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革命传统与古代优良道德传统_历史主义论文

党的革命传统与古代优良道德传统_历史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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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谈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时指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并说: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首先要弘扬党的正气。这是对“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精辟、全面的阐述。

近几年来的传统文化研究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匡扶正气,正在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出现了一种倾向,似乎一讲传统就专指古代传统。有一种“传统断裂”说,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中,把“五四”以来、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革命传统,排除在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主流之外。因此,正确理解传统,尤其是科学阐明党的革命传统与古代优良道德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是历史的产物,又给予历史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传统渗透在历史的活动之中,历史活动又改变着传统,创造着传统。传统既是绵延不息的流,又是创新不居的流。唯其绵延不息和创新不居,才构成了历史的、现实的传统。犹如黑格尔所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8页)。

传统就是这样在历史中产生、演变、发展,生生不息,联接古今,奔向未来。就特殊的文化形式而言,传统无疑会渗透在各种典籍、著作、学说以至艺术形式之中。就其广泛性、深刻性而言,传统则内存于人们心理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行为方式、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诸文化因素之中,对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而言,传统中的消极落后面是历史的惰力;优良的传统则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脊梁。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又会在继承中突破原来的传统,进一步形成作为民族精神脊梁的新的传统。

由此可见,传统并不等于古代的东西。把传统仅仅归结为古代传统、主张“传统回归”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应当看到,我们说的弘扬优良道德传统,不仅指几千年形成、发展起来的优良道德传统,即古代的传统,同时还应当包括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实践中形成的、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革命传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兴起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在这一革命与反动、进步与倒退交织,革命终于战胜反动、进步终于战胜倒退的伟大历史性变革中,合乎逻辑地发生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传统的批判性审视与扬弃,也合乎逻辑地发生了新的文化与传统的创造。这种审视、扬弃、创造的新的时代性成果,就是党的革命传统。党的革命传统是对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批判继承与超越,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和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使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

党的革命传统之所以成为对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批判继承与发展,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实践所使然。

第一,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创新,即扬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革命发展、胜利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他解释道:“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他认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特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这里,也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因而,他在强调学习革命理论和研究当前实际情况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同上,第533页)

对历史遗产给以批判的总结,包含了对古代道德传统的扬弃。这种扬弃,是批判、继承、创新的有机统一。立足于新时代新实践,在批判中继承,继承中批判,使二者有机结合,必将推陈出新,造成传统从旧质向新质的转化,即新质对旧质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先进分子,是中华民族一切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的革命传统的创造者。因此,对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拿爱国主义来说,它是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凝聚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不免带有某种局限性。到了近代,爱国主义逐步带上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五四”以后,又有了反帝和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既继承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又克服了它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自觉地把爱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促进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并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发展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在一代又一代的先进分子身上展示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轨迹,从而赋予了这种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新内容。这说明,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把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升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第二,对古代传统扬弃的科学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和历史进步标准。

对历史遗产的总结和扬弃,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对于具有时代和阶级特性的伦理传统,如何批判和继承并在批判继承中实现创新,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立科学的标准,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反对一概排斥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全盘肯定的文化保守主义。

毛泽东在各种不同场合精辟阐明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确立了对文化遗产分析检查的科学标准。这个标准,原则上也适用于对古代道德传统的扬弃。在谈到无产阶级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时,毛泽东指出:“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9页)。这里说的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可以引申为人民利益标准;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可以称之为历史进步标准。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检查文化遗产的基本的标准和方法论。

依据这样的标准,毛泽东曾对利用古代文化遗产进一步深入阐发道: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0—201页)。这种鞭辟入里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体现了我们党对待古代文化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如同对吸取的食物经过消化分解成“糟粕”和“精华”两部分一样,对历史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真正学习和继承古代的优良传统,才能对历史遗产实行本质的改造和创新,实现对古代优良传统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使之适合今天的历史发展和今天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

如何看待个人对于他人、对于人民和社会的责任,历来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我国古代素有同情人民疾苦,关心人民境况,注重社会责任的优良伦理传统。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本”思想。后来,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世名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就对中国历史长期发生影响的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而言,要使之在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具有现实价值,还必须给以扬弃,使其实现对旧质的改造和超越。因为孔子虽以“仁爱”释“仁”,表示了一种宽大的胸襟,但又把“仁”和“礼”相联系,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这表明,“仁”的基本含义是企求通过约束个人同他人、个人同社会的关系,来维系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这种伦理观念,是同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一定时期相适应的,因而在历史上有过积极作用。即使如此,在剥削制度下,这种“仁爱”学说也不能不同它的实践严重脱节。剥削者的“己所不欲”,是不可能不“施于”劳动人民的。当剥削制度走向灭亡、社会阶级对抗激化的时期,就更显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了。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孔学处在被激烈批判地位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青少年时曾经是相信孔子学说的,但当他在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检查时,就进一步发现孔子的“仁”“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因而他提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8页)“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就是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标准,给予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既不是全盘抛弃,也不是全盘吸收。正是在转向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在对古代文化和传统的扬弃中,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崭新伦理观。在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的优良传统。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对古代文化和传统融批判、继承、创新于一体的生动典范,也使我们看到了党的革命传统所以成为对古代优良传统的批判继承和超越,是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标准对古代传统的扬弃分不开的。

第三,集古代优良道德传统之大成:党领导下形成、发展起来的革命传统。

党的革命传统是在党领导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广大共产党人、先进分子的智慧、青春、热血和生命的结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这种新型的传统虽然深深植根于革命的实践之中,但像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一样,党的革命传统也是对我国悠久的文化和传统的批判继承、改造发展而确立起来的。在此意义上,党的革命传统是对古代优良道德传统扬弃的大成。

党的革命传统是一个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体系。它不仅具有深厚的民族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性,并为中国人民所广泛认同。其基本蕴含如:

——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为做人的根本道理。实事求是原是传统文化中的成语,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中国革命正反面的经验,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和意义,由此确立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老一辈革命家都十分重视把这一科学的思想路线引申为做人的道理,作为对革命者的品格、作风的根本要求,大力倡导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生态度和优良传统。毛泽东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对于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以实事求是作为做人的根本道理,就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性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作风,反对不讲党性、淡化崇高信念、表里不一、弄虚作假、尚空谈、摆花架子等不老实的态度和行为。归根到底,就是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人、办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

——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党、国家、军队的根本宗旨。党本身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1095页)。在党的长期革命实践中,不仅把古代传统中先忧后乐、注重社会责任的集体主义精神提升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高度,而且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开创了一代社会新风。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和价值观,要求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直至作出必要的自我牺牲;但并不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而要求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以爱国主义作为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主题。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不信邪、不怕压,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致力振兴中华,使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最集中、最光辉的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又赋予了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鲜明的时代内容,即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伟大旗帜,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坚决维护国权、国格,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强调中华民族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以艰苦奋斗为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和革命事业的传家宝。党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建设的实践中,把中华民族胸怀理想、自强不息的传统,发展为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指导下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形成了为实现伟大目标和为人民利益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新的条件下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发扬创业智慧和创业精神,勤俭建国。

——以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为革命队伍基本的伦理关系。在为共同革命理想和目标的奋斗中,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同志形成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传统和风尚,处处体现出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勇挑重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蔚然成风。在同志间、在人民中,患难时挺身而出,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这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体现,也使我们民族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整个党的革命传统的体系中,则贯穿着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把远大理想与当前实际任务结合起来的品格。共产党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高瞻远瞩,面向未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但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当前的实际任务。这又要求共产党人立足现实,脚踏实地,在远大理想指引下为解决当前阶段的任务而奋斗。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当前实际任务的统一,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人生价值观上的根本要求,也是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统一起来,真正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根本要求。而善于把远大理想同当前实际任务结合起来,正是党的宝贵革命传统。党成立之初,就把当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实践同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心系国家安危和人民祸福,不图个人名利、享受,忠实积极,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开拓创造,继承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又以自己光辉的人生实践创造了新的革命传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把远大理想同当前实际任务相结合,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联系起来。在今天,就是要把从事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作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同样既继承了以往的优秀传统,又以新的创造和新的时代气息丰富、发展了党的革命传统。从雷锋到焦裕禄,从孔繁森到李国安等先进人物的人生轨迹,正是这样昭示于世的。

在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落实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时候,既要弘扬古代的优良道德传统,更要大力弘扬党的革命传统,并使二者结合起来,把党一贯倡导的高尚精神灌注到广大干部、人民和青年的思想与行动中去。党的革命传统批判继承了历史传统,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党的正气的象征。如果讲弘扬优良传统而忽视了党的革命传统,或不把它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就违背了传统本身发展的逻辑,与新的时代要求不相符合,也不可能使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真正得到弘扬。这样,我们就不可能用革命精神去战胜各种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腐朽思想的侵袭,也就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形势下,造就出具有高尚精神的新人来。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看待传统,正确认识党的革命传统和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扬党的高尚精神和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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