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独特论文,贡献论文,民族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这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在日寇对华侵略的步步进逼下，逐渐达成的共识。但是，如何创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使之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壮大，则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有独特的贡献。
一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度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照搬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认为日本侵略我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要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遭受严重损失。
共产国际“七大”，以及在其精神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开始转变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八一宣言》缺乏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主张只能流于一般性的号召。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思索不是一般地去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935年12月17日，长征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孕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更为难能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推理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告诫全党切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
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提出要改变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也没有放弃反蒋的口号，但是他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分清了敌、我、友，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实际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循着这样一条路线，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各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外部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对蒋介石的认识，毛泽东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抗日反蒋并提。1936年2月，毛泽东开始改变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①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②。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毛泽东“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③，“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④。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为实现与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合作，在利用一切渠道表达中共合作抗日诚意的同时，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明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在实践上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气魄，领导全党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使势不两立的两大力量在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下统一起来，从而促成了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结成的最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第一次空前地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历史贡献。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容空前广泛和强大，但其成份也十分复杂。和西班牙、法国的“人民阵线”不同，它是名符其实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爱国人士，更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阶级和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甚至是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代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他们对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即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直至鸭绿江边，还是只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实行后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毛泽东当时就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⑤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任务。他说：“是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⑥
和大革命时期相比，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大大加重了。这是因为此时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的已不再是昔日一道联手反帝反封建、后背叛了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而是把持了全国的政权和军权，在形式上已经占据于领导地位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后者无论在政治经验上，还是实力上，都大大地强于前者。特别是抗战之初，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战积极性，以及对其他抗战力量的相对宽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掩藏了他们动摇、妥协和反人民的本质，蒙蔽了不少人的视听。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她较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更加成熟、坚强，并且有了一支经过十年国内战争磨炼的人民武装。但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些党员产生了松口气的思想，右的情绪开始滋长起来，表现在对国民党与我们合作抗日进步的一面估计过高，对它动摇妥协的一面认识不足，在思想上、行动上放松了警惕，在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中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特别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他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为缓解苏联因受东西方法西斯两面进攻的压力而制定的政策。为密切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王明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抹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原则区别，反对毛泽东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与降日的区分。因此，他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阶级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他强调统一听命于国民党，轻视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重视国民党的正规战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的正规战。
毛泽东在领导建立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领导权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要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1937年3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方针时又指出：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⑦。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我们党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容易发生“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他提醒全党注意，在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的同时，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蔓延。1937年5月，在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同志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全国政权，共产党力量不居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对争夺领导权问题的疑惑，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任务，以及四条具体的原则。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成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联盟；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坚强和思想的统一。这样，就使保持和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目标具体化和理论化。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其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他们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起来，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地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⑧从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及如何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他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不应当把它们对立起来。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但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它的存在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表现在：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抗日出发点。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也是同样道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各党派的相对独立性，才有利于合作，才有所谓合作，否则，统一变成“混一”，统一战线也就不存在了。在毛泽东的积极斗争和耐心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很快被克服了。全党上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领导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实践中，同蒋介石集团操纵和控制统一战线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努力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贯彻到抗日战争进程的每一阶段和主要方面。
可以想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果不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而是象王明那样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让蒋介石国民党去“统一指挥”，将三万红军集中使用、打正规战，而不是分散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那么，就不会有人民军队的壮大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全国的抗战就会因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而陷于失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日寇的诱降而瓦解，等待中国人民的将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正确把握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挫败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企图，从根本上捍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民族抗战得以坚持和发展。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重要历史贡献。
三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以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操纵的国民党政权的参加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的主要危险，主要地也是来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卖。毛泽东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妥协、动摇的本质有透彻的认识。但同时，他更深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彻底驱除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意义，他始终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竭心尽力。
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由于这次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合作，所以国共之间的斗争是严重的、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能因斗争而放弃统一。他说：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⑨。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的原则⑩。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11)
在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之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陕甘宁、晋西北、冀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领导全党坚决回击进犯之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依然清醒地注意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仍是决定一切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现实，他不同意党内有些同志把国民党的这次反共战争比作马日事变和四一二政变的判断。因此，在给予来犯之敌沉重打击之后，毛泽东命令有关各部“适可而止”。1940年2月25日，毛泽东派肖劲光、王若飞带着他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去秋林，同指挥所部进攻新军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受挫的阎锡山谈判，主动作出一些让步，如送回被俘的阎军、划定防区等，希望阎锡山能一如既往、合作抗日。3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蒋介石、程潜、胡宗南，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为提高党内干部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政策策略水平，毛泽东还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并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论政策》，再次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12)
1941年初，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皖南事变，并把新四军视作“叛军”，下令取缔，将国共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同志都认为，国共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要求全面发动军事攻势回击国民党。事实上，毛泽东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前，已经从种种迹象判明国民党即将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战争，且“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他当时提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和“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两个反击方案，征询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13)。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毛泽东比较明确地指示：“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唯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的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14)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极其愤慨，他连电各地军政首长，要他们做好反击国民党军的准备，但他最终没有下全面发动军事攻势回击蒋介石的命令。毛泽东认为，在中日矛盾仍然存在的前提下，还应力争不使统一战线破裂的前途。1941年1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言：对于皖南事件，我们要实行全面的政治反攻。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不能实行这种政策(15)。毛泽东最后确定，以他在事变前提出的第一方案，即“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作为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方针。在毛泽东的亲自带领下，中共中央及各分局利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卖国行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政治攻势和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下，蒋介石集团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日军的进攻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严阵以待，他们未敢再发动进一步的反共战争。蒋介石被迫表示一切大小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空前危机，得以缓解。
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还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和极大的耐心与克制，对统一战线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挑衅进行了坚决、适度的斗争，起到了保证中国抗战胜利前途的决定作用。这首先是保护了统一战线内的进步势力，使他们在顽固派的进攻下减免损失，并继续发展壮大，其次是促使中间阶级的觉醒和转化，加强了抗日进步力量，实际也就巩固了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更重要的是，有效地阻止了抗日阵营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倾向，挫败了日寇汉奸的诱降，捍卫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蒋介石集团始终留在抗日阵营之内。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挑起的磨擦和反磨擦战争大小不断，但象十年内战时期那种大规模的内战终于得以避免，国共双方最主要的兵力始终是用于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场上。
这么讲，并不是要淡化国民党的磨擦战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害。相反，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历史贡献，恰恰就在于他通过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和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从而保证了国共两党绝大部分的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一直是投入在抗日的战场上。这在根本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奋斗。
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独特的贡献，就是他在创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时期正确处理中共同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从而使统一战线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使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获得根本的保证。
在毛泽东最初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尽管他率领中央红军跨越万水千山刚刚突破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立足未稳，尽管他不得不指挥疲惫的红军再同蜂拥而至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新的包围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强烈的爱国心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毛泽东在领导自卫斗争的同时，发出为抗日救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代最强音。毛泽东不仅最详尽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一开始就断言：即使是誓与人民为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毛泽东在阐述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改变的第一项决策──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共和国时，就极富远见地指出：“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16)毛泽东这种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共同对敌的思想，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如何最大限度地、最迅捷有效地把中国有限的兵力拧在一起投入抗日战场，是毛泽东日思夜虑的问题。毛泽东从1936年2月开始改变“抗日反蒋并重”的做法，以后又明确“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17)，“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18)。从此，毛泽东一直围绕着促成同国民党蒋介石联合战线这一中心环节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最终经过坚韧、灵活的斗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是由毛泽东首倡。“联蒋抗日”的口号，也不是由毛泽东最早提出。早在1935年底，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就向国内发出“联蒋抗日”的指令。但是，王明提出“联蒋抗日”，并不是基于国内实际斗争的需要，而是秉承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苏联面临着同时要与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在东西方两条战线作战的威胁。斯大林希望中国在东方拖住日本。他不相信只剩下二、三万红军的中国共产党有此能力，就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政府。而现实是蒋介石正做着彻底“剿灭”或“收编”共产党武装的美梦，根本不容许你搞“联合”，除非你缴械投降。王明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尽管口号喊得震天响，其结果是形成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王明不同，毛泽东提出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主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毛泽东逐次分析了中国各阶级在国难当头时的态度，才论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又从中日双方力量悬殊的对比中，阐述了联蒋抗日的必要性。对于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同他们联合抗日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不懈地提醒全党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并领导全党同他们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种种企图，进行了坚决有效地斗争，从而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能够沿着健康胜利的轨道前进。
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率领全党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次挑衅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的策略理论。毛泽东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的教训，在抗战发动之初就提出了对统一战线中的大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毛泽东认为：“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全面总结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策略经验，制定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原则。这些策略原则和方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使之走向胜利的重大课题，是他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些原则和方针，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进攻，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一，使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中间力量日益觉醒，顽固势力更加孤立。
注释：
①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
②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
③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④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6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62页。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
⑧《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96页。
⑨1938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⑩1939年2月5日在中央党校关于《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11)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的讲话。
(12)《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762页。
(13)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等电。
(14)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
(15)1941年1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6)《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56页。
(17)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信。
(18)1936年9月28日毛泽东等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历史论文; 战争策略论文; 蒋介石论文; 王明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大地主论文; 国民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