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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底层群众中，在新闻媒体上，在学术论著中，经常表现出对中国改革现状的批评和改革前景的忧虑。这些批评和忧虑又集中到社会公正这个问题上。由社会公正问题引发出对改革方向的批评，对市场经济的批评也大有人在。
这些年，我也写了一些呼唤社会公正的文字。但我只是想从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实现社会公正。在呼唤社会公正时，我不否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也不认为社会不公是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
对于中国改革，我觉得有几点是应当肯定的。
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的。20世纪人类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贫困和政治专制的制度根源。计划经济体制根本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对经济活动作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这种体制和民主不相容。
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是正确的。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走什么样的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揭露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也是人所公认的。因此，很多人探索走第三条道路，即走一条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道路。我也曾研读过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计划与市场》，感到这些著作缺乏逻辑力量，更缺乏可行性。这大概是他的主张至今在世界上没有人接受的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理论界也曾花几年时间进行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企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但也没有结果。近几年来，批评市场经济现实的某些思想派别，也没有指出一条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新路。看来，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除了走市场经济道路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世界上没有最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最优，而是较优。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可以通过民主办法，减少市场经济害的一面。
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选择，今天回过头来虽然可以讨论，但如果否定这种路径选择，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新旧并存的双轨制，因而造成了种种后患。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改革者们只能选择这样的路径。因为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一条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高低，但我不相信有超人，人的思维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局限。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历史的。用今天历史条件下的眼光来否定当时的选择是不合适的。
今天来自不同方面对改革现实的批评，对改革前景的忧虑，是因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在原来没有料到的问题当中，有三个问题最令人关注。这三个问题有的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有关，有的与改革路径有关。至今，我对这三个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出路，处于迷茫和困惑之中：
怎样解决在中国特有的改革路径中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国的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黑金收买权力，权力创造黑金，黑金政治的危险就在眼前。民主化是我们的梦想，而在这样的现状下实现民主化，无异于为黑金洗钱，也无异于为黑金政治开放政治舞台。这就给我们一个两难的选择：从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发展私有经济，而私有经济却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加速民主化进程，但在现有条件下的民主化成果，必然被当今的强势群体所独占。
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最近两年，一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国有企业改制（实际就是私有化）过程中，经营者对国有资产一次性买断，经营者成了资本家；职工身份一次性买断，工人成了雇佣劳动者。面对当今劳动者被资本奴役的状况，面对资本横行的状况，过去几十年向人们灌输的马克思批判资本的论断，重新显出了生命力，不少原来否定计划经济的人们，重新在两种制度之间痛苦地徘徊。
怎样防止过度消费压榨自然？从某种意义来说，市场经济就是消费经济。所以，鼓励消费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企业为扩大产品销售而鼓励消费，政府为扩大内需而鼓励消费，鼓励消费的手段花样翻新，信用制度还鼓励人超前消费。市场经济督促人们加速消费，鼓励人们变着花样享乐。市场经济制度是一架加速消费的发动机，这架发动机没有制动器，没有限速器。
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并不幸福。甚至和人性相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使资源日渐枯竭，还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规律相悖。市场经济造就的高消费生活方式能持久吗？难道我们不能摆脱市场力量的推动，更理智地生活吗？这使我对增长质疑，对市场质疑。
以上三个疑惑使我痛苦。我猜想，当前一些批评市场经济的声音，一些批评改革的声音，也是从我的这类疑惑中产生的。
这些年来，我们说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是寄希望于深化改革，认为只要深化改革，各种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觉得这种说法只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今天说到深化改革，却有令人忧虑之处。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已经转向了以财富为中心。这个变化使得改革的动力也发生了重要变化：90年代中期以前是政府根据宏观需要推动改革；90年代中期以后是社会利益集团根据各自利益的需要推动改革。90年代中期以前，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改革是由社会利益集团主动推进的。90年代中期以前，改革主要是由政治力量推动的；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推动越来越需要借助于非政府财富的力量。
社会变革是由各种力量构成的社会合力推动的。当前推动改革的合力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博奕的结果。在当前的社会力量体系中，强势群体起主导作用，决定着合力矢量的指向；弱势群体力量微薄，对合力矢量的方向作用很小。按照当前社会合力的方向深化改革，必然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会更加严重。不仅如此，当今中国的强势群体，是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它天生带有不公正性。让它来推动改革，必然造成更大的不公正。这可能把中国社会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然而，在改革中要回避这种力量，只有不改革。不改革，中国更没有出路。这是我的又一疑惑。
1992年10月，我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写道：“在平等和效率这架天平的两端，都有奴役人们的‘暴君’——一端是金钱的‘暴君’，一端是权力的‘暴君’。所以，这架天平需要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架平衡的天平。它把两个‘暴君’都排除在外，既有足够的效率，又有适度的平等。”“这架天平上的砝码需要适时调整，以免天平倾斜。”
这是理想主义的期望。我想，当时的改革者们都有这种期望。但是，10年以后的现实，天平却向一边倾斜而得不到调整。当初的理想主义者也感到无奈。
我之所以困惑和无奈，是因为以上问题在现有的思维框架中不可能找到答案。我们没有理由不从原有的教条里解放出来，从原有的思维框架中突围出来，到社会中去，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带着人类的一切思想成果，去寻求思想的解放，智慧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