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战略转型:新日美防卫合作指南相关行为分析_军事论文

日本国家战略转型:新日美防卫合作指南相关行为分析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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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日美发表的《安保联合宣言》, 是两国政治高层设计的跨世纪安全战略。1997年9 月发表的《新防卫合作指针》为两国军方界定了军事矛头所指范围和对象,核心是敲定了日本在“周边”如何配合美军行动。刚通过的新指针相关法案,则为实施“新指针”提供了法律基础。这危险的几大步表明,日本的国家走向、安全思想、军事战略及政治思潮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

在基本国策上,经济至上的中心任务被“政治大国”替代,这是新指针相关法案出笼的战略背景。战后长期以来,日本推行的是“富国,轻军备”的发展战略。进入90年代后,经济羽翼的丰满及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导致日本国家发展思想的重大调整。新政治保守势力认为,日本不应该是“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小脑袋恐龙”,而应修宪、强兵,走“普通国家”路线,其实质是要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当政治大国。这是日本国家战略的转轨,并由此决定联美入亚,把“突出军事”上升为“现阶段的大政治”。

在地区安全战略上,日本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提升战略地位,将军旗打出国门。以地区为中心观察可以看出,日本安全战略的前提是“周边事态”及“动荡因素”。在此逻辑下,日本对日美安全条约重新定位,对防卫合作指针重新定调。其“新”意主要有三:第一,主要功能从“专守”日本转为介入地区冲突;第二,日美军事合作空间从远东”拓展到“周边”;第三,对美合作从单纯提供军事基地的静态参与转为实战的动态合作,为此增加了40多项军事合作项目。《周边事态法》使日本得以“名正言顺”地贯彻新指针,日美同盟因之发生了部分质变,成为地区性实战同盟。日本不仅要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和资金援助,自卫队也将进入公海协助美军行动,日本政府和民间也要对美军搞后方支援。

在军事政策上,日本进一步增强军备,脱离和平轨道的危险性增大。新指针相关法案的出台,既是战后日本突出军事思潮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的结果,又是一条新军备扩建道路的开始。从70年代后期起,日本在美国压力与国内鹰派的动力作用下,加快了军备步伐。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加强军事力量。1981年铃木内阁提出了防卫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的承诺。1982年,中曾根内阁作出加强防卫力量,与美国分担安保作用的承诺。1983年中曾根访美时,扬言要使日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1991年4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艇战后首次被派往海湾,1992和1994年又分别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进入柬埔寨与莫桑比克,不断地实现零的突破。此次相关法案的出台更是拓宽了自卫队的“武台”。因为,当日本根据《周边事态法》认定周边“发生了”或“将发生”武装争端,美国绕过安理会动武时,自卫队将承担运输武器、弹药的“后方地区援助”及救助美军的“搜索救助行动”。从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情况看,现代战争很难区分前线和后方,参战即是军事力量的外向攻击反应。人们不禁担心,当日本觉得战争之矛不够长、不足以实战之用时,将是一轮军备更新的开始。

将对亚太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意味着日本地区战略角色的定位和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强。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双边同盟和前沿部署是其亚太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新指针相关法案所确立的新的对美合作体制表明,日美正在搞一个跨世纪安全工程,使冷战工具的日美同盟适应亚太安全新格局。这实际上是北约的“亚洲版”。

其次,日本和亚洲各国的信任关系除历史问题外,又进一步增加了不安全感。

此外,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通过,为“台独”或“独台”打气,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保条约中有一个“远东”概念,1960年日本将其定义为“菲律宾以北与日本周边地区,也包括台湾和韩国”。日本官方虽表示所谓“周边”不是地理概念,但内心都是肯定这一概念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不明确表示不包括台湾。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台海关系中的日本因素越来越浮出,台湾分裂主义势力认为日“想在台海问题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因而欢迎相关法案,这足以反映出这套法案严重伤害中日关系,与日本政府“一个中国”的方针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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