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德育观与国民性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德育论文,张伯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07)04-0096-04
戊戌变法前，严复首先提出，国民性是决定社会进化程度的基础，并指出，中国欲图振兴，重在治本，本治则标立。所谓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备，才能实现政治变革，解除民族危机。他把国民素质提到“本”的高度。[1]辛亥革命时期，更多的人将视角转向国民自身。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代表。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张伯苓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南开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较早地认识到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虽然没有从政治革命层面上解决国民性改造问题，但是，在教育实践中，他把开发民智看得与更新民德同样重要，从而改变了20世纪初国民性改造思潮中重德轻智的倾向，在诸多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中独树一帜。他的德育思想与改造国民性直接体现在他的“南开”教育实践中，并成功地把私立南开大学办成了国内外著名的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一个方向”。[3]。
一、张伯苓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
近代以来，物质层面现代化的不断失败和政治制度层面改革的失败，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从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所在，他们终于认识到，单纯的科技和制度的引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首先培植适合的“土壤”。只有培养具备文明健康心态和近代资本主义素质的国民群体，中国才有可能顺利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张伯苓早年作为清末北洋海军的一名士兵，直接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这使他深感“海军救不了中国”[4]。他曾痛苦地回忆：“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5]243他认识到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5]47。“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5]74经历了从“武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的思想嬗变后，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改造人进而救国的事业。
张伯苓的“教育救国”思想，从深层次上说，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基于“救国必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则先改造人”的教育理念，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非常自觉地把“教育救国”与“改造国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对当时的国情洞察入微，尤其对民国初年的各种腐败现象、国人麻木不仁和一盘散沙的状况，深感痛心。面对一般民众的消极现状，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的途径，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大声疾呼：“夫中国当此千钧一发之秋，所恃者果何？在恃教育青年耳”[5]32；“欲与他国争衡，最紧要之方法，亦惟归诸教育”。[5]1同时，他意识到，振兴中华的希望绝不能寄托于军阀和官僚，“将来中国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5]110；“今吾中华民族所最缺乏者，能引领全族出此迷津之领袖。南开大学即造此领袖之所望。”[5]98显然，一种沉痛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已经深刻地印入到他的教育理想之中，他已经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化成不断开创教育新局面的巨大动力。
基于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目的，张伯苓一开始就认识到教育是改造、培养新人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在他的教育理念和因此产生的所有办学经历中，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实际上，他是试图解决中国一个重要的时代性主题之一，就是“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即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人在精神上、身体上乃至思维方式上的种种传统陋习，使之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和世界进步文明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德能并重，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张伯苓改造国民性的理念集中体现在他为南开大学制定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中，这个校训凝聚了他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取向。他认为新的人既要有公德，又要有能力，德才兼备，与时俱进，每日每月都有新的变化。按照张伯苓的本意，他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6]“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5]247
张伯苓把现代人才应具备的素质归纳为“公”、“能”二字，倡导“公”“能”教育，并把它作为南开校训，就是强调南开教育的宗旨既要培养学生“公而忘私”、“爱国爱群”的道德观念，又要训练学生“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为国效力的能力。张伯苓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所以，南开教育最为注重学生道德品质、公德意识的养成。他倡导的“允公”是“高瞻远瞩”的大公，不是自私的本位主义的“小公”；他倡导的“允能”包括丰富的内涵，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现代化理论和实际工作能力。他倡导“日新月异”，就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7]。
“允公允能”是张伯苓践行改造国民性教育思想体系中的精髓。其中，他首先重视的就是“公”的教育。这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来讲，切中了要害。张伯苓指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一个“私”字，“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只有个人，不知团体。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5]247。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公”的涵义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他强调通过培养“爱国心”、“自觉心”及“合作”、“诚信”“公平”、“负责任”、“有毅力”、“专注”等精神气质，使封建的“臣民”演变成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张伯苓之所以在教育中强调“为公”为先，是因为他认为在当时国人的五种弊病中“私”最为可怕，“私是五大魔之首”，因为“私能破坏一切，它能使你忘了民族，忘了国家；它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它能使你甘心为恶而可以悍然不顾一切；它能使你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自私’实在是中国民族一种最大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若是不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人非当亡国奴不可！”1927年，他曾反思道：“我以前终以为中国之积弱只是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迨之近来，经多方之观察，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9]所以他认为当务之急，便是使人民团结起来，相互合作，有组织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他说：“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渝。余敢断言，将来做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为公’二字。”[5]56
改造中国从人开始。根据多年观察，张伯苓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有五大弊病：“弱”、“愚”、“贫”、“散”、“私”。“上述五病，实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才，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8]306如何“医治”这五大病症，是张伯苓确定教育目标和方针的立足点。他基于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目的，在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着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他认为教育能改造人，就是要通过教育尽可能地去改变国人的这些垢病，最终“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9]他在自传里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以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8]305为此，张伯苓说：“本校成立之初，即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张伯苓改造国民性的教育思想进一步深化，他更强调个体之间的团结互助，强调精神气质的培养，认为教育之目的在“为己为群”。他指出：“我以前终以为中国之弱，是只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并且想以我们四百兆之众，苟有一天能与外人一人抵一敌，则中国之强可翘首以待。故一向对于教育方式，都按此目标进行。怠至近来，因经多方观察，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能力，而在个人缺乏合作精神。”[9]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使人民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负责任肯牺牲，没有名利之思，不做意气之事，什么事都以国家为前提，如此人才，将来组织政府才能使政途清明，政治巩固。这正是我们训练的目标，也正是我们南开的新使命。”按照这种理念，张伯苓认为南开教育的宗旨应“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他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对症下药：注重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化知识；注意精神的修养，向深处培，向厚处培，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择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广大，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世界。”[5]155
三、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
与蔡元培从“思想”、鲁迅从“文”改造国民性不同，张伯苓更强调从“能力”上改造国民性，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张伯苓最初致力于教育的动因，就来自“能力”问题。后来经过多方考察和深刻反思，他进一步感到国人既缺乏国家观念和团体精神，又缺乏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能力。“吾人细察吾国现时情状，知中国所最感缺乏者，厥为有‘现代能力’之青年。”[10]于是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
(1)依据“允公允能”的教育目的制定培养人才的基本方针。为了革除中国人的“五病”，张伯苓进一步提出了五项具体的教育改革方针。他主张改造国民性的教育：第一，必须完善人的体格，使其宜于做事；第二，必须以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训练青年；第三，必须使学生能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生活，共同合作；第四，必须感化每一个人都有为国效劳的精神；第五，必须培养救国力量。他要求把这些理念和精神灌注于学校的整个工作当中，成为学校不可分离的部分。1928年张伯苓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要服务社会的理念。“方案”明确提出要“知中国”，即认识中国、熟悉中国，包括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从时代和世界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水平；“服务中国”，即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生产，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归根到底，解决中国问题要靠科学、靠人才，即建立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知识体系，培养通晓中国问题、愿为中国独立富强献身的科学人才。
(2)提倡科学教育，灌输新思想，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素质的人才。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倡科学、开发民智、以促进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他在《访美感想》中认为：“今后教育当(一)尚实(勿虚)；(二)尚理想(勿妄)；(三)按科学法教之做事；(四)当利用物质，利用科学，学科学当学其方法，如观察、实验、公式等；(五)当学组织；(六)当学社会科学，即打破旧家族制度，而成国家。”[5]92根据南开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张伯苓重视向学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个人能力，学以致用。办学伊始，张伯苓就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的培养。他指出：“我国科学不发达，物质文明远不如人。故苓办学之初，即竭力提倡科学，其目的在开通民智，破除迷信，藉以引起国人对于科学研究之兴趣，促进物质文明之发达。”[10]张伯苓为早期南开大学创设了理学院、工学院，建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及电机、化工等应用科学技术系科，强调学习和跟踪世界科学发展的潮流。正是经过科学精神的洗礼，南开涌现出如周恩来、梅贻琦、陶孟和、喻传鉴、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刘东生、叶笃正、朱光亚、周光召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南开就有9人。
(3)以体育和校园文化活动作为载体，培养国民现代道德精神。重视体育和校园文化活动是张伯苓改造国民性教育思想中一个极富于光彩的部分。特别是，张伯苓把体育看作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教育精神应以体育为骨干，“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5]258为此，他在南开设立了体育课，并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南开大学规定，“须习满三年规定正科体育课程者始能毕业”。他对体育的重视，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但是，张伯苓并不是单纯地强调体育，而是更看重体育在道德培养中潜移默化，即“体育与品德”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体育运动应当不仅仅是单纯的锻炼和竞技活动，更应当是塑造和培养学生优良道德品质的“利器”。体育在培养同学之间的密切合作、以集体为重的精神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功效，有助于消除中国人的偏私弱点。他经常说，体育运动能使“学生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的精神。这正是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
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在南开这块民主与科学的土壤中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从举世钦敬的革命伟人到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从读书万卷的文苑大师到为国争光的体坛虎将，都是南开培养的。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大学十讲〉教育史上的奇迹——阅读南开》中评价说：“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氏家塾的六个学生，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考虑到这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11]
四、结语
新的世纪，教育应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宗旨。张伯苓的德育观及其改造国民性的教育实践，不仅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教育确立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培育高素质的人才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培育人才为国家、为社会、为经济发展服务。张伯苓办教育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德育为先、德能并重的教育理念改造国民性，培养具有现代精神和“现代能力”的人才，实现救国和民族振兴的理想，“以教育力量使中国现代化”。张伯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熏陶人格是根本”、“爱国是培养人才第一要义”、“培育学生的‘现代能力’”诸多方面，无疑给当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养分。
第二，重视素质教育。张伯苓改造国民性的教育理念寓于他的教育实践中，他提出了德、智、体、美、劳、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将其严格地贯彻到教学中的各个环节。通过高质量的教学、严格的组织纪律、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仅使学生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丰富了学生的视野，陶冶了情操，开发了学生的各方面潜能，成为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我们如何培养优秀人才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
第三，培养具有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之“现代能力”的人才。张伯苓一生办学就是为了培养现代人才，他重视德育，重视国民性改造，把“造成具有‘现代能力’之学生”作为人才培养目标，着力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和团体精神，具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能力的人才。这对当今我国大学教育如何为国家培养具有完善社会、造福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而且具有较强的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