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诗歌尚“奇”主“变”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王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6)01-0154-09 在经历着“千古未有之奇变”的中国近代，王韬(1828-1897)无疑是辉光熠熠、极具影响的人物。他“著作等身”，虽“不以诗名”[1]卷首《洪士伟序》，但其实却是晚清汉语诗歌近代化转舵期之关键人物。居沪期间，在他周围，围绕着一个规模不小、颇为活跃的洋场口岸诗人群；他南遁香港23年，“文章开百粤”[1]卷三《有感时事》，称得上是香港文学的鼻祖，也是沟通沪、港两地文人的桥梁；他是“诗界革命”的先行者，对黄遵宪等有直接的帮助和显然的影响；他助力传教士从事经典汉诗英译，热衷于跟海外汉诗作者唱和，可说是最早致力于中国诗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位。王韬论诗秉持“诗贵真笃”[1]卷三《我诗》观，在诗中，“平生所遭逢，自言无少讳”[1]卷三《我诗》，故其诗无论对创作主体的生态、心态，还是对主体所处的时代、社会，无疑都有独具的认知价值；尤其是他主新变、尚恢奇的创作宗旨，既是对社会观念古今激荡的敏感，也是对思想文化东西交汇的反应，曾经引领时代潮流，并远播海外诗坛，对近现代转折期的诗歌研究更具意义。 与其言之有素、持之以恒的社会改良思想相呼应，对文学创作，王韬也提出了“时势不同，文章亦因之而变”[2]卷九《三岛中洲文集序》的口号。这“变”，一求题旨意涵的新异；二求艺术风格的恢奇。本文就这两方面进行讨论，并思考其“变”的历史背景与诗风成因。 一、求新求变的题材内容 面对层累了数千年的诗文化遗产，王韬22岁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所贵乎诗者，与苟同，宁立异”[1]卷首《自序》的口号。这里的“异”，正是“不尽与古合”的“我之性情”“己之神明”，那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无可替代，可以通过“写怀抱、言阅历”的方式，加以“平生须眉，显显如在”[1]卷首《自序》的真实表现。因此，王韬的诗歌是“标新立异”的，是在创变意识下，对社会大变局中诗人日新月异的闻见和与时俱进的思想的“性情之用真”的反映，是以诗人的遄飞逸兴、超凡才情而又结合了史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的创作。他历经患难，足迹广远，交游亦众，视野开阔，关注现实，不仅“文章之妙与龙门(司马迁)并驾”①，在诗坛也有“杜老浣花陆剑南，天南遁叟鼎而三”的地位，其诗“爱国忧民殆诗史”[3]《嘉应廖锡恩枢仙：七古一篇奉赠天南遯叟》，是随其境遇的变化和履迹的迁移而层层演进的。 王韬的家乡苏州吴县甪直镇，古名甫里，是个传统诗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江南水乡，这里人文鼎盛，诗之普及化、平民化、地域化、社群化、日常生活化的态势显而易见。青少年时期的王韬乡居于此，读书应试、设塾课徒。那时寇乱未作，双亲在堂，师友亲爱，爱情甜蜜，他在江南的柔山软水中乐享温情、推敲诗境、追寻爱情，漫吟着“人生如此致足乐，何必食粟千万钟”[1]卷一《锦溪诗社小集席次呈陈松瀛孝廉》之类的诗句，陶然自足。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家乡大水，砚田亦荒，加上家中三次被窃贼光顾，更由于设馆于沪申西廨的父亲突然去世，于是，原本抱持着父辈“砚田无恙书仓富，跂脚科头好自如”[1]卷一《家大人客申江有感》的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的王韬很快为饥所驱，到了完全陌生的洋场口岸，慨然弹铗了。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只引得一生回望而已。自此，王韬诗歌的选题取境，便由早年对江南水乡惯常的优游不迫、从容淡定生活的描摹，转向了世易时移后对洋场口岸的人文生态、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在经历了泰西漫游和扶桑东渡后，更以世界眼光观照家国命运和自身境地，对转型期知识分子心灵轨迹作了全景式的写照，可谓与时消息，推陈出新。 1.洋场口岸的人文生态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除了外国商人为逐贸易之利纷至沓来外，接踵而至的还有大批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为了对西方教义作中国本土化的宣传，与中国本土文人开展互动，得其所助，将福音与西学译为中文以广传播，为最有效的途径。墨海书馆因此而设。1846年，王韬之父王昌桂应邀入馆，所做的就是帮助传教士进行语言学习和西学汉译的工作。因为省亲，王韬曾于1848年春参观墨海书馆，惊叹于其先进的印刷技术，并产生好奇。1849年6月王昌桂去世，王韬因麦氏的一再邀请，赴沪入墨海书馆接替其父工作，直至1862年10月作为逋臣离沪南遁。可以说王韬父子是最早进入洋场口岸，并真正接触西学、进行西学传播的中国文人。紧接王韬之后，大批知识文化科技精英进入墨海书馆工作，其中跟王韬交好的主要有李善兰、张福喜、蒋敦复、郭友松、管嗣复、周双庚、陈萃亭、孙笠舫等。除了墨海书馆中的这些同仁外，生性豪放亢爽的王韬极具人缘，官府衙门、使馆教会、行商坐贾、富室寒门、烟花巷陌，人脉广布，因为勤于笔耕，大量日记而外，其诗作是开埠之初洋场口岸生民百态的真实写照，是中学西学碰撞交流之早期社会文化生态的典型反映。如《诗录》卷二《四月六日集沈氏偎鹤山房同人李壬叔蒋剑人孙笠舫分韵得酒字》一诗写王韬与同仁壶酒排闷、黄垆买醉的情景。被剥离了原本固有的文化土壤的口岸文人，总有一种仰息于非我族类的夷人而在人格、经济、文化上都不能与人对等的压抑感，心灵的孤独、精神的寂寞，令他们三五结聚，互相体贴、彼此取暖。王韬与李善兰、蒋敦复自称“海天三友”，人称“海上三狂士”，原本是中国传统文人之翘楚。诗中表现的是中国文人在墨海书馆工作之余的一种生活常态，他们的灵魂中似乎总有一种“以身事夷”、不能回归儒家文化本位的被撕裂的痛苦，这种痛苦以一种“囚鸾困鹄不得意，相逢海上悲如何”[1]卷三《赠何梅屋布衣》的难兄难弟惺惺相惜、灵犀相通的方式表达出来。 精神的痛苦是真实的，然而中国文人与传教士的友谊却也是真切的，如《诗录》中的《送麦西士回国》组诗就有“知己平生首数公”之句，可谓出自肺腑。可见“事夷”的痛苦并不是具体哪个夷人造成的，而完全是传统夷夏观念根深蒂固决定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带来的。 《诗录》卷二《记李七壬叔所述语》就记述了西方传教士与本土佛教徒之间关于“杀生”与“放生”的论争，以及所引发的儒生的思考。这是受传统儒家教育、也受本土化了的佛教影响，而今又已经受洗入基督教的王韬、李善兰们的困惑，洋场口岸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形成的文化生态，于此可见一斑。 2.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并，社会危机四伏，尤其是太平天国控制下的江南，民不聊生，到处都是令人伤心惨目的景象。相对于周边的惨凄，洋场租界是较为安全的地方，于是难民纷至、精英麇集，各地的局势、朝廷的决策、洋人的动向……各级各类的信息在这里集散。王韬身处淞沪这一信息中心，又有几番陪同英国传教士与太平军高层官员交涉谈判的经历，同时又由于回乡省亲而对太平天国控制区局势多有耳闻目睹，因此，对其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多有了解。所以，对现实的反映和分析，是《蘅华馆诗录》的重要内容。这种对社会问题体察的敏感和分析的敏锐，在他入职墨海书馆前上海省亲时就有所表现了，其《春日沪上感事》以“重洋门户关全局，万顷风涛接上游”来定位上海开埠对民族命运的影响，识见超卓。看到“远近帆樯贾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湍”海外资本的入侵，王韬预感到利益驱动下不幸灾难的发生，讥讽“朝廷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的软弱，怀着“千万漏巵何日塞”的殷忧，提出了他的政治见解： 烽火当年话劫灰，金银气溢便为灾。中朝魏绛纡谟画，穷海楼兰积忌猜。但出覊縻原下策，能肩忧患始真才。于今筹国讵容误，烂额焦头总可哀。[1]卷一《春日沪上感事》 诗写一味地和戎怀柔，只会助长异族的气焰，而并不能消弭其对非分利益的觊觎，因此，“海疆患气未全舒，此后岂能防守疏”，为今之计，是需要识拔重用能独肩忧患的人才，而不要被表面的平静蒙蔽，继续用牵延覊縻的下策。这是王韬21岁初次踏入洋场时对外患的敏感和洞见。事实正如所料，在割地赔款的外交政策下，“财匮民为贼，时危盗即兵。循环机早伏，涕泣乱方生”[1]卷三《吾策》，不久就出现了一片的乱象。《诗录》卷三《有客》写“洪杨之乱”中“狂贼”的惨无人道，逃氓的流离失所，士绅的迂腐无能，官兵的不堪一击，洋人的包藏祸心，以及朝廷勾结洋人以镇压本国民乱的国策的无耻。“江山满目悲残劫，云物遥天有杀机”[1]卷三《从舟中望金陵诸山》，内乱对生民的涂毒触目可见，但外患则透露出更加凶险的杀机，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几乎是贯穿于离乡之后的王韬整个创作生涯中的诗歌主题。 3.泰西扶桑的履齿屐痕 所谓祸兮福之所倚，以戴罪之身逃匿于孤岛香港的王韬，竟不期然地获得了东西漫游的机会，让他旅迹广远、眼界大开，这种幸运是坎坷命运对他的一种成全。记录游历泰西、扶桑的履齿屐痕，是《诗录》的重要内容，也是王韬对传统诗人的自然超越。王韬的诗歌写海外游踪所历的地理景观、人文气象，令人耳目一新。如游英国杜拉山、伦伯灵园，游日本墨川、江户、柳桥、新桥、深川、根津、日光山、神户等，都有诗纪事。王韬的海外诗歌以新意象，表现新意境、新思想，是“诗界革命”发生期的标志性成果。这些纪游诗既是《诗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互见于其游记——《漫游随录》《扶桑游记》中，构成一种互文关系，诗意显豁，有很强的可读性。但王韬的海外漫游绝非纯粹游山玩水者可比，他的身世之感、乡国之情以及对时事的忧念、对世事的思考，往往也藉诗作加以表现。比如旅英期间忽得家书的喜出望外，衬托的是客中为客者游根不定的独立苍茫之感： 一从客粤念江南，六载思乡泪未干。今日掷身沧海外，粤东转作故乡看。[1]卷四《游园翼日忽得家书口占二绝句》 再如其自题小像之作，缘起于英国伦敦画馆出于对东方学者王韬的好奇与欣赏，特意为其摄像悬置阁中，因有此作。但离家万里之外的王韬在这颇足以洋洋自得的一刻，心头挥之不去的仍是其无法洗刷的逋臣身份带给他的羞惭之感，以及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对家国君亲始终无法弃置的牵挂和悫诚。诗曰： 九万沧溟掷此身，谁怜海外一逋臣。年华已觉随波逝，面目翻嫌非我真。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昂藏七尺终何用，空对斜曛独怆神。 安得空山证夙因，避人无术且依人。有生已受形骸累，到死难忘骨肉亲。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可怜独立苍茫里，抚卷聊看现在身。[1]卷四《自题小象》 王韬旅日，是日本知识文化界颇感欢欣的大事，影响广远，哪怕在王韬回国后，对他念念不忘、时时回访的日本友人颇不乏人。王韬广与之交，并热衷于聚饮唱和，在当时国际关系矛盾复杂的时事中，颇不忘以诗为具，发挥其群怨讽喻的政治作用。如他返国后题赠日本“兴亚会”会长长冈护美奉使荷兰的诗作[1]卷六《赠日本长冈侯护美时方奉使荷兰》，在“亚洲与国我为大”的前提下，肯定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呼吁文化同源、唇齿相依的中日两国不应刀剑相见，而应睦邻友好、联合驭远，体现了睁眼看世界后以“熟谙外交”自居的王韬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外交观念。 4.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 诗写性灵。深受袁枚、郭麐、龚自珍影响的王韬，其诗集中最多的自然还是写心之作。作为处在社会变革期的洋场口岸知识分子，王韬心灵轨迹之演变颇具时代特点和典型意义，其演变流程体现在诗中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上，试各以诗篇为例作简单说明。 一是初至洋场时十字路口上的徘徊和回望。如《诗录》卷二《小舟倡仄殊甚苦之因念此行慨然有作》一诗，写于探亲返沪之际，中有“放逐海滨吾计左，几时归卧故江边”之句，表现了进退失据的犹疑不定。 二是眼界初开后文化立场选择时的决绝和企望。如卷二《顾师寄示七律一章奖劝甚至谨步原韵奉呈》一诗，写于王韬以身事夷，颇招物议，其师顾惺以儒家科举功名相劝勉之时，“不工文字不争名，潦倒粗疎了此生”、“人为宕子求闲境，诗入商音失正声”等句，表达了悖离传统、“一意孤行”的决心。 三是时事动乱中儒者本位的回归和重塑。如卷三《有感时事》，写清廷欲借西人之手镇压国内反抗，“借师能助顺，飞炮善横攻”，这让王韬敏感到一种民族主义的殷忧，从而起“书生思报国，徒此抱孤忠”的儒生报国纾难之想。 四是九死一生后跌回文人原型的懊丧和心悸。如卷三《续梦中句》，作于上书事败南遁之初：“已薄功名等刍狗，徒工文字学妃豨。乾坤多难身还在，忠孝无成志竟违。河朔王通惭献策，关中龚舍羡知机。从今绝口谈兵事，闭户空山对夕晖。”完全是心有余悸下销声息影、离尘出世之想。 五是放眼世界后作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重振和担当。如访日期间受日本友人的鼓舞，在羌无虚日的你唱我和中，有留别吴瀚涛诗曰：“平生豪气俯凡流，今日逢君让一筹。举世岂真无北海，论交当自有南州。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1]卷五《留别吴瀚涛少尉之二》诗中一派霖雨苍生的自信和豪情。 六是晚年衰病后无可如何的悲歌和浩叹。如日本寺田望南来中土回访，王韬歌曰：“木末西风一雁过，传来消息骇鲸波。放怀今古雄才少，喜事乾坤乱日多。独客忧时聊痛哭，今宵对酒且高歌。试看长剑天边倚，几度停杯手自摩。”[1]卷六《寺田望南从日东来偕其国诗人冈鹿门邀诸名士集饮酒楼……即席呈诗因和其韵之二》乾坤浩荡，英雄末路，油然兴感。 总之，一心想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显身手的王韬，终究因尸位者的昏聩而落了个一生飘零、豪气消尽的命运，只能怀着先知先觉者的孤独幻灭感，杯酒解愁，徒唤奈何。在这过程当中，随着境遇的跌宕起伏、视野的不断开阔，内心世界自然不可能波澜无惊，诉之于笔端的，都是时代大题目，关乎人生大意义，王韬竟“不知其为诗也，祇自写其情之不容已焉尔”[1]卷首《洪士伟序》引王韬语，其中分明流动着闭目塞听者笔下鲜见的新意象，达到了无与世事者难以企及的新境地，在仍然闭关锁国的当时，无疑是新人耳目的。 二、奇气恢张的创作风格 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王韬尚“奇”。崭新创变的内容结合了尚“奇”的表现手法，形成了王韬诗歌独特的风格。 王韬在为日本友人栗本锄云之戚湫村所撰的《跋〈湫村诗集〉后》中说：“余于诗亦欲以奇鸣”。此文撰于他扶桑东游期间，文中他综括当时日本诗坛，认为“东国之诗至今日诚称极盛矣，清俊秀逸、纤秾雅丽，无所不有”，但也不无遗憾地认为“若其恢张格律，崭新词句，戛然异人，以自成一家，而以奇鸣于世者实罕”[2]卷十一。可见“奇”是他论诗的重要标准。而“奇”体现在“恢张格律”、“崭新词句”、“戛然异人”诸方面，这些因素相综合，就形成“自成一家”的风格。具体而言，“恢张格律”和“崭新词句”，是诗之“奇”在体式、语言上的要求，是形式上的表现；“戛然异人”则是对诗意内涵方面的要求。试分而述之。 首先是“恢张格律”，即诗体选择之“格奇”。 王韬于诗无体不工，并各有特色，“五律多深稳，七律多清秀，五古兼参选体，七古纵横跌宕。”[1]卷首孙文川《诗评》但比较而言，他对诗体的选择还是有偏好的，这种偏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处境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而言，王韬早年诗歌不乏相思爱情、山水闲逸之作，整饬精工，清丽芊绵，有玉溪生、韩冬郎痕迹；但古体，尤其是七古和歌行体，是他创作成熟期的偏嗜，也是他最为擅长的一类。特别是在弱冠饥驱、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种种的沧桑巨变后，古体诗的创作尤具特色。他曾说：“余诗喜于长枪大戟中求生活，不能作细针密缕也。”这里的“长枪大戟”指的是对习传的篇有定句句有定字的格律诗在容量上的多方扩充，“不能作细针密缕”则是对拘泥于平仄、谨守着偶对的格律诗在形式上的自由突破。他曾明确地提出：“韵学切母之法，乃系梵音。古人本无平仄四声，亦无所谓韵”，赞美不讲四声押韵的古人“所制韶濩诸乐自有天然节奏，诗三百篇皆可被诸管弦，其中所作不尽文人，虽妇人稚子，讴吟谣咏，亦能入拍”，批评“后世法则愈多，讲论愈密，而愈不能明，所作亦无有及古人万一者”。[4]以上俱咸丰九年(1859)正月二十一日记这是颇有见地的。王韬将这种自由声律、天然节奏观付诸实践，这既与他豪迈不羁的个性有关，同时也是由其诗歌极具现实生活丰富性的内容决定的。王韬忧时念国，早年居沪时，见烽火四起，人民流离，与同道“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数行下”[1]卷首《弢园老民自传》；东西漫游后，又回复狂奴故态，“为人风流洒落，不修边幅”[3]《平安西尾·跋》，愤世嫉俗，力倡改革。以这样的性情入诗，“嬉笑怒骂无不成诗”[1]卷首冈鹿门《诗评》，“诗境无所不包”[1]卷首孙瀜《诗评》。这样的为人个性、创作态度和诗歌内容，决定了与之相适宜的诗体是恢张恣肆、开合自如的古体，其中有五言、七言，甚至九言长诗，也有长短参差的古风，尤见才气。日本鸿斋石英在和刻本《蘅华馆诗录》之《序》中赞王韬长篇大作“犹铁浮图临军，纵横冲突，眼空四海”，并称其“诗胆大如天”。七古如写于“洪杨之乱”中的《闻客谭近事有感》，开端有谈男儿远志的数句：“男儿生不必封万户侯，死不必崇千尺邱。但愿杀贼誓报国，上纾当宁南顾忧。不然坐筹幕府出奇计，凶渠自请长绳系。功成长揖归里闾，自此絶口谈经济。”可谓有“豪迈横扫千人”之气。再如《题闲日读书图》，在对斤斤于科举帖括之徒作批判的同时言明立场：“要读人间未见书，纵横蝌蚪辨疑似。不屑沾沾兔园册，以此弋第夸乡里。”也可谓“气骨雄健，思力沉着”[1]以上皆见卷首《诗评》。九言体的《至粤已逾一载辱江南诸故人投书问讯作九言一首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长达一千六百余言，述己南遁前后的经历和心理，沉抑郁怒，令人慨然。而南遁两年后追思亡母所写的《述哀》，更是以长长短短之句，写漫天弥地的悲恸： 我欲耸身凌高穹，振声一哭天帝耳为聋！我欲掷身下九泉，见我慈亲两载前容颜。呜呼！我生何不逢盛隆？何乃不自我先不自后有此鞠凶丁我躬！东南半壁天地颓，白日忽匿黄埃吹。…… 该诗起势突兀，承接意外，时空幻化多端，情绪贲张饱满，用散文化的、完全突破格律限制的句法，直抒其因所谓上书太平天国事发被朝廷通缉，不得已藏匿于英人使馆，老母忧惧之下一命呜呼，却没能回家亲视含殓的憾恨。这种长短不一的句法随情绪的抑扬而错落，形成跌宕起伏、变化多端的节奏，表现出凌高履险无可阻遏的天问，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呐喊。这种自肺腑中喷薄而出的痛苦，通过腾挪跳跃的语象、高远宏大的意象、天马行空的想象，揪攫住读者的心灵，以独具一格的韵律，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其次是“崭新词句”，即语言措置之“句奇”。 王韬曾以“词句崭新”四字评价曾国藩的诗，说：“大抵公于文主庐陵，故体裁峻絜，而不尚词藻；于诗主昌黎、山谷，故词句崭新，而不蹈袭故常。”[1]卷九《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可见所谓“句奇”就是不主故常、自铸新词，这从他感情充盈、形式自由、表现亲情的诸多诗篇中可以得到印证。 王韬《瞥见》一诗，写妻亡十九年后恍惚间“瞥见”时对亡妻的告白，私语喁喁，低回凄咽。该诗以五言、七言、四言错杂的句式，时而亢奋激越，时而舒徐宛转，写人间地下、生死茫茫的夫妻，恍惚梦见时，由惊喜，到惊奇，到惊疑，最后悲从中来，百感交并、愁思错杂的感情。其遣词造句，完全生活化、口语化，亲切自然，形象生动，毫无雕琢矫饰，从而给人一种仿佛在场的真实感。这种语言风格是王韬诗歌的特色，是对当时流行诗风的一种反动。王韬的时代，宋诗运动声势浩大，诗多故实、重考据，往往以典故的堆砌来晦涩诗意、表现学问。王韬不落窠臼，公开宣言“书必读万卷，笔不着一字。从未区宋唐，惟在别真伪”[1]卷三《我诗》。又说“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1]卷首《自序》可谓对一味拟古复古诗派的大胆挑战。诗接地气，纯用白描，使诗歌语言鲜活生动，独具面目，王韬正以此来“崭新词句”。 结合王韬自身的创作实践来看，其所谓“恢张格律”，指为了顺应感情表达的需要，而对周规折矩的传统格律的突破、扩展、铺张。所谓“崭新词句”，指为了切合诗歌传情达意的需求，同时也为了方便读者的接受，而对传统的庙堂气、缙绅味过于浓重、过于板滞的诗歌语言，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革新。如此看来，向来被认为是以旧形式装新内容的“诗界革命”，在其萌芽草创阶段，作为先行者的王韬是对形式的革命也曾提出过要求、并进行了创新的实践的。相反，年辈远较王韬为晚的梁启超在发动诗界革命时，曾提出过革命三原则：“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5]1826这其中虽明显地是对王韬新变诗学观的继承和发展，但梁氏过于强调在古典诗歌旧体式内的创新，较之王韬的“恢张格律”对传统桎梏的突破，反而显得局限和保守。虽然在《蘅华馆诗录》中形式上戛然独造的诗篇也许并不是很多，但不能忽视其主观的探求和客观的存在，以及在诗歌史上的意义。王韬可谓中国诗体革新和近代诗界革命的先驱之一。 再次是“戛然异人”，即诗意传达之“意奇”。 上述“格奇”、“句奇”都只是外在表现形式之奇，而决定诗美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王韬看来是“意奇”。王韬说：“余谓诗之奇者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此亦专从性情中出，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可见“意奇”是主体精神与客观世界相遇合之后焕现出来的。就外部世界而言，“山川、风月、花木、虫鱼，尽人所同见；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尽人所同具”，如果没有气禀独具的个体精神与之神光遇合，那么反映在作品中的只会是模式化的千人一面，只有“从性情中出”，融入个体独特的感觉、知觉、情感、思维，才能“见我之所独见”而“言人之所未言”[2]卷十一《跋湫村诗集后》。可见他特别强调“性情”在诗歌表现“意奇”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光讲性情是不够的，文学创作不会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只需纯粹的精神就能“自我完成”的活动，它始终是对外部世界的心灵化的反映，因而他特别强调“以一已之神明入乎其中”，这“其中”，就是包括山水、人伦等等在内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只有独特的主观精神与多彩的现实生活相结合，主、客相遇，物、我交融，才能产生“自辟畦町，独立门户”[2]卷十一《跋湫村诗集后》的“意奇”的诗歌。因而诗歌意奇的关键在于诗外功夫，在于人格气质与人生阅历相贯通产生独特的生命感悟。因此，他批评当时诗坛“撦挦以为富，刻画以为工，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2]卷十一《跋湫村诗集后》的现象，而自身高瞻远瞩，关注社会，反映时代，包举宇内，以奇思妙想、奇闻异见充实诗歌，以新意象、新意境、新思想，新人耳目；其诗，诗中有人，诗情笃挚。 王韬诗歌“意奇”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得江山之助的海外题材的作品中，他是海外纪游诗、海外唱和诗的初创者，有首开风气的地位，也曾颇为自得地自诩为“欧西词客”、“泰东诗渔”、“日东诗祖”，海外的地理山川、风土人情、文人胜流，对于长期闭锁的国人而言，是无缘得见的全新诗料，足以令人称奇。如《到英》： 欧洲尽处此岩疆，浩荡沧波阻一方。万里舟车开地脉，千年礼乐破天荒。山川洵美非吾土，家国兴衰托异乡。海外人情尚醇朴，能容白眼阮生狂。 舟车万里犁开地脉作漫漫西游，这对中土人士而言，是有史以来破天荒的事。该诗以高度凝练的手笔，写万里途程、千年历史，天地阻隔的不同邦国人文之异、人性之同，以及作为沧海一粟的人，在由幽远的时空堆塑而成的陌生面前，既不免回望，又不禁探求的复杂心理。王韬一生可说是萍飘蓬转，不由自主地从一个陌生走向另一个陌生，在人生的沟沟坎坎面前，正是这种好奇的情思、探求的意绪、改变的希冀在支撑着他。该诗透现了王韬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其人格精神与履迹阅历相契合的产物。其他如《游杜拉山》《游仑伯灵园》《游日光山》以及写一位日本女性感情经历的《阿传曲》、与日本友人的唱和诗等，都是未经人道的人情物态，反映着王韬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意识、家国情感以及女性观、爱情观等，自有其独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 非唯海外题材的诗歌令人称奇，作为一位豪爽之士，王韬为人亲切，人乐与之交。相知深契的有所谓“海天三友”“海天五友”，其他独立特行之士与之交深者，指不胜屈，王韬每于诗中为之作传神写照，如《题江东小剑海天长啸图》： 江东老剑我好友，诗名高踞词坛久。江东小剑亦能文，须赠一斧斫其手。老剑平生意气豪，天寒犹着单布袍。一颗头颅欲赠人，出门仰视风萧骚。小剑清狂亦可笑，思在海天作长啸。山苍苍兮水茫茫，一声清越惊万窍。吾闻古者有啸翁，一篇啸旨传寰中。啸翁不作嗣响绝，谁其继者今江东。小剑之剑亦复利，揽辔每有澄清志。要令寸铁能杀人，几使毛锥避无地。啸声忽起山月高，潜蛟耸背虎申腰。此音原非出金石，岂同盛世鸣虞韶。怀抱郁郁多忧思，中有伤时万斛泪。挂壁吴钩忽作声，欲于长啸时一试。划然长啸天地愁，发为浩气成清秋。吾衰已甚不复用，明当从子海天游。 江东老剑即与王韬、李善兰并列为“海天三狂士”的蒋敦复(1808-1867)。蒋敦复年长王韬二十岁，却因气味相投而成生死莫逆。蒋以诗文名重江南，且有经济之才，狂放不羁，才大气盛，有不可一世之概。江东小剑是蒋敦复长子蒋同寅，亦能文，卓荦有父风。诗以骋想夸张、诙谐幽默、生动形象之笔，抒油然歆羡、慨然感伤之情，既将蒋氏父子的不世才情、豪迈奇气刻画生动如在眼前，同时也寄寓了才高命蹇者有志难申的悲哀，体现了末世文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和现实困境，其中无疑就有抒情主体本人的体贴同情在。而若非与画像中人同呼吸、共患难，深情贯注，诗意当不可能达到如此境地。 王韬的诗歌，无论是抒情主体的音容气度，诗中表现的情思韵致，抒情方式的节奏律动，都给人新异不同一般的印象，且在在表现出接受了西学洗礼的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凛然、浩然、沛然之气。他一心想在“杜之广、李之俊、韩之兀奡，郊之寒、岛之瘦、温李之秾艳，苏之纵横豪放、黄之生涩槎桠，陆之温润、杨之疏逸之外，别树一帜”[2]卷十一《跋湫村诗集后》，他“自成一家”的风格，正表现为上述“格奇”、“句奇”、“意奇”综合以观的奇气恢张。 王韬十八岁应县试，就被督学使者张芾赞为“文有奇气”[1]卷首《弢园老民自传》，又自谓“余于诗亦欲以奇鸣”。“奇气”，是艺术表现之“奇”与人格精神之“气”的融合。“奇”因“气”生，“气”以“奇”形，两者结合，表现为气势和气象的不同平凡，而这正是王韬一生的诗学追求。严迪昌先生曾说：“文学风格是作家在一系列作品中，从整体上、全局上透发出来的思想美与艺术美高度统一的一种境界美，是最为集中凝聚地体现着作家的艺术个性的外部特征。”[6]12从作品中透发出来的王韬诗学追求的独特性和一贯性看，“奇气恢张”正可以概括王韬诗歌的主导风格。 三、创作背景及诗风成因 《文心雕龙·体性》篇论文学风格之形成有曰：“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这意指影响诗文风格的因素，既有天赋的才气性情，也有后天的学习陶染。王韬诗风是其内在豪迈放旷的气质禀赋与外在虽迭经变故却丰富多彩的生活遭际的折射，也是内修与外骛交相鼓荡的结果。 首先是内在禀赋修为。这有很大的遗传因素，同时也与成长期的诗文化养成有关，而后者与家教、师承的影响和乡邦文化的浸染最相关联。 王韬先祖昆山王氏，为明代巨族，明清易代之际，阖门殉国难，仅其始祖年在髫龄，趁间逸出，得存一脉，自后世代业儒。可见在王韬的家族基因中分明就有“家国肝胆”四字。王韬母朱氏，出自书香门第，自小口授以诗词，尤其是所述古人节烈故事，每每令王韬感动莫名，以至出涕。母亲的蒙学教育，自然而然地内化于其精神气脉。其父王昌桂为段玉裁及门弟子，既潜研经学，又因晚年任职墨海书馆，而在一定程度上受西学影响。王韬得父亲悉心栽培，儒学功底深厚，又有开放眼光，被理雅各等西方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王韬服膺师祖段玉裁之外孙龚自珍的经世之学，后又与龚自珍之子龚橙相交至深，往还频密。王韬诗词修养还受业师顾惺陶染，顾惺虽风流自赏、倜傥旷放，然颇以“积硕学为世用”[7]激励及门弟子。此为王韬年少时家教、师承的大体情况。就成长环境而言，王韬家乡苏州甫里(今甪直)是晚唐陆龟蒙隐居终老之地，也是皮陆唱和发生之地。陆龟蒙自诩隐士而心系天下，散淡其外而又庄严其中，被鲁迅称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印迹，是甫里的标志性人物，对地方人文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甘淡泊、亲风雅而又不忘世事可谓其地普遍的人文风尚。王韬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三日的日记中就曾说论诗“取法晚唐”，这里就有陆氏的影响在。传统儒家教育和地域文化特质深刻地影响了王韬的心性气质、立身行事、文学创作。王韬早年向往的似乎也是陆氏一般结庐山林的闲逸，这在他洋溢着绮情幻想的诗歌中有不少的表现，只是在后来不由自主的漂泊中，索性倡言“豪杰自命不凡，岂可苟阿世俗”[8]《与杨莘圃书》，不覊其外、忠爱其中，将看似隐逸的甫里先生的精神气质中隐然而在的另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王韬务实功利，有强烈的用世之心，这都跟他先天的禀赋和成长期的修为有关，而正是这些为王韬诗歌奇气充沛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外在的人生际遇。王韬在序日本友人三岛中洲文集时说：“文运之盛衰，固有时系乎国运之升降，平世之音多宽和，乱世之音多噍杀，若由一人之身以前后今昔而判然者，则境为之也。”[2]卷九《三岛中洲文集序》诗歌创作，原本是与时代气运、诗人境遇密相契合、如影随形的。故诗人诗风之演变，必然关合其生命轨迹之流衍。 王韬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22岁前的里居读书以求科第时期，22～35岁的弹铗淞滨、乱世献策时期，35～57岁的遁迹天南、放眼中外时期，57～70岁的北返淞沪、执掌书院时期。每次变化都是在国家沧桑、民族巨变背景下个人遭际的大挫折、大转折，尤其是迁沪、南遁和东西漫游，非唯是王韬人生的转折点，其影响诗歌创作也至巨。王韬独具的禀赋修为结合了他特殊的人生遭际决定了其诗歌的选题取境，此上文已略及，不复赘言。兹就影响王韬诗艺表现得更为直接的因素再略述一二：其一是自古而今的时代审美取向，其二是自西而东的现代西学背景。 王韬的时代，诗坛主流是同光体。同光体继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之后，继续破除仍多痼习的诗宗盛唐的局面，其诗学路径在宋诗派宗苏、黄的基础上，再辟蹊径，进一步上溯到杜、韩，形成唐宋诗一体论，从而消弭孰优孰劣之争。王韬虽说“于诗文无所师承”[1]卷首《弢园老民自传》，那也只是标榜兼收并蓄、不刻意模拟而已，实际上他自然也是不能腾离于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之外的。王韬也曾自谓“平生服膺惟坡谷，昌黎子美我其师”[1]卷四《寄潘茂才》，但王韬学宋，并非通常的以学问充实于文字、议论而已，而是承继杜、韩之精神。清人于杜、韩，有“杜孔、韩孟”②的说法，王韬亦以之为诗歌创作道德审美的标杆，其中就包含了家国担当意识、儒家浩然之气等，这样的标准因为结合了全新的历史时空、特殊的生命体验，而有了崭新的诗意境界，从而表现为新的风骨格调。其次，学杜学韩也是一种艺术审美标准，这一标准在王韬的创作中不指向求险尚怪的皮相模拟，而是继承杜韩“陈言务去”、“词必己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9]311-312的创新精神。正如他称赞江湜诗宗坡谷杜韩四家，表现为“言情弥真始见我，造格特创乃能奇”[9]311-312，颂扬曾国藩“于诗主昌黎、山谷”，表现为“词句崭新，而不蹈袭故常”[2]卷九《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一样，王韬的“格奇”、“句奇”、“意奇”的追求正是师法杜韩之精神而在诗歌内容和形式上都加革新创变的表现。“少陵无体不雄奇，韩子精神托古诗”[10]，王韬亦复如是，其诗各体俱备，而尤钟古诗，以古体最具力大思雄、涵天盖地、淋漓酣畅之气势，也是古体才更具擒纵自如、恢张扬厉、变怪百出之容度。 另外，西学背景也直接影响了王韬的诗歌创作。王韬22岁开始子承父职，迁沪入墨海书馆襄助《圣经》汉译，南遁香港后及旅英期间又助传教士英译“中国经典”，继而创办最早的华人华文日报《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从事的都是文化的跨区域大众化传播工作，可谓一生呼吸于国学西学冲突交融的文化环境中，如何让所撰语言文字得到更好的传播，是他职业化思考的问题。如在写于1853年8月前后的《申请加入基督教文》中，王韬针对“今耶稣教各种著述，不乏胜义，然文风拖沓，令人读未卒章而昏然欲睡”，“朝散之于众，而暮入于废纸之篓”的情况，提出“窃以为，每撰一书，其所含之教义与所用之辞藻，均当优长，令其文质彬彬。此等著述，饱学之士倡之于上，贩夫走卒从之于下，无需附以讲解，何患不风行哉！”③工作中这样的思考必然渗透到其创作中。大众传播中的读者接受意识，特殊的有西学背景的交游唱和群体，诗文传播中载体、受众的变化，“对客挥毫”、“下笔辄不自休”的诗文创作方式，自然影响其诗体选择、语言策略、题材内容、写作状态。不拘格律的体式创新、不用故实的语言表现、动人心魂的真意传达、新人耳目的奇异技巧，都是西学背景下随着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传入，传统诗歌创作中应有的顺乎逻辑的变化。如此，崭新题旨、恢张奇气，尚“奇”求“变”的诗歌风格应运而生。 综合王韬诗歌创作历程和各类题材内容，可以看出其诗歌以作为诗史的叙事性和批判性、作为心史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为总体特色，创作内容上求新求变，表现风格上奇气恢张。“三千年后数人才，谁识于今变局开？豪气已从忧里尽，新诗多是劫边来”[1]卷六《粱溪瘦鹤词人见赠二律赋此奉酬即步原韵》，王韬这寥寥数语道尽了其生态、心态和诗歌形态，以及这“三态”间的此关彼联。先知先觉的诗人独立苍穹，既无望当道者识拔，亦不见上帝拣选，羌无俦侣，满脑子的新思想新观念以求除旧布新，却落落寡合，只能以诗自道心曲，其感慨较之袁枚的“自笑匡时好才调，为天强派作诗人”的自嘲更显真切痛彻。好在对万事不由自主的落拓寒士而言，文字倒是可以任由其自作主张的，于是他将“劫”余的人生码成沉甸甸的“新诗”，砸向那个时代，无论是引人瞩目还是令人侧目，终究都达到了让人过目难忘的效果。王韬尚“奇”主“变”的诗风，正是国家民族气运与诗人个体命运交织而成的特定历史时空下，倍受磨难的诗魂历经挣扎而始终不屈、力求突围的表现。 ①日本西尾鹿峰送王韬往游晃山序文中语，转引自张志春：《王韬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②黄统序莫友芝《郘亭诗钞》中引莫氏之语。 ③王韬《申请加入基督教文》中文本已佚，有传教士麦都思英译本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叶斌据以转译，载《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