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读书与备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衣带渐宽终不悔论文,憔悴论文,消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德尔菲神谕说苏格拉底是全希腊最富有智慧的人，他解释道，神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而不是自以为是。对于历史教学而言，尽管我从教已经十年有余，但深感自己知之不多，所以在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一些大家的书，力求做一个追求智慧的历史教师。
通过读大家的书，可以达到更新知识、为教学注入新思想的目的。大学时候就特别喜欢顾准，1996年《顾准文集》《顾准日记》出版，马上买之一睹为快。《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名篇让我爱不释手。顾准首倡市场经济，主张多元主义哲学，认为直接民主会导致暴政等，对我启发很大，他的思考也促使我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和惰性一直扎根在我头脑深处的一些既定看法。那时候在长沙求学的生活极其贫困，但是同学们在一起探讨哲学人生，交流思想，却是其乐融融。因为顾准，我又读了其学生吴敬琏的书，又涉猎了梁小民、茅于轼等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大家的真知灼见对我后来的教学大有裨益。
和顾准那个时代相比较，现在购书更为方便，在当当网等网站下单后，几天后书就会送到学校。工作之余读些大师的著作真是种美妙的享受，同时对我的教学工作帮助甚大。新课程改革后，教材增加了如宋明理学、启蒙思想家康德等新内容，这些内容较为晦涩难懂，依靠教参难以厘清，所以被同事们视为畏途。但当我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以及余敦康、邓晓芒、何兆武的相关著作后，就云开雾散了。《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在1946年受美国宾西法利亚大学之邀期间所作，该书的语言别具风采，因为受众是外国人，也比较通俗易懂。宋明理学的“理、气、太极”等概念我是看这本书后才界定清楚的，后来我给学生讲授宋明理学这一课内容时，用的就是冯先生的解释。复杂的概念被冯先生用几个简单的例子就道破天机，学生有了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西方哲学史更是难以掌握，但余敦康先生的著作却厘清了西方哲学的脉络。他对于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薄伽丘、伏尔泰、卢梭、康德、马克思等的思想只用寥寥数语就点评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让人叹服。我将这些传递给学生，常常达到事半功倍的好处。另外，我还推荐学生阅读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让学生了解西方哲学史，以唤醒学生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好奇。一些史学大家和当代学者的书对我的教学产生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让我清楚了解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杨奎松先生的《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让我清楚掌握了中苏关系的变更；马未都的《马未都说收藏》系列，勾起了学生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热情；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书斋里的革命》等，让我对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读史学名家大家的书还可以提高自己治史的方法，这方面，陈旭麓先生和其弟子茅海建的著作对我影响极大。陈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见解深邃，思辨独特，是中国近代史较好的教辅资料。它打破了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近代史通史模式，把研究的视线几乎拓展到了传统近代史所不及的社会各个层面，如宗族、行会、会党、人口、移民、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等等。新论迭出，让人称道。我认为陈先生的这本著作完全可以和费正清先生的《剑桥中国史》及其弟子柯文的作品相媲美。陈先生弟子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和《戊戌变法史事考》考证功力让我折服。《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出版让海内震动，据说不仅某些学界元老大感不快，连有关单位也表示关注，众口一词，说他为汉奸翻案。但这种“翻案”却句句都有档案的根据。据其好友透露，茅海建的第二个家就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只要他没出国，也没有课，要想找他，直接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他肯定在那儿。如果人家大年三十不放假，他可能也会去。即使在家过年，他的大半时间也是在啃那些从馆里复制来的档案。在《戊戌变法史事考》序言里，茅海建说，当前历史研究是主题先行，很早就有了很多重要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是在匆忙间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史实“皆不可靠”。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为“史实重建”，对于此论，我甚为服膺。茅先生对于史学材料的把握能力极强，其对材料的考证、甄别、比对等方法让我受益匪浅。当我再面对历史材料时，就会不自觉地要求自己注意下列方面：史料是谁说的？他是如何知道的？遗漏了什么？是否有人偷换了概念？这个史料有意义么？
新课程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调查，但如何进行，我却不是很了解。困惑之际，中国社科院的同学推荐了费孝通先生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云南三村》等著作，这几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师承吴文藻。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1935年，费孝通夫妇前往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但夫人王同惠不幸遇难，《花篮瑶社会组织》后由费孝通写成，署名王同惠。读了这本用生命写成的社会学著作，我告诫学生和我自己在调查时一定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不许造假。《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这是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在《云南三村》这本著作里，费先生认为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因此实地调查具体社区里人们的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费先生主张做社会学研究要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主张应用类型比较法，由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费先生认为做一点，多一点，深一点，是科学研究社会的最好办法。这种务实、严谨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开展研究性学习启示极大。
另外，阅读史学大家的书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脱离了教材的藩篱，如阅读“口述史”大师唐德刚先生的著作。唐德刚、朱云影和郭廷以等组成的“南港学派”是“20世纪中国非主流史学”中的重要一支。唐先生古文功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读之让人爱不释手，其注释让人回味悠长。
在工作之余选择持之以恒的读书是很寂寞的，也没有什么物质回报，有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觉，但我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因为读书常常会给我带来莫大的喜悦，正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书就是这样一种成功，有快，有慢，有急，有缓，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能够收获这种大欢喜。这种大欢喜多了，就会增加我的史学智慧，融入我的教学，进而推动学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