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结构调整与培育新的增长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点论文,结构调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以来，经济保持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已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出口增速大幅回升，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盈余。4 年来的宏观调控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深刻的矛盾。突出的问题是库存增长居高不下，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宏观分析中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单看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很不够的，因为整个GDP生产出来后还有社会消费、居民个人服务性消费、 净出口等几项使用，除了这些之外就是社会库存增长（存货增加）。例如1997年上半年的GDP是3318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合计20423亿元，大体上占2／3。还有12757亿元是怎么分布的我们并不清楚，通常也没有人研究。其实这是非常关键的方面，最能说明宏观经济的态势。虽然上半年的工业产销率比1996年同期略有提高，但仍然只有94.6%，如果全年达到95%左右，那么又意味着要新增社会库存（产成品、半成品和原材料的总和）5000亿元左右，因为1996年的工业总产值近10万亿元（工业普查的调整数），产销率低一个百分点就有大约1000亿元新增库存。这其中压死的银行贷款至少占60%以上，全年大约有3000亿元的银行贷款因社会库存增长而成呆坏帐，绝大部分库存最终都要成为废品。根据统计局的资料，1996年的存货增加达4591 亿元，占GDP的6.6%；1995年为3576.5亿元，占GDP的6.0%；1994年2404.3亿元，占GDP的5.1%。这种比率表明，经济结构问题十分严重，而且也说明我国 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存货增加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会超过1%。我国经济的高速度、低效益或低效率，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可以由此入手加以理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供给过剩，都是相对过剩，不可能是绝对过剩。居民最终消费的现状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与国际社会比较，我国消费结构有几点突出的不合理。第一，衣、食水平大大超前于住、行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居民平均的饮食水准在几年前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了。穿着方面更是这样。住和行两方面的生活质量虽然最近几年改善很快，但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距离。第二，住和行的条件两相比较，住的方面比行的方面改善更快一些，更普遍和均衡一些。虽然远距离交通紧张有很大缓解，但城市交通状况则在恶化。第三，和物质生活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文化消费水平较低，除电视机普及程度超出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外，我国的报刊、书籍和文化娱乐消费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很低。第四，居民用于生存和享受方面的支出增长大大超过用于发展的支出增长，我们在吃穿用方面达到日本和“四小龙”七八十年代水平的时候，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及这些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例如，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目前的大学入学率（在校学生与适龄人口的比）为4%，而韩国1962年的大学入学率就是6%。1993年，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的高等教育入学率23%，高收入国家已达到53%。固然不能把高等教育入学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绝对化，但是，现代化程度高的经济无一例外都是大学普及程度高的国家。世界经济发展愈来愈依赖于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完全靠教育作支撑。
居民最终消费的结构失衡，显然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消费（政府和机构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存在着相应的问题。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现在面临的结构问题，与过去相比，具有“软化”的特征。就是说，70年代的缺吃少穿和80年代的煤、钢等重化工产品紧张，已经被成功地克服了，现在的结构问题都是第三产业不发达问题，即住房、交通、文化、教育、保健、信息、旅游等等，这些领域的消费都是服务性消费。但是，这些“软”条件的改善，同样需要“硬”的投入，而且是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久、涉及范围更广的投入。这些领域不仅可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而且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提高国民素质，还可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是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
上述消费领域和与其相关的数量更多的产业都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原因何在呢？不是因为中国人只喜欢吃穿，不喜欢改善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恰恰相反，中国人也特别愿意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也非常希望交通工具能快速和方便，更盼望自己和子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中国居民现在有很高的储蓄倾向，在住房、交通和教育等等方面同样能够有极强的消费倾向，人们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钱。问题的要害是，目前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决定了他们不能多花钱。此外，这些行业的欠发达，事实上是相互影响着的。例如，当交通不发达时，住房的建设和出售就遇到很大的障碍，相当大比例的商品房卖不出去，是因为交通问题。当教育不发达时，科技、文化、资讯等产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与上述消费领域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管理可以企业化或半企业化。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政府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与增加大量库存占压资金相比，目前无利可图或亏损的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也合算千万倍。
解决我国经济目前的结构失衡和循环不畅问题，已经有了许多议论和建议，我认为特别需要重视和迫切需要采取措施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国务院领导同志1996年曾多次指出，居民住宅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意见已被经济界所广泛接受。要使之成为现实，就必须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然而在房改能否加快的问题上意见就不一致了。有同志说，房改不能快，因为中国人收入水平还太低。这是糊涂观念。房改是从实物分配转为货币分配，也就是暗补转明补，国有经济部门一年建房、修房和管房的支出目前在2000多亿元以上，把这部分国民收入逐步转入工资，国家和企业一般不再为职工建房分房（当然还可以有少部分福利性公房），由市场向居民提供住房（或出租或出售），职工并没有净增多少负担，但是分配会更透明、更公平。旧的住房制度的弊病越来越突出，行政性分配注定就难以合理，不正之风是必然的，甚至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如果住房分配是货币化的，就不容易出现类似王宝森一个人掌握上百套住房钥匙的事情。加快房改，唯一的实际障碍是，各企事业单位的情况不同，平均能够用于各自职工住房支出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暗补转明补有个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考虑到职工个人的情况，有老有新，有的已经退休等等，差别就更大了。但这也同样有办法解决，因为已有30多亿平方米的公房存量，在提租和出售收回大量现金的同时，可以对特殊人群（老干部、老职工、下岗人员、失业者等等）给予减、免、缓、补等过渡办法。此外还有新建的公积金，也是非常有力的支撑点。总之，我认为几年内基本实现住房商品化是完全做得到的，这和我们1993年议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的情形差不太多。
第二，加快城市交通建设， 特别是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 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有了32个，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0个。这些城市的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主要依靠轨道交通才能解决。有同志说，我们现在还太穷，不能过多发展轨道交通，这种意见我认为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于：（1）轨道交通作为大众交通工具， 虽然一次性投资量大，但使用人很多，使用时间很长，社会经济效益极高；（2）欧美国家上世纪末开始修筑城市地铁时，人均GNP只有200美元左右，地铁不是高收入社会的产物，也许正相反，由于有地铁和轻轨才有繁荣的现代城市经济；（3 ）我国大城市交通拥挤已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而且已经造成巨大的损失，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年因交通堵塞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10亿元，甚至上百亿元。我们总不能说，有钱浪费而无钱改善；（4）发展轨道交通， 政府要花许多力气，但是香港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地铁这样的行业，也同样可以做到自负盈亏，要有一整套政策，但绝不需要由政府把投资筹资全部包下来。如果因为地铁造价高昂而推迟建设，将来更建不起，因为地铁造价的增长速度肯定会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当前最要紧的是，松动1995年国家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冻结性控制。现在的全社会投资，一年就有25000亿元以上，其中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是微不足道的。 发展公共交通可以有机地与控制小汽车结合起来，尽量少用行政性办法而是采用公开透明的经济办法（例如类似新加坡的“拥车证”拍卖办法或简单地征收城市交通建设费等等），筹资的问题就可以有长久的解决办法。简单地说，假如北京的每辆汽车每年交5000元公交建设费，对于车主来说并非不可承受，但总额就可达50亿元，一年就可以建十几公里地下铁道或几十公里的地上轨道。
第三，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使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是一种产业，是第三产业中最大的行业之一，是每年创造千百亿元增加值的部门。教育可以成为居民和社会消费支出的重要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开发性投资部门。十几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结构也有很大改善，但是总起来看教育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过去之所以对经济发展建设没有造成太大拖累，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还是靠较为简单的引进和模仿，靠扩张劳动密集、资本密集而非知识密集的产业。现在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从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高度看，目前的教育体制存在几个不适应：（1）义务教育国家财政不能确保， 非义务教育个人负担比重太低；（2）基本上还是一种“应试”教育， 学生高分低能，校门难进易出；（3）学校规模不经济， 教育资源利用率低，高等学校还要自己“办社会”；（4 ）多种形式社会办学还很不够，原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很不落实；（5）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各级政府仍然包揽过多，还没有转到市场就业轨道上。小平同志10年前就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他既指出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样也指智力资源的开发。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到，美国有1000万在校大学生。现在，美国各种高等教育的注册学生已经有1500万人左右，而我们的普通高校加上电大函授等各种成人教育，全部大学生只有500万人左右。 美国的教育产业，一年的增加值数千亿美元，仅只因吸收外国留学生一年就收入70亿美元。近些年来，我们有一种自我安慰的理由，许多国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且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似乎说明教育的供给已经过剩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印象。我国高素质就业者仍然太少，结构性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提前就业，显然不如推迟平均的就业年龄，延长每个人学习培训的时间。这就是教育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一种观点是强调要保证质量，因而要控制办学和招生，甚至实行了全国统一发放毕业证书的办法。我认为，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政府固然要审查监督学校，不能让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学校出现和生存，更不能允许违法现象，但是评判学校成败和学生水平最终要靠社会和市场。在教育领域引入必要的竞争机制应是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
第四，要加快培育起文化产业。物质性消费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精神性消费需求就会急剧增长。文化作为产业而且是特大产业在市场经济国家早已如此。附加价值比例最高的商品大都是文化产品。即使是在服装、食品、家具等日用商品和建筑产品及各种服务中都有文化的因素。文化含量高的产品如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一样，通常都是市场价值高的产品。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热门行业。在工业、建筑业不景气的同时，出版社、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企事业单位，利润却在不断增长。然而总的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文化产业，因而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电影、电视、音像制品市场上，充斥着外国货；文学、戏剧、美术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的生存挣扎状态；我们的报刊发行量最大的不过200万份， 不及英国的一家小报的一半。一些同志对文化产业化有许多顾虑和担心，大概是多余的。道理在于：（1）只有产业化才能满足国内的文化需求；（2）产业化还可以满足国外的一部分需求，仅只华侨华裔社会就有巨大的市场；（3 ）可以很快形成一个拥有庞大的无形资产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因为世界上讲中文的人比讲英文的人多一倍，而且只有我国才有充分条件成为生产中文类文化产品的中心；（4）强烈地带动电子、信息、旅游等行业加速发展；（5 ）真正有可能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反映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当然，这其中有许多问题和困难，应当谨慎对待。文化产业自然是一个特殊产业，毫无疑义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一般商业性行业的规则。但是最根本的是，一定要使我们的文化机构及其产品和服务成为各种文化市场的主体，否则再好的愿望也没有意义。
第五，进一步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必要性是没有争议的。现在可能需要做的是：（1）加强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引导， 避免大的失误；（2）在各个相关的领域尽最大可能地引入市场机制， 例如在电信行业要大胆鼓励发展竞争；（3 ）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力度；（4 ）增强国家的尖端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融资支持。在信息产业方面，我们既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又要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昂贵的产品和设施不会有很大市场，有限的开发性投资只能集中在收益最大的领域。总之，要重实效，不能图虚名。这样在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我们能够抓住机遇，缩短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而不是因之而被甩得更远。
除上述5个方面，卫生保健、旅游休闲、 金融服务等等也是前景广阔且已经发展较快的新的消费领域。可以看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服务业，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是中国需要的。对中国经济的市场需求潜力和增长空间的担心和忧虑完全是多余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能更有效地把我们的资源（包括可利用的国外资源）配置到这些服务业部门及其他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部门。
朱副总理不久前指出，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基础设施项目的期限长、回报率低是很大的问题。这确实是当前发展和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简单地采取鼓励基础性投资的政策，行政行为、盲目决策和无人负责会酿成很大损失。但是，加快改革是可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大量的交通、能源、通信以及一部分水利项目的投融资活动市场化，政府只承担必不可少的职责，让企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以及外国投资者去承担风险并获得应得收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国际上也有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即使是公益性的项目，除政府要加大投入外，也应当努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应当大量增加对基础科学、尖端技术、义务教育、群众文化等等不可能市场化的投资，其社会效益及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之任何工业项目，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都高得多。政府通过少搞这些工交项目，或者增发国债来加大改善软件的投入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相关的制造业的发展，更要靠开放市场竞争，例如电子工业、船舶工业、石化工业等等。船舶工业完全可以经过组建企业集团、引进技术、加大投资力度而一举成为我国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当前，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条件非常有利，抓住时机，我国经济就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