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殖民主义理论（亦称后殖民理论或后殖民批评）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所进行的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注：乔纳森·哈特：《踪迹，抵制和矛盾：后殖民理论的加拿大以及国际性视角》，载《知识网》(Arachne)，第1卷1期(1994)，71页。）。这一理论的原创者为在美、英大学执教的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赛义德、印度人后裔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一书被公认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之作。80年代后期，当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理论学术界失势之时，后殖民理论便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发了不少论争，值得认真研究。
国内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介绍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时有王逢振在《今日西方文学理论》（注：漓江出版社，1998。）一书中收入了他对后殖民理论代表人物赛义德的访谈录；张京媛的《彼与此》（注：载《文学评论》，1990(1)。）一文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作了相当细致的介绍；刘禾的《黑色的雅典》（注：载《读书》，1992(10)。）一文在评述近年有关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时也涉及了后殖民理论的好几位代表人物。但这些评介当时都没有引起学界大的共鸣。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是1993年的事。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嬗变。80年代基于“现代性”焦虑而形成强劲的反传统潮流，并过分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相比之下，90年代“弘扬民族传统”成为文化的主潮，而对80年代激进的“西化”倾向则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弘扬传统”因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化政策而具有了权威性。这种情势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就有东方文化复兴论的重振旗鼓，“国学热”的再兴，以及文化讨论中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和对保守主义的肯定等。所有这些，都与反对西方中心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后殖民理论有着一致之处，为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到1993年，这种气候已基本酝酿成熟，而赛义德继《东方主义》之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又恰巧在这一年出版。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杂志在该年9月号上同时推出了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等三篇谈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的文章，立即在读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1994年，《读书》、《钟山》、《文艺争鸣》、《东方》、《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争相刊登了王一川、陈晓明、张颐武、王岳川、王宁、戴锦华、张法、陶东风、杨乃乔、许纪霖、陈跃红、邵建等一大批学者有关后殖民理论的文章或座谈纪要，形成了一个“学界争说萨伊德”（注：《学界争说萨伊德》，载1994年5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的热闹局面。
由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性、两重性，也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再加上国内较长时间缺乏后殖民理论原著的译本，不少人一时难于了解这一理论的真实面貌，所以国内在引进后殖民理论之初，学者们对这一理论的态度是相当分歧的。既有人对这一理论持欢迎态度，称赞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金刚怒目式的著作”，其作者“俨然成为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注：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载《读书》，1993(9)。）；也有人对这一理论表示警惕和疑虑，认为“提出东方主义一说，其反动性将远大于其进步性”，担心谈论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可能会重演以民族化压现代化的悲剧”（注：分别为孙津、陶东风语，见《边缘·中心·东方·西方》，载《读书》，1994(1)。）；甚至有人把赛义德的理论说成是对中国的一种“骚扰”，写出杂文来要“萨伊德先生见鬼去”（注：小宝：《萨伊德先生见鬼去》，载上海《每周文艺节目》，1994(97)。）；当然也有人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表示对“后殖民”理论“一是不怕，二是慎用”，“应当谨慎从事，有区别或选择，不能全盘套用”（注：王一川：《不说东西而谈世界》，载《文艺争鸣》，1994(2)。）。但无论是赞赏、疑虑还是抵制，这些不同态度在一开始都带有某种情绪化的倾向而缺乏理论的思考。最初谈论东方主义或“后殖民”的一些文章，多不引证后殖民理论的原著，即偶有引用也是只言片语，很难窥见后殖民理论的整体面貌；简单化和误读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美国著名后殖民问题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曾强调指出，在深入批判之前，所迫切需要的是“追踪后殖民概念的演变历史，尤其是后殖民批评内部的构图”（注：阿里夫·德里克：《再论后殖民问题》，译文载1999年4月13日《文艺报》。）。中国学者也很快认识到情绪化的弊病和全面了解后殖民理论内涵的重要，不少人即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和评介。
较早从事这一工作并卓有成效的是王宁。他写于1994年的一篇文章《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注：载1994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是国内从宏观上勾画后殖民理论概貌的最早尝试。此后，他在国内十多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介绍和批判后殖民理论。1998年，他又出版了以“后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后现代主义之后》（注：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一书，该书可说是他多年研究后殖民理论的一个小结。他的这些论著，分析了后殖民理论思潮兴起的背景（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失势之时异军突起，开始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廓清了“后殖民主义”的不同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考察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源（斯宾格勒、德里达、巴赫金、葛兰西、福柯等），论述了后殖民理论的二重性（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的一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并对最重要的几位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和批判性研究。所有这些，对于向国内全面介绍后殖民主义这一最新理论思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94年以后，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评介和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
1996年7月，张京媛所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一书由台北麦田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为大陆、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评介和运用后殖民理论的论文集，集中展现了学者们对后殖民理论的理解和具体实践。张京媛在为该书所撰《前言》中，对“后殖民批评”作了一个词条式的解释：
后殖民批评与我们惯常熟悉的文学研究十分不同。它的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金融、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而再现出来的。它讨论的范围包括：现代化、新技术、商品物化、金钱的抽象作用和其对符号系统的影响、大众文化、主体构成的新形式。……（它）侧重于分析新形势下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三世界菁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这种批评旨在考察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彼此之间的影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又是怎样被表述的。
这是在汉语文本中较早对“后殖民批评”所作的定义式的表述，值得注意。此外，张京媛在《前言》中还对后殖民理论的一些主要方面分“批判东方主义”、“文化认同”、“对被殖民者的分析”和“对民族主义的探讨”四个部分作了概述，有助于廓清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构成。
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996)是中国学者研究后殖民理论的一部力作。本书不仅参照利奥塔对“后现代”概念不同层次意义的区分，也将“后殖民”概念区分出三个层次，有助于对后殖民理论的深入了解，而且着重分析了属于第二层次的后殖民批评主体对殖民话语“既反抗又依赖”的复杂处境，并联系国外后殖民批评的不同实践，论述了走出这种主体困境的三种途径。书中还强调了后殖民批评应根据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不同的具体情况来变通策略而不应机械照搬的观点，指出“尽管身处西方的非西方人和第三世界社会中的人们同有第三世界的背景，但却因为具体社会中特定的压迫性结构各异而具有不同的压迫紧迫感和对抗策略”，而国内“目前对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介绍往往正是忽视了这一点”，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次年出版的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一书，将后殖民理论纳入后现代主义的视界内予以考察。该书除通过赛义德和霍米·巴巴的工作对后殖民理论要站住脚所必须解决的认识对象和方法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外，尤其重要的是还对西方后殖民批评的立场进行了剖析。作者以斯皮瓦克和赛义德为例，指出他（她）们作为已跻身西方主流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都不是以一个“印度人”或“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来进行后殖民文化批判，所谓“后殖民批评”，“不是指获得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对前宗主国文化所进行的批判，而是宗主国培养出来的一部分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置身其中的学术营垒的反戈一击”，所以后殖民批评“说到底仍是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一种自我扬弃和整合”，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的角度，其出发点不是第三世界，如果谈到第三世界和“东方”，那也是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和“他者”而讨论的。因此作者反复强调我们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要把西方‘后现代’文论家们的关怀，误以为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176、181页，三联书店，1997。）
后殖民理论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曾引发过学界不少的论争，而后殖民理论的某些重要观点就是在论争中被介绍、凸显出来的，如“反本质主义”问题就是如此。90年代以来，某些学者用他们所理解的后殖民理论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或认为西方文化霸权造成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因而提出“返回自己的话语家园”、“立足于本土话语进行话语重建”的主张；或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视为全面“他者化”即“西化”的历史，因而提出中国文化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构想等。对此学界存在激烈的论争，持不同看法的学者认为，当提出上述主张的学者用“中华性”、“本土化”、“返家”这样的术语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诉求时，他们实际上在确立一种新的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延续并强化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化与族性观念，而这正是西方后殖民批评所要解构的。于是，他们在论辩中介绍了赛义德在《东方主义》1996年修订版《后记》中所详细阐述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赛义德明确表示他“对诸如东方和西方这类类型化概括是持强烈怀疑态度的”。赛义德师承维柯与福柯的历史学和知识论传统，认为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某种对手即“他者”的存在，某种身份——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建构最终离不开确立对手和“他者”，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一再创造它的“他者”。然而，赛义德强调：“自我或‘他者’的身份决不是一件静物，而是一个包括历史、社会、知识和政治诸方面，在所有社会由个人和机构参与竞争的不断往复的过程。”所以，所谓身份、认同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性的、复合性的、杂交性的。某些学者将本民族的族性或身份绝对化、本质化，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注：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载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
当然，后殖民理论的“反本质主义”态度也并非那么绝对，有的学者就曾介绍过斯皮瓦克的“策略性本质论”。斯皮瓦克要求后殖民批评一方面对本质论（尤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本质论）保持警惕，一方面又看到主体身份全称对具体社会政治矛盾和结构性压迫的描述作用。她主张当出于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共同利益和需要时，仍可“策略性”地使用“第三世界”这种带本质论倾向的全称。但这仅仅是一种“策略”，我们完全不应当因此而忽略所谓的“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别、冲突以至压迫关系。（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将赛义德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与斯皮瓦克的“策略性本质论”互相参照，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后殖民理论对“本质主义”的态度。
在引进后殖民理论时，我国学者还曾深入研究和评介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早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赛义德就已经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范式的雏形，即从西方如何“看”东方这一角度，来批判西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东方主义审美观，包括作品中所渗透的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愚昧、野蛮、落后的偏见，以及所谓东方情调等。到了《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赛义德正式将后殖民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开始了他对于文学的文化政治观念体系的建构，即在考察文学与帝国主义霸权的关系中，提出了“态度与参照结构”的概念。钱俊、杨乃乔、丛郁等学者都曾在他们的有关文章中介绍过赛义德的这一概念。他们指出，赛义德的“态度与参照结构”是指“西方中产阶级殖民主体在跨文化的文本（东方作品）阅读中，阅读主体栖息的文化语境（西方本土文化语境）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逃避的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而正是这种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决定了西方阅读主体在对东方作品的阅读行为中所透露出的后殖民主义审美‘态度’”（注：杨乃乔：《萨伊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载1994年9月10日《文艺报》。）。我们将会发现，这个“参照结构”在中国的文艺批评实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批评家手中这一“参照结构”产生了不小的变形：在赛义德那里，批评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西方读者、批评家阅读非西方作品时如何表现出东方主义偏见和霸权主义审美观；而到了中国批评家这里，则主要审视中国的作品是怎样主动地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霸权主义审美观，从而造成这些作品的“后殖民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批评张艺谋的几部获国际电影大奖的电影以及某些在国外走俏的中国留学生小说不惜挖祖坟，张扬国丑，制造“东方他性”来投合西方人的审美偏见。当然这也引起了国内的激烈争议，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变了形的批评模式，指出这种批评“时时以揣测西方对中国人所进行的文化活动的可能‘反应’来评判这些文化活动的全部意义”，“它对西方‘反应’的极度敏感不仅表现一种惊恐不安、缺乏自信的文化困守心态，而且还实际上宣称，无论中国人如何需要自己的文化活动，只要它们可能被‘西方利用’，就应加以谴责和舍弃”。这种对西方的“念念不忘”使这类批评“在反对一种‘臣属’的时候陷入了另一种臣属的地位”。（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201～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后殖民理论的引进在理论内涵上逐步深入的同时，在介绍的范围上也在纵横两个方面有所扩展。从横向看，我们的引进是从赛义德扩大到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再扩大到这三位原创理论家之外。王岳川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注：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所撰《后殖民主义》一章，就在重点分析赛义德、斯皮瓦克理论主张的同时，还广泛涉及到后来汇入后殖民批评思潮中来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博士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阿什克罗夫特、格里菲思和蒂芬合著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与后殖民研究相关的一些女权主义著作和黑人批评家等。罗钢的《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注：载《文艺研究》，1997(3)。）一文在介绍和肯定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还介绍了印度裔学者阿加西·阿迈德对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概念和他把第三世界作家的文本都看作是“非典范”的观点所作的质疑。文中在论及殖民话语的“善恶对立寓言”模式等问题时，还介绍了后殖民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等人的观点。
在这种引进介绍向横向扩展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作了一些纵向上溯的工作，将视线投向了作为后殖民理论之“先声”的50年代至60年代的殖民主义批评话语。王宁较早指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弗朗兹·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1961)堪称后殖民理论的“早期的开拓性著作”（注：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载1994年9月10日《文艺报》。）。张京媛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文化认同》一书的《前言》中追溯“后殖民理论的简史”时也指出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1952)和《地球上的不幸者》“对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这些民族的首要之务是要去掉心灵上的殖民状态，而不只是争取表面的独立形式”的重要问题。马海良翻译了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中的重要一节《论民族文化》（注：均载《外国文学》，1999(1)。），刘象愚则撰写了《法农与后殖民主义》（注：均载《外国文学》，1999(1)。）一文，论述了法农与后殖民理论的关系。杨乃乔在《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悖论》（注：此文收入王宁、薛晓源主编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的长文中，指出“当下西方理论界在编年史的意义上汇总与讨论后殖民思潮时，已在体系和学脉的追踪上，把后殖民主义话语与殖民主义话语联系起来”。文中对早期反殖民急先锋、诗人艾梅·塞萨尔、法农和另一位黑人作家、批评家切诺瓦·阿切比的活动和著述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三位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家对后殖民理论话语的崛起曾有过极为重要的思想启迪”。此外，在后殖民理论发展的纵向追溯上，刘康、金衡山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注：载《文学评论》，1998(1)。）一文还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凭借作者对西方当代理论思潮大势的了解与洞悉，要言不繁地将后殖民理论的来龙去脉作了十分清晰的勾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学者在引进、研究、评介后殖民理论方面所做的这些工作，只有将其放在这样的背景上才能看清它们具有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现在我们所谈论的后殖民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而且又显得那样地内在不一致，因而连那些赋予它以理论地位的学者们也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理论究竟是何模样”（注：阿里夫·德里克：《再论后殖民问题》，译文载1999年4月13日《文艺报》。）。因此，中国学者的评介研究并不仅仅是在引进一种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和外国学者一道为后殖民理论塑形，为尽可能清晰地显现“后殖民批评内部的构图”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在引进后殖民理论的过程中，并未停留于对这一理论的了解、介绍和诠释，而是在批判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提出质疑，发出我们的声音。即以对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之作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而言，我国学者就多有中肯的批评。例如赵一凡就曾指出《东方主义》存在的两个比较严重的缺陷：一是“东方主义整体模式有问题，大而笼统，无所不包，好像是普天下统一的规律”，但赛义德严重忽略了东亚和中国，他的所谓东方基本上是伊斯兰、阿拉伯和北非。而“不谈中国何来东方”。二是书中缺少与东方主义对立冲突的理论论述，“既没有注意东方国家的反帝、反殖民运动，也忽视了西方知识界内部的不同层次的抵抗和斗争”。这导致赛义德认为“东方本身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主体”。而这种看法显然是“偏激”的，“至少忽略了中国人民的现状”。（注：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218～2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此外，陆建德通过若干实例，批评赛义德对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进行取舍裁剪，有意淡化东方和西方内部各民族文化间的纷争，忽略从古希腊戏剧到近现代西方文学名著中与“东方主义”主题相反的例子，因而造成将复杂的文化历史现象简单化的缺陷。（注：参见陆建德《流亡者的家园》，载《世界文学》，1995(4)。）王宁在《后现代主义之后》一书中则自觉地“从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的视角”对赛义德进行质疑，指出了他所建构的“东方主义”在地理学上的局限（仅仅局限于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而很少论及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印度、日本这样一些重要的东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局限（忽视了东方文化两大源头之一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以及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局限（主要论及英语文学作品而较少涉及非英语的第三世界文学）。通过这种质疑，中国学者实际上是在努力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在同一理论层次上介入国际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争鸣，同时也是对这一理论的改造与重构。它表明中国学者已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和借鉴，而是具有了比较明确的批判和超越意识。
作为引进工作的重要一环，后殖民理论原著的翻译明显滞后于这一理论的评介和研究，截至1998年底为止，除少数几篇论文外，这一理论的重要原著都没有翻译过来，给国内对后殖民理论的理解与运用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翻译工作终于在1999年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先是1月和4月，由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和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两书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相继出版。这两本书是大陆最早出版的西方后殖民理论译文集，它们按照主编者各自不同的理解和意图，收录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与后殖民批评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学者杰姆逊，后殖民理论先驱人物法农，以及国外后殖民理论的一些批评者、研究者的部分论著。两书选收的学者和论著虽颇有差异，但却正好具有互相补充和参照之效。继这两本译文集之后，5月，由王宇根翻译的赛义德的《东方学》（按：现通译为《东方主义》）一书也由三联书店出版。作为享誉国际学术界、代表了后殖民理论核心内容的著作，此书在大陆的翻译出版当是后殖民理论引进中的一个重要进展。上述三本书，使后殖民理论的原著终于得以以汉语文本的形式在中国出现，这对于国内学者和读者了解这一理论的原貌与全貌无疑将大有助益。
后殖民理论引入中国算来才有短短10年左右的历史，是新时期以来引进的各种西方文论中最晚的一种。从这10年的情况看，国内对这一理论的评介、研究和在批评实践中的运用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此同时，对这一理论的误读和在具体运用中脱离中国实际的情况也不算少。展望今后，我国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似可特别关注原创后殖民理论所赖以阐述的中近东、非洲和印度经验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差异。中国历史上虽曾为半殖民地国家，但毕竟从来也不曾在整体上沦为西方的殖民地。那么，西方帝国霸权对殖民地国家的文化殖民与对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国家的文化扩张在表现形式上和作用上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反应与非洲、印度那些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差异？中国存在法农所说的“被殖民者独立之后没有本身的国家文化”那种困扰和“只会比以前更差”那种自卑心理吗？像我国五四时期那样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化霸权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看来是我们尚探讨得不够而又大有可为的地方。搞清了中国的特点，不但可以避免机械搬用后殖民理论的弊病，而且可以进一步向与中国经验并不完全吻合的后殖民理论提出质疑，并用中国的经验去充实和改写这一理论，从而实现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的超越。笔者以为，中国化的后殖民理论将有希望从这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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