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新民论文,国民性论文,危机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身份认同的瓦解与失范
遭遇了“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幅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局自1840年起延续一个多世纪，个体直面的是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发生混乱和瓦解的困境。
1.民间习俗的变化。清末民初，人生礼俗、社交礼仪发生变化。基督教徒往往请教士给新生儿行“洗礼”，一些青年人争取婚姻自主，追求“文明结婚”、“教堂婚礼”，葬礼中开始用“黑纱白花”代替“披麻戴孝”。辛亥革命后废止官场跪拜礼，废止“大人”“老爷”之称呼，官员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君”相称。民间交际逐渐通行“握手礼”，拜见尊长行“鞠躬礼”。“男女大防”在社交场合逐渐淡化，男女学生开始自由交往。这些新礼俗、新礼仪在民国初年尽管还局限于大城市，但是这种以人格、身份平等为基础的社交礼仪，标志着旧秩序的渐趋瓦解。辛亥革命革除了象征满族统治的长辫子。清末民初，学生装、西装开始流行，“天足”开始取代小脚。西方饮食(西菜、汽水、啤酒等)逐渐传入并融合于传统饮食方式。其他源自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在晚清开始逐渐流行。
1905年，废科举而兴学堂。清末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述说了废科举后的忧愁与幻灭感：“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146-147
2.流传着的新世界。近代中国，一切皆新。“新”这个词构成了一连串新组合词汇的关键合成部分——借此来界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变化。“近代中国四处流传着各种有关新世界、新文明、新种族的传说，说他们有望远镜和牧师、军舰和大教堂、火车和公园、图书馆和博物馆、照相机和报纸。这些传说要比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关于震旦的故事，比哥伦布带回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许更为神奇；传说中还有吃牛肉、全身散发着奶酪味道、胸毛长长的男人，以及长着蓝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后也流传着关于共和国、议会、宪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最后，还流传着关于穷凶极恶的毁灭性武器，它们远非中国的任何武器所能匹敌。”[2]338，342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至少有三件事情体现着新的特点：一是“新的”横扫了一切旧的。例如，从晚清“维新运动”到“新政”；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新文化”、“新文学”等；二是流行两个新概念：“时代”与“新时代”，这种新时代的感觉和意象，界定了“现代性”的一种精神风貌；三是20世纪初来自日文的“文明”、“文化”被引入中国(尽管文明、文化两词古已有之)，并开始和“东方”、“西方”结合成五四时期最常见的词汇，用来表达“两分的”、“对立的”、“东与西”的文明范畴。“这里暗中假定了‘西方文明’标志着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高级阶段，标志着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3]54
3.意义危机与生存危机。社会大动荡、大转型引发出信仰无着、人生无从安立的社会危机，有研究者称之为“意义危机”[4]。意义危机首先发端于传统道德价值的迷失，即儒家一些重要的道德伦理价值动摇了。到五四时期，当一些狂热者要求对所有价值“特别是儒家的道德传统，重加评估之时，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5]59。
紧接着出现了“存在迷失”。在广泛讨论道德危机时，存在着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生命存在的悲观意识。这种气氛弥漫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诗文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佛学研究，是想解决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更深层的“形上的迷失”，即科学虽然为中国人开出了一条新路，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what)和“如何”(how)的问题，可是对“究竟因”(ultimate why)却无法不缄默。因此，科学因其本质之故，无法取代传统中广涵一切的世界观[6]4-8。
显然，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了冲击，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五四前后，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现象。有人利用社会转型之机投机钻营；有人茫然失措，导致思想紧张和行为失常；有人甚至对人生和社会彻底失望，以至“自杀”或“出家”。据上海《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栏报道，1919年自杀的人数21人，1920年47人，1921年66人。据北京《晨报》“社会咫闻”栏报道，1921年4月至12月自杀者为103人。这些自杀者中形成社会舆论热点的，有愤世嫉俗以自杀唤醒国人的陈天华，有殉清殉道的梁济(巨川)及后来的王国维，还有悲观厌世的北大学生林德杨等[7]。
五四前后，社会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一股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崇洋风气，学习英语成为时尚。在大学联考中，英语的比重最大，学校的大部分课程使用英语原文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大学，据说有80％—90％的教材是用英语编撰的(不包括教会学校)。北京大学有英文演讲社，《北京大学学生日刊》经常有英文作文比赛的报道，社会上自然也以英文水平为判断教师的标准[8]。
中国长期以来傲视邻国，向有自大心理，如此崇洋之风刺激了大国之民的自尊心，反弹的力量十分强烈。以传统文化权威相抗的莫过于抬出孔子。1912年孔教会在上海成立，翌年创办了《孔教会杂志》，提倡孔教为国教。1913—1915年间，许多省份都有孔教会与帝制运动的团体。袁世凯去世，康有为接着向新任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上书，要求在宪法里确定孔教为国教。他说，“如果不读孔子的经典，人们就不懂得立身处世”，“无孔教，即无中国”[9]，“今将欲救四万万之民，大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之新法，今尽灭之，而还其旧”[10]。有人甚至指斥崇洋风气“直与猩红热、梅毒等输入无疑！”[11]1918年9月30日，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校长布告”：“10月1日即旧历8月27日为孔子诞期，本校照章放假一日，此布。”北京大学日刊也循此例停刊一天①。
尽管有这样的反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仍实现了“打倒孔家店”与“孔子已死”的瓦解传统工程。近代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没有传统权威、没有传统秩序的时代。
二、“新学”、“新政”与“新民”
甲午战争的惨败直接触动了“维新派”的形成以及人文—社会思潮的转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而以严复等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积极传播西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1895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终于“上达天听”，开始与谭嗣同等人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其主流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托古改制”，其主要方法是用西学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康有为在其《保国会上讲演辞》中说：“若夫泰西立国之有本末，重学校，将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设)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致强也有由。吾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者，皆与我经义相反，故宜其弱也。”[12]409这种潮流，一般被称为“新学”。
但这一以“新学”为核心的“新政”遭遇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但是“百日维新”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对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与国民教育新风的塑造产生了强大影响。
其一，通过办新教育力图自强求富。在短短的三个月左右之间，清政府连续发布了几十道“除旧布新令”。新法令中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产生最关键影响的有五个方面：第一是“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了近代大学的诞生。第二是提出“废除八股，改革科举”的措施，至1905年最终废除了沿袭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第三是“新教育制度”的建立，至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第四是把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作为一项“新政”于1901年开始积极推行。第五是成立学部，成为近代新教育行政管理的开端。中国的教育制度从此面貌一新。
其二，开知识界维新新风。严复翻译了八大西方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影响巨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危亡时期中国人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也是其时知识界最流行的新格言。他所创办的《国闻报》则与上海的《时务报》并称南北齐名的影响最大的两报。而他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以及出任北大首任校长，均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意义重大。李大钊、鲁迅、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进步均与严译西方名著有关，则是一个重要佐证。
其三，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故其文化宣传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他们办报纸、立学会、创办新式学堂，使文化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此期，西方各种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理论等开始萌生，各种灌之以“改良”的新文化运动初步兴起②。
戊戌变法尽管很快失败，但由此形成的“新学”却构成了当时及以后多年间影响先进中国人的人文—社会—教育思想的基础。例如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的思想甚至还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关③。而为变法主动献身的谭嗣同，则被毛泽东称为“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主编《新民丛报》的梁启超被毛泽东看做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13]163。
三、“国民性改造”与革命
从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都是为了一个根本目的：挽救民族危亡。“国民性改造问题”正是在这一历史主旋律下触发、实践与扩展的。
1.国民性改造与国家命运。辛亥革命前的10年，“国民性改造”问题和国家命运紧密相关。1903年，《江苏》杂志上一篇题为《国民新灵魂》的文章是一个极好的佐证。作者“壮游”诉求“五种国民魂”：“一曰山海魂，二曰军人魂，三曰游侠魂，四曰社会魂，五曰魔鬼魂。”因为“吾国民具此五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士驱除异族，生则立憬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如成功焉”[14]。
这样一种对国民的大声疾呼，带来的是一大批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革命事业。革命成为其时最具号召力的思想动力。“革命”不仅体现于救国运动，更常见于日常生活中，举凡“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伦理革命”、“文字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等，还有如胡适的“反对‘处女迷信’”、“‘无后’宣言”，陈独秀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梁漱溟的“慎重婚姻观”以及此时影响极大的“科玄论战”等，都成为近代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渊薮与行动的直接动力。
然而，近代中国再生为现代民族的历程，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因为她是被迫拉入这一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的。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2]342
2.西学、革命思潮与“改造国民性”。戊戌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革命思潮逐渐取代维新改良思潮而成为时代主流。1903年，年仅18岁的邹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发表《革命军》一书，该书被《苏报》刊文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1912年，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追认邹容为“大将军”。毛泽东在丰泽园故居藏书中，就有这样一本《革命军》。
辛亥革命后还有过袁世凯、张勋的两次复辟。复辟的事实却表达了另一意涵：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仅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还需要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陈独秀注意到了“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是不会成功的[15]5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就此进入更为深入与广泛的观念变革历程。
四、国民性批判与“新人”观
辛亥革命前后，国民性的残缺已被尖锐地批判。而到了五四前后，革命面临低潮，人生与信仰世界充满迷茫，什么样的人能够担当起改造中国的历史重任？这一问题便自然进入了先进中国人的头脑中。正是在这种思考中，反思中国人的生活、生存方式是否合理，人生追求是否恰当，怎样的人生态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等等这样的“人生问题”或“教育学问题”逐渐开始泛滥。
1.近代新人形象的观念设计。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人新人格、新形象的设计，从洪秀全的“新人说”、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新人”、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冯友兰的“新原人”、李大钊的“青春说”，到毛泽东的“新人说”，几乎从未间断过。近代新人形象的观念设计首先是在思想领域发动，然后才进入教育学领域的。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新的价值系统和信仰体系开始确立。在这场思想革命中，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反思、批判与改造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与评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教”)密切相关；与国民性的反思及批判密切相关；与倡导“新人学说”(即中国人的现代化)紧密相关④。以下，笔者主要选取三位代表人物——陈独秀、毛泽东与鲁迅的“新人”观进行分析。
2.陈独秀的“新青年”。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毛泽东语)推出的“新青年”，为迷茫中的近代中国人提供了现代人“理想人格”的系统阐述，也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改造与兴盛的新希望。诚如陆有铨先生所言：“以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为《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是一场教育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6]707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呐喊“自觉奋斗”、“新鲜活泼之青年”的出现。这样的新青年具有六种人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7]73-78。为了培养这样的“新青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了“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这样的教育方针尤其凸显了“个人解放”的价值，而且是“尚文”又“尚武”的，目的是培养文武双全的“新青年”。由此可见，陈独秀是带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双重使命创办《新青年》的，所以他的教育思想成了社会革命的手段。陈独秀的“新青年”具有明显的斗争使命，他的教育思想中尽管不乏“个人解放”或“个性自由”的价值追求，但“社会改造”或“国家改造”的使命意识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
3.毛泽东的“新人说”。毛泽东对于“理想人格”的诉求贯穿于他的一生，他的教育思想对现代中国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一贯反对压抑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但他同样强调“个人对社会和集体的责任、义务”。在五四前后，毛泽东所提倡的“新人”无疑是受到了陈独秀的强烈影响，这可以从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的那次谈话中得到佐证⑤。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关于“德智体”三育思想的初步阐发，以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身体”之身心发达、互补并立、相辅相成的观点，乃是陈独秀“教育方针”的进一步发挥和深化。他那“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的理论观点，正适合于“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之理想[18]。显然，毛泽东此期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文武双全、人格健全、改造社会的“新人”。
4.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鲁迅先生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19]698。具有“最硬骨头”的鲁迅始终把“人”的问题置于根本位置[20]202。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为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充分张扬的“现代示范”。鲁迅先生之所以抱定文学这一“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21]240不放，原因就在于他自己深有感触的认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的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22]417
精神改变的实质，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3]31可见，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根本上是在精神上下工夫，心灵的觉悟占据了全部。直到1933年在谈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他仍然带有那股一意孤行的韧劲：“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4]395所以，毛泽东在1937年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精神”在现代中国便有了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⑥。“鲁迅精神”因此成为指引近现代中国人思想、精神、人格和行为等方面进入“现代性”的文化象征。
五、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为，国民性的改造归根结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必须依靠新的教育、新的社会教化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根本点就在于“个体解放”、“个性自由”，所以必须重视个人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他们提出了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科学主义与民主主义。
1.国民性改造与个性主义。近代启蒙的根本点是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个性主义”，便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基础。19世纪末中国开始的启蒙运动(戊戌启蒙)并没有抓住这个主题。那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兴起的是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政治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而对个性解放并不十分关注。
尽管“天赋人权”、“新民”的口号源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但是却被淹没在政治论战、武装革命的潮流中。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把“唤醒国民之自觉”作为根本任务。陈独秀倡导的“独立之人格”，是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25]14。这种“独立之人格”同胡适在“自由主义”和“容忍与自由”两文中倡导的“自由人格”，及其与人合译的《娜拉》中还要争取做一个“人”的出走的娜拉，都表达了追求独立人格的新价值观。“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鲁迅先生《伤逝》小说中出自恋爱中的少女口中的句子，“这样一个短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它却赢得中国人如此的激动”[20]。在鲁迅自己所描述的小说中，它也具有无比的威力。鲁迅描述道：“这几句话很震动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边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光的。”[26]304
在一个被宗法制度所统治的社会里，“个人独立之人格”、“个人意思之自由”、“法律平等之权利”与“个人之生产力”是被禁锢、压制与剥夺的。所以，一旦个人的能量被释放，“个性主义”自然就成为培植现代人的强大思想动力。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个体、个人、自我、人格、自由等新概念便成了这个时代新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源泉。
2.国民性改造与科学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与民主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提出的，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才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⑦。此前提倡科学与民主，主要是着眼于富国强兵和改造社会制度。但是到了五四时期，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目的已经改变，为了配合新国民“个性主义”的发展，必须使中国人树立科学与民主的态度，才能形成新国民的文化与心理素质。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高举“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两面大旗，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23年的“科玄大论战”，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与教育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大讨论。这实际上是在传统价值系统和人生观念动摇甚至崩溃的情况下，中国近代思想家希望按照现代科学的价值观从理论上重构现代人生观的深入和系统的大辩论。
“科学万能论”自此日益浮出水面。科学逐渐凌驾于“人”之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胡适所评论的：“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27]152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民主主义与科学主义同步发展。在整个东西方文化大论战过程中，尽管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1935年又有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不断辩护，但是，时代潮流不断地把传统文化推向对立面。
六、结论
清末，由于“新民”主张首先附属于“图强”目标的追求，因而对科举制的批判与新式教育的倡导几乎是同步的。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改造”、“现代理想人格”的诉求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现代教育观逐渐形成。这一现代教育观的基本思想立足于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个性主义、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且，这一现代教育观的追求，在辛亥革命前后经历了从“西化”到“现代化”的探索过程。
自1862年至20世纪初，至少流行着18种之多的教育思想，而这些教育思想的实质可以简化为两类：百年强国梦与现代国民性的追求⑧。而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在这两者的关系中，“百年强国梦”的追求又常常掩盖了“现代国民性”的诉求。或者说，教育的任务服从于革命的需要。这可以从孙中山先生前后两次演讲中找到佐证。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强调国民“道德的培养”，赞扬“建设之学问”、“文明之学问”，反对“破坏之学问”、“野蛮之学问”。他说：“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建设之学问……从此研究文明学问，铲去野蛮学问，使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则我国之价值亦日高一日。价值日高，则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瓜分之说，自消灭于无形也。”[28]423到了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青年会演说时则指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成功虽然已经8年，但政治腐败依然，造成“官僚、武人、政客政治之局面”，甚至比清政府还要贪婪与专制，因此，立国的要素首先不是“教育、实业和民主自治”，而是革命[29]523。
注释：
①案例二与案例三均参见沈寂先生为《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所作“序三”(刘长林《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描述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思想状况时说：“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页。
③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因此，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人民公社化运动(河北徐水)时，还把《共产党宣言》和康有为的《大同书》一起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
④“人生哲学”一词开始在五四时期流行，主要是与陈独秀、胡适分不开的。
⑤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参见周溯源编著《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下)，(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534页。
⑥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讲，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⑦早期改良主义者也有这种要求，这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已经十分明确。当时被称为“格致”和“民权”，带有明显的“托古改制”的思想。参见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刘长林《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关于这些教育思想的门类，参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陆有铨《躁动的百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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