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多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生产并出口从劳动密集型的玩具产品到资本密集型的太阳能板等一系列的制造品，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乍看之下，这种不断扩张的产品空间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似乎与Imbs and Wacziarg(2003)的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更有可能发生多元化。 然而，通过对1995年中国工业普查和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结果的仔细检查，本文发现中国的产业事实上是更加专业化了。从1995年到2004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上，中国经济并没有变为更多元化。 有几个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发展与产业多元化的关系。根据Smith(1776)和Stigler(1951)的研究，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随着一个地区或国家市场的扩大，生产会按照比较优势变得更加专业化。基于这种认识，Heckscher-Ohlin模型预期，在开放贸易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或国家)将会生产和出口其资源要素禀赋密集型的产品。中国从20世纪70年末期开始经济开放，发展很快，于2001年成为世界经贸组织(WTO)的一员。根据Heckscher-Ohlin模型，中国融入全球市场后，当然会利用比较优势，专业生产并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品。结果，如果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应当变得更加专业化，换句话说，更少多元化。 解释行业集中度的第二种理论来源于经济地理学文献(Krugman，1991)。由于正外部性的出现，工厂更倾向于集中在一起，由此导致了行业集中。这个模型预期，伴随着经济整合，将会发生区域集聚。 但是，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7)认为，市场的扩张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通过多元化生产来管理风险投资组合的机会。因此“市场的扩张与多元化机遇的增加亦步亦趋”(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7)。这个模型预期，随着国家的发展，其经济更趋向于多元化。 在实证研究方面，Imbs and Wacziarg(2003)发现，部门集中与单位资本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前述的理论所预期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相反，它呈现出U型模式：一个国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会先多元化，后专业化。特别地，他们的样本包括了中国，显示了中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Imbs and Wacziarg2003)。但是，他们的样本只包含4个数据点，人均收入变化从1261美元到1493美元。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单位资本收入增加了好几倍，并不清楚他们的所发现的规律是否对于更长的样本期间仍然成立。 本文研究所用的样本包含了一个宽得多的收入范围，这也是本研究与Imbs and Wacziarg(2003)研究的主要不同之处。这个样本采用国家层面的1995年和2004年的面板数据集，进一步检验了是否在中国境内如Imbs and Wacziarg(2003)所预期地显示了U型模式。但我们发现随着经济增长，产业集中度在增加，并没呈现U型模式。 虽然本文所发现的专业化的增加与前面的两个理论(Ohlin，1967；Krugman，1991)的预期有更大的一致性，但是背后的机制不同。与Heckscher-Ohlin模型的预期相比，在1995年至2004年之间，中国加入WTO之后，就业扩张最快的产业并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是资本密集型的。并且，即使在控制了被Krugman(1991)所强调的集聚效应之后，本研究仍然发现，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就业增长更快，表明一定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 本文证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在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升级。但是，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必须重新组织其产品结构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不充足的现实情况。换句话说，中国采取了一种适应于动态比较优势而非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总体上看，这些发现支持了由Rodrik(2007)和Lin(2012)提出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应当超越静态比较优势的局限，面向比他们更加富裕的国家寻找未来产业发展的机会。因此，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不必然具有静态比较优势)发展更快，尤其当产业政策对头时更是如此。 1 中国发展战略的简单历史 当新中国1949年成立时，面临着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贸易伙伴仅局限于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之后，中国在贸易禁运的环境中被迫开始了经济多样化。 受当时主导发展思想的影响，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Lin et al.，1996)，在偏远的山区布置了许多国有重工业以防备军事袭击。但是这种战略与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产生了矛盾。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本贫乏。由于宝贵的资本被用于支持少数的大规模的工业项目，在许多行业资本劳动比非常低下。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主要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对外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北和其他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到大陆投资设厂，外商可以利用大陆廉价丰富的劳动力，将产品加工出口。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给出口企业税收抵免等措施，中国采取了一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大大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出口，也解决了就业问题。 2001年中央政府利用加入WTO的机会，迫使国有企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从那时起，在国际市场上，国内制造产业的发展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加相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国有企业要么关门，要么被私有化，要么通过改革重焕活力。 财政分权是另外一项主要改革举措。1994年税收改革简化了税收程序，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成比例，增加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Shen et al.，2012)。这些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税种的收益共享。例如，增值税以75∶25的比例、收入所得税以60∶40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在财政分权的机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硬预算约束。但如果地方经济发展好了，他们可以留下一部分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更有可能来支持已经形成规模有良好态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一般与当地的竞争优势也相一致。 另外中国的官僚考核体系也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去发展经济。他们的政治生涯依赖于他们所在地区的经济表现(Li and Zhou，2005)，而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 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识别发展的瓶颈并找出办法克服的过程。由于地方官员们有很强的激励机制来发展经济，而且他们又了解当地的情况，较之于上级领导他们更有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有些甚至可能是教科书没有的“土办法”。例如，当发现许多中小企业都在生产同一种产品，当地政府可能认为这种产业比较适合当地的比较优势，从而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来协助进一步扩张这些行业，比如建立贸易市场，成立物流中心和改善交通条件。但是，随着市场不断饱和，政策干预转为由帮助市场扩张到促进质量升级，例如，通过建立质量监督中心，促进企业生产那些政策优先的品牌产品，或通过建立商业协会来惩罚那些生产劣质产品的企业(Ruan and Zhang，2010)。 总之，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采用了诸多举措来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幅员辽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可能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与之相比，地方政府在促进产业方面更有作为，他们更有可能诊断出发展的瓶颈，从而去推动那些最适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从全国层面来看，不同的地区侧重生产不同的产品。但由于中国市场广大，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要比它的每一个地区都更加多元化。 2 数据和多元化的度量 如上所述，本文的研究采用了1995年中国工业普查和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的企业层面数据。与以往研究中国工业化模式所用的数据集(Young，2000；Bai et al.，2004；Wen，2004；Zhang and Tan 2007；Lu and Tao，2009)相比，这里使用的数据集时间跨度更大(9年的跨度)，企业数量更多，并且包含了各种规模的工业企业。 由于数据是企业层面的，我们可以在任何层次上，例如在县、市或省层次上加总，按照2、3或4位代码产业水平上的部门加总。在分析的主要部分，本研究采用了省级和2位中国行业代码(CIC)进行加总。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还使用了在市和县水平上的加总和3、4位行业代码的产业加总。 由于中国在2002年修改了行业代码系统(从国标1994变为国标2002)，本研究采用了如下的方法来匹配变化了的行业代码：对于变得更加分散的行业代码，选取1994年代码作为基准，对于变得更加集中的，选取2002年代码作为基准。换句话说，使用加总程度高的代码来进行分组和产业比较。在两次普查期间(1995～2004)，一些县升级为市并且改变了名称，我们根据变化来进行县市的匹配。 在区域层面上，集中度，基尼系数和熵这3种度量被用来描述地区的产业多元化程度。集中度，表示地区工业总产值(资本或从业人员)中最高的3大产业所贡献的总比例(以下用CR3表示)。越大的CR3值，表示经济越集中于3大主导产业，因此，多元化水平越低。CR3指标的一个缺陷是它只关注3大主导产业，而忽略了其他产业的分布。为弥补此缺陷，本研究计算了衡量不同产业产值(从业人员或资本)分布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多元化水平越低。 熵来源于信息论，在文献中被广泛用来衡量产业多元化程度(Jacqueminand and Berry，1979)，可以由下式表示：
其中
表示行业i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产值(从业人员或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熵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越多元化。 衡量多元化的第4个指标是产业接近度(industrial proximity)。我们基于Hausmann and Klinger(2006)提出的产品接近度概念构造了这个指标，它衡量一个地区不同行业和参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Hausmann and Klinger(2006)对所有4位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产品构造了接近度矩阵，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接近度是按如下意义来衡量的：如果两种产品需要相同的投入要素或禀赋组合和生产能力，那么存在比较高的概率这个国家在这两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两种产品也更有可能出口。换句话说，每一对产品之间的接近度可以通过计算一个国家同时净出口(对世界所有国家取平均)这两种产品的概率来得出。 如果企业或行业生产的产品近似度比较高，他们的相互联系也会比较密切，比如使用相似的投入(原材料、劳动力或机器)，依赖于相似的技术和研发，甚至分享相同的供应和营销设施。由于共同使用相似的技术、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那些生产Hausmann-Klinger意义下近似度高产品的行业更有可能交互联系。一个产业联系密切的地区可以被认为多元化程度比较低。 我们从产品近似度的衡量出发，构造位于某一区域的产业之间近似度的一个加权平均。通过使用SITC代码和SIC(标准行业代码)的重要语汇索引表，我们用对应的近似度衡量(通常是多种产品近似度衡量的一个加权平均)来匹配每一对行业，使用产量、资本或从业人员作为权重，计算位于一个地区的所有对行业近似度的加权平均值。计算的结果就是产业近似度，它给出了一个地区产业的密切联系程度。Long and Zhang(2012)提供了行业近似度衡量的详细计算方法。 3 产业多元化模式 表1显示了基于产量的省和国家层面的4种产业多元化衡量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一些显著的特征。第一，这四种衡量所展示的规律类似。从1995年到2004年，无论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国家层面上，产业都更加集中化了。在中国的31个省中，CR3显示，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只有5个省(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和云南)的工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了。基尼数和熵显示只有四川的产业更加多元化了。按照近似度衡量，只有福建和重庆的集中程度稍有减弱。位于表1最后一行的t检验比较了所有省的这4种衡量，证明在样本时期内多元化减弱的趋势显著不为0。事实上，这种模式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美国各州经济的演化模式是一致的，都是随着国内市场的整合，区域专业化增强(Kim，1995)。
第二，各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2004年，山东省的3大主导产业只生产了23.9%的总产值，而一些资源丰富的省份，如西藏、青海和新疆，它们的3大主导产业贡献了60%以上的总产值。 第三，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的产业要比在省级层面上更加多元化。在国家层面上，3大主导产业的产值在1995年只有21.5%，2004年只有21%，低于——或者说更加多元化——山东这个多元化水平最高的省(23.9%)。总体的模式是，作为整体的经济要比大多数省份的经济更加多元化，这用基尼系数、熵和相似度来衡量也是成立的。但是，考虑到所有的产业，这4种衡量都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家层面中国的产业多元化正在变弱。 作为稳健性检验，本研究还计算了以资本为权重的县级层面多元化度量，主要的发现大部分都一样。图1和图2画出了1995年和2004年分别基于2位和4位CIC代码行业产出数据的县级层面的四种多样化衡量的密度分布。可以明显看出区域专业化的模式，基于2位和4位CIC代码的结果是一致的。图中CR3和基尼系数的密度曲线明显右移，显示了更高的集中度。熵密度曲线左移，表示多元化水平的下降。1995年和2004年近似度曲线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但仍然显示了聚集程度的一个微弱增加。
图1 1995年和2004年产业多元化分布(2位CIC代码)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作者基于1995年中国工业普查和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计算。 然而，当使用从业人员作为权重时，1995年和2004年之间没有明显的趋势出现。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解释为何基于从业人员的多样化衡量产生了和基于产量和资本的衡量不同的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199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这次改革关闭或者出售了大量的企业，造成上百万的工人下岗。这种现象可能减少了国有企业的就业集中化程度。 Imbs and Wacziarg(2003)使用国家间数据，发现在部门集中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倾向于多样化产业，但是，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经济开始再次专业化。是否同样的模式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 按照Imbs and Wacziarg(2003)中的设定，本研究在控制了县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通过4种集中度衡量对人均资本GDP和其平方项进行回归来检验这种U型模式。表2和表3显示了分别基于2位和4位产业代码的4种集中度衡量的估计结果。如表2中的A部分所示，没有一个人均资本GDP的系数是统计上显著的，人均资本GDP平方项的8个系数中只有一个是显著的，因此强烈拒绝U型模式存在的假设。 由于许多经济变量，例如人均资本GDP，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人均资本GDP被替换为人均资本GDP的自然对数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B部分显示只有两个显著的系数。人均资本GDP的平方项对基尼系数的回归显著为正，但是人均资本GDP的系数也是正的，这并不意味着在初始时专业化水平的下降。最后一列对相似度回归中人均资本GDP的系数为正也与不同县之间显示了U型关系的假设相矛盾。采用4位行业代码衡量集中度的结果显示在表3的B部分，表3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唯一的不同是表3中人均资本GDP的系数统计上显著了。
图2 1995年和2004年产业多元化分布(4位CIC代码)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作者基于1995年中国工业普查和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计算。 总之，无论是使用取自然对数的人均资本GDP还是使用基于2位或4位行业代码计算的集中度衡量，这些结果都没有显示在不同区域行业集中度和收入之间存在U型模式。在所有的回归中，2004年年份哑变量一致并且显著为正证明了随着时间的变化存在专业化增强的趋势。可能国家的政策，例如加入WTO和财税改革，在决定产业多元化水平上，比收入水平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4 哪些产业发展更快？ 给定中国的产业正在加速集中化，哪些产业发展最快？表4显示，在1995年，在全国层面上，纺织行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工原料及产品的产值位列前3。到2004年，电力、蒸汽及热电产品和交通器材业取代了纺织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而进入前3。3者中没有一个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从业人员来看，1995年和2004年都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排序最高。有趣的是，很大程度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业在2004年跌出了前3。而通常被认为属于资本密集型的煤炭采选业在2004年升到了前3。如果采用资本来衡量，前两名，电力、蒸汽及热电产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1995年和2004年都在榜上，但是，更加资本密集的交通器材业取代了更加劳动密集的纺织行业。因此，看起来，资本密集型的行业经历了更加显著的增长。
为了进一步检查是否中国的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资本密集，图3画出了1995年和2004年基于4位行业代码计算的资本密集度指标(资本劳动比)密度曲线。横轴表示资本密集度指标的大小，纵轴表示相应于资本密集度指标的产业比例。曲线的右移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产业水平上存在资本密集程度增强的趋势。 给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的传统认识，可以预期在经济开放之后，这类行业将会增长更快。但是，本研究发现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这该如何解释？下面的回归检验了资本密集度对产业增长的影响：
其中i表示产业，t和t-1分别代表2004年和1995年。y表示由产值、从业人员和资本衡量的多样化水平。
表示如图1和图2所定义的产业的资本密集度。X是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ε是随机误差项。
的系数显示了从1995年到2004年产业资本集中度对产值、从业人员和资本增长的影响。样本共含有341个4位CIC代码行业。
图3 资本密集度的演化，1995～2004年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作者基于1995年中国工业普查和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计算。 表5展示了对3个结果变量(产值、从业人员和资本的增长)的估计结果。在初始的三个回归中，只包含了因变量(对数形式)的初始值和资本密集度这个变量。资本密集度变量的系数只在关于从业人员增长的第2个回归中显著为正。这表明资本密集型行业要比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更快的步伐雇用了劳动力。由于上面的分析只包含了两个自变量，回归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例如，资本密集度变量可能包含了行业增长潜能的作用。遗漏变量有可能造成估计偏误。在回归4～6中，分析加入了一个新的变量——增长潜能，这个变量取自Fisman and Love(2007)。加入这个变量之后，主要结果仍然成立。再一次，资本密集度变量只在对从业人员的回归中显著。 给定中国幅员辽阔，同一行业的企业并不必然在同一区域进行集中。表5通过把样本扩展到省级层次的行业进行了再次计算。如表的前三列所示，资本密集度变量的系数只在关于从业人员增长的第2个回归中统计上显著。我们在县级层面上也进行了估计，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技术很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廉价劳动力相对充足，可以重新配置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结构，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来适应中国国情。聚集就是一种通过把整合的生产过程分成许多步骤以降低开办企业的资本需求的方式(Ruan and Zhang，2009；Long and Zhang，2011)。
为了追踪聚集对于3个结果变量的影响，在回归4～6中，本分析加入了聚集度的度量——接近度指标。在所有的回归中，这个变量都是显著为正的。事实上，聚集促进了产值、从业人员和资本增长。这是对Krugman的集聚理论和Hausmannand and Klinger(2006)产品空间理论(产品空间更密集的地区发展更快)的支持。与回归3相比，加入了接近度度量的回归5，虽然资本密集度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聚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资本的需求。但是即使考虑到聚集的因素，整个结果也不受实质上的影响。 总体上，中国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增加了，这导致了资本密集型行业比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了就业，而劳动密集型行业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比较优势之所在。相反地，看起来，中国采取了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这些具有更大就业增长潜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发现很好地回应了Rodrik的观察。“如果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在他们之前，韩国、(中国台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展得这样好，这主要不是由于他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给了他们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上竞争优势。而是由于他们可以很快地转向更加复杂、技术要求更高的活动来支持他们的高经济增长率”(Rodrik，2007)。 5 结论 在刚过去的30年里，中国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与其他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增加了多元化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以专业化增强为特征。专业化的趋势可能是由市场的扩张和地方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内在激励一起推动的。然而，就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增长超过了劳动密集型行业。这表明，资本密集型行业重组了产品结构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和适应中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总体上来看，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见证了中国从业人员的快速增长。 由于市场规模巨大，尽管区域和国家的专业化程度在不断上升，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仍然是非常多元化的，虽然政府并没有特意采用产业多元化战略。相反地，我们所观察到的专业化趋势更多是改革开放总发展战略的结果。但这个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小型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这些经济体而言，与国际市场的整合可能导致国家层面上的高度专业化。从而，国际市场上资源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财政收入和汇率而对整个国内经济产生系统性风险。当面对多变的汇率时，这些国家难以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产业。没有一个有活力的制造部门，多元化发展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规模和资源禀赋上有巨大差异，对于这些经济而言，中国产业多元化的经验和教训可能并不能提供很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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