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组织对生产者质量控制的影响分析_农业合作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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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三聚氰胺”、“瘦肉精”、“假羊肉”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不仅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而且也打击了消费信心，损害了食品行业形象，降低了相关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了政府对食品市场规制的成本(周应恒、霍丽玥，2003；潘春玲，2004)，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其有效供给却明显不足，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农产品品质提升与安全保障，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影响农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农业产业组织也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家庭农牧场、养殖小区等新型生产组织快速兴起；农业合作社、种养协会等合作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涉农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建设基地等途径加强了农业生产的纵向协作。农业产业组织的新变化对生产者质量控制行为有什么影响？这是否有利于农产品品质的提高，是否有助于降低农产品安全风险？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学者们对农业产业组织与生产者质量控制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产业组织对农产品质量控制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吕志轩(2009)综述了食品供应链中的纵向协作理论，孙艳华、刘湘辉(2009)和汪普庆等(2009，2015)探析了紧密纵向协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蒋永穆、高杰(2013)对不同经营模式下农户行为及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数理分析。上述研究发现，提高供应链上纵向协作的紧密程度和农户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二是基于经验数据关于产业组织对农产品质量或农户质量控制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钟真、孔祥智(2012)研究发现，家庭式散养条件下生产的生鲜乳，其品质显著低于园区化养殖所生产的生鲜乳，但安全性显著高于后者；汪普庆等(2009)分析发现，基地农户所生产蔬菜的安全水平高于非基地农户；卫龙宝、卢光明(2004)和吴学兵、乔娟(2014)认为，合作组织对农产品质量控制意义重大，加入合作社对农户记录生产档案和养殖户执行休药期影响显著；也有学者认为，纵向协作对农户采用清洁生产行为(周力、薛荦绮，2014)、养殖户执行休药期(吴学兵、乔娟，2014)、农户农药和施肥行为(刘庆博，2013)等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吴秀敏(2007)指出，养殖户参加产业化组织并得到相关服务对其采用安全兽药的意愿有正向影响。

      食品质量是多种属性的组合，包括安全属性、营养属性、价值属性、包装属性和过程属性(Caswell et al.，1998)。按照是否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可以将食品质量的属性分为安全属性和非安全(或品质)属性(Antle，2000；钟真、孔祥智，2012)，这二者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因此，其规制机制也有所不同。但是，综合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目前生产者质量控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产品安全方面，而对农产品品质方面的研究较少。钟真、孔祥智(2012)以生鲜乳为例研究产业组织模式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时，将产品质量划分为品质与安全两个维度。然而，在实践中，很多农产品的质量检测受成本过高、技术不足等因素影响，难以提供准确的定量数据，从而制约了相关实证研究。虽然质量检测数据难以获取，但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质量控制行为却是可以观察到的，因此，对其研究仍是可行的，且更具普遍意义。另外，农产品质量是多环节生产过程的结果，但目前大多数研究只分析生产者质量控制的个别行为，鲜有考虑多环节的综合研究。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品质和安全均纳入分析框架，建立涉及多环节的指标体系，以肉羊养殖户为例，实证分析农业产业组织对生产者质量控制的影响。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说

      (一)概念界定

      马歇尔(1890)将组织作为能够强化知识作用的第四种生产要素，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企业内部组织；②同一产业中各种企业间的组织；③不同产业间的组织形态及政府组织等。目前研究中的产业组织多指上述第二个内容，即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或者市场关系。考虑到农业生产中存在农户、家庭农牧场、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各主体的生产经营与质量控制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农业产业组织定义为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主体组织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生产主体的产业组织特征既包含其主体本身的组织形式，也包括与上下游以及同类主体间的协作关系。

      (二)农业产业组织、农产品质量与生产者质量控制

      1.农产品质量与生产者质量控制。质量控制是生产者为生产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产品，对其要素投入和生产管理等过程进行的规范和约束。由于农产品质量包括品质属性和安全属性，因此，假定农产品质量(Q)是农产品品质属性(q)和安全属性(s)的组合。农产品品质属性是一系列品质控制(

)的结果，即q=F(

)；而农产品安全属性是一系列安全控制(

)的结果，即s=G(

，···)。假定

，即良好的质量控制行为有助于生产出质量更高的农产品。换句话说，在更好的质量控制条件下，生产者生产高质量农产品的概率更高。因此，可以通过研究生产者质量控制行为间接探讨农业产业组织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

      一般而言，食品安全问题的来源分为两种：一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行为人完全履行了法律与道德义务也无法避免的，例如，检测手段落后、某些动物疫病等；二是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行为人因利益驱动而在投入物的选择及用量上违背诚信道德而导致的(周应恒、霍丽玥，2003)。前一种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而后一种无论是在认知还是操作性方面，都是生产者进行安全控制的重点，包括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是否安全，是否过量使用，病死畜禽是否无害化处理等。由于食品是经过一系列生产加工运销环节最终才提供给消费者的，因此，食品品质也是这一系列过程中品质控制的结果。对于生产者来说，其品质控制既包括设施条件，也包括管理规范，既包括原料控制，也包括过程控制。

      2.农业产业组织对农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农业产业组织通过影响生产者质量控制作用于农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包括安全属性和品质属性两个方面。安全属性主要表现为信任品特性，在上下游主体之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易引发市场失灵，导致较多政府干预；而品质属性则更多地体现为搜寻品和经验品特性，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声誉机制以及纵向控制等机制予以约束，政府干预较少。食品安全问题虽然具有隐蔽性，但是，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涉事企业的信誉会严重受损，甚至给其带来毁灭性打击。因此，企业也通过加强原料和生产过程的安全控制以保障产品安全。

      生产者的主体组织包含多种形式，相对于庭院式养殖，养殖小区和养殖场(简称“场区式养殖”)的基础设施更完善，生产管理更规范，实施良好质量控制行为的能力更强。但是，场区式养殖对于兽药和加工饲料的需求更多，从而其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更大。生产者行为选择是对其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产品安全进行控制在交易时难以实现合理的回报，而产品品质则更容易实现“优质优价”。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生产者主体组织形式对其质量控制行为有影响。场区式养殖对生产者品质控制有正向作用，对生产者安全控制有负向作用。

      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每次交易为非重复博弈。而紧密的纵向组织可将非重复博弈变为重复博弈，加上长期合作中形成的信任等非正式关系，从而可以增强声誉机制的约束力(蒋永穆、高杰，2013)。随着纵向控制程度的加深，企业不仅能对产品价格、数量、交易时间进行控制，也可以对要素投入和生产过程进行约束。上下游企业为了获得稳定的客户市场或合格原料而与生产者订立契约(“企业+农户”)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合作社+农户”也是主体间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实践中合作社差异较大，或统一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或以生产管理和技术服务为主，这些都有助于农户突破自身认知水平、资源条件的制约，从而对其生产实行更好的质量控制。但是，当预期合作组织带来的收益低于其以欺骗、隐瞒等手段获得的收益时，农户依然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当某个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被其他成员发现时，合作组织对其的“惩罚”不仅包括将违约成员驱逐出合作组织，降低其未来收益，还包括将其排除在村社社交之外，降低其社会收益(蒋永穆、高杰，2013)。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主体间组织特征对生产者质量控制具有影响。与企业签订合同、加入合作社对生产者实施更好的品质控制和安全控制均具有正向作用。

      综上所述，生产者质量控制可以表达为以下函数形式：

      

      (1)式和(2)式中，

表示主体组织特征，

表示主体间组织特征，Z和X分别表示影响品质控制和安全控制的其他因素。

      (三)影响生产者质量控制的其他因素

      已有研究发现，生产者的质量控制行为会受到个体特征、生产特征、环境特征、认知水平、预期收益和风险态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周洁红，2006；吴秀敏，2007；胡浩等，2009；孙世民等，2012；刘庆博，2013；周力、薛荦绮，2014；吴学兵、乔娟，2014)。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生产年限等，生产特征包括生产规模、生产专业化程度、技术水平等。年龄较大的生产者学习和采纳新技术的能力较弱。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助于生产者改善知识学习和信息分析能力。较长的生产年限一方面有助于减少生产者因认知不足或技术操作不熟练产生的不良质量控制行为，而另一方面却容易使生产者依赖其长期的生产习惯，从而不利于良好质量控制技术的推广应用。生产规模扩大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也使产品售价微高带来的收益提升更为可观。生产者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所从事的生产对其收入影响越大，生产者在生产经营中会更重视风险降低和收益提高。生产者掌握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越有能力实行更好的质量控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个体特征和生产特征影响生产者质量控制。其中，年龄具有负向影响，生产年限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生产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对生产者实行更好的质量控制具有正向影响。

      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政策环境。收购方对农产品质量进行检测以剔除不合格产品，可以促使生产者加强质量控制。生产者技术选择空间取决于其面临的技术环境，掌握更多技术的生产者可能选择更好的质量控制技术。政府可以通过监管影响生产者的质量控制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4：外部环境影响生产者质量控制。具体而言，收购方抽检、技术环境和政策监管对生产者实行更好的质量控制具有正向影响。

      生产者质量控制行为受其对相关知识认知水平的制约。禁用的饲料添加剂与兽药、兽药休药期等知识专业性较强，农业生产者难以掌握，因此，认知水平较低的生产者容易在无意中产生不良的质量控制行为。生产者实行良好质量控制的成本是当期的，而收益是未来的，当成本一定时，生产者对提供高质量农产品的预期收益越高，越倾向于实施更好的质量控制行为。此外，风险态度也会影响生产者的生产经营决策。相对于风险厌恶者，风险偏好者会为了未来获得更高的收益，更愿意采取更好的质量控制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5：生产者认知水平、预期收益和风险态度影响生产者质量控制。生产者认知水平越高、预期收益越大和越偏好风险，生产者质量控制越好。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中国肉羊生产的重要区域，该市肉羊产业规模大、发展迅速，拥有多家饲料企业、屠宰加工企业，肉羊生产形成了多种产业组织形式，为研究肉羊产业组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的调查时间为2015年6～9月，地点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磴口县、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和乌拉特后旗，调查对象是随机选取的肉羊养殖户，调查方式为结构式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养殖户家庭特征、肉羊养殖要素投入、生产管理、产业组织、养殖户认知和政府政策等。问卷调查针对养殖户家庭中从事肉羊养殖的主要人员进行一对一访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1份，回收有效问卷186份，问卷有效率为92.5%。

      (二)样本描述性分析

      1.肉羊产业组织。庭院式养殖是农户传统兼业养殖形成的组织形式，而养殖小区和养殖场等场区式养殖是专业化、集约化肉羊养殖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各级政府的重点支持方向。因此，本文将主体组织形式分为庭院式养殖和场区式养殖。主体间组织主要体现在养殖户加入养羊合作社和与上游饲料企业或下游屠宰企业签订合同方面。样本中庭院式养殖户占61.8%，场区式养殖户占38.2%。所有样本养殖户中，加入养羊合作社的占24.7%，与屠宰企业或饲料企业签订合同的占14.5%。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服务主要是贷款担保、指导培训、疫病防治、统一销售、统一采购以及种羊串换和提供养殖场地等。养殖户与企业签订合同后，企业为养殖户提供的服务主要有贷款担保、采购优惠、指导培训、疫病防治、优价收购和养殖场地提供等，同时企业也在肉羊出栏体重、养殖档案、耳标使用、肉羊品种、防疫及兽药使用、饲养周期、病死羊处理等方面对养殖户提出规范性要求。

      2.养殖户质量控制。品质与安全控制是肉羊养殖户质量控制的两个重要维度。在品质控制方面，参考肉羊生产流程和肉羊标准化养殖示范场验收评分标准，本文认为，肉羊品质控制的关键点包括设施环境、生产管理、品种控制和饲料营养4个方面。在设施环境方面，本文选择“羊舍是否通风干燥、向阳透光”，“羊场水电供应是否能够满足养羊需求”，“生活区、生产区与粪污处理区是否相隔离”和“排水排污设施是否能够满足养殖需求”4项指标来衡量(下文中分别简称为“羊舍通风”、“水电供应”、“区域隔离”和“排水排污”)。在生产管理方面，本文采用“是否建有养殖档案”，“肉羊是否佩带耳标”，“是否定期防疫”和“能繁母羊、羔羊、育肥羊是否分舍饲养”4项指标来度量(下文中分别简称为“养殖档案”、“佩戴耳标”、“定期防疫”和“分舍饲养”)。品种控制方面包括“是否选择良种(巴美肉羊①)”，“集中育肥户购进架子羊是否为同一品种”和“自繁自育户的种公羊是否来自种羊场、公司、合作社和政府”3个指标(下文中分别简称为“良种采纳”、“架子羊”和“种公羊”)。饲料营养方面以“在配制或购买精饲料时是否将营养作为首要关心的问题”作为衡量指标。这些指标均将“是”定义为1，“否”定义为0，样本养殖户达到相关要求，代表其品质控制更好一些。

      在安全控制方面，考虑到养殖户对于是否使用违禁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等问题比较敏感从而具有隐藏真实情况的动机，因此，本文采用“休药期执行”、“病死羊处理”和“是否所有人员进入养殖区域前都要消毒”(下文中简称为“人员消毒”)3个指标进行度量。将基本或严格执行兽药休药期的定义为1，其他为0；将全部病死羊做无害化处理的定义为1，其他为0；将全部人员进入养殖区域前都消毒的定义为1，其他为0。样本养殖户达到相关要求，代表其安全控制更好一些。

      3.肉羊产业组织与养殖户质量控制。在计量分析肉羊产业组织对养殖户质量控制的影响之前，本文首先对不同产业组织形式下肉羊养殖户的质量控制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进行均值差异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分析发现，不同组织形式下养殖户在设施环境(羊舍通风、水电供应)和生产管理(佩戴耳标、定期防疫、分舍饲养)方面均表现良好，达标养殖户的占比均在89%及以上，而在良种采纳方面则表现较差，养殖巴美肉羊的养殖户比例均在13%及以下。

      (1)主体组织形式与养殖户质量控制。通过均值差异t检验发现：在品质控制方面，场区式养殖在设施环境(羊舍通风、区域隔离)和生产管理(养殖档案)方面显著优于庭院式养殖。在安全控制方面，场区式养殖执行兽药休药期的程度显著高于庭院式养殖，而在人员消毒方面优于后者但差异不显著。

      (2)主体间组织与养殖户质量控制。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在品质控制和安全控制方面的多个指标上均显著优于未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在品质控制方面，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在区域隔离、排水排污、养殖档案和种公羊4个指标上都显著优于未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在安全控制方面，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在人员消毒、休药期执行和病死羊处理方面都显著优于未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签订合同的肉羊养殖户在水电供应、区域隔离、排水排污、养殖档案、人员消毒、休药期执行和病死羊处理方面都显著优于未签订合同的肉羊养殖户。

      

      四、模型选择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前文的统计分析发现，不同组织形式下的养殖户品质控制和安全控制的多个方面差异显著，接下来本文通过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肉羊产业组织对养殖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具体影响。因变量的选择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选择前文的统计分析中在不同组织形式间差异显著的指标，包括羊舍通风、水电供应、区域隔离、排水排污、养殖档案、种公羊、人员消毒、休药期执行和病死羊处理；二是选择可以通过计量回归分析的指标，场区式养殖羊舍通风的比例，和签订合同养殖户水电供应满足需求的比例均为100%，计量回归时会自动剔除这两个变量，无法通过计量回归分析场区式养殖对羊舍通风，和签订合同对水电供应的影响，因此不将羊舍通风和水电供应作为计量分析的因变量。此外，考虑到肉羊养殖户品质控制的4个关键点中除饲料营养外，其余3个关键点均有指标满足上述两个方面，虽然饲料营养在不同组织形式间差异不显著，本文仍将其作为计量分析的因变量之一。因此，本文选择区域隔离、排水排污、养殖档案、种公羊、饲料营养、人员消毒、休药期执行和病死羊处理8个指标作为计量分析的因变量。自变量选择方面，除了产业组织变量，本文也将其他影响养殖户质量控制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具体的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考虑到这些质量控制指标均为二元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拟合。二元Logit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3)式中，

为第i个养殖户质量控制达到相关要求的概率，α为常数项，

是第j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n是自变量的个数。

是第j个自变量，涉及前文假说中提到的产业组织变量和其他影响养殖户质量控制的因素。对(3)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二元Logit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二)结果分析

      在模型回归之前，本文对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是否场区式养殖与养殖规模之间、专业化程度与养殖规模之间、初中与高中之间、禁用兽药和饲料添加剂认知与兽药休药期认知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大于0.5，可能存在多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所有自变量的平均VIF值为1.61，最大为2.79，因此判断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模型仍可以接受。本文采用Stata11.1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结果见表3。

      1.主体组织对养殖户质量控制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是否场区式养殖对种公羊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而对人员消毒和病死羊处理的影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负。这与假说1的预期一致。传统庭院式养殖户大多自留种公羊或者与周边农户串换，从而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得种公羊，而场区式养殖户市场观念更强，从而更愿意从种羊场、公司、合作社和政府获得高品质种公羊，以提升肉羊品质，增加销售收入。场区式养殖对人员消毒的概率较庭院式养殖低，可能的原因是，场区式养殖情况下人员更多更杂，难以对所有进入养殖区域的人员进行消毒。与庭院式养殖相比，场区式养殖情况下病死羊数量更大更集中，无害化处理成本更高，如果没有外部强制性要求，场区式养殖户更不愿意对病死羊全部无害化处理。

      2.主体间组织对养殖户质量控制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品质控制方面，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养殖户区域隔离和种公羊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对养殖户排水排污和养殖档案的影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安全控制方面，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养殖户进行人员消毒、休药期执行的影响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对病死羊处理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这与假说2的预期一致，表明加入合作社对养殖户从多方面改善品质控制和安全控制均具有积极作用。这与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是分不开的，调查发现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服务包含贷款担保、指导培训、疫病防治、统一销售、统一采购、种羊串换和提供养殖场地等，这些服务有助于养殖户克服自身条件的局限性，从而在生产中实行更好的品质控制和安全控制。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是否签订合同对饲料营养和病死羊无害化处理的影响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与假说2的预期一致。这说明，与企业签订合同有助于养殖户实现饲料营养方面品质控制和病死羊无害化处理方面安全控制的改善。养殖户与企业签订合同后，企业对养殖户提供肉羊养殖相关技术指导与培训等，提高了养殖户对肉羊饲料营养的认知水平，从而使养殖户认识到饲料营养对肉羊养殖经营效益的重要性。企业在为合同养殖户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对肉羊养殖进行相应的规范性要求，病死羊处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企业的要求与监督下，养殖户对病死羊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概率提高。

      3.控制变量对养殖户质量控制的影响。个体特征方面，受访者年龄越大，建立肉羊养殖档案的概率越低，从种羊场、政府等渠道获得种公羊的概率也越低；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受访者在休药期执行方面表现更好，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受访者在病死羊无害化处理方面表现较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好；养殖年限增长不利于区域隔离。生产特征方面，技术水平高的养殖户更愿意从种羊场、政府等渠道获得种公羊；养殖规模对饲料营养和人员消毒具有正向影响，对种公羊的影响为负。专业化程度对休药期执行有正向影响，但对养殖档案的影响为负。环境特征方面，技术培训对排水排污的影响为正，收购方抽检有助于促进养殖户人员消毒。认知方面，养殖户对兽药休药期的认知有助于促进养殖档案建立和休药期执行。收益预期与风险态度方面，收入影响预期对人员消毒的影响为正。上述计量分析结果除专业化程度对养殖档案的影响，与养殖规模对种公羊的影响外，其余结果与前文假说3、假说4、假说5的预期相一致。专业化程度对养殖档案影响为负，可能的原因是，从事兼业化经营的人(尤其是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养羊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较低，但往往对生产的成本收益更加敏感，从而更愿意建立养殖档案，为成本收益核算提供便利。养殖规模对种公羊的影响与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只从事自繁自育的养殖户规模相对较小，而规模较大养殖户多以集中育肥为主，种公羊对其重要性较低，从而改善种公羊品质的积极性不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内蒙古肉羊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产业组织对生产者质量控制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主体组织对生产者质量控制的影响是混合的，相对于庭院式养殖，场区式养殖在品质控制方面做得更好，但在安全控制方面却做得相对较差。其原因在于，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羊肉品质属于“显性”指标，即人们通过观察、品尝可以大致判断羊肉的品质状况；而羊肉质量安全属于“隐性”指标，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能通过感官判断羊肉是否安全。养殖户对羊肉品质的改善比较容易获得市场回报，而质量安全改善方面的信息透明度差，让消费者相信并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难度大。因此，养殖户对肉羊品质的控制好于对安全的控制。其次，紧密的主体间组织对生产者质量控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入合作社对养殖户品质控制和安全控制的多个方面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企业签订合同对养殖户饲料营养和病死羊无害化处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肉羊养殖户无论是加入合作社还是与企业签订合同，除了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和价格优惠等好处外，还必须遵守合作社和企业所提出的一系列品质要求和安全要求，因而提高肉羊产业组织化水平有助于羊肉的质量控制。最后，养殖户个体特征、生产特征、环境特征、认知水平和预期收益也会对其质量控制行为产生影响。家庭养殖是肉羊产业的基础和最基本的生产形式，因而羊肉的质量控制需要从养殖户做起。只有提高养殖户的素质，羊肉质量控制才有保证。

      本文研究结论对肉羊产业政策及组织主体行为的启示如下：第一，由于肉羊生产规模化、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羊肉质量控制，因而政府应该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过财政、土地规划等措施提高肉羊养殖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第二，由于羊肉品质和安全的属性不同，因而质量控制的机理也有所差别。羊肉品质具有搜寻品和经验品特性，品质控制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通过质量认证和品牌塑造来实现；而安全控制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特别是在重大疫病防控、病死羊无害化处理等方面，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第三，由于相关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实力不强，养殖户一般也都是弱势群体，因而政府除了在资金等方面予以支持以外，还应该通过培训提供繁育、营养、疫病防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对养羊户给予技术指导，提升他们主动控制质量的能力和意识。

      ①巴美肉羊是巴彦淖尔市经过多年培育而成的适于当地生长的肉用羊优良品种，其品质较当地一般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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