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学成[1]2002年在《陕西省申报世界遗产与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矛盾也日益突出。而矛盾的焦点就是旅游产品在等级和质量等方面已不能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尤其是缺乏名牌或“国际品牌”的旅游产品。这一矛盾已成为影响我国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如何将旅游资源开发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等问题已为人们所关注。 从我国目前许多地区拥有旅游资源的实际状况来看，并非是缺乏创造名牌产品的实力，而关键是我们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缺乏科学、有效地理论指导，尤其在将世界遗产类资源开发为旅游产品的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认识和做法，进而也就成为制约各地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陕西省虽然是全国知名的旅游资源大省，但却没有成为旅游强省，尤其在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等方面暴露出明显的弱势。这些都源于陕西省对旅游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 基于我国现实的诸种现象，笔者以陕西省申报世界遗产与旅游资源的开发作为论题，通过对世界遗产的系统性介绍和说明，尤其在对陕西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指出陕西省申报世界遗产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论文以华山作为申报世界遗产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典型案例来进行深入地剖析，并从中观层次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概括，最后结合现实对陕西省申报世界遗产进行了对策研究。 由于论题与我国现实结合紧密，有些问题尚处在探讨当中。因而本论文中的许多观点仅为个人看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从实证角度对世界遗产的内涵、特征和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说明；(2)对陕西省旅游资源进行了系统地归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遗产类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3)从社会性和经济性两个方面对旅游资源的本质属性进行了分析；(4)以地理学中的圈层理论为指导，提出了旅游资源的层次性开发模式；(5)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中均衡点确定问题进行分析；(6)分短期和长期两个阶段，对旅游资源开发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叁者之间均衡点的确定进行分析；(7)对世界遗产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8)对陕西省申报世界遗产和遗产类资源的开发管理等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厉建梅[2]2016年在《文旅融合下文化遗产与旅游品牌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文章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当前文旅融合发展趋势下,如何发挥文化遗产对旅游品牌的提升作用。这一问题,是在文化遗产对旅游品牌的提升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和现实背景下提出来的。文章具体以山东天上王城景区为个案,结合文旅融合发展趋势,对文化遗产与旅游品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是,从旅游产品的供给角度来看,我国旅游市场中存在着有效产品供给不足、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大多数旅游目的地仍是以传统游览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化,体验性旅游产品不足；缺乏文化特色和文化创意,导致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同质化,低层次和重复性旅游开发。因此,旅游产业迫切需要加强与其它产业尤其是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和文化内涵,塑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满足人们对个性化、多元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品牌的核心是文化,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建设,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地域文化魅力上。特色文化资源是个旅游目的地进行品牌构建的基础,如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俗节庆、表演、技艺以及古建筑、历史街区、遗址遗迹等在推动旅游目的地发展方面发挥着品牌效应。这些特色文化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品牌资源。在文旅融合的发展背景下,文化遗产已成为地方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重要文化资本,成为区域的竞争力和品牌优势。许多旅游目的地已经认识到构建特色文化、创建文化旅游品牌对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天上王城景区作为山东省沂水县新兴旅游景区,春秋纪国传说、岱崮地貌和崮文化、沂蒙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是其开发的优势,也是旅游品牌构建的灵魂。2012年春秋古墓考古发现之后,随着媒体的报道,景区影响力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因此,此次考古发现对景区未来的旅游规划和文化主题定位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促进景区全面转型升级的一个契机。考古发现以及政府政策的支持,使得天上王城这个民营新兴景区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的潜力。如何抓住这次机遇,进行旅游品牌的塑造和提升都是天上王城景区的一个转折点。因此,结合当前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旅游品牌化发展战略,我们以天上王城景区为案例,以此次考古发现为启发,对景区的品牌现状进行了梳理,并重点探讨了考古发现、文化遗产资源对景区品牌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了景区品牌提升的战略和具体路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引入产业融合、文旅融合理论,并指出文旅融合是当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对旅游品牌、旅游景区品牌、文化旅游品牌的相关理论和案例进行了探讨。通过对这些理论的阐释,我们希望为文章进一步所要探讨的问题,提供深厚和坚实的理论资源和基础。第二,对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与文化旅游品牌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梳理,提出文旅融合是推动文化旅游品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并指出文旅融合趋势下文化旅游品牌化经营的必然性以及构建文化旅游品牌的原则。第叁,以山东新兴旅游景区——“天上王城”景区为案例,分析了这一景区旅游品牌的发展现状和在品牌提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认为,景区的品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国内诸多类似景区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其它景区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第四,指出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文化遗产在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后对天上王城景区的考古发现、考古发现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考古事件对景区文化品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认为,天上王城景区的文化遗产为景区的下一步的旅游规划和品牌发展提供了资源优势。第五,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景区品牌提升战略。在文旅融合这一发展趋势下,文化遗产如何转化为可供人们欣赏和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如何通过文旅融合的途径充分利用好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从而提升景区的文化品牌。另外,在文化+、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旅游景区如何更好地通过文化营销和大数据传播文化品牌?最后,针对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特色文化和遗产是构建文化旅游品牌的核心价值。在文旅融合视野下的文化旅游品牌战略是解决当前旅游产业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提供高质量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必由路径。旅游产业要不断促进和加强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促进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品牌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竞争力。在文旅融合的发展态势下,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塑造文化旅游品牌则是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深入研究如何塑造、营销、传播和管理景区文化品牌的理论及具体实践方法,是解决当下旅游景区发展面临同质化、低俗化等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山东天上王城景区作为中国旅游景区中的个案,有其自身特点,但也具有当前大部分景区的共性,存在着文化挖掘、旅游产品、营销传播等方面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具有个案意义,而且对其它旅游目的地的发展亦具有一定的借鉴。
韩燕平[3]2008年在《红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红色旅游发展迅猛。红色旅游和红色旅游资源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对红色旅游资源研究成果分析和对红色文化遗产、红色旅游资源、革命历史文化资源、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物等几个相关概念的辨析,发现红色文化遗产的概念更加符合学术规范,更有利于遗产保护和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红色文化遗产是我国的宝贵财富,是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和非常重要的保护价值。由于红色旅游的无序开发和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强、保护方法落后、利用效率不高、保护经费不足等多种原因,导致我国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不佳,面临诸多问题。面对严峻形势,国家积极倡导建立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要保护好红色文化遗产,必须建立发展的、整体的、社会的、科学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观,把握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理清红色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设计的基本思路,不断进行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方法的探索。从长远看,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保护意识的提高,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引进社会保护机制,运用多样化的先进的保护手段,以有效开发和高效利用来促进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红色文化遗产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可以考虑通过申报世界遗产来实现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是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环节。借鉴国外经验,实行红色文化遗产专项普查和登录制度,摸清我国红色文化遗产的家底。实施分级管理、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和不断完善我国法律法规,尽快实现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化、法制化和标准化。发挥政府管理优势,通过多渠道筹集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引入“非盈利性单位”来经营红色文化遗产。本文最后进行了实证分析。井冈山是“红色文化”之山,红色文化遗产相当丰富,通过构建红色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和谐保护模式、成立红色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加强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和培养专业人才等措施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井冈山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从长远看,可以通过申遗来实现对井冈山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积极意义也是多重的。
梁雪松[4]2007年在《遗产廊道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文中认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经历了景点竞争、线路竞争、城市竞争阶段，开始进入跨区域协同与竞争的阶段。国际上的欧盟、东盟和国内的“长叁角”、“泛珠叁角”等区域的旅游合作颇为成功，使旅游者流动和旅游业经营都实现了无障碍旅游。虽然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区政府先后召开了16届“西北五省区旅游协作会议”，但在实现以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旅游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旅游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丝绸之路是一种典型的“遗产廊道”型特殊的旅游资源类型，其资源等级高，开发难度大，是旅游开发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而且丝绸之路联合开发已受到世界相关国家和国内外相关利益者的高度重视，有关国家和地方都争相冠名，欲以丝绸之路旅游带动区域经济和自身旅游业的发展。2007年中国与中亚四国已正式启动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故研究遗产廊道型资源—丝绸之路合作开发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依托导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不同群体入境游客旅游行为模式研究》和西安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跨国旅游精品线路研究》，运用遗产廊道理论、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理念和实证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以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的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为研究对象，以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模式为主要研究线索，选择旅游者旅游行为和旅游偏好为主要客源市场研究变量，力求从宏观层次上拓展，从微观层次上深化，提出遗产廊道丝绸之路中国段旅游合作开发总体思路和行动基点，系统完整地研究遗产廊道丝绸之路区域旅游开发空间结构与产品线路设计。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主要是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和人文主义(定性)方法论，以“特性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相结合；“历史与现代纵横归纳法”与“多阶段多区域综合归纳法”相结合，通过描述模型，采集大量数据，归类整理，并用图、表和文字的方式进行表达；通过笔者2005-2006年间4次对丝绸之路各省区回收的1000份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与2004-2005年全国六大旅游城市调查的6000多份有效样本资料，以及丝绸之路地区近几年的宏观社会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统计数据，利用概念模型和数量模型进行重点分析，并形成阶段性结论；根据区域理论、美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理论，依据笔者多年的旅行社实践工作经验，深入地研究了丝绸之路联合开发战略问题。总之，通过研究证实：(1)遗产廊道理论及模式优于旅游走廊或文化古道等理论及模式，因为遗产廊道的概念突出了综合保护措施，它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是一种包括遗产保护、休闲旅游、教育，生态功能在内的多赢战略。因此，将遗产廊道作为丝绸之路的区域性质更有利于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它不仅适合丝绸之路地区，而且适合与丝绸之路一样的其他廊道型资源区域；(2)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和开发模式包含的内容很多，但“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开发模式还是最适合于像丝绸之路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众多文化遗产的廊道型带状区域的；(3)因遗产廊道型旅游资源的公共属性，其开发必须采用政府主导型旅游开发模式，丝绸之路沿线各级政府和企业必须树立积极的合作共赢理念，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契约，并建立利益平衡与补偿机制，尤其是利益保障机制的制定，以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旅游发展战略格局。否则，必然产生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的表面形式下“政府失灵”的恶性竞争局面。本文试图在如下方面进行创新：(1)从动态的角度，以合作开发为出发点，以探讨遗产廊道型带状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的理论和模式，为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机制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2)将丝绸之路确定为“遗产廊道”型带状区域，以“遗产廊道”型带状区域为研究对象，探讨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开发的总体思路、发展战略等问题；(3)创造性的将丝绸之路区域界定为“龙形丝路”；(4)界定了“点-轴”开发模式是遗产廊道区域旅游开发的最佳模式的概念；(5)根据作者20余年旅游实践工作的经验，并结合多年对丝绸之路旅游合作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设计出多条不同国家或区域的大、中、小尺度的遗产廊道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线路，尤其是首次设计出切实可行的“贯穿丝绸之路”的跨国旅游线路，并运用于实践得到好评，为“研用”结合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李连璞[5]2008年在《遗产型社区属性剥离与整合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文化名村的多维属性特征决定了其是一个矛盾集聚的对象,发展中伴随着遗产保护、旅游开发和聚落发展之间的矛盾。论文采用中观尺度,选取7个历史文化名村为研究对象,从困境入手,以属性剥离为切入点,按“整体—个案—整体”的框架展开研究,试图对历史文化名村的属性进行剥离和整合,探寻其矛盾的形成机理、表现形式与释放途径,以矛盾的求解达到属性整合的目的,指出其可持续发展的突围之路。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首先,提出旅游发展是解决聚落属性发展和遗产属性保护之间矛盾的桥梁,由此引出了旅游发展和遗产保护的矛盾以及旅游发展和聚落发展之间的矛盾;采用“市场吸引力-坚固性”双指标,模糊数学方法计算历史文化名村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潜力,通过“M-R”状况矩阵对其要素组合状态进行了分类,理想型及良性转化可能性的存在,证明了旅游发展和遗产保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次,提出旅游发展的层次性是历史文化名村聚落、遗产和旅游属性整体性的集中表现,依此构建了评价旅游可持续发展现状的指标体系,用因子分析法计算了7个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现状,对现状和潜力进行组合,在“S-P”状况矩阵中按其组合状态将历史文化名村可持续发展分为强同步型、弱同步型、强错位型和弱错位型四种类型,强同步型及良性转化路径的存在,证明了聚落属性、遗产属性和旅游资源属性的整合是可行的。第叁,提出旅游发展是解决历史文化名村面临的多种矛盾的突破口,依此勾画了“旅游发展模式层次—递进模型”,表达出历史文化名村在向高级类型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目的和任务,用“P-E-D”指数辨别出不同“S-P”组合状态应采取的旅游发展模式,依此达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了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达到了历史文化名村属性整合的目的。第四,提出合理的旅游发展模式是解决不同类型历史文化名村发展与保护矛盾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指出:弱同步型应采用保护型旅游发展模式,弱错位型应采用社区参与型旅游发展模式,强同步型应采用城镇化旅游发展模式。论文最后指出:“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战略,“以人为本”的战略,“文化主线”战略,“数字化”战略以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战略是历史文化名村的战略选择。论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1)历史文化名村具有聚落、遗产和旅游资源等多维属性特征。其中聚落属性是本质属性,遗产属性是附生属性,旅游资源属性是衍生属性,遗产属性和旅游资源属性的追加具有时间维特征,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属性对应不同的价值,聚落属性对应自在价值、遗产属性对应存在价值、旅游资源属性对应经济价值,不同的价值对应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价值取向不同。(2)历史文化名村是遗产属性保护和聚落属性发展、旅游资源属性开发和遗产属性的保护、以及旅游资源属性开发和聚落属性发展之间矛盾的集结体。这叁个矛盾在历史文化名村发展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促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历史文化名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3)历史文化名村可持续发展包含叁层含义:遗产属性的可持续保护、旅游资源属性的可持续开发以及聚落属性的可持续发展,叁者存在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理想模式的实现途径不同。(4)根据“市场吸引力—坚固性模型”以及“M-R”状况组合矩阵,可以将历史文化名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潜力分为四种类型:理想型、保护型、开发型和危险型。组合状态类型及其转化的可能性证明了旅游资源属性和遗产属性整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5)依据历史文化名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制约因素,采用“S-P状况矩阵”分析法,可以将历史文化名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状态分为四种类型。即强同步型、弱同步型、强错位型和弱错位型。类型之间存在多种转化可能性,可以分为正转化路径和负转化路径。(6)应用“旅游发展模式层次—递进模型”,证明了不同类型历史文化名村其旅游发展的目的和任务不同,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通过“P-E-D”指数辨别,指出弱同步型应采用保护型旅游发展模式,弱错位型应采用社区参与型旅游发展模式,强同步型应采用城镇化型旅游发展模式。(7)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战略,“以人为本”的战略,“文化主线”战略,“数字化”战略以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战略是历史文化名村的突围之路。
倪用玺[6]2005年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适宜模式比较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与科学文明的发展,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越来越受到广大规划界的关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问题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热点话题。寻求适于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进行适度的旅游开发,促进遗产地经济的繁荣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已经成为现代规划师肩负的一大重任。遗产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在现实中如何协调处理这种关系,两者能否取得双赢,如何有效合理的开展文化遗产旅游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 本文以物质性文化遗产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的基础上,运用研究成果归纳分析、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遗产旅游的概念与内涵给予界定,概括性分析了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之处。对于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进行了分类梳理研究。并明确了对于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正确态度。 结合实践,选取了历史文化名城云南丽江古城、古民居村落安徽黟县宏村以及宗教建筑与石窟壁画艺术的杰出代表甘肃敦煌莫高窟叁个典型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对于其遗产价值、旅游开发举措的成功经验与不足进行了比较研究。论文第五章对于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适宜模式进行了研讨,明确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体系的目标、内容与开发原则,结合规划与管理模式,给出了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措施建议。最后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例,就其如何开展可持续的旅游开发方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给出了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纪文静[7]2007年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具有传承性、活态性、无形性、民众性、地域性、多元性、脆弱性和文化艺术性的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自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设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以来，得到了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空间分布东密西疏，具有形式多样，种类齐全，文化内涵独特的特点。就国务院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看，遗产项目数量高达518项，种类多达10种。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我国旅游开发提供了前提条件，经济实力的增强、交通环境的改善、旅游需求的多样化，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在世界遗产旅游的推动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多样化，旅游开发模式的多样化。但是在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由于开发主体保护性开发意识不强，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导致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诸多问题。如：开发的盲目性与破坏性、开发广度与深度不够、缺乏品牌产品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双赢，使二者出现良性互动，成为当前旅游发展中最为紧迫的课题，也是笔者所要探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分析相关文献，总结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结合国内外现有的旅游开发经验，提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宏观层次的时空旅游开发模式与微观层次分类旅游开发模式的设想，并指出在旅游开发中应该遵循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特色性、趣味性、效益性等一系列的开发原则。此外，旅游开发中还应妥善处理好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与政府关系，合理地运用科技手段，以达到良好的开发效果。最后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宏观时空旅游开发模式与微观分类旅游开发模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进行实证研究。
贺建谊[8]2010年在《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旅游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文化遗产旅游成为旅游发展的亮点,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挖掘地方旅游资源,发展文化遗产旅游对遗产保护和利用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良渚文化是我国距今约53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环太湖流域一支优秀的原始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光”。杭州余杭有着丰富的良渚文化旅游资源。特殊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良渚文化资源使余杭良渚文化旅游成为关注热点与研究对象。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对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旅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文以余杭良渚文化旅游为研究对象,着眼于良渚文化遗产的旅游发展研究,意在促进余杭良渚文化旅游发展。不仅为构建科学的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体系提供整体发展战略思路,为良渚文化旅游的发展制定合理的战略目标,而且为良渚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与旅游发展提出具体建议。论文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良渚文化旅游资源,并以良渚博物院为基础,对良渚文化旅游开发现状进行了跟踪调查和实证研究,从文化遗产旅游的高度,阐释了良渚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发展现状。最后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战略思路和开发意见,为良渚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体现良渚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提供了宏观和微观的理论与实践支撑。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综述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第二部分对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旅游进行了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对杭州余杭良渚文化的旅游资源内容进行梳理,并对良渚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第叁部分以良渚博物院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统计与分析,研究了目前以良渚博物院为良渚文化旅游代表的旅游发展现状,并做了调查总结,为良渚文化旅游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第四部分综合研究了良渚文化旅游发展存在问题,以国内外经验借鉴和调查为基础,提出了良渚文化旅游的战略发展思路、良渚文化旅游发展与产品开发的具体建议和进一步开发的问题。第五部分指出了研究不足和展望。
张大鹏[9]2013年在《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由于长期无序粗放式和掠夺式开采城市蕴藏的矿物资源,资源枯竭型城市不仅矿竭城衰,还衍生出一系列复杂问题,如经济产业结构失衡、下岗失业率攀高、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稳定堪忧等。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然而,资源枯竭型城市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和目前矿竭城衰的局面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愿景显得格格不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是建设美丽中国和努力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产业之一,国家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由于旅游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等优势特点,对于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基于这种宏观背景,本文通过搜集、梳理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发现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的系统深入研究成果还比较匮乏。因此,本文对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在阐述相关理论和研究基础上,以现状为体,全景扫描其发展过程的问题；以案例为镜,多点透视其成功经验的本质；以效率为尺,综合评价其发展效率的水平。进而针对现状问题分析、借鉴案例成功经验以及根据综合效率评价结果深入探索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旅游发展思路。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研究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包括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学相关理论、营销学相关理论、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景观生态学理论。同时,相关研究基础包括资源枯竭型城市界定与分类、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与困境、资源枯竭型城市演进与转型。本文依次对以上理论和研究基础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梳理,为本文研究奠定坚实而又清晰的理论支点和概念基础。资源枯竭型城市由内而外的自我突破力和旅游业从外向内的渗透助推力,这两股力量构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为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大力发展旅游业找到了理论支点,但通过现状扫描分析,发现普遍存在着旅游产品开发水平较低、旅游形象定位模糊、旅游产业规模偏小等问题。其中,旅游产品开发总体水平较低主要表现为高等级高品质的旅游景区还较少,对资源枯竭型城市丰富且特有的工业遗迹资源开发力度还不够；在旅游产业规模上,绝大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综合收入都低于其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旅游产业规模偏小；在旅游形象定位上,大多数城市的形象定位缺乏特色,且雷同性较大。选取英国布莱纳文镇、德国鲁尔区、中国焦作市和黄石市为案例进行多点透视,分析国内外典型案例,透过现象看本质,总结出四个地区通过旅游成功转型的共性特征,如政府主导和不断创新打造特色核心旅游产品等。同时也揭示了四个城市在旅游开发方式和路径上独到的成功之处。以资源枯竭型城市中的2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发展效率情况。在静态评价中,当前2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效率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且区域之间也存在大差异。只有韶关、焦作、枣庄等少数几个城市旅游发展处于有效率状态,其他城市与之相比,旅游发展效率均不高,说明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动态评价中,发现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效率总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并根据评价结果探索了影响效率水平的内外因素。根据现状扫描、案例透视和综合评价的相关结论,从宏观国家层面、中观地方层面和微观操作层面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思路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在宏观层面,通过提高旅游政策优惠幅度、强化旅游政策覆盖精度、构建旅游政策多维梯度和制定旅游政策实施制度等方面来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政策的支持力度,从而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中观层面,通过加强政府部门的责任意识、增强地方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强化旅游企业的创新意识来强化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意识,形成从政府部门到基层群众的旅游发展共识,构建起全社会关注枯竭型城市旅游促转型的发展氛围,从而凝聚强劲的发展动力；在微观层面,借助活化旅游资源、优化旅游产品、美化旅游形象、孵化旅游产业和强化旅游品牌等“五化”手段来创新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开发举措,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实际问题,从而提高旅游发展效率,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
张祖群[10]2005年在《汉长安城的文化、经济价值分析与遗产保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内外用于价值分析的文化遗产的准确定义需要辨析。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可将文物、建筑群、遗址等界定为文化遗产,其实质是描述那些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对现代而言不仅有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还表现了社会文化进步、与社会文化进步有关的事物。文化遗产存在形态有叁种:实存形态、虚存形态与复存形态。在进行多个方面的研究综述后,同时鉴于大遗址研究的多学科参与属性,认为文化遗产的研究应从叁方面考虑:①考察调研遗产本身的现状、特征、布局,以及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等;②认清遗产价值的内涵与构成关系,因而重新评估遗产的文化价值与定量计算遗产的经济价值;③在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文化遗产保护及利用措施。 大遗址的经济价值源自于其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第一位的、主导的、不可经济衡量的;经济价值是第二位的、派生的、可经济衡量的。重新评估大遗址保护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后认为:①汉长安城经过几千年的自然与人为破坏,仍然基本完好保存至今。②汉长安城有着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社会文化价值。③应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大遗址,特别是汉长安城,让后人看到前人的智慧与伟大的建筑。从投资和收益上间接计算大遗址的经济价值,建立地价表面,生成城市地价等直线图,得出汉长安城总体保护区划内的总地价漏损P为939.2亿元人民币,总的保护措施费用U为35737.6万元人民币,经济价值E约为935.62624亿元人民币。从福利最大化、文化遗产的利益最大化、零利润时的费用、固定开支减少时的供应、文化遗产的优化利用等方面探讨了大遗址的优化利用理论。 汉长安城遗产保护必须坚持原真性、可读性与可持续性,应该保护其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方面。分析了覆盖保护方法、场馆保护方法、技术保护方法、综合保护方法,并提出了相应的分区保护措施,特别是对于重点保护区给出了基本保护措施、地上遗址保护措施、地下遗址保护措施与城墙、城门、城角遗址保护措施等。在技术层面上还探讨了实施工程措施的技术指标与技术要求。最后还探讨了社会管理层面保护措施与规划期限内不能搬迁的村庄乡村景观整饬措施。 论文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①初步将文化遗产价值划分为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②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初步计算;③提出文化遗产的相应的保护措施;④大遗址价值评估与遗产保护研究可以遵循一定范式。并提出今后需要继续加强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陕西省申报世界遗产与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 梁学成. 西北大学. 2002
[2]. 文旅融合下文化遗产与旅游品牌建设研究[D]. 厉建梅. 山东大学. 2016
[3]. 红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D]. 韩燕平. 湘潭大学. 2008
[4]. 遗产廊道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D]. 梁雪松.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5]. 遗产型社区属性剥离与整合模式研究[D]. 李连璞. 西北大学. 2008
[6]. 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适宜模式比较研究[D]. 倪用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5
[7].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D]. 纪文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8]. 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旅游研究[D]. 贺建谊.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研究[D]. 张大鹏. 武汉大学. 2013
[10]. 汉长安城的文化、经济价值分析与遗产保护[D]. 张祖群. 西北大学. 2005
标签：资源科学论文; 旅游论文; 世界遗产论文; 旅游产业论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遗产论文; 旅游开发论文; 丝绸之路论文; 良渚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