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楚气息与齐莒风概——《镜花缘》成书时代背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时代背景论文,气息论文,镜花缘论文,齐莒风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镜花缘》成书于海州。许乔林在此书序中指出“观者咸谓有益风化”，认为它符合“正人心、厚风俗”的稗官古义。洪棣元在序中也称此书“正人心、端风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
《周礼》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化曰俗。”《风俗通》说：“上行下效谓之风，民心安定谓之俗”，乾嘉时期海州的风俗怎么了？李汝珍何以要如此强调去“正”、去“厚”、去“端”？透过“风俗”这一窗口去观照乾嘉时期海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或许更能让人领会《镜花缘》的深刻内蕴及其可贵之处。
一、齐莒风概千古在 淮楚气息一时新
据学者们考证，海州湾一带上古时属于东夷之地。是古史中所指的以鸟名官、以鸟为图腾的“少昊之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带最早经历的是东夷文化与齐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继而是河洛文化、吴越文化的浸淫，当然还有早期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然而岁月悠悠，经过千年积淀，这一切只不过为海州的地域文化涂上了一层色彩斑烂的底色而已（在《镜花缘》中，这层底色亦每每显光溢彩，拟另文别论）。随着两淮盐业的兴盛，淮扬文化与齐鲁文化又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新一轮的碰撞与融合。《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者对此已有清醒认识，“淮楚气息”、“齐莒风概”就是他们当时用来表述这一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基本概念，其中不仅包涵着海州历史上风俗演变的信息，也勾勒了《镜花缘》成书时代海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特色。
明代张峰纂修的《隆庆海州志》“风俗”门称：
士朴而不文，实而不诈，安分而不奔兢，颇有古风。民俗勇悍而不畏强御，纤检而不事奢华；惜名节，保身家而不务刁讼。至于阴伺官府之短长者，则绝无矣。土虽广远而瘠薄，海产鱼盐。民多逐末，故田野不辟，米粟不丰。小民不出境事商贾，不习工艺，虽本土贸易之事亦皆外来人为之，故民多贫。……营葬以时，更无停柩十数年者。
清初陈宣编撰的《海州志》却已说：
州之风俗，前人称士朴民淳。今朴者群然横议矣，淳者竟为刁讼矣，深可慨叹！
这反映随着时代的变迁，海州的风俗在发生变化。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则独具慧眼，剖析得较为细致：
南镇鹾贾所居，盐艘所经，颇有淮楚气息。西镇纯乎齐莒风概，食以糁子为精，衣以茧布为华，当由地瘠民贫，唯知为农务本。读者补弟子员而止者，无力以赴乡举也。……赣榆近山东，沐阳近淮安，各得其风土之所近。
所谓“西镇纯乎齐莒风概”，是说海州西部乡镇当时还保存着封建社会农村自然经济形态下的民俗民情，大约与张峰所记的情形没有太大改变。而“南镇鹾贾所居，盐艘所经，颇有淮楚气息”，却点出了《镜花缘》成书时代海州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新变化、新特色。
这里说的“南镇”，是指海州南部地区一些重要的盐业城镇，自然包括板浦在内。这里说的鹾贾，是指以徽商为主体的淮北盐商。魏源在《皇清海州岁贡生吴君墓志铭》中说得很清楚：“海州之板浦场，多徽歙鹾贾”。这里说的“淮楚气息”（淮阴古称楚州），用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校正，应称“淮扬气息”更为确切。
要弄清“淮扬气息”之由来，还得先从“徽商”说起。“徽商”的崛起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明代中叶以前，徽商主要经营“文房四宝”、生漆、木材和茶叶等；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开中改制”以后，徽州商人逐渐以经营盐业为中心，兼及其它。至清代前期，徽商已“牢牢控制了清代两淮盐务的运作”（注：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康熙中叶以后，淮盐销售极畅，盐商获利甚丰，两淮盐务进入全盛期。当时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大多居住在扬州、淮安等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盐商地域文化——淮扬文化。风气传播，影响所及，就是所谓的“淮扬气息”（淮楚气息），其主要特征是豪侈风雅。
康熙三十四年（1658年），张鸿烈在《创修〈山阳县志〉序》中说：
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上。
到乾隆二十八年，淮安分司改为海州分司，移驻板浦，随着盐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盐商卜居或频繁往来于板浦。因此，清代画家黄申瑾在《云台图说》中称板浦为“盐池汇宝”，说是“登山者必宿板浦场市。市后为盐池，岁产百万金钱，为商贾辐辏之地”（注：崔应阶：《云台山志》。）。足见其兴盛之况。
当时板浦设有盐关，是淮北三场盐斤总汇之所，引盐抵关呈核掣捆，从事盐运业的人很多，而为盐商及盐运业服务的其它各种服务性行业也应运而生，日趋繁盛。清代包世臣在《上陶宫保书》中说：
板浦居民不及二千户，而大小场商百数十家。……居民上者为其伙，下者为其厮，什而八七。外贩售者不过数百人，而池户厮伙不啻什之。（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七。）
实力雄厚的徽歙鹾贾不仅实际控制了两淮盐务的运作，也以他们那豪侈风雅的生活方式影响和改变着两淮盐区——特别是板浦这类盐业城镇的生活习俗与社会风尚，促进了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融汇。徽商“贾而好儒”，走的是一条“以商入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路子。实际生活中的休宁人戴震、歙县人凌廷堪，年轻时都做过商贾，后来力学有成，分别成为乾嘉学派的大师或主将。小说《镜花缘》中的唐敖、多九公，也是亦儒亦贾，先前曾是读书人，有满腹才学，唐敖还中过探花，后来又都走上了去海外经商的道路。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封建正统观念浓厚的地区和人群中，是件难以想象的“甘居下流”之事。
据说徽州有一种风俗，一般男孩子长到十三、四岁，多少识了些字，就要出门去做生意。倒是女孩子偏要博学多识，博得个才女的声名，把诗词传刻，向女流中夺萃。清顺治末年丁耀亢所作的《续金瓶梅》中，对徽州这一习俗及扬州“养瘦马”风俗都有详细描写，书中还出现了“女学馆”、“女开科”、“女状元”等情节。虽然丁氏笔下的价值取向与《镜花缘》所写的完全不同，但实际生活习俗对作者创作构思的启迪和影响显然是不应忽视的。板浦的风俗民情乃至民居建筑，几乎处处可以寻觅到或浓或淡的徽歙印迹和淮扬气息。当地人传说李汝珍续娶的许氏是才女，说《镜花缘》是“做给女奶奶看的”（徽州老奶奶多识字），均非无稽之谈。
同在海州地，乡风各不同。“淮楚气息”与“齐莒风概”在乾嘉时期的海州境内多元共存，对比鲜明，冲突碰撞，反响激烈。这就是《镜花缘》成书时代海州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虽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影响，互相沟通，逐渐趋于融合。然而时隔二百多年，我们还能从“穿海州、吃板浦、南城古财主”的民谣中领略到当时的某些“气息”或“风概”。
二、风从南北东西起 人在酒色财气中
《镜花缘》第十六回借多九公之口说：“近来人心不测，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难捉摸，所以把眼生于手上，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于防范”。作者所讥讽的世道人心既有一定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就乾嘉时期的海州而言，书中反映的正是在淮扬气息与齐莒风概冲突碰撞的过程中，世事变幻、人心失衡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奇奇怪怪现象。
封建专制的土壤难以培育资本主义的萌芽。封建道德规范既无法适应商品经济的运行，更无力防止商业行为中的弊陋。两者之间有时甚至是狼狈为奸，相继为恶。何况徽歙鹾贾本身就留着去不掉的封建胎记。加上当时的清王朝盛极而衰，内创累累，吏治腐败，积重难返。整个嘉庆一朝面临着所谓“苗事”、“教事”、“海事”的强烈冲击。（注：关文发：《清帝列传·嘉庆帝》第一章。）山雨已来，风从南北东西起；梦犹未醒，人在酒色财气中。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的兴衰史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而小说《镜花缘》则从多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时期更生动或更隐蔽的社会众生相。
《镜花缘》第十二回“谈俗弊”，批评较多的是奢侈浪费。其它回目讥讽较多的是种种贪伪奸诈。乾隆《山阳县志》卷四称：“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歙县志》进一步说：“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而有关资料表明，两淮盐商奢侈习俗的形成和加深，实与康、乾二帝多次南巡有关。
孔颖达对“风俗”一词还作过进一步的疏注：
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是解风俗之事也。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点明了“随君上之情欲”。曾仰丰先生指出：
清乾隆时，用度奢广，报效例开，每遇大军需、大庆典、大工程，淮、芦、东、浙各商捐输，动辄数十万至数百万。加以南巡数次，供应浩繁，差费取给，出自商捐者居多。国家因盐商勇于报效，于奖给职衔外，复加优恤，初则准其“加价”，继则准其“加耗”，以资调剂。盐法遂至败坏。（注：曾仰丰：《中国盐政史》第一章。）
清人黄钧宰记述，乾隆帝每次南巡：
先期督、抚、河、漕诸大吏，迎驾山东；藩运两司有财赋之职者，饰宫观、备器玩、运花石，彩绘雕锼，争奇斗巧，经费不足，取给于鹾商。（注：黄钧宰：《金壶浪墨》“南巡盛典”条。）
所谓“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仿的都是康熙南巡的旧例，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比一次更奢华。地方官吏也跟着学，据乾隆五十九年董椿奏报，两淮盐政一切用度皆取给于盐商。《清朝野史大观》记载道：
以余所见之两淮盐政，淮关监督，嘉道时以阿克当阿为极阔，任淮鹾至十余年，人称阿财神。过客之酬应，至少无减五百金者，交游遍天下。……阿之书籍字画三十万金，金玉珠玩二三十万金，花卉食器几案近十万，衣裘车马更多于二十万。童仆以百计，幕友以数十计，每食必方丈，除国忌外，鲜不见戏剧者。……饮馔中他不具论，四月中鲥鱼上市，必派数小艇张网于焦山急流中，上置薪釜，一得鱼及投釜中，双桨驰归，至平山堂则其味正熟，与亲在焦山烹食者无异。其豪侈皆此类，亦彼时之风会也。（注：见《清朝野史大观》卷六。）
何谓“风”？“上所化曰风”，“上行下效谓之风”。据有关专家考证，两淮盐务极盛时，有的运商每年可获利润五百万两。一些盐商巨子，两至三代便可积资千万以上。他们虽然富比王侯，却往往被人视为暴发户、盐呆子。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摆阔比富是条捷径，于是他们也“上行下效”起来，清人笔记中论述：
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同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注：见萧氏《永宪录》卷二下。）
乐极生悲，侈极必败。徽商初期的创业精神至此消磨殆尽，腐朽寄生之辈日渐增多。眼看着已是日落西山，他们还要秉烛狂欢。
这种奢侈习俗，也被盐商们带进了滨海许多盐业城镇，带进了青口、板浦，也带进了东台、草堰场。在盐商富贾们挥金如土的社会氛围中，这些地方市民的心理天平也发生了巨大倾斜。模仿之举渐起，好利之心尤甚，人人都在做着发财梦，很多人一头钻进了钱眼里，钻进了酒色财气的迷魂阵。又是一种“上行下效”。于是就有了我们在《镜花缘》中看到的那些“俗弊”：停柩为选风水，欲求子孙兴旺；生子张筵演戏，欲求福寿绵长；因财因气争讼，多因贪心自取；宴客罗列珍馐，唯以价贵为尊；招引三姑六婆，上庙朝山拜佛；后母铺谋设计，希图独吞家产；一切穷极奢华，富贵不知惜福；只图眼前适意，不顾日后饥寒。在板浦生活过的老人们谈起这些，都说无一件不是真事，无一事不是真病。而在当年“纯乎齐莒风概”的西镇，恐怕是很难见到这些情景的。
嘉庆中叶以后，盐法大坏，两淮盐务每况愈下，盐课大量亏欠，盐引日益滞销，然而朝廷指要的报效、捐输却有增无减。有的盐商只得“举库帑以借捐输，亏商课以为报效”，撑着空架子，外强中干；有的盐商倚靠“月折”制度的支助，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也有的盐商资本消乏，破产歇业，一败涂地。败落子弟，诈伪如鬼蜮；轻薄少年，讦争起戈矛。世道人心，又是一变。乃至有眼无珠，不识好人；专说反话，诡诈异常；脸皮太厚，大话流天；两面嘴脸，长舌如刀；狼心狗肺，又歪又偏；好吃懒做，渐成积痞；伸手太长，终成废人；一钱如命，一毛不拔；到处说谎，满腹忧愁；……这些情形，人们在《镜花缘》里实在是见得多了。
清道光十二年，陈文述陪同两江总督陶澍到海州巡视淮北盐务改制情况时，写了一首《板浦行》：
天不爱道，地不爱宝。五风十雨太平春，相逢便觉人情好。君不见，扬州自昔称繁华，珠歌翠舞多豪家。一朝事去尽零落，炊烟断续啼寒鸭。又不见苏州往日称佳丽，花天酒地人如意。欢娱太过福难消，雨旸乖迕成饥岁。此地淮北之盐场，北商习俗同南商。南商力竭北商困，商厮横比盐枭强。……（注：谢元淮、许乔林：《云台新志》。）
这首诗主要是为歌颂陶澍的淮北盐务改制而作，但诗中涉及了乾嘉时期淮扬盐商由盛到衰的景况及对世道人心的影响，可以作为《镜花缘》成书时代的社会背景材料阅读。李汝珍没有见到淮北盐务改制的成功，他在《镜花缘》中能够写出的只是淮扬气息与齐莒风概的冲突与碰撞，特别是两淮盐业从盛到衰过程中世道人心裂变的轨迹。
书中第六十一回借紫琼之口，指斥“近来吴门有数百家”制售假茶叶，渔利害人，手段恶劣，读来令人惊心，第二十八回巫咸国人竟将蚕儿视为毒虫，纺织称为恶术，织机女子是恶女，群起而攻之，要除此“大害”，讥讽某些地方的盲目排外，愚昧无知，读来令人痛心。至于书中写到大宦人家的小厮私透消息，伙骗主人，要拿一半的回扣；写到有人卖衣服沽酒、拿金貂换酒等事，虽然点点滴滴，却都是当年某些地方常见的人情世态。板浦俗谚：“当裤子，吃黄鱼”，“宁可舍掉二亩地，也要看大戏”，今天听来是笑话，当年又何尝不是事实？
《镜花缘》中写了一个君子国，一直惹人议论纷纭。虽说是个乌托邦，但是作者借此正奢华之人心，端诈伪之习俗的用意是明显的。所谓“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李汝珍不是陶澍，舍此而外，彼时彼地，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救世良策？况且《唐志》里不是还有一句“东海尤醇”么？书中第六十四回讲了个卞家的故事，倒颇有象征意义。
卞家是广陵人，广陵即扬州。卞华娶妻奢氏，虽有祖上留下的数十万金家业，禁不住夫妻俩挥金如土，锦衣玉食，一味浪用，不上几十年，已一贫如洗。卞华之子卞俭，娶妻勤氏，饥寒度日，勤俭持家，靠两只鸡鸭繁衍生息，又经营菜园获利，不上三十年，复又家资巨富。勤俭致富，奢华败家本是古训，而在乾嘉时期的淮扬经济区，在《镜花缘》作者笔下，却有一定的针对性。广陵卞家的兴衰史，乍看好象还是传统社会小农经济范畴的贫富事，实际内涵却已有很大变化。卞华的挥金如土，锦衣玉食，一味浪用，显然不是封建地主的作派。卞俭靠两只鸡鸭繁衍生息，靠经营菜园获利致富，在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封闭式小农经济社会也是很难实现的，必须依托需求较大的消费性城镇（如板浦四周的菜园庄），其中已包含了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尽管《镜花缘》一书从头至尾回避了“盐商”二字，但卞滨的捐资报效，又最重斯文，“凡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如有一技之长者，前来进谒，莫不优礼以待。而且仗义疏财，有求必应”，这不是活脱脱一个徽州盐商的正面形象么？还有卞府那座花园，其中有“凝翠馆”、“文杏阁”、“海棠社”、“芍药轩”、“桂花厅”、“古桐台”、“百药圃”、“莲花塘”……那气派，那格局，不是典型一座扬州盐商修建的园林么？卞府的花园虽是小说家言，子虚乌有，但扬州盐商为迎接康、乾二帝南巡，构筑的园林多达数十处，淮安河下一带，乾嘉时期盐商构筑的园亭亦有65处之多。（注：见李玉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镜外无物，镜中何以成相？实际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无论如何复杂，人们还是可以从作者的所经所历中探得一些真消息的。在广陵卞家的故事里，作者以齐莒风概之长——勤俭，补淮扬气息之短——奢靡；复以淮扬气息之优——富裕，弥齐莒风概之缺——贫穷。曲终奏雅，归结到卞继、卞滨身上，完成了淮扬气息与齐莒风概的理想结合，当然是作者的理想。这是《镜花缘》“正人心、厚风俗”的又一层重要寓意。
三、横陈图史常千架 供养文人过一生
豪奢风雅是淮扬盐商的重要特征，其中固然不泛附庸风雅之辈，如郑板桥所言，当时的扬州，“巨富之商，大腹之贾，于玩弄古董余暇，家中都聘有冬烘先生，明言坐馆，暗里捉刀，翻翻诗韵，调调平仄，如唱山歌一般，凑集四句二十八字，使人扬言于众，某能做诗矣，某能作文矣”（注：见《郑板桥外集·尺牍》。），以自抬身价，跻身于地方名流之列。另一方面，“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本是徽商的传统特色。“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很多富裕后的徽商家庭，确实十分重视子弟的科举及第和仕宦成功。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其家庭的社会声望，而且还有机会自立为官商，借以保护其专卖利益。一些盐商家族，文人辈出，世代簪缨，成为提倡风雅的带头人，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从整体上说，徽州盐商不仅推进了东南沿海沿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文化上的建树也一向引人注目。梁启超指出，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相提并论。（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八。）这一点也可以被看作乾嘉道时期海州文风昌盛的较好注释。
“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注：袁枚：《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见《小仓山房诗文集》。），袁枚的这两句诗，是对一些徽商巨贾提倡风雅的真实写照。盐商马曰
，字秋玉，是祁门县诸生，家资巨富，喜与当代名家交往，四方游士过访，殷勤招待，终身不倦。当时很多文人寓食其家，校勘古籍，考校文艺，刊刻图书，旁及金石文字。有些人还利用马氏的十余万卷藏书，著书立说，蔚成大家。杭州人厉鹗，依食马氏，著述甚丰，年届六十尚无子嗣，马氏为之割宅蓄婢。同时寓于小玲珑山馆的全祖望，一度患恶疾，马曰出千金招医为其治疗。像这样悉心招养文人食客的事例，在淮扬盐商中不胜枚举（《镜花缘》中的卞滨颇具此风）。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祖籍歙县，财力雄厚，崇尚风雅，身系两淮盐务盛衰达五十年之久。他在扬州北郊、东乡和南河下都构筑了园林别墅，其中以康山园最负盛名，“海内名流至邗江者必造焉”（注：汪筠：《扬州画苑录》卷二。），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曾于此御笔题词。江氏“氏族繁衍，名流代出”，兄弟侄孙中，见于《扬州画舫录》记载的著名诗人、艺术家和鉴赏家，达十五名之多。乾嘉学派的后起泰斗阮元，就是江春的甥孙。乾嘉时期的许多著名学者文人如纪昀、袁枚、翁方纲、戴震、惠栋、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孙星衍等，都与两淮盐商过从甚密，交谊深厚，经济上得其资助也毋庸讳言。巨商大族，都以宾客争至为荣，扬州成了东南半壁的又一文化中心，“文人寄迹，半于海内”（注：《孔尚任诗文集》第二册《广陵听雨诗序》。），“士子稍读书者，即不忧贫矣”（注：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巡幸类》。）。乾隆时的两淮运使卢见曾（雅雨）有一次主持虹桥修禊，作七言律诗四首，其时“和修禊韵者”竟达七千余人。
这就是所谓“淮扬气息”的又一方面内容。表面上好像与《镜花缘》的创作关系不大，实质渊源很深。正是这股气息的涵养滋润，才有《镜花缘》的创作与最终的成书、刊刻。我们不但能从书中找到彼时种种风雅情事的投影，而且从作者周围的人际关系上也可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李汝珍的老师凌廷堪“乾隆四十六年，游扬州，慕其乡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之学”，这正是凌廷堪一生的大关键处。清代学术界盛称“开吴者惠（栋）、开皖者戴（震）”，戴氏学说的形成与传播实在与扬州有极大关系，所以凌廷堪只有“游扬州”才能得戴氏之学的真传。
凌廷堪是乔绍侨、乔绍傅、李汝珍等人的老师，与许乔林、许桂林是中表兄弟，在扬州和海州都有一批文友。他不但是乾嘉学派的中坚人物，而且对海州文化学术的发展多所贡献。例如对海州历史文化的考证研究，对人才的培养，对《镜花缘》创作的影响等等。
二许兄弟的祖籍也是安徽歙县。从许父丙午罢职、辛亥籍产、直到嘉庆元年获恩旨豁免，允许回籍，前后十年，是许家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也是二许兄弟发愤读书，在学业上打下坚实基础的时期。青少年时代的痛苦遭遇是刻骨铭心的，许乔林念念不忘“十七遇家难”，许桂林在《北堂永慕记》中也发出了类似感慨，其间所历的世态炎凉，所见的人世丑恶，应是一言难尽的。乔林陪侍父亲至苏州听勘，长达六年，问业于沙秋崖、吴竹堂二先生，纵读其所藏书，学业大进。许桂林后来受知于曾宾谷、阮芸台，多次游扬州，得以与洪亮吉、孙星衍等著名学者交往。他俩不但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辑骨干，而且在《镜花缘》的创作和成书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许氏与扬州“务本堂”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二许兄弟或“客海州运判邓鸣岗处”、或“客板浦场使李拂云处”、“或“主讲郁洲书院”、或“馆于许凤轩家”，生计所依，离不开其时的盐官盐商，后来学业有成，也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
《筠斋诗录》的作者吴振勃，是二许兄弟和李汝珍的至交好友，因祖籍歙县丰溪之南，吴振勃晚年自号“丰南居士”，恋恋之情，终生不忘（笔者祖居板浦，与吴家同住空心街。住宅毗邻，前后相距不出五步。“文革”前，犹亲见“吴家大院”西北角三间瓦屋内，从地面到屋梁堆满书籍，一对老夫妻于书丛中仅安一席供起卧。时隔二百年，世事沧桑，昔日之“吴家大院”已半成瓦砾。吴氏后人于万般艰难困苦——尤其是日军飞机轰炸之劫火中，舍去一切，尚能护此满屋藏书，足见其精诚。细思当初家道昌盛时又是何光景？录此附作“淮楚气息”之佐证，似较种种道听途说更为真切）。
板浦有汪、程、许、吴四大家族，原籍都是徽州，族中亲友分居淮、扬等地且业盐经商者甚多，彼此间的密切联系不用多说。淮扬等地的很多文人学者也都来过海州，到过板浦，史料多有记述。当时海州的敦善书院“藏书之富，甲于江淮”，私人藏书，数量也很可观。而海州学者几至“人人有集”，仅许乔林编辑的《朐海诗存》，就有作者236 人，其中还包括了一批“闺秀之有专集者”。
李汝珍虽是河北大兴人，但青年时代就随兄宦游朐阳，续娶的是二许族中的堂姐，后来长期居住板浦（其间虽然去过淮南草堰场，仍然未离两淮盐区）。自己说是“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享的是盐官盐商们的福，见识的都是“淮扬气息”与“齐莒风概”的冲突与碰撞。嘉庆十六年，李汝璜卸淮南草堰场大使任，举家移居扬州，李汝珍由此经常往返于扬州——海州（板浦）之间。二许兄弟除几次赴京应试外，行踪所至，也多在扬州——淮安（袁浦）——海州（板浦）一线。对于陈文述《板浦行》一诗中所记叙描写的情景，亲历目睹，感受深切，这些在《云台新志》、《海州文献录》等书中都可以找到大量实证。没有这些经历和见闻，《镜花缘》中的一切又从何而来？
明清两代曾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从内地向沿海的移民。大量的移民带来了南北各地的人文风情，百工技艺，也促进了地区间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徽州盐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确是值得重视的部分。含宏万汇的海州山水吸引和容纳了一批批贾而好儒的徽州商人，也以自己源远流长的东夷文化底蕴吸收消化着淮扬气息和徽歙流韵。商业经济的繁荣为海州的文化昌盛、人文荟萃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思想文化影响下，在嘉庆朝风云变幻特别是两淮盐业兴衰起伏的经济风雨里，在淮扬气息与齐莒风概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写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小说《镜花缘》。它是虚幻的，却是真实的；它是荒诞的，却是深刻的。作者没有从正面集中描写乾嘉时期的任何一件社会现实事件，却以大而化之的手法，于烟云模糊处，勾描脸谱，刻划行迹，痛下针砭，频挥利剑。这就是我们从《镜花缘》中看到的乾嘉时期海州地区的社会众生相。透过那些诙谐滑稽甚至颇为尖刻的讥讽文字，人们不难看出一个封闭或半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社会在商品经济冲击下陷入的迷惘和混乱，犹如一潭千年静水在另一股潮流冲击之初必然出现的那种沉渣泛起、泡沫四溅的情景。通过对《镜花缘》的深入研究，人们还可以进一步领悟封建专制的土壤为什么难以培育资本主义的萌芽，进一步看清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一批有识之士内心的焦虑和思考、幻想和抗争。这正是《镜花缘》的最有价值、最可宝贵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