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和哲学之间——访陈波博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哲学论文,博士论文,陈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波，1957年生，湖南常德人。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现为中国学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西方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引论》、《哲学逻辑》、《蒯因》、《社会科学方法论》（合著）等。
问：我注意到，你是中国逻辑学界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发表的论著数量较多，涉及的范围较广。你认为，你的学术活动的特点是什么？
答：在逻辑和哲学之间。这一短语充分体现了我近些年学术活动的特点，并且很可能是我今后一生学术活动的范围与方向。如你所知，我的专业是逻辑学，在大学里讲授各种逻辑课程，但同时又一直对各种哲学理论问题保持浓厚兴趣。大约在1986年以后，我逐渐把自己的学术努力定位于逻辑和哲学之间。
问：你如此定位，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我试图以逻辑为基点，把我的专长与我的爱好结合起来，以扬长避短。
其次，也基于逻辑科学发展的需要。我注意到，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逻辑学与数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认识科学等等的发展相互结合，出现了许多新分支，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逻辑学的发展也遇到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逻辑？是什么东西使得一个形式系统成为一个逻辑系统？逻辑是否对任何论域都一概地正确？还是各种特殊的论域需要有自己特殊的逻辑？逻辑只是一种思考的方便工具吗？推理有效性的根据和标准是什么？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关于逻辑的哲学问题，需要从哲学上加以解答。
再次也考虑到哲学发展的需要。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显示出重要的作用。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自弗雷格等人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即是说，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语言问题。英美分析哲学家把严密的逻辑技术引入哲学，大大改变了传统哲学的思辨形象，并提出和研究了一些带有很强技术性的课题，如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可能世界与必然性问题，以及本体论承诺问题等，从而使哲学带上了浓厚的专业色彩。以至有人说：不懂现代逻辑，就不能真正弄懂分析哲学。
但是，中国哲学界的情况却不是如比。长期以来，中国逻辑学界的研究与教学主要局限于传统逻辑，中国哲学界也因此缺乏对于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的真正了解，当然更谈不上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来，在中国哲学界，哲学文本创作中就普遍存在一种非逻辑化倾向：即缺乏论证性，有些哲学文本充满了新名词、新概念、新材料，云山雾罩，而遇到一些十分关键的思想，却轻描淡写，几笔带过，并且时常可见内容混淆、重叠，甚至冲突之处。无论怎样辩解，上述弊端绝不是一个好的哲学理论所应当具有的。
正是基于上面这些考虑，我将自己的学术活动定位于逻辑和哲学之间。我试图以此为逻辑科学的发展作出我自己的贡献，同时也架通中国逻辑界与中国哲学界之间的桥梁，使逻辑学界注意到逻辑中的哲学问题，并运用逻辑工具去研究哲学问题，参与一些哲学难题的解决；同时，也使哲学界注意到逻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引起学习现代逻辑的兴趣，从而将逻辑技术适度引入哲学研究中，以有利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问：你的这些考虑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感。那么，在逻辑和哲学之间，你究竟做了那些具体工作呢？
答：我的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逻辑哲学、哲学逻辑和分析哲学。
问：请你谈谈在逻辑哲学方面的工作。
答：大约从1983年起，我开始注意逻辑哲学，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英文文献，并引发了我自己的一些思考。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逻辑哲学引论》，这前后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在这些论著中，我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逻辑哲学的起源、性质、主要内容、体系结构等问题，初步构建了一个逻辑哲学体系。我认为，逻辑哲学至少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关于逻辑的哲学分析，例如，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的关系，形式化的本质、作用及其限度，逻辑的单一性和多样性，以及更基本的：究竟什么是逻辑？逻辑的对象是什么？逻辑与非逻辑的划界标准是什么？逻辑与哲学、数学、语言学、心理学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第二，对各种逻辑系统内部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哲学回答，目的在于发展某种逻辑理论。例如，蕴涵与推理的关系，各种不同蕴涵的直观有效性以及比较和评价不同蕴涵的标准；关于逻辑悖论的各种问题，例如悖论的定义、成因、类型、性质以及解决方案等；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的有效性和普迁性问题；蒯因对模态逻辑的哲学批评以及别人的回应；多值逻辑对二值原则的挑战及其派系的其他哲学问题；归纳逻辑中的休谟问题及其各种回答。第三，对于逻辑和哲学的基本概念的精细分析，这些概念包括：名称和摹状词；语句、命题、陈述、判断；命题形式和命题态度；量词和本体论承诺；意义、指称、谓述、用法和证实；存在与同一；特别是分析性、必然性、先验性、真理、逻辑真理和数学真理等概念和范畴。
我认为，逻辑哲学的上述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一般性论题，它们对于逻辑哲学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们涉及逻辑科学整体，并且对于它们的不同理解和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不同的逻辑眼界，导致不同的逻辑类型创立。一是特殊性论题，它们只是与某一类或某一个特殊的逻辑分支有关，而不直接涉及逻辑科学整体。具体来说，一般性论题包括：(1)逻辑究竟是什么？(2)意义理论，(3)逻辑真理，(4)逻辑悖论，(5)逻辑和本论，(6)形式化的哲学分析，(7)蕴涵的意义，(8)“是”的逻辑哲学分析，(9)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比较。而特殊性论题则包括：(10)非经典逻辑的哲学意义，(11)模态的形而上学，(12)时态逻辑和时间哲学，(13)道义逻辑和道德哲学，(14)命题态度和认知逻辑，(15)自然语言逻辑和语言哲学，(16)归纳逻辑的哲学问题。这就是我近年来经过反复思考，初步构建的一个逻辑哲学体系。我已在发表的论著中探讨了其中的大部分问题，并正在继续探讨，拟在适当的时候再写一部比较有份量的专著《逻辑哲学研究》。
问：什么是哲学逻辑？你在这方面做过一些什么工作？
答：在英文文献中，“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是一个有歧义的词语。我所说的哲学逻辑，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新兴的一个逻辑学科群体，它们是以数理逻辑（主要指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是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为对象或直接具有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哲学逻辑作为学科群体，可以分为四个子群：(1)异常逻辑(deviant Logics)，即因不满意或者否弃经典逻辑的某一或某些特点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理论，包括多值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自由逻辑、偏逻辑、量子逻辑、模糊逻辑、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条件句逻辑特别是反事实条件句逻辑、构造逻辑等；(2)本体论逻辑，即有关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范畴及其问题的逻辑理论，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存在逻辑、部分与整体逻辑，莱斯涅夫斯基的本体论等；(3)认识论逻辑，即以传统认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为对象的逻辑理论，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内涵逻辑、归纳逻辑等；(4)伦理规范的逻辑，即与传统伦理学的概念、范畴相关的逻辑理论，包括道义逻辑、命令逻辑、优先逻辑、行动逻辑等。
在哲学逻辑方面，我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15万字的专著《哲学逻辑》，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先后向国内逻辑学界介绍过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优先逻辑、内涵逻辑等分支，并对道义逻辑有所研究，独立承担了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道义逻辑与伦理学研究》，其成果20万字专著《道义逻辑引论》即将交付出版。
问：听说你近年来主要在研究美国著名哲学家兼逻辑学家W.V.蒯因的思想，是这样吗？
答：是的。这三、四年来，我主要研究蒯因。蒯因曾被艾耶尔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他在分析哲学特别是美国分析哲学的发展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促使逻辑实证主义在60年代转向逻辑实用主义，并最终衰落。我之所以选定蒯因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也是因为我的学术背景、兴趣与蒯因有相似和相通之处。蒯因首先是作为逻辑学家登上学术舞台的，并且是当代一位十分重要的逻辑学家。他在研究逻辑时，首先关注的不是逻辑的技术方面，而逻辑的哲学方面。1950年以后，他更把主要精力用于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新颖的论题和学说。可以这样说，“从逻辑的观点看”，体现了蒯因哲学的渊源、路径、方法与特色之所在。
问：这正应了“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这句话了。在蒯因研究方面，你有什么具体成果？
答：具体体现为两部专著：一是1992年底完成的评传性质的专著《蒯因》，此书被收入傅伟勋、韦政通两教授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已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此书分蒯因的学术生涯、逻辑研究、语言哲学、认识论、本体论、总体评价等6章，比较全面地评介了蒯因哲学。由于当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在职博士生，要做博士论文，这部评传性质的专著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于是我又花了近两年时间，写了一部研究性更强、按照蒯因哲学的内在结构安排叙述结构的手稿《阐释与批判──蒯因的哲学体系》，它共12章，30万字，博士论文《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阐释与批判》就是从这部手稿中抽取、改写出来的。
问：听说你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专家们的很高评价。
答：是这样。20位专家审阅了我的论文，他们认为，“论文作者立足于大量丰富的资料研究，清楚而极有说服力地展现了蒯因……的基本思想和发展线索，是一篇经过严肃、认真的艰苦工作之后作出的有深度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不仅达到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对于专家们给予的评价意见，我感到宽慰，因为我近四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得到了肯定和承认。
在以上这些论著中，关于蒯因哲学我形成了这样一些总的看法：(1)蒯因哲学是有统一主题和一以贯之脉络的严整体系。它以一阶逻辑为标准框架，以自然主义语言观和行为主义意义论为理论基础，运用发生学的经验研究方法，试图去回答下述中心问题：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丰富的世界理论的？由此派生出其他一系列学说，如语言学习理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整体主义知识观，拒斥“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经验论的逻辑哲学，等等。并且，在这各种学说或论题之间，还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和先后的逻辑秩序。因此，那种认为蒯因哲学无体系，蒯因只是就孤立论题发表独创性见解的论文作家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2)从其方法论特色和理论倾向上看，语言蒯因考察哲学问题的基本维度，语义上溯是蒯因哲学研究的基本策略；科学主义是蒯因哲学的总体特征，它具体表现了下面一系列主义：自然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整体主义、唯名论倾向和物理主义、以及逻辑研究中的外延主义；其中，以自然化和整体论为特征的经验，是对蒯因认识论的最好概括实用主义是蒯因哲学的最后归宿，它具体表现为：约定主义和工具主义、突出逻辑标准而淡化、取消客观真理标准，以及相对主义。(3)蒯因哲学中潜藏着一些矛盾与不一致如整体主义知识观与语言学习的基础论要求的矛盾，乔姆斯基所发现的蒯因－Ⅰ与蒯因－Ⅱ的矛盾，翻译对错无事实问题与物理理论有事实问题的矛盾，以及逻辑可修正论与不同逻辑不可比较之间的矛盾，等等。蒯因哲学的特征、矛盾与缺陷，是由蒯因的下述理论失误造成的：他只看到人类认识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几乎完全没有看到它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动的过程；他始终动摇于实在论与工具主义之间，不能明确一贯地坚持反映论立场；他不懂得真理问题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夸大了人的认识中的相对性，最终滑向了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蒯因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有成立的。(4)但蒯因哲学对现化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这突出表现在：他抓住关键性论题直入主题的理论洞察力，清晰、简洁而又严谨、细致的分析论证方法，某些极富独创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和学说，以及某些堪称典范的哲学文本。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蒯因哲学中最有价值、因而最应该消化吸收的，就是蒯因贯穿始终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对于科学的尊重；对于语言的关注；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以及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真理，始终面对批评与反例的胸
与气度。
问：你最近有什么研究计划？
答：在近一、两年内，我将致力于完成我所承担的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形式化方法的哲学分析》。形式化方法是现代逻辑最重要的方法，它根植于西方科学中的演绎主义传统和西方哲学中的唯理论流派，因此它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结晶。我将对形式化方法本身进行哲学分析，并探讨能否将形式化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等问题，也许由此我会在一段时间内转入对哲学方法论，元哲学的探讨。
我深感中国哲学传统中严格理性精神之匮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长于神秘的直觉、顿悟、洞见，以及笼统的综合和概括，但拙于精细的分析与严密的论证。这从留传下来的哲学文本中也可看出：几乎没有围绕单一主题进行严密论证的大部头著作，而有的是作为未经严密论证的观点集成的“语录”。所以，“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把中国变成《毛主席语录》的海洋，这一做法在中国实在是源运流长：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很多只不过是孔孟语录汇编，因为孔子讲究“述而不作”，于是只好由其弟子将其言行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以传给后人。在当代中国，中国古代哲学疏于分析与论证的传统仍大有传人，并且还出现了“教科书化”写作方式在哲学文本创作中的全面肆虐。这种状况确实值得我们忧虑，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哲学的本性是爱智慧，是智慧之学，因而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其表述写作方式，都应使人感受到智慧的火花，使人笼罩在智慧的光芒之中。这其中就包括哲学思维的精确化与严格化。应该认识到，精确化、严格化不仅仅是组织观点与材料的写作方式问题，而是把哲学思考引向深刻化、正确化的途径方法。这是因为：(1)严格化、精确化必须以哲学思考的周密化、细致化为前提，而周密、细致地思考的结果往往导致哲学思想的全面与深刻；(2)有些哲学思想泛泛而论可能十分动昕、十分有理，但是一旦要使其严格化和精确化，充分揭示其概念、范畴、命题潜在的逻辑涵义及其相互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并使它与其他观点处于有机统一之中，往往就会发现它漏洞百出，有时甚至根本不能成立。纠正错误则导致哲学思维的正确化。(3)严格化和精确化还有助于不同哲学观点的比较和辨识。当一种哲学观点以一种大而统之、简而化之的方式提出时，几乎不能与其他哲学观点比较，因为它不具有确定的形式，弹性较大。但一旦利用形式化方法使其精确化和严格化之后，就可以进行互相比较和相互批判，弄清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总之，我试图通过我的研究，来传播和培育严格的理性精神。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最缺乏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传统中的超越意识与西方人的竞争精神结合起来，把神秘的洞见与西方人的理性思维结合起来，我们将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