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学校重建运动的背景与理论支撑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全球性论文,背景论文,理论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6）03—0030—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学校重建”（School Restructuring）或“教育重建”（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为名的教育综合改革的话语体系以及实践大量出现，且呈现世界性的同步、趋同的发展特点。“教育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出一种增长性的全球范围内的统一趋势。”[1](p.71) 以美国为例，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的“学校重建”运动在这种世界性的趋势中更显得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被称为二战后美国第二次教改浪潮的学校重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成为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2]。也有学者认为，“以‘教育重建’为口号的改革是二战以后美国中小学教育的第三次改革浪潮”[3]。总之，尽管由于研究者理解的角度和划分标准的差异会带来表述上的某些不一致，但已有研究足以表明，世纪之交，遍及全美的教育重建运动无论影响力还是现实意义都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可。
一般而言，“教育重建”的概念比“学校重建”概念宽泛一些，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但一般在论述“教育重建”时主要还是指基础教育；而“学校重建”一般是指基础教育，尤其指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中小学校重建。所以，本文统一使用“学校重建”这一术语。
一、学校重建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学校自身问题引发学校重建运动
二战后，公立学校的办学效率、学业成绩一直是各国教育普遍关注的问题。在美国，包括“学科结构运动”、“回到基础教育”、“非学校化思想”等在内的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无不是回应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针对美国当时公立教育现状就极其刻薄地评论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4] 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著名报告，对教育的种种弊端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把美国中小学校推向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在过去的20年，公立学校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5] 随后，“‘改革’的话语被‘重建’的话语所替代，学校重建随之应运而生”[6]。至20世纪90年代， 力图表现自己不同于共和党保守政策的克林顿政府也多次表示：“我们需要把如何改进公立学校的努力从经费转向结构，亦即转向公共教育事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7] 总而言之，“学校重建”被认为是继“强调学校绩效”的教育改革措施之后，学校改革运动的中心问题，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就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由于对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不满，同一时间，在欧洲、亚洲、澳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一股“学校重建”的风波日渐高起。他们都想通过重建公共基础教育来节省政府财政支出，提高办学效率和办学成绩。正如有学者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智利到美国，从莫桑比克到芬兰，从爱沙尼亚到中国，等等，一个几乎全球性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的政策方式开始形成。除一些亚洲和阿拉伯湾国家外，他们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形成并开始教育重建政策。”[1](p.75) 在英国，保守党自1979年执政以来，包括《1988年教育改革法》在内的分权管理、学校决策、统一课程和考试等改革是政府直接启动的；在北欧的瑞典、挪威等福利国家，学校重建并未因为政府原本高度集权、高福利的政策而遭到拒斥。以瑞典为例，瑞典堪称世界高福利国家的典型，上学不但是免费的而且还提供补助。但是，瑞典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了学校重建的改革，学校的私营化、市场化等势头并不亚于英、美国家。在新西兰，80年代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的以“新右”思潮为指导思想、以纯市场为范式的教育重建改革。这场改革使新西兰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日本，新自由主义思想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到了90年代直接影响着日本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个性化高中的推进、自由择校的倡导、削减课程难度等都是教育改革措施方方面面进行着的事实。在澳大利亚，学校重建被认为是6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第三次浪潮。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重建运动不但受到了不同国家各级、各届政府的欢迎，也受到了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的称赞和推崇。
（二）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综合变革因素激发学校重建
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以后，学校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的作用越发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就连美、英等教育发达国家在解释国内经济增长以及国际竞争力下降时，都会怪罪与其相关的远远低于预期目标的教育系统。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摆脱财政困境、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政府效率，教育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被掀起热潮。教育重建被认为是对全球性的经济窘困而在经济上节约开支的一个回应。由于全球性的经济抑制以及对学习的共同性理解，许多国家在重建上表现出相同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有学者认为：“美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归根结底是美国的教育比日本、西欧等国落后，是因为教育出现了危机。要想振兴美国经济和竞争力，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的需要，保持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就必须全面改革和重建教育。”[8] 撒切尔政府对学生在学校的学业成绩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与增长力的表现的不尽如人意，人们将矛头直接指向教育系统的低效，认为没能提供更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力。同时，由于受经济的影响，纳税人也不满意教育公共部门的低效率。
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使得二战后社会各界对国家的角色、福利服务和个人责任所持的共识破灭。新的环境造就出一批新的右翼政治家，他们对先前的经济、劳动市场以及福利国家的政策持保留态度。“经济政策的中心不再是维持充分的就业，而是通过放开劳动力市场以刺激经济发展。无论是通过法令还是减少工会的劳动保护，以便让其工资随着市场规则变动，以维持经营者的利益。”[9] 这样，由于对福利社会的体制、运行效益的不满，经济上的后福利国家化倾向对教育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以瑞典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经历了一场快速、复杂的经济、人口和社会转型。传统产业式微，强调知识需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危机（1992～1994年达到顶峰）、大面积失业、人口避难流动所带来的少部分地方人口过度集中及1995年加入欧盟等诸多问题都对瑞典国家的转型提出了挑战，尤其是瑞典的福利体制、政治权力关系。如此，作为福利部门的教育在90年代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教育作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历来就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世界各国都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也希望通过学校的重建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校重建运动受政治思想的影响之大莫过于来自保守主义。比如，撒切尔政府为打击工党，削减工党占据势力的地方教育当局的权力，让学校脱离地方当局控制，成为直接拨款学校和地方管理学校。
二、学校重建运动的支撑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学校重建
学校重建的背景主要介绍了学校重建何以发生，而学校重建“以何”发生，走一条什么样的线路，这就是我们所要揭示的教育改革的背后的东西，这无疑是问题的根本。通过对学校重建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学校重建运动背后的主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甚至被认为是相同的新保守主义、新管理主义、后福利主义等思想，这些思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作用形式和侧重点，但其核心思想却极具共性。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综合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广泛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本文所讲的新自由主义主要倾向于指经济学等普遍意义上的特征，不做流派的区分，也不涉及新自由主义在其他领域的思想，主要分析其共性思想在教育中的渗透及其作用。大体上，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强调的共性特征有：1）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强调市场作用的最大化和政府干预作用的最小化（强调积极性的国家干预）；2）信赖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主张私有化和非调控化， 严格保护私人产权；3）主张维持市场竞争，强调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来解决各种问题；4）坚持自由贸易为最高原则，反对垄断和实施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希望返回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市场化的模式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般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理念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教育重建中的贯穿便是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营机制的教育办学，就是要视教育为商品进行服务性消费，把市场竞争引入教育实践，按照市场的逻辑对公共教育进行结构调整，通过学校的自由竞争办学、家长的自由竞争择校来引导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消费。同时，新自由主义批评国家教育的官僚化和低效垄断，认为国家作为教育的生产者对教育控制太多，对消费者、家长和雇主的要求反应迟缓。希望通过简政放权以及社会、家长的广泛参与来建立追求效率和质量的管理体制，主张通过扩大自由选择权、竞争、凭证择校等来实现教育的平等。学券择校、特许学校、地方管理学校等新兴办学模式都试图把学校纳入市场当中，让学校在剧烈的竞争压力下，为争夺产品市场而生存，提高办学成本和效率，实现教育平等。这似乎成了世界各国重建公共教育体制的一个强有力的“抓手”。
（二）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
1.新保守主义
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特征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倾向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这是二者复杂且相似的内涵所决定的。“新右”为主的思想主导下，新保守主义成了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迅猛崛起的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思潮或运动之一，也是传统保守主义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出现的一个变种。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军事、教育等各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主张。新保守主义与旧的保守主义一样，同样尊重现存秩序与现存权威形态，反对激进式变革，主张渐进主义变革。但是，它主张向世界开放，主张引入市场经济，并以市场经济来改造原有社会体制与社会结构，这是不同于以往保守主义的地方。新保守主义兼收并蓄、折中并调和了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也是它既“保守”又“新潮”的原因。
新保守主义的这些思想一旦进入教育领域当中，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有研究指出，新保守主义对教育政策影响颇大的几个观点是：“精英政治论和社会分层机制；新保守主义的平等论（主张教育机会的平等，反对结果平等，平等并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等）；经济领域中的政府作用有限论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10] 在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撒切尔主义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曾经在欧洲风行一时。撒切尔政府大刀阔斧，在教育领域里推行了更为激进的改革，采取了削减教育经费与科研经费、削弱地方政府和某些专门机构传统权力、扩大学生家长的教育选择权、促进教育的市场竞争等新保守主义政策。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在教育领域内呈现一种合流的趋势。“竞争”、“市场”、“个人选择”和“社会责任”的新自由主义教育特征，与“客观成绩、标准”、“国家统一课程、考试”等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取向却是两股互相增强、促进的力量。近年来，美、英各国政府普遍加强了对基础教育课程的控制，英国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明确规定要实施“国家课程”，课程的基本内容则明显带有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色彩。究其实质，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着力于用市场化的逻辑来转换办学机制以提高教育的功效，而要明确制度重建的效率如何，则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平台和操作体系。这样，统一性的国家考试、课程等新保守主义的教育特征便迎合了新自由主义的需要。
2.新管理主义
受右派思想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对国家公共福利、政府科层制管理的不断质疑中产生了一些公共部门管理新模式的新思想。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sm）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主张。它以效率、弹性、竞争、分权、绩效管理以及消费者主导为主要精神。在教育中，它强调转变公共教育的职能，即从公共利益（所有学生的利益）上升到私人利益，把学生当作消费者，有计划地扩大投资者的利益。学校重建运动的另一个靶子就是作为公共部门的公立学校教育的科层化、集权式管理的低效。这样，针对科层化管理（官僚专业主义）而生的新管理主义便很自然地进入到教育领域，对教育体制进行分析和改革指导。“从组织学的有关理论出发，新管理主义教育运动的假设在于，在市场革命的背景下，教育组织从集权的官僚化的教育体制转化为一种发展性组织结构，学校承担服务的职能和责任，权力进行重新分化和分配。新管理主义组织运作遵循市场实践，权力分化的目标在于更好地增进学校效能。”[11] 简而言之， 新管理主义在教育中的渗透表现为两点：一是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实现方式的转变，二是打破了公共教育的科层制管理。诸如近年流行的校本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 英国的地方管理学校（Local management school）、澳大利亚的自我管理学校（self-managing school）等，都是受新管理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体现。
3.后福利主义
“福利主义”是一种旨在通过集体和政府干预来改善生活质量和提供必需品的普遍的思想方式。而“后福利主义”则强调个人决策而不是集体决策，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纷纷面临失业危机、老龄危机、社会危机、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福利
主义逐渐转向后福利主义。对个人物质和精神上的富足以及创建一个更加美好、公平的社会担负起首要的意识形态的责任的福利主义，其运行机制、组织原理不断暴露弊病。“面对危机和挑战，福利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政策等相关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陆续提出了重构福利国家、后福利主义、后福利国家等倡议，推行了旨在使责任主体多元化的支柱体系建设和养老金私有化等改革。”[12] 后福利主义的改革思想的主要特征为：1）在意识形态理论上更加提倡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推崇个人成就，强调由个人自我承担责任等；2）强化市场经济在福利领域中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的比重加大；3）从国家保障走向探求一种通过公助、自助、互助实现自我保障的模式，通过制度创新，改变福利的实现方式，使福利的主体多元化；4）由中央集权福利走向社区福利。社会福利制度逐渐从与市场经济相互抗衡走向相互补充，这是福利改革的理论原点。后福利主义强调一种个人自主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权益，事实表明，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计划性经济领域里，导入市场经济的竞争原理，不仅可以刺激社会福利质和量的发展，同时可以调节公平原则之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这样，包括教育在内的大众公共福利制度理念走向式微。后福利主义思想对教育体制的影响在瑞典、丹麦、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突出。在英国，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出台，可作为英国教育从此由福利制度向市场化方向过渡的转折点，其中心意旨在于推行所谓的“消费者利益至上主义”，把学校推向市场，提高教育机构的效率。“在后福利主义时代，先前的凯恩斯经济学和分配公正被正式的市场民主和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所取代。”[13]
总而言之，尽管对重建理念还没有形成一个概念上的统一认识，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面临的教育困惑、重建的指导思想以及实践中的政策行动却是极为相似的。我们应该拨开纷繁复杂的学校重建现象，揭示其背后存在的东西，并对他们做出可接受性的提炼。在新自由主义及相关的新保守主义、新管理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后福利主义等思想理论的影响下，英美等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向了同样的重建之路。公共教育体制被推上问讯台前，需要回应并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精神。如此，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公共教育的有效实现模式、基于父母选择权和个人消费观的公立学校竞争等探索和主张便受到政府以及家长的拥护。学校重建运动发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并非是空穴来风。当然，我们对这场运动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进行结论性的评价还为时过早。这里，不由让人想起杜威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发出的忠告。他说：“那些展望教育中来一场新运动以便适应当前新社会秩序需要的人们，应该出于教育自身角度来考虑，而不是根据一些关于教育的‘主义’，即便是诸如‘进步主义’的‘主义’。”[14] 事实证明， 杜威本人也逃离不出教育改革的这种“主义”情结。但是，本文选取这样的一种观点作为结尾，多少也正表达了作者对时下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教育重建运动的一种态度。
［收稿日期］200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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