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传记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是一个传记文学异常早熟，而古代传记文学创作又异常发达的国家。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文学门类专门研究不够，宣传不多，所以外国学者对我国这方面的成就知之甚少。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可大致分为“史传”、“散传”、“类传”和“专传”等四大类。其突出的特点是：其一有明确的功利性，其二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其三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其四是篇幅短小，易于诵读，其五是文字凝炼，语言精美。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关键词 古代传记文学 传记分类 发展过程 传记特点
“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是客观存在，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一般说来，“传记”是历史著作的一个分支，从图书分类上说应归于历史类。“传记文学”是后起的一种称呼，有些人不承认它的存在，或者说不愿意让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事实上又往往不能阻挡人们使用这个称呼，因为有一部分传记作品的文学性的确很强，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时至今日，以“传记文学”命名的刊物，以“传记文学”命名的学会，以及用“传记文学”为题目写作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已经日渐其多了。
一、中国是传记文学成熟最早的国家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2000多年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的高度艺术成就不仅彪炳于传记文学一个门类，而且给后代的小说、戏剧以无与伦比的影响。美国汉学家蒲安迪（Andrew·H·plakes）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说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得赛》之影响后代欧洲文化一样。
《史记》之所以能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相当卓越的历史与相当卓越的文学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国策》、《诗经》、《楚辞》、《孟子》、《庄子》等。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国语》、《国策》、《楚辞》、《庄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的形成及其具体的艺术操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左传》、《国语》、《国策》等的卓越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史记》、《左传》、《国语》、《国策》的许多章节，其叙事写人的方法，其描述用语以及其人物辞令的巧妙，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们还都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们的写人仍是为了叙事。先秦也曾有过名称上类似于传记的著作，如《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可惜它们的目的仍不是写人，前者颇似一种“起居注”，一种“大事记”；后者则像是一本轶闻趣事的资料汇编，完全没有剪裁。因此，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创始权，只能归于司马迁了。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50篇。其中希腊名人传与罗马名人传各23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77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史记》知之甚少。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汉学家尼豪士（nihouser）统计，截至1993年，整个欧洲各国零星翻译的《史记》作品，加起来只有27篇，还远不到整部《史记》的1／5，这就难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传记文学，不了解司马迁与《史记》了。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出钱，资助西方学者全部翻译《史记》，尼豪士先生主任其事，第一卷（本纪的前六篇）已于1994年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理应让世人和我们共同认识、共同研究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大致分类与其发展过程
从《史记》出现的西汉中期开始，到清朝被推翻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传记与传记文学。它们面貌多样，良莠不一，名目各异。如果我们将这些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粗粗的区分一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主要有以下四大类：
其一是“史传”，这是指历朝“正史”中的纪传作品。从今天的观点看来，这类作品的封建性极强，不可信的东西很多，但在整个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它的地位最高，它是后人借以了解前代历史的主要途径，也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基本的历史资料。因此历代学者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所花力量也最多，所谓“前四史”、“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就都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这些历朝“正史”的总括性称呼。直到今天，这些“正史”仍是人们借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著作。
在历朝“正史”中，能被后人称之为“传记文学”的首先是《史记》，其次是《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中的若干篇章，其他“正史”在中国文学史中一般很少被人提及。《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完美之作，这种完美结合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班固是司马迁的杰出继承者，也是古史传统的改造者。从班固开始，他在有意识地把“历史”与“文学”分开。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作为“历史”的品格，《汉书》无疑是更完美、更系统、更周密了；但从文学的角度讲，《汉书》则无疑是在大踏步地倒退。但《汉书》的前半部分毕竟是因袭了《史记》的旧有成果，即使有所删削，也无法完全改变原有的样子。后半部分尽管出自班固自己的心裁，但也不能不顾及全书的统一。更何况班固本人也是汉代杰出的文学家，是爱美，并追求美的。因此，《汉书》做为一部“正史”，其文学性在我国古代散文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明代虞舜治说它：“若东方朔之诙谐，疏广之高洁，丙、魏之持国，霍光之托孤，陈遵之游侠，赵充国之屯田，苏武之奉使，甘、陈之攘夷，言人人殊，各底其极，真如咸英韶濩之奏，听之者心融；青黄黼黻之彩，观之者目骇。”（《汉书评林》）推崇可谓至矣。
《三国志》与《后汉书》历来也颇受赞赏，它们与《史记》、《汉书》合起来被人们称为“前四史”。但陈寿和范晔也是沿着班固的路子，进一步与“文学”划界。尤其是《三国志》，它改描写为叙述，而在语言上又片面地追求“简洁”，从而使本来可以写得很生动的篇章都成了粗陈梗概。清代李慈铭曾说：“承祚（陈寿）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越缦堂日记》）相比之下，倒是《后汉书》略高一筹，有描写，有叙述，繁简得宜。当年毛主席也曾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毛泽东读史》）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史传”作品的文学性，不仅无法与《史记》相比，即使与《汉书》相比，也是越发地平淡简略，只顾叙述“事实”，而不再特别于刻画人物、描写性格上下功夫了。
从传记发展的历史上看，两汉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最辉煌的时期，这时其他形式的传记文学还大都没有出现或没有大量发展起来。从魏晋开始，随着“史传”文学的逐渐衰落，其他各种形式的传记作品则日益兴盛起来了。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衰落”，并不是指《三国志》、《后汉书》等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与“史学”品格，我们所指的只是它们的“文学”水平与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其二是“散传”，这是指历代文人所写的具有传记性质的单篇作品。这类作品名目繁多，在当时有不少是用于各种场合的应用文，如碑文、墓志铭、墓表、祭文、行状，以及某些著作的自序和他人所写的序言等等。至于以“传”命名的单篇的人物传记，则产生得比较晚，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占重要地位。从发展的历史看，碑文兴起于东汉后期，墓志铭兴起于魏晋以后。而唐宋两朝的五六百年是以碑、铭、行状等应用文为主体的“散传”统治传记文学舞台，并取得辉煌成果的年代。例如韩愈，共作有碑文、墓志铭、祭文99篇，行状2篇；柳宗元作有碑文、墓志铭、祭文93篇，行状3篇；欧阳修作有碑文、墓志铭、墓表165篇，行状3篇，根据这些数字大概也就可以了解唐宋时代这类作品的流行之盛了。在一些优秀作家的笔下，这类作品不仅写得多，而且艺术水准高。例如韩愈的这类文章变化多端，风格多样，不论是写什么人、什么事，都像是信手拈来，又无不各臻其妙，且又叙事明晰，情节生动，富有浓厚的情感。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曹成王碑》、《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等，都是韩愈的代表作。再如苏轼的这类文章，其中不仅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庄严肃穆之作，如《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范景仁墓志铭》等；而且也有一些轻松幽默，抒情韵味极浓，甚至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作品，如《潮州韩文公庙碑》、《伏波庙碑》。做为唐、宋时代的数一数二的大文豪，而心甘情愿地去为人们写这种“应用文”，放到今天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其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想大概是碑文、墓志铭、祭文、行状等这些“应用文”在当时受重视，可以趁机让人传诵，有向世人“发表”的机会；而以“传”命名的作品则没有用场，不易为人所知的缘故吧。我们不能忽视、低估这些碑文、墓志一类的文章。历朝“正史”除司马迁的《史记》写了当时的人物外，其他诸史一般都是写的前一个朝代的人物，不直接反映当时政治；而碑文、墓志铭则不然，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写的当代人，尤其像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他们自己的官很大，他们为之写作碑文、墓志铭的那些人，有的官职更高更大。他们一身所系的是当时的国家兴亡、社会治乱，有关他们的这些碑文、墓志铭，有些就是那个时期的当代史，是反映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到下一个朝代编撰这个朝代的“正史”时，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这些碑文、墓志铭，就几乎都被改头换面，或长或短地收入到各个相应的人物传记中去了。
以“传”命名的单篇人物传记，最早的是晋代夏侯湛的《外祖母宪英传》，其后还有陶渊明的《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等，数量不多。唐宋时期仍是如此，在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大作家那里，不仅以“传”命名的作品少，而且在仅有的几篇中还大多不是真正的人物传记。这说明直到这个时候，连这些最杰出的散文家还没有自觉地运用以“传”为名的这种真正的“传记体”来写人叙事，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局面直到明代才有改观，明清是碑文、墓志铭等应用文体逐渐退出文学舞台，以“传”命名的单篇人物传记逐渐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散文大家们，如明代初期的宋濂，光是以“传”为题的作品就有60多篇，方孝孺有17篇；明代中期的李开先有27篇，归有光有21篇；清代的戴名世有57篇，方苞有35篇，袁枚有79篇。这个时期的作家们不仅写作以“传”为题的单篇传记开始形成风气，而且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也有了许多新特点。一是作家们的眼光普遍更为向下，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大量社会下层的各色人等，如钟惺《白云先生传》中的穷文人，归有光《可茶小传》中的医生，王士祯《梁九传》中的工匠，李慈铭《猫娘传》中的小贩，吴伟业《柳敬亭传》中的优伶，侯方域《李姬传》中的妓女等，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姿的下层社会的生活图景；二是这个时期的传记作品表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如歌颂蔑弃礼教，追求个性自由的行为（袁宏道《徐文长传》、袁中道《李温陵传》），歌颂商人、市民的聪明才智、美好品质（李梦阳《鲍允亨传》、袁中道《吴龙田先生传》），歌颂士人与妓女的真挚爱情（陈继儒《范牧之外传》、《杨幽妍别传》）等；三是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天培）家传》、王拯的《葛公（云飞）墓志铭》等，这些都是元代以前的各类传记文学中所没有的。
其三是“类传”，这是指以类相从而单本成书，或是一本书中按类编选的人物故事集。其中最早的是西汉后期刘向所编的《古列女传》，他将我国有史以来的知名妇女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门，每个人物少者一二百字，多者五六百字，将其事迹粗粗地加以介绍。这本书的艺术性不高，但颇受西方人重视。汉末以后，以类相从的人物集纷纷问世，历代不绝。以地域区分的如有《襄阳耆旧传》、《汝南先贤传》、《钱塘先贤传》、《京口耆旧传》；以职业区分的有如有《高士传》、《高僧传》、《唐才子传》等等。这些作品一般都是粗陈梗概，具体描写甚少，可以称为“传记”，可以当作资料阅读，但却很少有人把它们当做“文学”去欣赏。
其四是“专传”，这是指篇幅较长，且又独立成书的单人传记。这类作品在我国古代甚少，截至今日所能发现的只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是有关唐代佛教圣人玄奘一生事迹的最早最详细的记录。全书共八万字，分为十卷，前五卷写玄奘的早年生活与其赴印度取经、讲学的经过；后五卷写玄奘回国后从事译著的事迹。该书写成于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是历来深受学者们推崇的一部中篇传记作品。梁启超在《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中曾说这篇作品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中华书局校点本“说明”中也说这篇作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中的一部名著。”
对于我国古代的“传记”作品可以粗分为以上四类，若做为“传记文学”，则人们一般只侧重到第一二两类中去选取了。我们并不否认《列女传》、《高士传》、《唐子才传》中也有不少生动的故事，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也有某些精彩的描写，但一般说来它们与前两类里的艺术精品相比，还是大有差距的。
三、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之处我觉得最主要有五点：
其一是明确的功利性。这主要是指“以史为鉴”、“教化作用”、“成一家之言”等。“以史为鉴”的思想是我国古人写作历史的根本目的。早在西周初期产生的《诗经》作品中就已经反复地讲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中的《大诰》《酒诰》《无逸》等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反复地引用商朝灭亡的历史以教训周朝的子孙。“六经皆史”，在中国正式的“历史”还没有产生之前，人们就已经给它规定好“以史为鉴”的性质了。后代历史家们的种种提法，其实只是前人思想的进一步明确、进一步自觉而已。“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给自己写作《史记》提出的奋斗方向。所谓“成一家之言”，梁启超为之解释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也就是说，司马迁要把他治国平天下的种种看法贯穿于《史记》之中。司马迁是否真有这么高的奢望我们不一定就做结论，但是在整部《史记》中处处都流露着司马迁个人的情绪，都表现出司马迁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这确是事实。在整个封建社会的二十几部历朝“正史”中，再也没有任何一部所流露的个人情绪、个人看法、个人感慨有《史记》所流露的那样明确、那样多。由于《史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的这种“以史为鉴”、“教化”作用以及它的“成一家之言”，也就被后代的传记作家们毫无保留地接收过来了。无论是历朝的“史传”，还是历代文人们的单篇“散传”，都无不体现着这种功利目的，只是有的更明确，有的稍稍模糊而已。我认为这不是坏事，任何人的写作都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任何人的著作，都或轻或重的簇着他个人的倾向性，这是毋庸讳言的。中国传记如此，外国的传记也是如此。法国近代的大作家罗曼罗兰说他的《贝多芬传》“绝非是为了学术而写的”，他说他笔下的“贝多芬”是“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他说读者在读他所写的《米开朗琪罗传》的时候，“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傅雷译《传记五种》）可见古今中外的传记文学名著情况都是如此。鲜明的“功利性”我认为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还应该努力加以发扬。
我国古代的一部分传记文学作品，有两种思想倾向的确惹人讨厌，一是依附皇权，屈服于王朝政治，这个问题在历朝“正史”的“史传”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班固明确声明他写《汉书》的目的是“纬六经，缀道纲”；他媚称刘邦是“纂尧之绪”；是“实天生德，聪明神武”，“龚行天罚，赫赫明明”。更为严重的是《三国志》，陈寿在《三国志》中不仅为他所处的晋朝的帝王们“讳”言“缺失”，而且连带着对曹氏当年的“缺失”也一齐“讳”而不言。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三国志》多回护”一节，专门摘述其事。二是媚俗，即讨好于传记所写的当事人与其门生、家属等等。这类问题在历朝的“正史”中存在，而在主要表现当代人物的碑文、墓志铭等“散传”中尤为突出。例如韩愈就曾被人讥讽为“谀墓”。这些问题显然是十分可厌的，我国的有些研究者甚至因此感到自卑，认为这是我国古代传记不如外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明确这方面的局限是应该的，而要想完全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却大非易事。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不乏其事。如果我们现代的传记作家们能深刻地记取前人的教训，时刻牢记要在自己的著作中体现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史才”、“史识”，再加上章学诚所提倡的“史德”，那可就真的是“变坏事为好事”了。
其二是鲜明的人物性格与生动的故事情节。早在两汉只有“史传”一种传记文学样式的时候，那时的作家们就已经把尽量争取做到历史的真实性与高度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视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了。试想《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及《汉书》中的《苏武传》、《陈汤传》、《王莽传》，哪一篇不是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呢？日人斋藤正谦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史记会注考证》引）当代评论家刘再复说中国文学史上塑造人物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一个是《红楼梦》。其褒扬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汉书》比之《史记》，尽管在文学上已经有所减退，但其写人成就还是不可过于低估的，例如清代赵翼说《苏武传》：“叙次精彩，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廿二史札记》）
自从《史记》确立了不以堆砌事迹为能，而以突出人物性格为要义的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后，这一要义特别为后代的“散传”创作所遵循。我们试想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苏轼的《方山子传》，以及那些应用文类的潘岳的《马
督诔》、欧阳修的《陇冈阡表》、范仲淹的《种使君（世衡）墓志铭》等，哪一篇不是在描写人物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呢？宋代黄震说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补记载之遗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载之下，凛凛生气。”（《黄氏日抄》）清代沈德潜说苏轼的《方山子传》：“写游侠，须眉欲动；写隐沦，姓字俱沉，自是传神能事。”（《评注唐宋八家古文读本》）近代林纾说欧阳修的《陇冈阡表》：“文为表其父阡，实则表其母节。至‘乳者抱儿’数言，则绘形绘声，自是欧公长技。”（《选评古文辞类纂》）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不以堆砌事迹为能，而以突出人物性格为要义的优良传统逐渐被后起的历朝“正史”所抛弃了。近十几年，我国的传记创作出现了一种日益兴盛的趋势，这是很好的，但似乎在描写人物性格的问题上，还没有更好地把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认真地找回来，这是我国现代作家们应该努力把握的。
其三是强烈的抒情性。我国古代的优秀传记作品往往不仅以其生动的人物故事吸引人，以其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折服人，而且还以其强烈、浓厚的感情打动人。这种浓厚的感情，首先是来自一种与作家性格、修养同步的文章风格。关于这点，宋代苏辙曾说司马迁：“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清代刘熙载也说：“史公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艺概》）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作家对他们所写的历史人物的强烈爱憎，同时也和作家自己切身的遭遇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政治紧密相关。鲁迅曾说司马迁的写《史记》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文字，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他说司马迁是“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历朝的“正史”，再没有任何一部能像《史记》的抒情性那样强烈了，这与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忧患意识密不可分。除《史记》外，在“正史”中似乎还应该提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五代史》的最大缺点是文字过于简略，而其有些地方之所以能够分外感人，则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作者的忧患意识与作品所表现的强烈的悲剧性与抒情性。
碑文、墓志铭这种为亲朋师友、为朝廷显贵所写的应用文字，照理说是最不容易写得感人的，而唐宋许多大散文家偏偏能在这种文体里创造出许多精品，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有真情实感。吴楚材说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古文观止》）林纾说欧阳修的《陇冈阡表》：“此至文也，盖不能以文字目之，当以一团血性说话目之。凡大家之文自性情中流出者，不用文法剪裁，而自然成为文法；以手腕随性情而行，所以特立千古。”（《选评古文辞类纂》）以上都是作家写其至亲，真情动人尚不足为奇；至于一般的同僚、友好，乃至于素不相关的朝廷显贵，也能够转弯抹角，变着法地把文章写得真实感人，那才真叫见工夫呢！沈德潜说欧阳修给他朋友写的《黄梦升墓志铭》：“以抱才之人，而屈于下位，不遇知己，宜感愤激昂而不能自已也。中写醉酒起舞处，笔笔有神。”林纾说王安石为其朋友写的《王深父墓志铭》：“文言‘其志未成，其书未具’，则本事无多”，但文章却“吞吐含蓄，力追昌黎”，“呜咽欲绝，真巧于叙悲者也。”
至于明清时代的优秀传记也莫不如此，如现代的张中行说明代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围绕‘激于义而死’一个主要意思，反复申明，夹叙夹议，很有感人力量”；说清代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或描画独行，或转述对话，写得可歌可泣，有色有声。”（《古代散文选》）
其四是篇幅短小，易于诵读。这个先例也是从《史记》确定下来的。《史记》全书130篇，共52万多字，最长的如《始皇本纪》，1.3万字；其次如《高祖本纪》、《项羽本纪》，分别为万字和9000多字；最短的是《司马穰苴列传》，只有700多字；一般的篇幅都在3000到6000字之间。《史记》如此开端，后起的历朝“正史”和各种样式的单篇传记也都纷纷仿效，于是遂成定制。韩愈、柳宗元的碑文、墓志铭，大体都不超过2000字；欧阳修的碑文、墓志铭基本上都不超过二三千字；苏轼的碑、铭、行状，个别篇章较长，如《司马温公（光）行状》9000多字，《富郑公神道碑》6000多字，这些都已经算是很长的了。明清时代的“散传”普遍的篇幅更短，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侯方域的《马伶传》、黄宗羲的《柳敬亭传》、魏禧的《大铁椎传》等都在1000字以下；其他如陈继儒的《杨幽妍别传》、邵长蘅的《阎典史传》、戴名世的《左光斗传》等，也都不过二三千字。
短，有其易读、易记的好处，但也明显的有其不可能“全面”的弊病。梁启超早就批评过《史记》中的《管晏列传》，说它“叙个人阅涉，琐事居太半”，“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总不成为正当的好文章”。（《饮冰室专集》）这种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近代以来有些人读了外国的传记后，对我国古代的传记深感自卑。其自卑之处在思想方面就是它的依附于王朝政治，在形式方面就是它的这种篇幅短小，认为是小打小闹，无法比拟西方近代以来的大部头。看到人家的长处，感到自己的不足，这是很好的，这就给我们当代的作家提出了学过来、赶上去的任务。近些年来在我国的传记创作中，长篇巨制的作品不是已经很多了么？至于如何看待我国古代的“短篇小制”，我认为应该采取辩证的方法。首先这里边有个审美观、审美情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与我国的山水诗，水墨画，以及京戏、昆曲等许多艺术门类的风格一并考虑。中国艺术讲究的是含蓄、传神；是点到为止，以简驭繁；是引人联想，使人举一反三。中国的许多传统艺术向来就没有打算去追求那种繁富的“全面”。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切传统的东西实际上也都在有意无意地跟着变。很显然，要表现一个伟大人物的一生，或者表现一个重大事件的始末，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显然不是几百字或一二千字所能完成的。但世界是复杂的，事实上也还有许多人物、许多事件完全可以用短小的篇幅把它们生动地表现出来。而且即使是现当代的许多伟大人物，也未必不可以用相对简短的篇幅把他们写得很有文学性。关键是有没有这种眼光、魄力和与之相称的手笔！我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这种短小篇幅，在今天仍不妨与长篇巨制并行存在，在某些方面仍有其发展的光辉前景。
其五是文字上的精雕细刻，在语言上经得住反复诵读。我国古代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如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都是我国古代的语言大师。他们不仅有众人难以伦比的天才，而且还都有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他们的每一篇作品都经过了反复斟酌、千锤百炼，因此他们的许多文章都可以被后人选入教科书，给人们做为练习作文的典范，这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值得骄傲自豪的。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学在文学史上是属于“散文”一类，而中国的“散文”之所以能够进入“文学”，在形式方面最关键的就是在于语言的精美，其他如小说、戏剧的语言，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宋代洪迈称赞《史记》的文章：“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自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是三者重沓熟复，如骏马下注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容斋五笔》卷五）清代沈德潜称赞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的语言说：“辩许远不降贼之理，全用议论；后于老人言补叙南霁云乞师，全用叙事；末从张籍口中述于嵩述张巡逸事，拉杂错综，史笔中变体也。争光日月，气薄云霄，文至此可云不朽。”（《唐宋八家文读本》）清代刘海峰称赞欧阳修的《黄梦升墓志铭》：“欧公叙事之文独得史迁风神，此篇遵宕古逸，当为墓志第一。”吴汝纶说《黄梦升墓志铭》：“此文音节之美，句句可歌。”（《古文辞类纂》）
相比之下，现当代传记创作中的语言粗疏，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有其客观原因，现当代的传记往往追求篇幅长，追求记述事件的详而多，于是作家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被用到剪裁资料、编排故事上去了，几乎没有精力再从语言文字上下工夫。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今天人们讨论“传记文学”与“小说”的区别时，似乎就是从是否“真实”这一条上着眼，而在形式方面仿佛已经没有人再强调“传记文学”原是属于“散文”一门。而反映在近些年来大、中、小学使用的语文和文学教材上也根本不再选入现当代的传记作品，这是应该引起我们传记文学的创作者们认真思考的。时至今日，尽管我们不一定再要求传记文学的语言达到“散文”的水准，但至少应该不低于“优秀”的小说，否则就太愧对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了。在当前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中是否能上继司马迁、韩愈、欧阳修、苏轼？是否能出现鲁迅、茅盾、老舍一样的现代语言大师呢？我们也同样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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