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与何为——关于北京师范大学转型的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师范大学论文,何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5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3)06-0001-07
新世纪伊始，100年的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和100岁的北京师范大学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2001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十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前后，将北京师范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大学[1]。”2002年9月钟秉林校长在北京师范大学100周年庆典上代表学校再次明确“十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的战略任务是“实现向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转型”[2]。但是何谓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转型？如何正确理解“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大学”？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北京师范大学应当何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的现实问题。
一、转型目标的理解
从目前学校的决策来看，对于北京师大“转型”目标的理解实际上可以分解为对于“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大学”等若干关键词的理解。
（一）对于“综合性”的理解
对于“综合性”的理解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如果就广义的角度看，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主要理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业已突破了文理、教育等学科单一的局面、是多科性大学；专业设置上我校已经拥有全部教育部颁布的12个学科门类中的9个，不再是全校只有一个师范专业的局面；人才培养上也已经实现了层次上、模式上的多元化。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离综合性大学尚有一定差距。西方大学的理念是“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与探索某一方面学问、只培养某类专业人才的“学院”（如师范学院或大学）不同。西方许多著名大学除了设立多种学科这一特点外，往往采取从事本科教育为主的（基础性的）文理学院和从事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研究性的）专业学院（且以后者为主的）“综合”结构。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是“学士后”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在文理学院取得学士学位后再到教育学院学习，以获得教师专业资格证书或教育硕士学位等。而我们学校目前的院系是一种混合类型，但是又更接近其文理学院。因为我们的本科生（含师范生）、研究生教育同在一个院系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往往不够。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
因此，北京师范大学从师范大学向严格意义上“综合大学”的转型是我们所谓“历史转型”的实质目标。其主要内涵，一是应当突破以文理、教育学科为主的学科设置，实现学科设置更高程度的综合化；二是要逐步从制度和内容上实现各学院的“研究院”化，使学校真正成为“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三是实现教师教育的“教育学院”化，通过调整和建设，最终主要由教育学院承担教师教育的任务。
（二）对于“有特色”的理解
“有特色”是北师大人的一个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智慧判断。这是因为特色是一所大学的水平、质量、品味、个性的标志。实际上世界各国的综合性大学从来都是在办学理念、学科结构、制度建设等方面各具特色的。比如虽然综合性大学学科设置应当是“综合”的，但是在学科分化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学科设置的综合化并不意味着设置每一个学科，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学校之间的分工而有所取舍。世界名校哈佛大学就因为同城兄弟麻省理工学院出色的工程学科而一直没有设置工学院。耶鲁大学在对待大学改革问题上就采取比兄弟学校慢半拍的独特的“保守”策略[3]。
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在定义“有特色”上是准确的，那就是所谓的“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而进一步的努力应当注意确立的具体目标是：
第一，注意提升“特色”的质量档次。即应当努力创造适合学术发展的工作环境，重点支持一批学科和相关专家，努力使北师大成为我国重要的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心，在一些学科领域逐步形成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北师大学派”。
第二，注意发展地看待“特色”概念。应当在保持和发展基础研究的优势和特色的同时，有重点地发展相关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提高北京师范大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第三，注意“特色”的精神内涵。应当努力形成“北师大精神”。既应该追求学术自由、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等一般现代大学的基本品质，还应当努力追求反映北京师范大学独特性的精神品格（如“诚信质朴”的人师精神等）。
（三）对于“研究型”的理解
“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主要是美国高等学校分类中的一个特殊概念[4]。一般说来，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大学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高等学校的主要特征有：第一，研究型大学是学科齐全，具有教学、科研和服务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大学；第二，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中心，拥有卓越的师资队伍；第三，研究型大学特别重视研究生教育，在主要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比例高于本科生；第四，研究型大学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是世界科学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能吸引大量外国优秀人才留学（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
根据1994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高等学校分类标准，研究型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Ⅰ类和研究型大学Ⅱ类两种类型。研究型大学Ⅰ类的标准是：提供领域广泛的学士学位计划，承担直到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教育，置研究以优先地位，每年至少得到4000万美元的联邦政府资助，每年至少授予50个博士学位。研究型大学Ⅱ类的标准是：提供领域广泛的学士学位计划，承担直到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教育，置研究以优先地位，每年得到1550-4000万美元的联邦政府资助，每年至少授予50个博士学位。这种分类方法鼓励大学开展能够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科研，同时它还可能暗示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的教授不搞科研。因此2000年8月，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出台了新的高等学校分类法，对美国的3856所高等学校重新分类，把原来的研究型大学与博士学位授予大学合并，将类似的层次分为博士学位授予／研究性大学（广博型）、博土学位授予／研究性大学（集中型）两类，具体标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研究性大学（广博型）：在广泛的领域开设学士学位课程，开展研究生教育并能授予博士学位。每年至少在15个学科授予至少50个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研究性大学（集中型）：在广泛的领域开设学士学位课程，开展研究生教育并能授予博土学位。每年至少在3个学科授予至少10个博士学位，或者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总数至少达20个。根据这一标准，2000年，美国有148所大学被划人博士学位授予／研究性大学（广博型），113所大学属于博士学位授予／研究性大学（集中型）。[5]
北京师范大学从师范大学向大学的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实现职能的转变，从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变。主要应突出以下几点：
(1)突出大学的研究职能，把原创性研究作为学校的工作重心，使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阵地，成为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重要力量。
(2)突出研究生教育，把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作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心，使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3)突出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把研究过程与教学过程结合起来，用研究提升教学的品质（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的教学工作的比重虽然比一般大学要低，但教学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其工作负荷中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其中教学为45.2%（平均58.8%）；研究为31.0%（平均16.4%）。资料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1996,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Washington D.C.,1996,p.152.），鼓励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科研活动。
(4)突出“研究型”理解的质量内涵。因为如果我们仅仅看表面指标，如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等，我们已经接近或达到了“研究型”大学的指标了。但是，原创性研究、大师级学者、精品本科教育、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应当是“研究型”的最本质的内涵，与这一实质性目标相比，我们还有不少的距离（注：依据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高等学校分类标准，美国3665所高校中研究型大学不过120多所——1996年，美国研究型大学Ⅰ类为89所，研究型大学Ⅱ类为37所。（沈红著：《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第271-276页）依据新标准，美国也只有260多所研究型大学(Julianne Basinger.A new way of classifying college elates some and perturbs others.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August 11,2000.A31-A41.)）。
（四）对于“世界知名大学”的理解
所谓“世界知名大学”或者“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都是一种比较综合且较难定义的模糊概念。我们认为，不妨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定位“世界知名大学”(World-known University)。
目前国内大学评价依据的主要指标包括：博士点、硕士点、国家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专业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文理基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工程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SCI收录的论文数、CSSCI发表论文数、国家级科研课题、省部级科研课题、科研经费、人均科研绩效、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等等。
国际上大学排名的主要指标则包括SCI收录的论文数、授予高级学位数、大师级学者数、留学生数、质量与学科分布、毕业生质量等等。
根据目前全球、全国大学排名的格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际，我们认为：可以将“世界知名大学”定位在国内高等学校综合实力排名中稳居前十名(Top Ten)、努力跻身前5名(Top Five)，国际排名则应追求进入世界高等学校综合实力的前200名、进而努力进入前100名。学校需要专门委托相关专家对相关问题做深入研究，细化我们的建设指标和发展规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大学排名往往都是只问结果不做原因分析的一种简单的实证性评价。形成上述硬指标的“软实力”往往不在计算之列。但是大学的建设却恰恰应当从发展的原因分析入手追求大学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创造，进而追求外在指标的逐步实现。克服浮躁心态，注重长远发展是大学建设、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建设“世界知名大学”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转型目标的实现
“到2015年前后，将北京师范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大学”是一个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战略转型的宏伟蓝图。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以下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一）实现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发展的战略转型
所谓教师教育的战略转型的主要内涵为二：一、重心上移至“学士后”教师教育；二、实现教师教育与本科专业教育的“剥离”或教师教育的“教育学院化”。具体说来，就是学生在取得各专业的学士学位后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到教育学院学习，以获得教师专业资格证书或教育硕士学位等。依据学校实际，教师教育应当确立以“4+2”模式等硕士学位教师教育为主的战略——因为这一选择既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教师教育日益提高的需求，又能与北京师大与其他兄弟学校的合理分工相一致。
为此，目前应当尽快着手进行的工作是：1、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自愿组合和以教育学院为主体自主发展的策略逐步完成学科教育学教师队伍的“教育学院化”的重组，使目前正在剥离的教师教育的任务逐步转移到教育学院。2、鼓励、督促教育学院逐步完成新型教师教育课程与培养模式的改革，最终形成反映本校特色和优势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的品牌。
所谓教育科学发展的战略转型是与教师教育的转型相关的问题。转型后的教育学院应当在保持目前适当规模的教育学本科教育（注：考虑到国家教育科学事业的总体需要、研究生质量保证和我校的历史传统，保持适当规模的教育学本科教育是完全必要的。）的基础上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教育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上来。因此，未来北京师大教育科学发展的重点目标应当是原创性研究，成为国家教育理论创新中心，并实现研究带动下的教育学研究生教育和教育专业硕士、博士教育。目前我国尚无教育专业博土(EdD)，学校应尽快研究、启动“教育专业博士”教育项目。
（二）形成研究生培养为主的办学格局和确立“精品本科”的教育理念
依据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办学的目标要求，北京师范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应该采取研究生培养为主的战略。具体的措施应当包括：第一，稳妥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使结构上形成研究型大学的格局。第二，注意研究生教育的品质提高，在目前研究生教育上普遍盲目扩张的情况下应当率先在全国发出北京师范大学倡导研究生教育“质量第一”的声音。第三，通过研究迅速采取措施，限制博士生数量（尤其是生师比），高度重视博士生培养的质量。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石，世界高水平大学都有高品质本科教育的特征。一些大学甚至认为本科阶段是否本校毕业是判断学生是否“真正”本校毕业生的标准，大学校长也必须曾经是本校本科毕业的学生。1998年4月，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还专门发表《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报告，进一步强调研究型大学对本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在国内实际上已经属于高等院校的第一梯队，近年本科招生过程中许多省份北京师大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甚至超过当地重点大学录取线100分以上。众多高质量的考生报考北京师大不仅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北京师大的肯定，也意味着对于我们的期待。北京师范大学负有最高质量的本科教育的责任或使命。从全国的整体格局或分工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本科人才培养工作应当定位在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最高层次”。这一“最高层次”意味着我们的本科必须是国内最好的“精品本科”。
目前需要做的工作是：第一，在全校范围内确立“精品本科”的教育理念，使全校员工形成重视本科教育质量的共识。第二，更多地采取“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而不只是简单地自上而下地推进本科生课程、教育模式的改革。第三，实现本科生阶段的“基础教育”＋“专业学院”的专业教育的新模式，或者形成类似的教育结构模式，以进一步夯实学生的发展基础、提升其创造性品质。第四，在强化本科生阶段基础教育的同时，使各学院（及相关系所）实现“专业学院”化或“研究院”化。
（三）注意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的统一规划
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要求我们应当突出大学的研究职能，把原创性研究作为学校的工作重心，使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成为跨学科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重要力量。因此注意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的统一规划也是实现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重要任务。为此：1、学校应当在制度、政策层面上采取措施大力鼓励原创性研究。2、必须鼓励合作研究，形成一批优势学科和优势研究群体领先全国，进而走向世界。3、有计划地采取措施鼓励中青年专家的成长，形成北京师范大学知名专家（或“明星教授”）群体与梯队。4、规划调控和学术公正、学术自由相结合，避免片面和不公正的“马太效应”造成的对学术队伍成长积极性的整体抑制。
（四）进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现代大学的内部管理一般由学术（民主）管理和行政管理两个部分构成[6]，且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基本原则联系紧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一直维持着“行政主导”的“单一”（学术民主管理不够）和“单向”（几乎全部是上对下的管理）关系模式，这也是制约我校向“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大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学校需要采取措施在学校健全民主管理和行政管理这一环节，开全国高校现代化的风气之先。目前我们的建议是：
1.要建立学校、学院、系所三级教师会议（或教授会）制度，赋予其主导学术管理和参与学校重要事务的实际权力，尽快形成“学术管理＋行政管理”的体制结构。
2.要整体上形成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各院系所的教学科研服务意识和分工合作关系。其中应当特别强调后勤部门的服务意识。业务性的职能部门应当由有较高学术声望，理解、尊重学术发展，且有一定组织才干的专家实质担任。
3.加快管理权力，尤其是学术管理权力的分权和下放，在与国外先进大学比较、取舍的基础上清理、废除一批过时的、劳民伤财的管理政策和措施，在简化管理的前提下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在讨论实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转型问题过程中，除上述具体问题之外，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法论问题始终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一）借鉴与传承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代化首先都是一个虚心学习的过程。实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转型仍然首先是一个大胆借鉴、吸收先进国家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特问题，特别是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其现代化过程都同时是一个传承、光大自己文化传统的文化努力。从全球师范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完美的体系。美洲不同于欧洲，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彼此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教育从理念到制度都是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无法离开文化的独特性考虑大学和教师教育的发展（注：2003年7月，笔者在香港大学访问时曾经与著名学者程介明教授（香港大学副校长、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授）讨论过国内教师教育改革问题。程介明教授认为：中国教师教育的许多理念不同于（一些可以说优于）西方。譬如“身教”概念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对教师有较高的道德期待，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教师专业伦理”（往往是对教师的底线要求）。因此程教授坚定地认为，教师教育、高等教育的改革和保持民族文化性应当取得平衡。）。
因此，借鉴决不等于复制。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全国师范院校的排头兵和中国最重要的重点高校，有责任在改革过程中带头冷静地反思、保持中国教育文化的独特性，善取众家之长为我所用，充满自信地走有自己民族特色、学校特色的转型之路。
（二）形式与实质
高等教育的改革始终存在一个形式和实质的问题。在当前高校改革过程之中，许多高校都将最主要的努力放在硬件指标的建设和形式化的制度建设上。但是现代大学首先是大学，学术自由等大学精神的匮乏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最核心的顽症。因此大学变革的实质是大学的近代化——民主、科学精神的增强，学术自由体制的回归。大学学术自由当然需要重新梳理大学与政府等等的外围关系，但大学首先应做和能做的是要变革衙门式的管理为现代大学对学术的尊重。人事制度改革、物质条件的改进等等都应当以大学精神的培育为核心（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评论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时认为“从顺序的角度说，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大学官本位问题，然后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公正而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这时才轮得上有关职称晋升和淘汰的人事制度改革，或者说是竞争机制的建立。”（《经济观察报》2003年7月1日）这对所有大学改革应当是一种很好的提醒。）。此外一些大学建设的具体指标也有一个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比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形式上某些指标的完成，而是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成员，而且是一个以教育研究见长的国家教育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在改革自己的教育体制、实现自己的历史跨越时应当向全国高校率先垂范，自觉追求现代大学的精神和属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独特精神品格，自觉树立质量意识、品牌意识，追求内涵与卓越。
（三）战略与策略
高等教育的改革还存在一个战略、策略的关系问题。校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我们既要有科学的战略目标，也要有切实的策略或战术。采取过激措施的变革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有悖高等教育的规律，因而也不利于改革本身。我们许多改革的效果不甚理想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我们改革的远景不对，而在于具体细节的论证和决策程序上不民主、不科学、不充分。比如许多大学改革中都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往往不顾忌教授群体的反对而强行实现“计划经济”模式的机构调整。这样的改革除了有违现代大学的精神之外，最大的问题是调整之后治理后遗症的成本过大，抵消了调整本来可能带来的综合效益。
因此我们不仅希望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转型在战略目标上是审时度势的正确选择，而且希望在转型的决策过程中强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咨询力度，强化具体决策的民主程序意识，使这一转型本身在程序上体现现代大学的大学精神，使改革本身变成现代大学精神养成的一个过程，使改革和转型成为类似于20世纪末国家经济“软着陆”那样一个意志坚定但成本较低的稳健的变革与发展过程。
实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转型首先当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任务。但是无沦是从中国历史还是从国家教育的现实格局来看，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转型对整个中国的教师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全局意义。顺利实现这一转型是北京师范大学在新的历史时期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参与这一问题的研究，以促进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转型早日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