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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多年来学界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重点 1991年12月25日，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轰然倒塌，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执政70多年，拥有上千万党员的苏共更先行一步垮台。苏联解体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之谜：苏联这样一超级大国为什么会解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又是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学界在对苏联解体原因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持续研究，截至目前，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答案似乎找出了十几甚至二十几种，但核心观点主要是两种，即“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说”以及“苏联领导人错误说”，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持己见，这也是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研究中对立最深刻、分歧最多、争论最大的一个焦点，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争论，比如说，苏联解体是否具有必然性、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等。总的来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以及苏联解体的影响是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重点所在。 1.关于制度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所谓体制问题导致苏联解体，即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及其长期得不到纠正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历史特殊性与合理性，但这种带有特殊历史痕迹的模式也有着深刻的弊端与历史局限性，在时代环境转变后需要适时进行革新，然而改革却一再延误，苏联模式本身也缺乏这种纠错机制，随着时代发展逐渐丧失了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①。戈尔巴乔夫错误改革只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戈氏改革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斯大林模式弊病太深。那么，这种导致苏联解体的斯大林模式到底错在哪里呢?这种错误的性质如何，是否真的不可以改革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评价与看待斯大林模式呢?这些都是学界历来研究与讨论的重点。 (1)“斯大林模式”到底错在哪里 “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错误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外交等各个领域。首先，政治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以党代政，在干部的选用上采用直接的干部任命制度，特权主义与官僚主义严重，监督机制软弱低效，法治地位极其低下。其次，经济方面，国家行政计划包揽一切，排斥市场经济，忽视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第三，思想方面，领导人言论绝对化、神圣化，个人崇拜严重，采用高压和行政手段控制公共舆论，整个社会极度缺乏创新。第四，外交方面，强行推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结果严重损害自身以及东欧国家的发展。 (2)“斯大林模式”是否不可改革 不少学者都一致认为“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与缺陷，那么这种弊端是否可以改革呢?对此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不可改革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制度性因素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而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丧命，改革瓦解了现存制度，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②。与此同时，这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就在于改革前的斯大林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无从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也只是苏联解体的诱因，与苏联解体并无必然联系，只是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言外之意，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就算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解体也是早晚的事。 然而，不少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可以改革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从根本上来说，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必须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找准弊端，用对方法是可以改革好的，苏联解体也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病根在于极“左”思想和路线以及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苏联改革本应该从解放思想入手，实行正确的改革路线，在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与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改革僵化、封闭的体制，苏联未必会解体③。只是改革一直延误，且最终因为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原因而未能采取正确的方式挽救苏联，导致苏联的崩溃④。也有学者从“加速战略”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来反证苏联模式是可以改革的，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苏联体制不能改革而灭亡⑤。 (3)“斯大林模式”姓不姓“社” 关于苏联所建成的“斯大林体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学界也存在争论，或者肯定苏联建成的是社会主义，或者否定，莫衷一是。 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联所建成的“斯大林体制”是姓“社”的，是不完美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学者认为在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时，要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分开来，“斯大林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同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苏联建成的制度根本上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只是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当中存在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弊端⑥；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的东西，只是“斯大林模式”自身个性方面是有缺陷的，是欠完美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式⑦；有学者从《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认为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实证明“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建设社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只是不是完美的模式⑧。也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其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超越了在他之后的所有后继者，他所创造的斯大林模式是姓“社的”⑨。 持相反意见的学者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实现模式的区别入手，认为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相背离的，在比较列宁与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候进一步提到，列宁在经过挫败之后，重新认识到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长期的，形式是多样的，而斯大林则固执地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顾苏联国情，极力缩短过渡时期，因此，斯大林模式与列宁晚期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轮廓是不相同的⑩。甚至也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彻底的反社会主义的，是要被彻底否定的，苏联解体是历史的必然与进步。 (4)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 学界关于“斯大林模式”是非功过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分歧。目前学界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主张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认为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完全失败，“完全背离社会主义原则，苏联的解体也是合乎历史必然的选择。这类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的观点主要存在于苏联解体初期以及部分学者。目前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不应完全否定斯大林及其模式，认为应客观的看待斯大林模式的产生及其历史影响。 第二种主张辩证地看待斯大林的功过，既要看到成就也要看到失误，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11)。这种观点主要考虑“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与特殊背景环境，突出强调“斯大林模式”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斯大林模式”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根据时代的转换而做出根本的变革与调整，使得原本所拥有的优越性一点点丧失，导致模式的弊端越来越严重，成为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12)。另一类认为斯大林模式过大于功。主要强调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及其对苏联解体所产生的根本影响，认为斯大林模式确实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最终还是毁掉了苏联。其中《苏联兴亡史论》这本书第一次提出并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内容、特征以及实践当中一直没有改革掉弊病四个方面论述了斯大林过大于功(13)。 第三种观点则是对斯大林模式不做总体评价，只做具体分析与评价。如有学者提出了“两框架五层面说”的观点，认为斯大林本身就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人物，他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制度，因此，要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斯大林的功过，从不同的角度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一把斯大林定位为苏联国家领导人、国务活动家，从这个框架来看，他是功大于过的。第二把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从这个框架来看，他是过大于功的。”(14)也有学者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相区别的角度来看待“斯大林模式”的是与非(15)。 2.关于领导人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从领导人因素分析苏联解体，主要强调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在推行改革时走的是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引发全社会的危机，导致苏联解体(16)。同时强调，斯大林体制问题与苏联解体没有必然联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变成“改向”，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17)。也有学者认为，苏共领导人拒绝真正的改革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致命的错误(18)。 (1)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主要错误 首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苏联的改革过程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共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其次，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苏共领导人在政治改革上搞多元化，照搬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极大削弱苏共的力量，彻底放弃苏共的领导权力，放弃党对新闻媒体等舆论界的领导权，造成当时国内思想理论界的混乱，开启了苏联解体的思想闸门(19)。第三，放任西方的“和平演变”。对西方的颠覆和演变缺乏足够的重视与防范，“新思维”改革也迎合了反共反苏势力的胃口，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引发了苏联国内的思想混乱、政治动荡。 (2)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性质及评价 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学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成功的。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结束了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军备竞赛带来的不安稳因素，也使苏联国内摆脱了错误体制的弊端，开启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国内学界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改革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主要是在看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性质有着较大的分歧。大部分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失败的，赞成、赞扬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人很少。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反社会主义的“叛徒”，其改革的初衷与动机就是为了要换掉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有学者提到，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时候，曾经明确指出“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也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替换掉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表面上看改革的“新思维”是为了改革当时苏联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实际上，新思维的提出只是为了骗取当时社会的信任，减少改革的阻力。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老牌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变种，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是积极的，改革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改革之所以失败，是改革难度太大以及方式方法的错误。有学者认为，当时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斯大林模式改革的必要并决心采取措施改良社会主义，但当时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当时苏联的现实情况估计错误，加上苏联社会内外矛盾的积累，特别是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再延误改革，使得戈尔巴乔夫接手时期的苏联改革难度太大，很难改好。戈尔巴乔夫主张放弃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也是正确的，因为那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是为了与美国霸权相抗衡，此外，他主张从经济方面改革入手也是正确的，其“加速战略”也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也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导致苏联解体的这种“叛徒论”是一种谬误，唯物史观不否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是，把某个重大的历史事变的发生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如果单纯地将苏联解体原因推结到一两个人物背叛是荒谬的，是历史唯心主义，并且强调，应该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21)。 3.苏联解体是否具有必然性 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是必然的，主要在于苏联模式的严重弊端不可改革，内在矛盾不可调和，苏联必然解体；也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本身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苏联解体也成必然。 然而，大部分学者认为苏联并不必然解体。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内外因素促成的“革命形式”，是国内外反对苏联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一步步摧毁的苏联(22)。也有学者认为通过改革解决苏联体制的弊端，是可以避免苏联解体的，但可惜的是改革时机的延误以及领导人改革路线、方式方法的错误导致改革彻底失败，苏联亡党亡国。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关于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探究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的争论可直接推断出苏联解体是否具有必然性。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定性问题以及是否不可改革的问题直接涉及苏联解体是否必然的问题。如果认为斯大林模式背离社会主义，不可改革，那么苏联必然解体；如果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以改革好的，那么苏联走向资本主义就是戈尔巴乔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苏联解体并非必然。 4.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苏联解体的影响也是学界研究的一大重点，关于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看法也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影响的判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是历史的进步。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不少以西方为首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人士拍手称快，认为苏联解体宣告社会主义时代的结束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到来，苏联的解体顺应了历史潮流，是历史的进步；也有少部分批判斯大林模式且认为其不可改革的学者认为有严重弊端的“斯大林模式”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从摆脱斯大林模式弊病的角度来看是进步与解放(23)。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苏联解体是历史的退步。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巨大的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苏联解体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挫折(24)，也有学者认为，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苏联解体是绝对的悲剧，这一点是研究苏联的起点(25)。因此苏联解体无论是从苏联国内还是对国际社会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是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极大挫折。 二、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研究的突出特点 1.研究领域日益宽广、成果日益增多 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早期侧重于政治经济领域，后来逐步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宗教、心理、外交、全球化、科技等方面，几乎囊括了所有研究领域。从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入手，自然会有不同的研究结果，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研究当中出现了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观点。“斯大林模式弊端说”“苏共蜕化变质说”“西方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宗教矛盾说”“经济落后说”“对外政策失误说”等，有学者把这十几种观点归纳为八类：领导人(集团)方面、政治管理方面、经济发展方面、西化方面、政党管理方面、制度安排方面、社会管理方面、其他方面(26)。也有学者将苏联解体的原因概括起来分为三类，即外部因素、体制因素、领导人因素(27)。 21世纪初，多位研究苏联历史领域的专家发表了三部全面介绍苏联解体的大作，如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周尚文、叶书宗的《苏联兴亡史》，陆南泉、姜长斌、徐葵的《苏联兴亡史论》。这些作品大体上是以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为时间脉络，从政治、经济、民族、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全方位研究苏联兴亡的历史，内容丰富而全面，理论性强、奠定了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研究的基础。 相关学术交流频繁，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专门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中心与各高校中教学机构都纷纷展开了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开展了多场以探讨苏联解体原因为主题的大型论坛与大型学术研讨会，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2.研究结论经历了不理性到相对理性的阶段，但总体研究的客观性还有待提升 苏联解体事件本身特别复杂，导致其解体的原因也众说纷纭，在解体之初，出于震惊、困惑，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叛徒论”流行，不少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叛徒，伟大的苏联的解体就是毁在他一个人手里。这无疑夸大了历史人物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苏联历史的很多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也越来越趋于理性化，不少学者开始同情与理解戈尔巴乔夫，理智客观的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于苏联解体的关系，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改革之所以失败也都是有原因的。但学界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与苏联解体的关系的看法上仍然争议很大。 另外，在有关斯大林功过的评价问题上也从早期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到现在的辩证看待斯大林的功过，具体分析斯大林及其模式的成就与错误，经历了一个不客观到相对客观的阶段。 总的来说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走过了不太理性到相对理性的阶段，但整体上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最大的表现莫过于“体制决定论”与“领导人因素论”两种观点的严重对立。由于苏联解体事件影响重大，事关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辩论以及影响的辩论，事关当今的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如何把握当下并预测未来，使得学界在具体研究中增添了不少个人情感因素与意识形态色彩，研究所需要的客观公正性相对缺乏。 3.重要问题争论多、分歧大，缺乏必要的一致性 苏联解体事件非常复杂、影响非常深远，国内外学界对此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但目前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的解体，学界对此还没有得出统一的意见，如果不能实现应有的突破，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研究的分歧与争论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一方面在有关苏联解体的很多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比如：在根本原因的探讨上，到底是体制问题还是领导人的问题导致了苏联解体的争论最大。与之相关的又比如，苏联的解体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苏联的解体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斯大林模式能不能改革，等等，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又牵扯出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争论。 另一方面，众多学者在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具体过程中对所使用的一些相关的具体的基本概念的理解与界定有分歧，比如，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内涵，学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对此作了总结，认为第一类是持否定态度的“斯大林模式”，如“专横官僚式”“备战式”；第二类是持批判态度的“斯大林模式”，如“行政命令式”“早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类认为是特殊的共产主义社会，例如，“极权式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28)。 在学术研究中，“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本是好事，真理总是产生于思想火花的碰撞中，但这种争论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争论的最根本的立场还是要保持一致，否则变成一种口水之争，就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研究所产生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这与苏联解体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学者们不同的考量相关。 4.具体研究中的全面性、独立性与组织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益成果，但在具体研究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关于苏联解体研究的客观性、独立性、组织性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研究结论的全面性与科学性不足。苏联解体因其突然性震惊世界，但也因其复杂性困惑世界，苏联解体所涉及的事件与人物相当复杂，准确把握与研究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这几十年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在评价苏联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时候存在不少极端乃至带有偏见的言论：要么过分强调斯大林模式的错误，错到不可改革，只能消亡，对于斯大林模式否定的越彻底越好；要么就是过分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叛徒，要对苏联解体负根本性责任；另一方面，在对待苏联历史问题时，存在歪曲历史事实或者任意剪裁历史事实的现象，这就严重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二是研究的独立性不够。社会科学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或多或少打上政治的烙印，但不能为政治而学术。在苏联解体的具体研究中有的不是为了去探求苏联解体的原因，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而是为了批判某种社会制度，或证明某种社会制度更有前途与未来，因此，研究笼罩较深的感情色彩与意识形态色彩，缺乏研究的“真命题”，很多热点问题反反复复不断研究，却没有实现应有的突破。 三是研究的组织性不强。苏联解体本身是一个国外事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对象，但学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跨国界、跨学科研究力度不够，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国内外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工作与任务缺乏整体规划与必要分工，研究力量缺乏整合，组织性较弱，研究处于零散状态，不少低水平之作反复出现，关于苏联解体研究的组织性有待提高。 三、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不可否认，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关于苏联解体的很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根本原因的探讨上，一直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泱泱大国，为何悄无声息地解体，无论是对于已经解体的苏联也好，还是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好，都缺一个交代。另外，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也充斥着不少低水平之作，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严重，无疑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关于深化苏联解体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建议： 1.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要遵循三原则 一是要抓住苏联解体事件的本质。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已经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当中除了个别极端言论以外，基本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苏联解体的某方面原因。但是研究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浅显的表层原因，而是要真正抓住苏联解体事件的本质，找到苏联解体的最根本、最深刻、最关键的原因。目前真正能够涉及苏联解体事件与本质规律的理论却只有两种，即“体制决定论”与“领导人错误论”，其他相关说法都是从属于这两派观点。因此，学界在探求苏联解体原因的时候，务必要抓主要矛盾，抓住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项的本质，减少一部分重复研究与资源的浪费。 二是看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针对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研究中存在的部分极端性、不全面性观点，学界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提升相关方面的研究水平，即在全面客观的掌握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整体性的研究，既要看到成就也要看到错误，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例如全面评价斯大林及其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以及如何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等，这些问题都是关系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直接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研究成果，因此，客观而又全面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既要看到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也要考虑其弊端与缺陷，真正做到客观公正。 三是要尊重历史，“论从史出”。在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上，不光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全面地看待苏联解体问题，还要要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苏联解体的相关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首要的就是把该人物或该事件放到当时当地的环境中去考察，与当时当地的国际国内情形相结合来考虑，尊重历史，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切忌断章取义，抓住某一段历史事件或某个人物的问题就大做文章，切勿用当前的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标准去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例如评价斯大林模式，首要的就是要将斯大林模式放到该模式产生的时代，结合当时苏联的国际国内环境思考苏联模式产生的特殊性与历史合理性，在这个基点上再来看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与缺陷，对斯大林模式做出客观评价。 2.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要实现“三个突破” 一是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研究产生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即“制度因素论”与“领导人因素论”，前者强调制度问题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并且认为领导人因素只是浅层次的，直接的因素，只是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后者则极力强调领导人应对苏联解体负主要责任、决定性责任，认为苏联模式本来可以经过改革继续下去，结果却被苏共领导人的失误而搞垮。可见，两种观点存在根本分歧，并且衍生出了一系列争论，比如说，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斯大林模式能不能改革，戈尔巴乔夫是不是叛徒等，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的讨论总体处于争议状态，目前未有定论，将来也有可能将这种争论延续下去，对于苏联解体本身也好，还是对于想要吸取教训的后来者们也好，无疑都是不利的。那么，怎样来结束这种争论呢，笔者认为，当下的学界应该换一种思维，可以试着去打破这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制度因素论”还是“领导人因素论”，这两种派别的确各自有各自的合理之处，但过分地强调哪一类因素、忽视另一类因素都太极端，学界应放下这种完全对立的思维，一方面，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都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改革，但具体怎么改革也很重要；另一方面，也确实需要考虑苏联改革的难度以及改革时机的一再延误，这些都可能影响改革的时效。总之，过分地强调某一种观点都不利于当前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学界应该重视，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指引当前社会的发展，那么，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重在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获得自身发展的启示，因此，突破这种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是要突破意识形态的偏见。有人认为，目前我们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29)。一方面，在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出现了一系列极端的观点，“戈尔巴乔夫叛徒论”“十月革命原罪说”“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说”“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说”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原因，在如何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其他具体问题上以及苏联解体影响的看法上也有十分极端观点的存在，如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西方世界认为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对抗中失败的结果，认为社会主义终将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抗衡，“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进步”，提出所谓的“宿命论”。这一系列观点提出的目的无外乎是要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反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言论与观点都是不科学的。 要真正突破当前研究工作的争论与分歧，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场上来开展学术研究。自觉反思所提出的观点、所发表的言论是否真的符合客观事实，是否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要突破“依附式”“反证式”研究。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所在，这是由于苏联解体事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原则性问题。众所周知，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为样板，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此中国最终选择了改革。当下如何看待中国进入攻坚阶段的改革的具体做法以及改革的未来，似乎也与苏联问题的研究大有关联之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苏联解体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回答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问题，因此，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是学术界的焦点，也是政治界所密切关心的，国内外学界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存在的不少问题：一方面不少学者喜欢用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去推断苏联解体的原因，只要某一个时期中央强调什么，学界就以此为视角去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是中央所强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于是就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借研究苏联解体来反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认为苏联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中国通通处理好了，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实际上这种“依附式”“反证式”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与国内政治现实高度关联，实际上远没有深入的去探讨苏联的实际情况，只是一种空洞的、喊口号式的研究，与真正的学术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除了增加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本质的难度，浪费学术资源以外，不会有实际意义。学术研究的确要成为政治经济发展的智囊团，但前提是这种学术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与规律，具有实际效益的研究，如果缺乏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那学术研究只会离政治越来越远。 四是对相关重要概念和史料在研究上要有突破。首先是对基础概念进行界定与统一。目前学界关于苏联解体研究众多分歧的原因之一就出在对基础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之上，有些学者在尚未弄清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就开展研究，自说自话；也有学者在对他人学术成果把握不准的基础上轻率的开展与他人的争论与争鸣，从表面上看，学术界热闹非凡、大放异彩，实际上这种争论是无法得出最终的结果，且只会加深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误解，增大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难度。 因此，为了减少或避免无谓的争议，目前学界要集中力量，对苏联解体的相关基础性概念进行界定与统一规范，在统一的学术平台上进行研究，减少研究的分歧。比如说关于“苏联解体”含义的界定，“苏联解体”与“苏联剧变”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二者不能等同，“苏联剧变”的含义要大大宽于“苏联解体”；又比如说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界定与用词的规范，“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苏联模式”等这些词的具体含义以及区别在那里，是否可以等同使用?有学者认为，在苏联存在的多年里，一共有过两种基本模式，也就是说，“苏联模式”与“斯大林模式”不能等同，“斯大林模式”是包含在“苏联模式”之内的，因为“苏联模式”既包括被斯大林所推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又包括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及其延续模式“斯大林模式”(30)；还比如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与“深层原因”是否意思相同，“直接原因”“重要原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这些关键词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各自的侧重点与本质区别在哪里，学界又应该怎样去统一这些词的使用，这些都值得学界认真反思与总结。 其次是对历史资料与数据进行辨伪与整理。20多年来，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与公开，苏联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与书籍资料的陆续翻译与引进，俄罗斯国内人民的民意调查结果的公布等，这些资料都对苏联解体研究产生了很大帮助，但目前国内学界所获得的资料大多是经过“加工”或处理的二手资料，时间太长，资料的保存与传递可能出现差错，复杂的翻译工作可能出现失误，或者人为的篡改资料等都有可能导致数据与信息的不真实，这样一来，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准确性就值得怀疑。因此，为了提高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准确性，学者们在开展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所运用的苏联历史资料与数据进行分类整理，辨别真伪，尽可能获取更真、更准的信息，拓展学界研究的信息空间，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标签：苏联解体论文; 斯大林论文; 戈尔巴乔夫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巴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