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扩张：结构调整比贬值更实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外贸：实际上已步入走走停停的阶段。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经历了近20年时间的快速扩张之后，呈现出明显的走走停停之势。快速增长与走走停停的分界年应在1996年。该年外贸出现近乎停滞的局面，进出口总额仅比上年增长了3.2%， 其中出口只增加了1.5%。1997年虽然出现强劲反弹，但1998 年重新出现停滞局面。新近公布的进出口统计数据表明，外贸实际上已呈负增长，而下一年的扩张前景，似乎更为暗淡。与以往快速扩张年份的表现相比，1996年、1998年的外贸表现显现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逆转：一个是一改以往尤其是“八五”期间的超高速增长，呈明显的低增长势头。另一个是一改以往外贸出口增速高于GDP增速的记录，而变为外贸出口增速低于GDP增速。统计资料显示，“七五”、“八五”期间，外贸出口年均增速分别高于GDP平均增速2.7个百分点和7.5个百分点，而1996年、1998 年的情况恰恰相反：不是外贸增速高于GDP增速，而是GDP增速高于外贸出口增速。其中1996年GDP增速高于外贸出口增速7.8个百分点，1998年高出7.3个百分点。对于外贸的这种变化，我在1997 年初就曾作过较为系统的考察并提出如下看法：外贸的高增长期可能已经结束，今后将面临一个低速扩张阶段。我的主要依据是，时至90年代中期，中国外贸规模业已大型化，大国贸易下外贸扩张难度要比小国大。其中两个因素将直接制约外贸增速：一个是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基数。作为贸易大国的基数已经很大，若保持较高的增速将意味着每年新增一个中等贸易国的贸易额，这显然是不容易达到的；另一个是贸易摩擦的长期化。大国贸易受贸易伙伴的关注乃至嫉视较多，因而引致的贸易摩擦较多，这方面日本的经历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我的考察表明：日、美贸易摩擦肇始于日本作为贸易大国初露头角的70年代，发展于日本贸易大国地位巩固的80年代，而在90年代趋于激化。主要原因是90年代进入后冷战时期，美国等“大经济”纷纷将经济安全置于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但比起日本来，中国处在更为不利的地步，因为日本长期（迄今仍然）是美、欧等“大经济”的盟国，中国则不是。然而，部分地由于1997年中国出口的强劲反弹，部分地由于亚洲危机的插入，我的文章显然未引起同行足够的关注。迄今为止，学界相当一部分人士显然仅仅将近年外贸的波动视为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暂时现象，而没有视为某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走走停停阶段。最近一年多时间，我在两度赴欧洲工作期间再次就此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与欧洲同行交换了看法，感到我的推断仍然有效，且问题比我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导致外贸走走停停的原因比我原来想到的还要多。
二、外贸走走停停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有动力衰减。
不少学者将近年外贸停滞归因于汇率因素及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只注意到了一些浅表性原因，而尚未触及更为深层的因素。我认为，对于近年外贸的走走停停，必须从更深的层次去找原因。其中，外贸以往扩张的动力首先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动力的强化与弱化，以及是否有新的替代性因素，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外贸的目前表现及今后的扩张前景。关于中国外贸在90年代中期之前十几年间快速扩张的动力，自然可以列出一系列，但我的分析表明，四个动力最为重要。
第一个是外贸管理的分权化和外贸经营活动的非垄断化改革。其中管理分权化进程始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归于完成。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将扩张外贸尤其是出口贸易的激励由中央政府那里分置于各级政府身上。外贸经营活动的非垄断化始于1984年，在那之前全国外贸是由12家在业务上互不重复的国有专业进出口公司垄断的。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从事外贸经营企业的数目急剧增加，由80年代初的十几家增加到1988年的5075家，90年代中期的1万多家。由此不难判断，90年代一开始， 中国外贸业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垄断性行业，而是一个初具竞争的行业。而到了90年代中期，外贸实际上已成了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垄断的打破、竞争机制的引入虽然引起外贸经营环境的混乱，但竞争无疑有力地压低了外贸交易成本因而推动了外贸的扩张，因此应视为推动近10多年以来外贸扩张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二个是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我们知道，人民币汇率曾经是完全由政府决定的，其汇价长期处于高估状态，这极不利于出口扩张。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外汇制度改革实际上主要是围绕外贸扩张要求进行的。通过引入外汇留成制度因而非正式的外汇调剂市场开始，到建立正式的外汇调剂市场，到汇率并轨及外汇交易中心的形成，使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因素决定。这整个过程都促成了人民币汇率的不断贬值，其中对美元汇率从1981年到1990年贬值64.36%，1990 年到1994年贬值44.50%；对日元汇率则先后下跌了76.73%和60.61%。 而从1981年到1994年，人民币对上述两种货币汇率分别下跌了79.58 %和91.33%。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比如1986 年、1990年和1994年对美元汇率的较大幅度贬值，就曾促成了当年或次年出口的大幅度上升，而与1995年、1996年小幅度升值相对应的则是1996年出口增速的明显回落。
第三个是关税制度改革。进口方面主要包括非关税壁垒的关税化和关税壁垒的低矮化，出口方面则以出口商品的零税率制或出口退税制的建立为标志。这些改革多半是在1993年以后进行的。还在1992年，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尚高达43%，加权平均关税率为32%，与那些大的高度保护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相上下。但自1993年以来，关税不断被调低，且降幅一次比一次大，关税减免涉及的商品种类一次比一次多。按平均关税税率计算，1993年降为39.9%，1994年降为35.9%，1996年1 月降至23%，1997年10月又进一步降至17%。关税制度的改革在促进中国进口贸易扩张的同时，也给出口以有力的推动，因为许多进口品属于出口加工业所需的投入品。至于出口退税制的建立，则对出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四个动力来自引进外资。外资尤其是外来直接投资的不断涌入，使我国得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一个面向出口的外向型经济部门，而正是这个主要立足于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部门，直接促成了中国外贸在90年代以来的快速增长。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贸扩张，有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1989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最低在30%以上，最高达 115.2%。外资企业的出口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 亦不断上升， 由1988年的5.2%、1990年的12.6%增至1995年的31.5%和1996年的40.7%。至于进口，90年代中期以来所占比重更大。
虽然上述四大动力是在十多年时间内相继产生的，但它们同时发挥作用并且释放出最大能量的时间无疑是在90年代上半期，即“八五”时期。也正是在“八五”期间，中国外贸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按照有关统计资料计算，我国进出口总额在“六五”期间年平均增速为12.8%，“七五”期间为10.6%，而“八五”期间（1990年—1995年）高达19.5%。不难推断，上述四个因素中，除了第四个因素以外，前三个因素都直接作用于进出口价格，促成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其中非垄断化改革以加剧同业竞争方式促使价格下跌；外汇改革以汇率大幅度下调引致出口价格下跌，而关税改革尤其是出口零税率制的建立，通过降低出口成本降低了价格。然而进入90年代后期，恰恰是价格问题，成了束缚上述因素进一步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因为中国出口大宗——劳密型产品及低附加值的机械制造品——的价格业已降得过低。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问题已经主要不是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问题，而是相反——价格太低或下降过猛而失去市场。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与国际贸易中流行的“买涨不买跌”商业行为相悖而失去市场，另一种是招致进口国的反倾销指控而失去市场。前一种最著名的例子是丝绸。中国的丝绸因其织造精美自古就在国际丝绸市场上占有某种天然的垄断地位，然而近年却在国际丝绸市场上屡屡受挫，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价格下跌太剧烈。笔者前年访问瑞士期间曾经与苏黎士中国商会的几位商人聊过这一问题，一位曾多年从事中国丝绸贸易的商人说，在传统上，欧洲人购买丝绸犹如购买古董，期望其价格不断上升，然而近年中国的丝绸价格不断下降，丝绸不再被当作可以保值的消费品，人们对其失去了消费兴趣，他已放弃中国丝绸生意。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中国的商品价格之便宜已如此尽人皆知，以至买了作为礼品送人有时都有点不好意思。至于受进口国反倾销指控而失去市场的商品种类，则不胜枚举。
显而易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任何可能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的贸易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余地将越来越小。不仅如此，我总感到，象汇率这样的工具的运用可能已经走到尽头，就90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形来分析，贬值手段的运作至少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一个是受投资结构严重制约。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年度资本形成的近1／5来自外资，经济增长因素中外资部门的贡献率超过1／4，而在面对出口的部门，其贡献率则在50%以上。如此之高的外资依存度，置汇率政策于某种两难境地：从进一步扩张外贸出口的目标考虑，贬值仍然有效，但从引进（或留住已有）外资的角度考虑，贬值则是不可取的。另一个是受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政策的制约。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几个大的贸易伙伴之间，均存在较明显的盈余，这种盈余，在后冷战时期的背景下，日益（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国家间双边关系的重要的敏感性问题。在我国与美国等“大经济”存在明显贸易盈余的情况下，任何贬值举动均可能引致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应乃至保护主义举动，因而适得其反。事实上，按照正常情形，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继续上升，人民币面临的压力不但不大会是贬值，而极可能是升值。这方面，日本及亚洲“四小”就是明显的例子。至于第四个因素即借助外资扩张外贸的前景，也越来越有限。这不仅是由于今后进一步扩大引进外资的前景不大，而且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目前我国外贸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这方面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几乎完全为外资企业控制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已经超过贸易总额的一半，而一般贸易也存在外销渠道为外商所控制的趋向。在这种情形下，借助外资扩张外贸尤其是加工贸易，其成本将可能大得难以承受。因为就一般意义而言，加工贸易带来的贸易净收益很小，但它所需要的国际市场容量却较大，因而造成的虚假贸易盈余也较大，引致的贸易摩擦较多。在这一点上，中美近几年关于中方盈余统计的巨大差异，就是个最好的例证。
三、外贸扩张：结构调整比贬值更有意义
由此可见，要使外贸摆脱目前走走停停的局面，不能仅仅围绕贬值等促使出口价格下降的手段来做文章，而应另辟蹊径。各种迹象表明，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比贬值等更有效，影响将更为持久。其中两个结构性调整值得首先予以考虑：
一个是按照我国业已变化了的要素禀赋特点调整贸易结构。由赫——俄“要素禀赋”说发展而来的现代贸易理论揭示：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来自其要素禀赋特点，但要素禀赋会随着一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要素禀赋变化所导致的贸易结构变化通常按照如下顺序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出口品以自然资源密集型为主，第二阶段以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第三阶段以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第四阶段则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客观地来分析，最近2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结构演进，刚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下“逆”比较优势的出口结构向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换，到90年代中期，中国出口的大宗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刚刚起步，至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尚占极小的比重。在这同时，中国的要素禀赋则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其中对外贸产业扩张最有意义的变化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急剧增加。物质资本方面，一个重要的流量指标是总投资。统计数据表明，从1978年到1995年，中国的年投资额亦即资本形成总额增加了15.5倍。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年投资总额在2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个规模， 无论按美元与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 已与美国70年代初的总投资规模不相上下。人力资本方面，一个重要的流量指标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如果把普通高校毕业生供求状况作为一个重要依据，则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力资本的供应也是充分的，因为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总体上已出现供大于求的态势。这两个指标都表明，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业已具备了大量生产并输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要素禀赋条件。
另一个是按照国际贸易需求一边的变化及其趋向调整贸易结构。由包特（M·E·Porter）等人提出并发展的“竞争优势理论”则证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不仅与其要素禀赋条件有关，而且还与其他三个条件密不可分：（1）该国的企业状况。（2）相关性产业状况。 （3）需求条件。需求条件既包括绝对需求水平，也包括进口国消费者对进口品之质的预期。以此推论为基础，包特认为一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口贸易的扩张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的演进：（a）要素驱动阶段；（b）投资驱动阶段；（c）创新驱动阶段。就贸易的上述三个条件来分析， 先撇开前三个条件不说，光就需求条件来看，9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市场对非熟练劳密型产品的需求业已趋于饱和，中国劳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国的市场竞争愈益激烈，进口国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质量预期亦愈来愈高，有些产品的质量预期已非一般非熟练劳动所能达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中国贸易大国态势业已形成，我的考察表明，这种大国态势主要表现在劳密型产品的出口中， 而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中，中国仍然具有“小国贸易”的典型特征。这种贸易格局意味着，我国劳密型产品出口的需求弹性已越来越小，而与此同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需求弹性不变或保持上升。无独有偶，与这一变化趋势相一致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已开始由要素驱动型向投资（既包括物质资本投资也包括人力资本投资）驱动型变化。这一变化无疑意味着，今后外贸发展应立足于如下思路：在保持非熟练劳密型产品出口已有规模的同时，将外贸进一步扩张的着眼点置于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