揭示了文学与客观世界的连接关系。同时，它更充分地估量了文学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的这一包容复杂、空间广袤的宏大中介——文化的重要地位，更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的历史承传性、中外交融性、相对稳定性和构成复杂性。
第二，“文化诗学”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出发来审视文学，运用丰富多彩、卓有建树的各个文化扇面的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文学。它用以观察文学的文化理论广及精神分析学、符号学、阐释学、结构语言学、性别特征学等等，具有视野的开放性、方法学上的包容性和鲜明的当今时代的时代性。
第三，文化诗学的落脚点是诗学——文学学，是一种文学理论，而不是泛文化理论。它是一种主要以文化系统与文学的互融、互动、互构关系为中轴来审视文学的理论和研究文学的方法。正是由于视文化与文学是一种互动、互融、互构的关系，因之，从文化诗学的观点看来，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在主要方面可以相互区别，但是难于截然分割。因为，在作为子系统的文学的自身规律之中，也蕴含着某些母系统——文化的共同规律。例如，什么是文学？我们说，文学既是对一定客观现实的反映，又是作家情怀的表现，更是一种审美创造。除了最后一点是文艺区别于其他文化扇面的不同之点外，前面两条认识也适合于对其他文化扇面的界说。又如关于文艺创作的特殊思维——形象思维的内驱力，我们说激情是其主要的纽带和内驱力，但又不应将情与理绝对对立，又不能绝对排斥、否定理性认识、逻辑思维在其间的作用，而逻辑思维则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文化扇面主要的思维形式。再如对文艺作品的美学欣赏，我们看到，文艺欣赏主要是一种审美判断，但在人们面对具体的作品实际进行的审美活动中，辨别是非的逻辑判断、辨别善恶的伦理判断也必然或明显或潜在地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如果能既充分重视文化各个扇面的基本区别，又在重视基本区别的同时看到：在文化各扇面的自身属性之中又是蕴含着某些文化的共性及各扇面之间的互文性的，既不因个性而否定共性和互文性，又不因共性和互文性而否定个性，而是从共性、个性既区别又联系的辩证观点出发去进行文学研究（包括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则或许能使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研究更全面、更深化。
总之，我们清楚地看到，至目前为止，关于“文化诗学”的学理认识及体系建构，在中外均处于初探阶段。但是，它必将在学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研究和相互切磋中不断深化，不断成熟。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是一次群力攻关的好的开始。本文这一“初探”就更是抛砖引玉了。
收稿日期：2001—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