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加速形成的全球统一金融信息空间的进程，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劳动对象的变化，信息技术成为改变人类意识最赚钱、最大的生意。如果说过去人类改变的是周围环境的话，那么现在人类正在改变自我。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表明这种变化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种意识工具本身正成为人类活动改变的主要客体。但非常明显，这种革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系列不同层面、却又相互联系的危机。
管理危机
现代管理系统是在“认识形成”技术推广之前形成的，所以它无法适应这种技术。“认识形成”技术的使用使管理陷入危机，导致管理错误增多、管理难度上升。
管理危机的表现首先在于“自我程序控制”。在说服他人做某种事情之前(要利用“认识形成”技术进行管理，首先需要的是自信)，你首先已说服了自己，这样就会失去客观性。
第二是倾向于用改革对现实的认识代替改革现实本身。这种方法在有限的范围内行之有效，但当它开始起主导作用时，就将导致管理系统产生不合理性。
第三是“不负责任”感升级。整日与电脑屏幕和大量的文牍、而不是与现实打交道，人会很快忘记自己的工作影响着人类的现实生活。这种现象与信息技术的高效率相结合，就会变成对社会的威胁。目前，不负责任行为正在社会上广为蔓延，因为“认识形成”技术的高效率增强了掌握该技术者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无须用金钱换取强大”，完全可以凭借这种技术达到许多目的。“不负责任”感使人在形成对他人认识时，会觉得自己是个近乎于上帝的创造者。创造带来的愉快和“不负责任”感的共同作用就能给掌握“认识形成”技术的人带来对平淡生活的空前满足。于是，不负责任、实力和工作的愉快逐渐成为那些没有机会获得“认识形成”技术社会成员的模仿对象，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对不负责任的模仿，这种现象使整个社会的能力降低。社会合理性受到侵蚀与“不负责任”感相互混合，就会成为爆炸性的灾难！
第四是民主的退化。这里不仅是指“国家”这个现代民主的核心受到了侵蚀，更重要的是指对形成社会意识来说，只要能影响社会精英的认识就足够了，因为精英虽属社会少数，但他们参与重要决定，是社会模仿的对象。
长期的努力正在改变精英们的认识，而当精英的认识开始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认识时，精英们便逐渐脱离社会并失去其效用。这时民主的意义就消失了，因为社会下层所产生的思想和观念不再被精英们所领会。在“认识形成”技术广泛应用的信息化社会中，由于同时存在着空前的资源机动性和集中性，精英数量大大少于普通社会，这又使上述情况的程度加深。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基金市场，只要一百个关键性“玩家”改变认识，就能改变整个世界的金融状况。
欠发达世界的危机
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技术壁垒无法避免。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所有国家中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工作的人群都独立成为信息集团，而信息集团通常会迁居最发达国家。因为知识在贫穷和危险中虽然能够得到保存，但不能再生。
第二，“间位技术”的使用。这是一种新技术，设计者利用它可以排除使用者与其进行竞争的可能。它最早的例子是：带有隐藏且无法消除的“敌我”识别系统的武器装备，排除了利用它来攻击设计国的可能；网络计算机方案(分散在网络上的存储器使设计者能够得到所有使用者的信息)和能够分析他人电话信息的通讯技术。
第三，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发生变化。它已不再是具有固定产地的生产空间，而是机动性的财政资源与知识智能。掌握领土的目的并不是治理位于这块领土上的社会，而是要控制这里的财政与智力资源。发达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被掌握资源的边际递减效应上的，就像通常所说的“依靠破坏而发展”，而递减效应的规模往往超过了发达社会的所得。
第四，全球性垄断的形成。这种垄断限制了技术的传播。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退化为全球性舞弊行为的工具，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技术的传播。此外，弱小社会的教育和发展机制的竞争，已经退化为使之毁灭的机制。
当前，全球性大众传媒正日益将发达国家的消费标准推广于全世界，但愈益严酷的竞争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仅他们达不到这些标准，就是其子孙也遥不可及。由此产生的失望和无出路感引发了越来越强的全球性紧张，这突出表现为全球性反抗行为、高效跨国贸易、最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政府和本国社会的影响手段等等，而国际恐怖主义只是其个别的、且远远不是最危险的表现之一。
全球性垄断危机
全球性垄断正面临严重危机并具有腐朽性特征。全球性垄断危机的第一个标志是，在20世纪90年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战争后的财富积累反而阻滞了人类面临的主要人文问题(环境污染、缺水、文盲、疾病、贫穷、歧视女性、剥削童工等等)的解决。它是人类传统发展机制结束和其综合体系客观上必须更换的标志。
第二个标志是发达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由于发达经济在世界上占优势，因此也可以将发达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称为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发展中经济在1997-1999年的危机成为该危机的预兆，而2000年春美国“新经济”破产成为它的开始)。信息技术的高效率导致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该危机又由于信息技术产品在扩大销售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而更加严重。
具体而言，一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具有技术性特点，这限制了那些过于昂贵的、发达国家已没有资源在市场基础上取得技术进步的新技术的传播。二是与信息技术定位于人的意识有关。它的影响客体属于另一种文化，这就降低了信息技术的效果并限制了对其产品的需求，使扩大信息技术市场的斗争成为使传统社会西方化的斗争，从而导致了弱国的破产以及强大的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对立的加剧。
全球性垄断将由于超廉价和高效率技术(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在军工综合体框架内被发明)的广泛推广而被打破。通常，技术基本组成的更替和由此形成的“世界新秩序”都与破坏性的灾难相伴而生。
文明间的竞争
人类文明-文化历史的共同性，不仅是由紧密的经济联系统一在一起，而且是由更深的与文化相近性联系的因素，即相似的价值观与动机、世界观、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统一在一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统一的文化-文明综合体系框架内竞争，两极矛盾产生的力场在该框架内控制了人类。两极体系的消失毁坏了这个力场，解放了两个全球性的文明倡导者——伊斯兰和中国。
不同文明之间的分裂比国际冲突双方的分裂更为严重，不同的文明不能理解彼此的价值观、目的和方式。金融与技术扩张的西方、种族性的中国社会和社会宗教性的伊斯兰主义，它们彼此不接受非常异己的事物。而这些事物的对立并不是因它们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政权问题的不同态度所造成，而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因此，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可能出现妥协(这就意味着要消灭对方的文明)，但冲突双方显露出的不相容性表明，这种相互间的理解没有妥协的可能。
文明的竞争方法是非体系的，因此它带有病态和破坏性质。这种竞争是不妥协的，即使是在出现明显的力量平衡、没有机会获得成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竞争是不合理的，因此是危险的和破坏性的。三大文明中的每一种文明在向其他文明渗透时，虽然丰富了对方文明的内容，但同时也会使之受到侵蚀并发生动摇(美国社会的种族分裂和伊斯兰国家亲西方政权内在的不稳固就是例子)。可能的是，伊斯兰教在未来十年中，将成为中国开向西方的“破冰船”(试图利用它安全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像当年斯大林的苏联成为罗斯福的美国开向西方的“破冰船”一样。
文明的竞争比其他任何竞争都更注重确定其“日程表”，即确定具体的矛盾领域及对立原则(通常这些原则与所确定的活动范围相符)。目前，美国的状况是最好的，没有人文价值观的责难，其总体目的就是财政经济。与其他思想的、宗教的、甚至种族的扩张相区别，这种经济扩张本身就谁也不会放过，因此它潜在的扩张范围最为广泛，以便取得最好的人才和组织资源。
一个或另一个文明的拥护者或反对者之间的界限就是承认一种或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否是唯一正确的。如某位金融家属于非西方文明并不是因为他曾指责美国对南斯拉夫或是伊拉克的侵略，而是他即将放弃金融市场而准备接受另一种非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分析全球性竞争的关键成分之一，即参与竞争国家的精英目标定位时，西方价值观的万能和完善就显得特别重要。
如果说国家是社会的大脑和手臂，那么精英(参与重大决策并成为社会成员模仿对象的群体)就成为其中枢神经系统，它选择神经动能，对其或抑制或加强，并把它传递给相应的社会肌肉群体。虽然在中期阶段，国家竞争力由管理效率决定，但从长期看，社会精英身上体现出来的社会动机和意志应被提到首位。随着全球化的开始，竞争便首先在意识形成领域开始了，谁形成社会的精英意识，谁就是社会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社会本身形成了自己的精英意识，就可以说它保留了自己的合理性，即具有发现并追随自己目标的能力。但精英意识经常是外来的，控制精英意识已成为对一个国家实施外部控制的隐蔽方式。通常，一个独立国家的战略对手经常试图影响其精英意识。而当一个社会的精英意识受到战略对手的深刻影响时，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不合理社会。因为其精英意识的目标已与其战略对手的目标相一致，这就造成了对自己社会本身的破坏。
其意识由国家战略对手形成的精英，注定会成为国家利益的背叛者，但就连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也不能保证其形成的意识符合国家利益，因为精英成员身上要比普通公民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全球化使这些可能性变得更大，也使一些大的灾难变得较弱。它相对模糊地划分发达社会，给这些社会精英带来了好处，但给普通公民带来的却是麻烦。从个人观点出发，精英成员当然赞成能赋予他们更多可能性的自由化，但这个自由化却能够破坏其国家竞争力并给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这种划分增加了国家精英变为反国家力量的威胁。
在相对欠发达社会，由于官僚保守性而得到加强的传统文化对有首创精神和精力充沛的人具有排斥性，使他们产生抱怨情绪(而正是这些人才是社会真正的精英)。于是，他们开始满世界寻找能寄托自己感情之地，最后，把发达国家作为自己效仿的样板，把其现实与价值观一起机械地移植到自己国家的土壤上，而这时社会还没有充分条件推行新的价值观，或是指定的价值观在文化上与其格格不入。因此，类似的盲目的文化移植(特别是成功的)就对社会造成了破坏。
就是那些留在祖国、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加入了社会精英群体的具有首创精神的人也不能摆脱另类的感觉，这甚至会引起这些精英成员对自己所处社会的敌意，认为它是由一大群不受欢迎、甚至是危险的人组成的。随着西方教育标准的推广和部分精英、特别是青年对西方价值观的重新理解，这个矛盾变得更加普遍。
亲西方青年和部分精英在追求一体化和单纯的人类福利时，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结果，客观上无意识地违反自己的意愿，开始建立自己战略对手的价值观体系。
对精英意识的影响成为消除竞争和建立对全球性垄断全面监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影响施加者利用意识形成技术不仅可以把社会精英，而且把国际组织和全球社会也变成自己意志的执行者。实际上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也正是从这些精英和青年开始受到侵蚀，从而导致社会也受到侵蚀，这是文明间竞争的微妙之处。
事实上，精英们的爱国主义准则很简单：那就是其资产方式。作为精英整体，他们正是要为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产而行事，他们也只为了保持和积累私有财产(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影响、地位和声望等)而行事。如果这些私有财产受到战略对手的控制，则这些精英就会开始为他们服务，成为集体的叛逆。这至少意味着，一个合格的、目标定位于民族和文明利益的精英，应该持有相当数量的本国货币的资产，而不是其战略对手的货币。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主义的挑衅注定灭亡，因为其领袖与美国、欧盟和中国的领袖不同，他们的财产是其战略对手的货币，因此没有能力依次与后者进行对抗。
第二次“古登堡危机”
危机加剧的总原因是惯性的社会结构，包括信息管理和信息数量增长的不协调。
西方也曾经历过这种状态。图书学的发明引起“信息爆炸”——信息量急剧增长、传播手段增加、对某些抽象问题进行思考的人数也有了质的增长。而那个时期的管理体系并不适用于充满“信息革命”的图书学管理，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因而导致了改革和一系列宗教战争。而它们的相对破坏性甚至大大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人口缩减了3/4——从1600万减到400万。
今天，就像500年前一样，“信息爆炸”增强了人类已经形成的管理体系能力，但也给它制造了不少严重的系统性危险。当然，第二次“古登堡危机”并非第一次的简单翻版，因为历史从来不会重演。但应知道，全球化危机具有包罗万象的系统性，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和拥有足够精力，因为我们太清楚失败的代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