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社会主义全球化——卡斯特罗的反全球化观点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斯特罗论文,自由主义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迅猛推进。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随之兴起。一般认为，反全球化运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人们通过街头示威、暴力冲突等抗议活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自1999年美国“西雅图风暴”（注：1999年11月30日，WTO第3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议程是推进新一轮贸易自由化。会议期间，来自世界7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5万多名反全球化人士云集于此，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抗议活动中还出现严重暴力现象。会议组织者被迫取消原定举行的盛大开幕式，并使会议延期到12月3日，这就是“西雅图风暴”。一般认为，它是西方反全球化运动的开始。）以来， 反全球化街头抗议活动随着全球性重大国际会议的召开而扩展到全世界）；二是国际学术界和政界人物通过著书立说以及发表言论等方式对全球化提出的质疑和批评。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来，在古巴和马来西亚等国，反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涨。特别是作为美国近邻的古巴，近几年发起召开了抵制和批评全球化的多次会议。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更是一位著名的反全球化人士，在多个不同国际或国内场合发表了多篇关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问题的演说。本文根据卡斯特罗的相关演说，系统阐述并评析其反全球化观点，以加深人们对当今全球化本质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
一 对“全球化”的认识
尽管“全球化”已成为21世纪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但即便在“全球化”概念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西方学术界目前也没有形成一致认识。对于“全球化”是否是一种客观存在以及什么是全球化，西方学术界众说纷纭。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把形形色色的全球化理论划分为三个宽泛的流派；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注：[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译：《全球大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导言》第4页。）极端全球主义者充分肯定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事实，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已经形成，这导致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制度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一体化的世界文化正在形成。怀疑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当今“全球经济”是虚构的，“自近代而降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并没有因所谓的全球化而发生本质的变化，迄今为止也根本没有出现什么全球文明或全球文化。”（注：叶江：《浅论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变革论者大多来自社会学领域，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的乌尔里希·贝克、美国的罗伯逊等人，他们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认为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
在赫尔德等人看来，极端全球主义者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西方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如弗朗西斯·福山、大前研一等人，他们为全球化大唱赞歌，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理念在全球的全面胜利，是各个民族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约束的新时代的开始；另一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人，他们承认全球化的客观事实，认为当今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胜利，但它引发了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就“足以引起不可避免的两极化”。（注：[埃及]萨米尔·阿明著，任友谅译：《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7页。）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全球化的观点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层中颇有市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卡斯特罗首先肯定了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的存在。在他看来，“全球化不是某个人的异想天开，也不是某个人的创造发明”，而是“人类历史现阶段正在发生的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3页。）这种全球化，是指人类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 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一种客观历史进程和趋势，是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是一个无情的法则，这是卡斯特罗所指的一种普遍的、抽象意义上的全球化。
不过，卡斯特罗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行了新的定位。他指出，与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相比，当今的全球化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全球化，是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全球化，我们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确，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少有人会否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进程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执政以及里根总统在美国的上台，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一种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定政策的理论框架，英、美等西方国家成功地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摆脱了长期的经济低迷，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华盛顿共识”（注：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计划的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对发展中国家即将采用的10个政策工具达成一致共识，这就是“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为：（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以及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 ）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宣言”。参见江时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援助、贷款附加条件，通过世界银行、IMF和WTO，在全球强制推行这一“共识”，全球化于是逐渐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英国学者简·阿尔特·斯科尔特概括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道路的三个基本特征，即“跨国贸易自由化，解除对市场力量的限制，产权和社会服务政策私有化”。（注：[英]简·阿尔特·斯科尔特著，王艳莉译：《解析全球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0页。）在卡斯特罗看来，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也正是“一个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思想、标准和原则统治着的世界”。（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页，第56页。）
不难看出，卡斯特罗对全球化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他没有把全球化局限于过窄或过宽的层面，而是区分为不同层次和不同意义上的全球化。对不同层次与不同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卡斯特罗也作出了不同的断言。他指出，抽象层次、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化，是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页，第56页。）具体的、特殊的全球化，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不具备这种客观性，而是深深地打上自由资本主义的烙印。这种由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受市场野性力量支配的全球化，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不可逆转的，是人类的福音，并且值得全人类的热烈欢迎”。恰恰相反，这种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灾难、痛苦和危机，根本不具备必然性，是“持续不下去的”。（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第145页。）
二 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满
在最近2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严重弊端和负面效应不断呈现，由于地理原因，拉美成为美国输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场所，因而也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卡斯特罗基于拉美的现实，深刻而全面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对整个世界带来的严重危害和灾难。
第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缺乏基本的公正性。卡斯特罗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和支配的地位，掌握着制定和实施规则、控制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尤其是美国充分利用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和特有的经济、技术和人才优势，以及所控制的各国际经济组织为本国利益服务；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动和从属的地位，被迫遵守有悖于自身利益的国际规则，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科技开发和创新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它们根本无法在相同的国际规则下同发达国家竞争。而美国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根本不考虑国家间的差异，要求其他国家遵循一个共同的规则，按卡斯特罗的话来说，这就“相当于组织一场足球比赛，由奥林匹克冠军对一个幼儿园队，规则相同”，而“不应用相同的规则进行这场比赛”。（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第145页。）全球化制度安排极不公平，只会造成严重的利益失衡， 正所谓“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注：房宁、王晓东、宋强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第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此，卡斯特罗痛斥道：“那里（美国）378个富翁拥有的钱等于26亿人挣一年的钱。378个富翁对26亿人！这就是他们所许诺的世界，这就是他们许诺的天地，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许诺的东西：有些国家越来越富，其余国家越来越穷，在各国内部，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这个差别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都在扩大。”（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从各国之间的差距来看，世界上1/5的最富裕国家占有全世界84.7％的社会总产值，其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有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自1960年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世界上1/5的最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1倍。（注：[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著，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2页。）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第三世界化”。例如，美国5％最富裕人口和5％最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差距，在1973～1996年之间扩大了50％以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30％的上层收入者实际收入增加了，但70％的下层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所有这一切，都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有关，对此，英国学者简·阿尔特·斯科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失望的是，新自由主义允诺的、穷人和弱势群体将得到财富的那一天似乎遥遥无期。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政策经常是加剧而非缓解等级分化和痛苦。”（注：[英]简·阿尔特·斯科尔特著，王艳莉译：《解析全球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第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全球性的环境灾难。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自然环境的恶化也随之加剧：自然资源遭到掠夺性开发，生态平衡被破坏，各种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经直接和间接地威胁着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如卡斯特罗所指出的：“生态环境遭到无情的、几乎不可逆转的破坏；不可恢复的重要资源正在迅速被浪费和消耗；大气、地下水、河流、海洋受到污染；气候的变化已经带来了不可预言的、明显的后果。本世纪，10亿公顷的原始森林消失了，还有同样面积的土地变成了沙漠或无用的土地。”（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4～55页。）对于这一点，就连美国学者詹姆斯·米特尔曼也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生产的大规模增长不仅加快了全球资源的枯竭，而且也搅乱了地球的再生系统，包括它在不同生命类型及其支撑结构之间的平衡。”（注：[美]詹姆斯·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第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本市场全球化”，这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的结果”。（注：程超华、华伟等著：《第四次浪潮：资本金融全球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2页。）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投机性与风险性也越来越高，卡斯特罗为此指出：“一场不可避免的深重的经济危机，也许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危机，今天威胁着我们所有的人。在一个已经变成赌场的世界上，每天在进行着数额达1.5万亿美元与实际经济无丝毫关系的投机交易。世界经济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现象。”（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大量国际游资的存在，是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推行资本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它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会造成严重后果。这正如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同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早熟和管理不善的缺陷那样，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在许多方面甚至更加糟糕。”（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53页。）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第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冲击和侵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倡导国家主权“弱化论”，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卡斯特罗指出，我们“可以在各次首脑会议上听到非常强烈的观点是企图贬低国家，将其作用降至最小程度，国家应该仅仅致力于教育、卫生等类活动，致力于公共秩序，而全部生产活动应该仅仅由私人搞，因为私人活动是惟一能够管理的活动，是惟一能够有效率的活动”，然而，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便是造就“一个独立越来越少的世界，许多国家的主权越来越少，因为所要剩下的惟一主权性东西是那个帝国强加其规则和条件的主权意志”。（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第170页。）为此，卡斯特罗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击败新自由主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击败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我们就会销声匿迹，作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就会销声匿迹，我们就会成为比第三世界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殖民地的殖民地。”（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第170页。）
总之，在卡斯特罗看来，全球化目前所带来或加剧的种种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于作为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在于西方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德国学者格·博克斯贝格与哈·克里门塔也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仅使那些已经享有特权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中最穷的国家承担”。（注：[德]格·博克斯贝格、哈·克里门塔著，胡善君等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这种缺乏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全球化，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卡斯特罗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它显示了在这个大家居住的星球上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然而，乘客们旅行的条件是极其不平等的。一小撮乘客住在豪华的客舱，内有互联网、移动电话和可进入全球通讯网的设备；他们有丰盛而营养均衡的食品，饮用干净水，享受先进的医疗，并能受教育。……这艘船上85％的乘客拥挤在不卫生的船舱里，他们挨饿、患病、绝望了。……很显然，这艘船上不公正的事太多了，它很难浮在水面上。它的航程是如此不合理和荒唐，以致它不可能抵达安全的港口。”（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5～106页。）
三 社会主义全球化
在卡斯特罗看来问题多多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西方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和政治家看来却是“人类的福音，是历史的必然”。弗朗西斯·福山大力吹捧新自由主义，宣称“我们却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注：[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代序》第1页。）。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宣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优点，宣称“没有替代方案”。不过，卡斯特罗所指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公正、不合理、缺乏正义性和普遍合法性等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美国学者詹姆斯·米特尔曼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尽管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它可能还没有走到尽头，但是，对于这种必胜主义的表述仍有提出质疑的余地。”（注：[美]詹姆斯·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91页。）英国学者约翰·格雷也认为：“我们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缘，这个时代不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憧憬的时代，而是悲剧的时代”，而将新自由主义推广到全世界的“‘华盛顿共识’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注：[英]约翰·格雷著，张敦敏译：《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为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所写的导言中，严厉驳斥了撒切尔夫人的观点，他认为：“不是没有更好的状态代替目前的状态，而是根本没有尝试去寻找更好的状态。”（注：[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等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导言》第10页。）
由此可见，在不少学者看来，尽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是当前的客观现实，但是它并非全球化的惟一形式，实际上，它也难以将整个世界引向一个完美的未来。这一点正是卡斯特罗一再强调的。难能可贵的是，卡斯特罗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抱怨上，而是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在1999年2月发表的题为《全球化的后果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的长篇演说中，卡斯特罗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全球化？只能是共同一致的、社会主义的、 共产主义的或者随你们想叫成什么样的。”（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3～104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33页，第330页。）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主义全球化”，而且卡斯特罗为此断言这是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惟一形式；“我想像不出除了社会主义全球化还会有另一种全球化，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3～104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33页，第330页。）
那么，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到底是怎样的呢？卡斯特罗指出，“社会主义全球化”是能给整个人类带来福音的全球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社会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是平等的，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也会得到充分尊重。“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世界各国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而不是贫富差距扩大，只有少数人和少数特定国家富裕的全球化。社会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世界，是“一个公正的全球化世界”，它“不仅会拯救我们必须赖以生存的空间”，而且还会为全人类服务，为全人类带来繁荣与富足。也只有这样的全球化，才是健康的，才是可持续的。在卡斯特罗看来，当今全球化面临的问题是：“世界需要秩序，需要一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公正的、民主的秩序。有一种秩序在降临，看起来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速降临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应该考虑另外那种秩序”（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3～104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33页，第330页。），这就是“社会主义全球化”塑造的全新的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由此看来，卡斯特罗在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种种罪恶之后，并没有像发展中国家一些政要和西方一些左翼学者所要求的那样抵制全球化或退回到封闭的时代，而是要求人们积极地参与和规范全球化，因为“当一切都全球化的时候，解决的办法也全球化。……或者说，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全球性的解决办法”。（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3～104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33页，第330页。）具体来说，就是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及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所有发展中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相互声援，共同斗争，努力提高抗击全球化冲击的整体生存能力，以集体的力量改善自己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反对西方国家的霸权和特权，反对少数国家操纵和垄断国际事务，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逐渐改变全球化中的不公正与不平衡状况，引导全球化向有利于全人类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在这里，卡斯特罗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他指出：“任何一个孤立的国家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第三世界国家一定要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伟大任务和伟大斗争。”（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3～104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33页，第330页。）卡斯特罗相信，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坚持不懈、团结一致的努力下，“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一定会实现！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卡斯特罗眼中的全球化，是基于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的全球化。作为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然而，当今正在迅猛推进的全球化，即卡斯特罗所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为少数国家、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全球化，这种排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全球化，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卡斯特罗之所以强烈反对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原因在于这种全球化的诸多负面效应和明显缺陷。
卡斯特罗的反全球化呼声，矛头直接指向新自由主义。当今全球化的诸多缺陷和消极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自由主义。卡斯特罗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公正和不合理，反对的是“当今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类型或模式”。西方发达国家正是通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侵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会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是利益的损害。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卡斯特罗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卡斯特罗看来，“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表现形式。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可以补充说，归根结底，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著，王枚等译：《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另一方面，卡斯特罗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际上是与反对美国霸权分不开的。美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规则就是按照其自身利益量身定做的。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不顾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极力倡导所谓的“国家主权弱化论”“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这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与发展。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打着全球化的旗号，以武力为后盾，其倡导的全球化，实质上是企图建立一个起主导作用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处于统治地位的美国化或西方化的全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卡斯特罗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目标也就是反对美国强加的单一模式，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
卡斯特罗的反全球化呼声，其重要意义在于警醒人们去关注当今全球化的严重负面效应，进而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合理性、不平等性和不公正性，并去寻找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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