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岩建立“人间天国”的社会福音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音论文,天国论文,人间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76，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3)04-0067-08
张雪岩(1901-1950)，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固堤镇大常疃村人，中国宗教界著名活动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他热爱农民，具有浓烈的社会福音思想，期盼“使天国早日实现于地上”。1928年8月至9月间，张雪岩在上海广学会寻找到一个编辑的职位。1930年8月入南京金陵神学院学习。1933年6月，张雪岩从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到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担任宗教教育干事。1934年8月，他与孙恩三①一起在济南齐鲁大学内创办了隶属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的《田家半月报》。从此，他将《田家半月报》视为自己的生命，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编辑《田家半月报》的工作中，希望通过《田家半月报》来普及识字教育、推广生计农事卫生等科学知识，以达到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生产、改良农村社会的目标。他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务。
1937年8月，张雪岩出国深造，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获康乃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40年9月，他归国到抗战后方四川成都，继续精心编辑《田家半月报》，并附带编辑出版《田家时事特刊》、《田家画报》，以及《田家读者自传》、《田家医药指南》、《田家瞻望》等图书，此外还兼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公报》和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基督教丛刊》的编辑，并兼任齐鲁大学教授、社史系主任等职。他立志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求解放，踊跃参加抗战活动，凭借《田家半月报》的舆论阵地大力鼓动抗战，参与发起和推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考察抗日军队生活状况等。抗战胜利后，张雪岩以民主自由的宣传者身份为真理作辩护，为民主做斗士；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为农民请命；坚持反对内战，为和平呐喊。1945年，他同许德珩、潘菽等在重庆发起并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1946年5月3日，“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后又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他被推为理事。12日又被推为常务理事。
1949年夏，他受中共中央有关领导的邀请，谢绝美国教会的挽留，回到北平共商国是；9月21日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推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会议结束后，张雪岩参加了一系列报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情况的活动，向各地基督教团体介绍会议的盛况和各种成就，推动教会开展工作。1950年1月28日，张雪岩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雪岩先生治丧委员会公告》。2月2日，有关部门在南池子箭厂胡同2号进行了公祭，将张雪岩遗体葬北京万安公墓。
张雪岩的墓地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墓碑被毁。2007年4月19日，九三学社中央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了隆重的张雪岩墓修复竣工暨追思仪式，九三学社山东省委、九三学社潍坊市委、潍坊市政协、寒亭区政协均派人出席。2009年4月19日，“张雪岩纪念馆”在寒亭区明清宅院广场正式开馆。
张雪岩在广学会工作和金陵神学院就读的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的社会福音思潮正在兴起。
在新教福音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大的流派，即“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个人福音思想注重个人的精神生活及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提倡关注社会问题。而社会福音将救赎的范围从个人扩大至整个社会，在个人得救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消除整个社会的罪恶。19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兴起了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要求基督徒积极参加社会改革，教会应该关心社会底层民众，认为“上帝之国”可以依靠社会进步或革命而在现实社会中建立起来。于是，新教教会的慈善活动、社会服务增多，要求社会改良的呼声高涨。1907年，著名美国社会福音派神学家饶申布什出版《基督教与社会危机》，猛烈抨击社会罪恶，主张彻底改革社会，强调社会性的救赎。他在《社会秩序基督化》一书中写道：“耶稣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的目的，永远是地上人类整个生活的社会性救赎，……基督教是从一种伟大的社会理想出发的。基督教的活的本质，就是希望看到一种神圣的社会秩序在地上建立起来。”②他认为：“个人福音使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心里有罪，并且使我们相信上帝有拯救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的意愿和大能，但它却未能使我们正确地了解社会秩序的罪恶性，和它对处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的个人罪恶所应负的责任。”③社会福音是一种自由主义神学的主张，属于基督教救赎论的范畴。
随着美国海外宣教运动的推进，许多具有社会福音思想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影响到中国的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的社会福音派主张将“基督教的种种教义与中国民间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加以贯通式的理解，使基督福音借助世俗化的手段在中国社会中逐步具备本土化的特征，从而真正在日常生活层面而非精英化的层面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施加影响”。④《教务杂志》主编乐灵生(Frank J.Rawlinson)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和进步》中谈到1900-1920年间的变化时说：“宣传福音的方式也有了改变，由单一的直接宣传变为包括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都用作宣传素材……20年前是集中宣讲福音时代的结束。如今在大城市中正在开展各式各样的传教活动。教会除宣传个人得救外，更使得救者背起十字架宣传上帝的救恩。由神学课程的论题中可以看到，教牧人员的社会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大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基督徒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家问题上，更关心国家大事。近十年来，教会在使信徒适应社会的工作方面也有很大进展，用信徒发自内心的力量使社会生活基督化。”⑤20世纪上半叶，社会福音对中国基督教会影响很大，对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青年会系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影响尤为显著。
青年协会书局负责人吴耀宗曾两次到美国留学，深受社会福音派传教士的思想影响，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34年9月，他将自己近两年写作的有关社会福音的文章和讲演辑成《社会福音》一书，由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他在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即：“耶稣的福音是社会的福音。”谢扶雅给该书写的序中说：社会福音不是“仪式、机关、典制、信条与枝蔓的神学，或枝节零碎的所谓‘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它只是一团火，要把人的心肝炎炎地烧起来！它只是一支无形的生力军，要打不平，破占有，斫罪恶，摧强权，而树立一平等自由与爱的‘天国’”。⑥与吴耀宗同时代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信仰特点大多相同。徐宝谦在回顾他接受基督教的过程时坦言，他研究基督教的动机，“在于解决因政治所引起的烦闷，在于为中国民族寻找一种道德的效力”。谢扶雅提倡“从品德方面阐明神的特质，宣扬耶稣基督的崇高道德行为，而使基督教成为充分的‘伦理性宗教’”。刘廷芳说：“从前宗教，只讲救个人灵魂入天国，不讲救社会的现在。经数十年圣灵的指导，已经渐渐地明白。晓得耶稣来，不是救个人，便了事的。他来是要将‘上帝的旨意，做成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将世界改作天国。”吴雷川认为：“教会应当有主持正义，指导社会的权能……耶稣唯一的宗旨，就是改革社会。”⑦
张雪岩也是这一时期具有社会福音思想的基督徒之一。1932年，张雪岩在李提摩太悬奖征文《耶稣生平》中写道：耶稣兴起一种为国奋斗、为国牺牲的救国救民的念头。耶稣复活后过了40天之后才升天去。他最后的命令是要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叫万人作他的门徒。可见“他是上帝普爱人类的代表，为了拯救天下人而来，绝不是为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⑧从此文中，已经能看到张雪岩社会福音思想的端倪。1933年2月，他在《马其顿的呼声》一文中指出：“马其顿的呼声是一个向基督的福音求救的呼声。你我既是福音的使者，有没有听见过同样的呼声，来此是否为了回应那个呼声。我想大家都可毫不迟疑的回答说是。马其顿的呼声不但有而且很多。单拿中国一国来说，有多少人还在迷信上过生活，还不曾同真理的神发生关系。有多少农工还在被压迫下……现在还有很急迫很重大的呼声，就是给国难找出路。这个使命，你打算回应不？你的信仰能担负这件事否？去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有好些人以为基督教万不能给国难找出路。我始终不以为然，因一个以拯救世界相标榜的宗教，怎么对于一个民族的难处都不能解决，这真有些说不通。不过这真理，却待你我努力寻出，并勇敢的跑去送给马其顿人。”⑨
在抗日战争中期的1942年4月，张雪岩发表了论文《教会与社会》，他认为教会与社会相同之点在于：1.都是人的结合；2.俱有交互关系及共同的行为；3.均有约制行为之制度与组织；4.皆有共同目的。其不同处，即在教会的结合基础在宗教信仰，目的在以爱的神旨而圣化人间的关系。社会则不同，其结合基础在人们自身的生活幸福，目的在实现这种幸福。换言之，前者的组织为信仰，后者的结合为自身。接着，张雪岩明确表达了教会要在现实社会建立天国的社会福音思想，“由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结论，就是社会是教会服务的对象，实现宗教目的的园地。因为如果没有社会，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所谓‘传福音给万民听’，是指社会而言，因为社会是人的组合，如果没有人，还谈什么万民？教会所负的重大使命，就是建设天国在地上，地上当然是指人类社会而言”。文章最后指出：“耶稣说：我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人，释放被掳者，医救瞎眼人，解放受压迫的民众，并宣布上帝惠被人群的恩日与福年。这是个人与社会福音的宣言。承受耶稣遗命的教会，应忠于这个宣言，完成救人救世的大业。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在此，我们应当正视社会问题并接受其创新改善的一切挑战。”⑩
张雪岩关于将天国建设在地上的观点，并非局限在中国，而是具有全世界的眼光。他曾在《基督教与新世界》一文中，以基督教的立场，对二次世界大战后应该建立的人类新秩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中说：“基督教的中心信仰和最大希望，即本教主耶稣基督的遗教建立和平友爱的天国在人间，所以这个理想的新秩序一日不曾建立，基督教即一日不得卸却责任。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已成时髦名词，敌对两方，都有标榜。政治家、经济家、哲学家……亦都见仁见智各有指陈。”张雪岩在分析了二次大战的基本因素后，提出了基督教的天国观。其要点有：“基督教的天国理论，不论对个人和团体，都是极高超的生活法则。天国理论的内容，简单言之，即和平、公义与仁爱三者。申言之，这个理想是以和平为基以仁爱为极，意思即是：欲有真正的和平，就非自仁爱的动机出发不可。换言之，有仁爱才有平等，有平等才有和平，基督教的新世界观不外乎此。”张雪岩介绍了基督教对于国际组织与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看法：1.新的国际政治：(1)悔改；(2)饶恕；(3)互爱。2.新的经济关系：(1)平等共享；(2)牺牲奉献。3.新文化的创造：(1)建设的；(2)泛爱的。(11)对于上述要点，均附有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此不赘述。
1948年1月到1949年夏天，张雪岩在美国访问期间，《田家》曾发表了两篇论及建立人间天国的社论，一篇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篇是《我们的立场和方向》。文章虽未署名，但社论通常都由作为总编辑的张雪岩撰写，文章的内容也表达了他的一贯立场，可认定是由他从国外传回发表，或至少代表他的思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认为天国将在人间建立，但天国不是等来的，而需要基督徒的努力才能实现：“基督教的信仰是要以实际生活(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我们相信上帝统治这世界，我们相信真理必然得胜，我们相信天国要降临在地上，但同时我们必须与上帝同工，努力我们目前的工作，以实际的工作，来达到、促进我们的理想，我们承认不能立时把这个罪恶的世界变好，但我们并不灰心。我们以目前的、最小的工作入手，来推动一个远大的、有计划的工作。基督教的道理是以个人内心作出发点，以个人改变作出发点。”(12)《我们的立场和方向》指出：改造社会，实践社会福音，需要从个人改造做起，把天国建立在人心里，也就是建立在地上了。该文理解的基督教对社会改造的观点和路线是：“为了达到社会改造这个目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与路线。有些人想从政治方面入手，有些人想从经济方面入手，也有些人想从社会制度的改革入手；但是基督教的路线都是个人改造入手。我们认为好的制度没有好人来实行是没有用的。我们不是说社会制度不重要，然而基督教不是政治学，不是经济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改造个人的福音。我们认为每个人如果不能自我改造，去掉自私自利的心、损人利己的心、骄傲自恃的心，这社会是不会变好的。基督教所走的路线是从个人的改造达到社会的改造。把天国建立在人心里，也是建立在地上。”③
正如梁家麟所说：“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第二十世纪的中国基督徒也经历由文化取向的关怀(cultural oriented)到社会取向的关怀(social oriented)。他们最初认为福音对中国的贡献在改变国人的自私、软弱、无能，从而改变整个社会。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就是基督本身，是基督那种勇敢面对罪恶、向恶势力挑战、对真理抱有极大执着与毅力、热爱人类的精神。他们认为这种精神可以激发及鼓励国人去面对社会、改造社会。”(14)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中日之间民族矛盾加剧乃至爆发抗日战争，社会各阶层对国家存亡和民族振兴极其关注，一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旨在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基督徒中的部分社会福音派人士更加强调社会福音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后来的抗战建国活动中。张雪岩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社会福音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文字为宣传社会福音的手段。前文提到，张雪岩从进入广学会当编辑后，即开始大量发表译文和创作，展露出写作的才华。1931年5月，张雪岩在《真光杂志》发表文章提出文字布道非常重要：“文字所以在布道上居了重位，就是因为现代人类社会的不论什么要求，不拘什么欲望，差不多都要窜进文学去探寻，去找解决的方法。因为文学这样发展，所以欣赏文艺就成了社会一般的嗜好；换句话说，也简直成了社会发展的中心……光是闭眼在自己的讲坛上大喊特喊，而不去体察社会的事实，恐怕听众是渐减少的吧。不但如此，就算你不动手作新文章，而为了你现代的新听众，也须富有现代的新智识，不然他们听了你落伍的见解，肤浅的理论，总不会发生什么兴趣。没有兴趣，那能谈到倾慕和信仰呢？所以为了保护讲坛，也须注意新文艺的重要，惟有如此，才能裕余的去应付那些粗风暴雨的反动文字；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基督要救的人从顽抗的境地和恶浊的世潮中引到熙乐永生的天国内。”(15)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基督教界开始考虑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并为此开展了一场讨论。张雪岩认为中国农村识字的人很少，战后教会应加强农村文字事业。他提出文字工作必须考虑受众的文化程度：“文字既为宣教之重要工具，注重文字自为理属应当。不过注重哪种文字并以何种人为对象的文字，方能达到广传福音的目的，都是值得研究。提倡骈骊和八股，不但不能广传，反成文化进步的阻挠，何望其能使人通识达悟而获救焉。是种文字，除少数特殊知识阶级能以通达外，教育权被剥削了的一般劳苦大众，是万难问津的。”他认为农民因环境和生活的困难，在知识上更为贫乏，容易陷入迷信境地，“所以要想解救他们，非以把通俗文字之绳索抛给他们，是不能将他们从无底深渊里拉上来的”。由于城乡之间文化的机会大为不平，因而教会人士“应体验天恩，本着耶稣普爱人类的圣意，将文字工作分些给乡间嗷嗷待哺的上帝儿女。这是今日中国教会所应深切反省并严加注意的一件事”。除了利用文字向农民宣传基督教义之外，还要明白文字是求知的钥匙，也是指导人类生活并解决其生活问题的工具，惟有这才是活文字，“所以今后教会在文字事业上，除理论外更应多注重民众实际生活的知道与生活问题的解决。这是含有救济性的活文字，值得我们注意，尤其乡村民众所需要的文字更应如此”。(16)他根据自己主编《田家半月报》十年的经验，提出农民最需要的文字种类有：书报、儿童读物、妇女读物、田家文库、日报等。
第二，以乡村为推行社会福音的实践基地。张雪岩出身农家，熟悉农村生活，在他看来：“农民是人类最大的恩人，因为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基本生活需要，都靠农民的生产创造。就是最现代化最科学的机械工业，也是依赖农民生产挖掘出来的原料。所以说农民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文化发展的源泉，一点也不夸张，丝毫不算过火。今天能有办法的人都集中到大都市凑热闹，文化教育及一切经济福利的计划与设施，多半都为大城市里的这些有办法的人想。至于自古到今创造人类生活需要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功德齐天的农民，倒被人们遗忘漠视甚至歧视卑视，这是多么不应该的事。”(17)1934年1月里的一天，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孙恩三约见张雪岩，提出以文字下乡推动乡村建设的计划，力邀他参加创办一份以农民为对象的刊物。张雪岩一直怀有为农民做点事情的想法，故欣然同意。7月《田家半月报》出版试刊号，8月1日正式出版创刊号。从此，张雪岩将《田家》作为宣传社会福音的手段，将农村作为实践社会福音的基地。
《田家》试刊号登载的《〈田家半月报〉的希望》明确指出了该刊的宗旨：“田家就是种田的人家，《田家半月报》就是种田的人家看的报，我们办这个报，没有甚么很大的目的，只有几点小小的希望。第一，我们希望《田家》走到的地方，夏天趁荫凉冬天晒太阳的老百姓，彼此闲谈起来，不光说张家的黄毛狗生了几只小狗，王家的孩子才同谁打了一架，也要谈谈国家的新闻，天下的大事。并且能谈谈县里的事，省里的事，全国的事，乃至全世界的事，应当怎样改良。第二，我们希望《田家》走到的地方，大家不要等到家里的小孩生了病，田里的蝗虫飞满天，再去上庙许愿。要人人学会些科学先生教给我们的新方法，并且把这些方法用在过日子上头，叫人们少生些病痛，田地里多出些籽粒。第三，我们希望《田家》走到的家庭，再听不见姑嫂对骂，妯娌对打，小孩吵架的声音。听见的只有壮年人做工的声音，老太太读书的声音，和孩子们唱歌的声音。第四，我们希望读《田家》的教友，不把耶稣看作一尊代替观音如来的外国菩萨。要真正认识他，敬拜他，在各方面显出做他门徒的样子，并且能把教会的事担当起来，把乡村教会造成一个真正中国信徒的教会。”(18)该文以浅显明了的文字说明了创办《田家》的目的，即报道国际国内以及地方的新闻；教导农民科学种田和健康生活；倡导家庭和谐，各尽其责；宣传基督教义，建立本色化的教会。社会福音的基本诉求跃然纸上，描绘出一幅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桃花源景色。
1948年7月，为纪念《田家》创刊十四周年，张雪岩发表了《骆驼展望》一文，对《田家》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他对农村社会福音的展望，这里摘引文字如下：
本报所负文化重担的内容有两种，一是真理，二是科学。真理包含三种素质，一是科学、合理、进步、革命的人生观，二是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三是和平互爱的民主政治。这是一个三足鼎，缺少一足，就无法立定，这即中国走向现代达到富强的基本条件，也是贡献最多而最被忽视最受欺压的农村大众最起码的要求。这三种极其合乎真理性的要求，就是本报文化重担里的第一种珍宝，不过要把这珍宝根据描绘的三种蓝图雕琢成合用的良皿美器，却非用科学方法不成了。所以科学是文化重担中的第二种贵品。不用科学教育方法按着步骤，从扫除文盲、破除迷信、普及教育入手，就无法使人民觉悟生活、教育、职业、娱乐等基本人权是他们应有应享的。没有这种觉悟就不会去争取这些权利；没有这些权利，就等于赤手空拳，没法创造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与和平互爱的民主政治。(19)
从中可以看到，张雪岩认为《田家》肩负的教育内容已经不止是民主与科学，而是包括了积极的人生观、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和平互爱的民主政治。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孤立发展。而只有实施科学的教育方法才能保证实现“三足鼎”的设立，即中国走向现代达到富强的基本条件。
可以说，《田家》的创办正是社会福音思想在乡村的实践。张雪岩和他的同事们利用《田家》试图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并向农民大众传播基督教人间天国的“福音”。《田家》刊载的生计、家事、医药卫生和常识等生产生活方面的知识，可以帮助农民增长生活知识，提高生产技能，以减轻经济困境和落后的现状。他认为一旦《田家》所参与的农村现代化事业能够取得成功，就可以起到示范世界的作用：“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一朝三万万多教育科学落后的农村人民知识提高科学前进，因而健步飞跃建设成一个一等现代的自由平等富强康乐新中国，其对世界和平和大同文化的影响，必定大到不可思议。”(20)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人间天国图景！
第三，以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为促进社会福音的当务之急。张雪岩效法耶稣，始终秉持救国救民的思想，爱国主义是他不懈的追求。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势力进一步在华北渗透，民族危机日渐严重，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福音是难以推行下去的。张雪岩撰文《基督教该不该说话》，指出了基督教应该坚持的态度和立场，并向基督徒发出了呼吁：
中国现有所碰到的大难处，就是因为有人要把基督教所倡的和平公义的主张打碎。但不信基督教的人，倒能有胆子有血气通电反对虚伪欺诈，主张正义。素常喊破嗓子主张人间应有和平真理正义的基督教，反而闭口不言，不作声响，请全国基督教的领袖们扪心问问，毛病究竟在那里。是害怕什么？若如此，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就完全无意思了！大家信不信保罗所说的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果大家还信这话是对的，为了基督和平仁爱的主张，就当和战争的罪恶拼上，尤其是侵略人的战争！把基督和平的王旗夺回来，叫他在世界上作王，危机当头，绝不应当不说话，望全国教会领袖率领全国的几十万基督徒，通电给全世界各国同道，一同起来，反对战争，主持正义，为基督和平仁爱的真理奋斗。因为战争的邪灵要在世界上掌权，起来吧，基督的诸门徒，束上真理的带子，戴上公义的护心镜，拿起信德的令牌和圣灵的宝剑，为基督打胜仗，为天国作精兵。(21)
这段文字说明了当基督教思想中的和平与公义受到破坏时，基督教的领袖和基督徒就应该站出来说话，并联合世界各国的基督徒共同去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捍卫正义。张雪岩对那些面对民族危机不敢发出抵抗声音的教会领袖提出了尖锐批评，呼吁他们率领全国的几十万基督徒起来反对战争、主持正义，表明了张雪岩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大义凛然立场，也体现了其所宣扬及实践的社会福音思想。
同时，张雪岩对普通基督徒应如何爱国的问题也作了论述。在国土沦丧、灾民遍野的社会现状下，作为普通的基督徒是看重个人得救，暗中祷告，忍受苦难，无所作为，还是循着人类救主耶稣的道路，揭竿而起，抗日爱国呢？张雪岩的对此问题的回答是：
基督徒是最明白真理，最主张正义的，遇到真理正义受侵害的时候，他也是最能不顾生死的上前线去维护它的，爱国违反真理不合正义吗？如果你那样承认就罢了。若承认它没有不合耶稣教训的地方，那么我们当怎么起来做爱国运动，使基督教的真理藉此发光。注意个人属灵个人得救很重要，但属灵得救之后的更大本分，想到了没有？……暗中祷告，私下查经固然要紧，但若光是做这些事，未免太便宜太方便，耶稣这时要我们做的，是为真理做见证，为正义说硬话，自己不去扛枪打人，也反对以枪炮杀人的家伙们，自己不做汉奸，也反对汉奸的坏东西，为和平说话不容易，为真理打仗也很难，但耶稣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要跟从他，必须准备天天背起十字架走艰难山，现在国家的艰难山当前，须要我们信他的人一同抱着他所赐给我们的舍己为人的真理，为国家打开一条生路，使国内国外的人，都知道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全世界的保障，我们若不能藉爱国把耶稣的十字架高举起来，那是我们的失败，在真道上也算真是没骨气没出息。望全国的同道都起来，在爱国上为基督作见证。(22)
通过此文，张雪岩将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做了明确的区分，指出基督徒爱国的行为符合“耶稣的教训”，与基督教的思想相一致，是对受伤害的真理和正义的维护。同时认为基督徒的爱国行动既能帮助国家排除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又可借此宣扬基督教思想，使“基督教的真理发光”。全国的基督徒如果都能以爱国的精神参加抗战救国，就是“为真理做见证，为正义说硬话”。
1941年8月，张雪岩撰文表达了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愿望：“本报是以基督教牺牲服务的精神，实行救国爱民的工作。在这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本报誓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求解放，为真理作辩护，为自由做斗士。这个严正的立场，我们要守得住，这个神圣的使命，我们要肩负起。苦，我们要当甜吃；难，我们要笑迎着，这是我们的态度。”(23)《田家》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文章，张雪岩作为主编亲自撰写了《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正义之声》、《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国内战局与国人信念》、《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文章，告诉农民和广大读者，只有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最后才能获得光荣的胜利。
抗战结束以后，中国政局仍然动荡不安。张雪岩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和平建国。他在《田家》上撰写了《反对内战》(1945.12.1)、《为三千五百万灾民请命》(1946.6.1)、《庆新年，哀国是》(1947.1.1)、《为什么要打仗》(1947.2.15)、《哭国运，招国魂》(1947.3.15)、《求上帝保佑青年学生》(1947.6.15)等文章，告诫国民党当局应该停止内战，“和平第一、建国第一、民主第一、自由第一”。张雪岩发表这些文章，加上不断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活动，因而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和迫害。为避风头，张雪岩于1948年1月应美国教会的邀请到美国访问。
1949年夏张雪岩回到祖国，怀着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活动，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宗教界代表。1949年10月15日出刊的《田家》发表张雪岩撰写的社论，标题为《基督教与新中国》，表明了拥护新中国的立场。该文指出：10月1日诞生的新中国具有三个特点，即统一战线的基础，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张雪岩认为因为基督教是宣传真理的宗教，真理的内容是公义、仁爱。实行这个教义的方法是牺牲、服务，从教主耶稣本身的言行看，他是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他最反对口是心非。这是极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也主张并彻底实行为穷苦大众服务的生活。“所以从耶稣的信仰与生活上看，新中国的三个特征，不但与基督教不违背，而且是基督教应当提倡的。自己既然不能提倡，就应当尽拥护和推动的责任了。这是真理，基督教应当站在真理上，并为这真理做实践的宣传，这就是基督教应有的供献”。(24)这篇社论表明，张雪岩认为新中国的特征与基督教的真理是一致的，这与他一贯追求的国家独立、民主自由的社会福音现实目标并不矛盾。这可以从他回答“基督徒学生当前的任务是什么”(25)中进一步得到答案。他说：“基督徒学生不只在理论上要革命求进，在生活实践上更要彻底发扬耶稣服务爱人的精神，公义仁爱和平自由的天道，不是玄空的幻想，乃是理想人道——人间关系的充分实现，天国也好，共产主义社会也好，反正最后目的是消灭阶级、仇恨、战争，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互助互爱的理想社会境界。”(26)
综上所述，张雪岩的确是中国基督教社会福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编辑《田家》为事业，以服务农民为抱负，以追求民主与科学为理想，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目标，不畏艰险，英勇奋斗，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张雪岩从1928年底到逝世公开发表各类作品和译文约467篇(其中在《田家》发表约360篇；包括连载，其中有几篇同名文章在不同刊物发表)，著作6本，译著5本(2本为合译)，主编图书2本。其内容涉及宗教、政治、文化、科技；其文体则有论文、散文、诗歌、戏剧、消息、故事，在他的著述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福音思想，本文仅仅是揭示出冰山一角。
①孙恩三(1900-1951)，又名孙天锡，山东博兴人。毕业于齐鲁大学。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曾任《田家半月报》总编辑，兼任齐鲁大学教授。1938年夏，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华中兼华西区干事。1941年，筹划成立载社，开展基督教历代名著翻译活动；1942年，任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社会专修科主任；1943-1946年，被卢作孚聘为民生公司顾问。1945年8月至1949年底，在齐鲁大学任教务长，期间兼任过史社系主任和社会学教授、外文系主任、乡村建设研究所主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主任等职务。1950年任上海广学会出版干事。
②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21-523页。
③饶申布士：《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赵真颂译，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4页。
④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组织基础》，《〈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8年春第8期。
⑤乐灵生：《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与进步(1900-1920)》，《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⑥吴耀宗：《社会福音》谢序，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
⑦转引张化《鲜明的时代烙印——吴耀宗信仰特点分析》，中国基督教网站，2010年11月16日，http://www.ccctspm.org/church/semin/2010/1116/101116575.html。
⑧张雪岩：《耶稣生平》，《中华归主》1933年第138期。
⑨张雪岩：《马其顿的呼声》，《真光杂志》1933年第32卷第2号。
⑩张雪岩：《教会与社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1942年第14卷第3-4期合刊。
(11)张雪岩：《基督教与新世界》，《基督教丛刊》1943年第1期。
(12)《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田家》1948年第14卷第20期。
(13)《我们的立场与方向》，《田家》1949年第15卷第11-15期合刊。
(14)梁家麟：《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5年，第167页。
(15)张雪岩：《文字布道之重要》，《真光杂志》1931年第30卷第5号。
(16)张雪岩：《战后教会对农村文字事业应有之发展》，《基督教丛刊》1944年第6期。
(17)原载《田家半月报》，笔者尚未查到原文，转引自欧阳康《中国现代传播史上重要的一章——张雪岩和他创办的〈田家〉半月报》，《人物》2002年第7期。
(18)《〈田家半月报〉的希望》，《田家半月报》试刊号，1934年7月，第1页。该文没有署名，孙恩三与张雪岩同为刊物创办人，可视作他们共同的观点。
(19)张雪岩：《骆驼展望——本报十四周年纪念文》，《田家》1948年第14卷第24期。
(20)张雪岩：《骆驼展望——本报十四周年纪念文》。
(21)张雪岩：《基督教该不该说话》，《田家半月报》1935年第2卷第24期。
(22)张雪岩：《基督徒当怎样爱国》，《田家半月报》1936年第3卷第2期。
(23)雪岩：《本报七周年之回顾与前瞻》，《田家半月报》1941年第8卷第15、16期合刊。
(24)张雪岩：《基督教与新中国》，《田家》1949年第16卷第6期。
(25)1949年11月，张雪岩收到上海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的《消息月刊》编辑部的来信，希望他作为人民政协代表解答三个有关宗教的问题。他很快将自己的答复寄给《消息月刊》，并表示“谨以个人之见地”而作答。
(26)张雪岩：《解答宗教问题》，《田家》1949年第16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