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探析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
斯大林所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20世纪的人类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从总体上说 来，它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它既在苏联大地上播种 了社会主义，又在同一片土地上败坏了社会主义。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它既创造了一度震撼 人心、激越进步的雄伟事业，向全世界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打败反人类的德日法西斯 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又使苏联人民付出了不必要的、空前惊人的牺牲。苏联解体了，不 只是在历史的篇章上留下了它的印痕，更多的是激发我们进行无穷的思考。它是在人类追求 进步的过程中充满英雄行为的卓越探索，更是一部充满血与火、泪与汗的悲壮史诗。但是， 我们研究界的教训是往往满足于抽象的肯定或者否定，总想为所谓苏联模式的功过做出一个 “比例”分析。事实证明，这种“比例”很容易变成束缚思路的条条框框。
我们需要以冷静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看待它，分析它，吸取它遗留下的全部教训，以便更 好地前进，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我们能够做的贡献。
我国在研究评述苏联模式时，常常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苏联 模式”并用。应该说，这些提法都有道理，没有本质区别。最近中国社科院邢广程同志提出 ，还是用“苏联模式”为好，尽管他也认为，苏联模式起源并僵化于斯大林时代，但他认为 ，“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过分人格化，必然导致如何评价甚至纠缠于斯 大林个人的功过是非，而这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复杂的、一时评说不清的问题。邢教授还建 议，“苏联模式”可以区分出“苏联模式A型”（又可称为“苏联模式原型”）和“苏联模式B 型”（还可称为“苏联模式改良型”，泛指斯大林之后经过苏联历届领导人采取“改革”措 施后的模式）。
采用“苏联模式”这一术语的更重要的依据是，邓小平在其著作中反复使用过“苏联模式 ”或“苏联的模式”。
苏联模式究竟有哪些显著特征呢？
（一）战略的路线选择：历史继承性问题
它首先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发展的极端偏激的路线选择，它既是对俄国固有的历史传统 ——专制集权和暴力扩张的强化体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极端教条主义阐述的典型；它 既是对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的翻版，又是对十月革命后军事共产主义更加细密的 回归和完善。这是一种备战体制永无休止的延伸。它的原型和改良型的运行轨迹表现为：军 备竞赛—暴力输出革命—争霸世界。苏联模式作为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载体，从根本上和它所 追求的长远利益上看，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一致的、直接背离的。1998年4月13日， 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普里马科夫在谈到俄罗斯的改革时尖锐地指出：“我们有过一个巨大的脓 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70%。”邓小平也曾指出：“据说 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它翻不过身来，就是负担太重。”（198 4年10月22日）必须看到，任何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继承渊源，就像鲁 迅先生所说，一个人提着自己的头发，是飞不起来、上不了天的。
（二）“适者生存”与社会的封闭性和开放性
世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开放的社会更适应于生存和发展。
苏联模式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内在的逻辑封闭性，必然是排他的、闭锁的、自成 内向系统的体系。它不能也无法对外开放，因为它追求的目标实际同它的宣言始终相互矛盾 ，因此，它承受不住外界对其社会成员的诱惑和压力。但是，它所具有的明确而又强烈的目 标，又决定了它的社会独特构造、内在的自我调节和控制机能，以保障它的相对稳定状态。 因此，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论从外部还是内部看来，都是“牢不可破”的。实际上，在 稳定的外表下，社会架构的脆弱性和耗散性趋向却一直在增强。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中央高 层一级。苏联高层的内乱和争斗从未停息过，就是这一特征的集中表现。从斯大林到戈尔巴 乔夫概莫能外。
（三)社会主义本质同社会实践的背离
苏联模式从总体上看不过是过分集权制度的载体。其运作过程的一大特点，是实际的战略 目标同社会本质的背离。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成员热情的减退、幻想的破灭，模式效率呈 现出难以遏制的递减趋势。它形成之初确实有过高效、快速挺进的阶段（准确些说，是1933 —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失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 得不降低计划指标，放宽农业政策（集体农庄庄员限额自留地合法化，小农具可以自有，限 额内允许自养畜禽），从而为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提供了可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成就显著 ，社会成员的生活有了改善，但也仅仅是基本上取消了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而已。但是，后 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社会机制效率却顽固地趋向衰落，工农大众的参与热情急速冷却。以农 民 向超高速工业化（经济军事化）缴纳“贡税”为例，战前斯大林曾经许诺过：这种贡税只不过 是暂时的、不得已的措施，不久就会取消并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偿。但是，战后“贡税制”不 仅没有取消或者减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1946—1947年苏联西部发生旱灾，出现大范围饥 荒，局部地区达到了人吃人的程度。苏联对农民实行“贡税制”的整个时期，农业遭到极其 严重的破坏，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或者消极怠工现象极为普遍，久而久之，农 民已经丧失了种田技能。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产品人均占有量仍然低于一战前，即沙皇 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苏联式的“改良”为什么没能奏效？
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都曾进行过某些“改良”，但是，由于他们 都未能使苏联模式的战略目标和运作机制同社会主义本质渐趋一致，始终坚持落后于时代发 展的既定目的，没有从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层次上做出根本的改变，所有的“改良”措施均 以失败告终，就不足为怪了。
（五）社会利益结构的不断变化同僵化的体制无法相容
苏联模式僵化的另一突出特征是，这一“社会主义”载体，越来越深地被官僚特权阶层和 权势集团所侵蚀和覆盖，越来越同社会广大成员的根本利益相背离、相对抗。结果，苏联模 式终于落得空转与空耗，既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又失掉了党心、民心。
苏联模式是否还有真正改革的可能性？理论上，苏联模式不是不可改革的，不是像戈尔巴乔 夫、叶利钦那样必须彻底“摧毁”它，但是改革要求有一批具有雄才大略、视野广阔的政治 经济“英才”，特别需要的是像邓小平那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理论家。他们提出的改革理 论应能够使社会广大成员相信：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才符合苏联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根本 利益，使改革事业能够逐步地以战役—战术形式推进。遗憾的是，直到苏联垮台，我们也未 看到这类人物出现。也许连理论“精英”们都被苏联模式腐蚀掉了。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这 一论点。
二、“政治大清洗”：苏联难以愈合的创伤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苏共 利用专政机构发动了一场持久的大规模镇压“人民的敌人”运动。这场运动的直接指导思想 是，本来就已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愈大，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被斯大林修改成赤裸 裸的怪论，即“镇压不顺从者”，实为镇压一切被怀疑为不顺从斯大林本人或斯大林体制的 人。现实或历史上有过疑点的人，即使是已经承认“错误”或“认罪”了，也不放过。运动 席卷了整个苏联上上下下各行各业和各阶层。在这场运动中，苏联党和国家大多数的优秀高 级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红军中卓越的高中级将领和指挥员，众多杰出的科学家、技术专 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大批正直而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许多亲密战友，成千上万无 辜的人民群众，以及当时在苏联的许多兄弟党领导人和活动家，都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作 为“人民的敌人”、“间谍”、“特务”而遭到逮捕、判刑、监禁、枪决等残酷的迫害和非 法镇压。这就是人们称之为“政治大清洗”的运动。
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如此规模的“大清洗”运动，竟然得以“瞒天过海”，悄然完成，各 国共产党人和世界人民都被长期地蒙在鼓里。究其原因，当时在苏联国内，多数居民没有可 能了解真相，认为被镇压者都是“罪有应得”；而“大清洗”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却又噤若寒 蝉，他们为求得躲过灾难，宁愿保持缄默，逆来顺受；在国外，一些对苏联抱有好感的人士 ，如当时对苏联友好并访问过苏联的著名人士、作家罗曼·罗兰和纪德等人因为内心矛盾， 不肯及时、充分地说出真相。《罗曼·罗兰日记》按作家本人要求，封存了50年才得以问世 ；至于比较了解情况的驻苏外交人士披露的消息，则被苏联当局用“污蔑造谣”一言以蔽之 地遮挡了过去。
只是从苏共二十大以后，真实情况才陆续披露出来。
但是，“大清洗”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有多少人受到迫害，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而权威的 数字。西方学者估计不少于2000万，仅在1937—1938年期间，就有100万人被枪决，另有200 万人死于劳改营。俄罗斯学者估计，在1937—1938年这两年里，有350万—450万人遭到镇压 。1991年8月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宣布说，“1920年到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420万 人受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镇压的。”仅据苏联克格勃记录在案的 被镇压的人数是70余万人。数字之间差别虽大，然而无论哪个数字，发生在“胜利建成社会 主义”的苏联都是触目惊心的。
“大清洗”不但规模大、范围广，且政治上的危害极其深远。它不仅使联共（布）本身备受 打击，国家遭殃，人民受难，而且使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受到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
“大清洗”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被破坏殆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长期陷于极不正常的 状态。
“大清洗”不仅使真正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员大幅度地减少，而且毒化了党内外的风 气，使人们之间充斥着隔阂与互不信任，诽谤和搞阴谋诡计成风，社会失去了事实上的安全 稳定性，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深层次上破坏 了党内外人士的团结一致和党群、干群关系，党的“领导”变成为“官僚强制”。
关于苏联党政军等各个领域领导干部在“大清洗”中的受害情况，这里仅举两个事例就足 以让我们形成粗略的概念了。
其一，1934年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曾被斯大林称作“胜利者的大会”。当 时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有1225名，其中1108名在“大清洗”中遇害；大会选出的139名中 委和候补中委中有98名被害。而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代表大会代表及党委受害的比例还要更 高，许多党政组织悉遭摧毁，使得干部普遍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其二，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与大批军事家、红军将领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在“大清洗 ”中被镇压，军队素质严重下降、战斗力严重削弱有直接关系。当时全部5名元帅中3名被杀 ，全部4名一级指挥员中3名被杀，全部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 绝大多数的政治委员，即多达5万名重要的军事干部被杀，更多的人被关、被清洗。战争爆 发时，只有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高级指挥员担任现职不到半年。希特勒一直 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得知这一切之后欣喜若狂。他之所以胆敢放手地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进攻苏联，与上述事态是有直接关系的。许多二战史料（包括德国人自己的记载）都对此直言 不讳。
“大清洗”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破坏，“大清洗”中实行的株连政策使无数人家 破人亡，冤假错案丛生，且长期得不到平反昭雪。正是“大清洗”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疑虑甚 至敌意丛生，丧失信仰，构成了后来苏联解体的重要祸根之一。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和 苏联国内的反共势力首先利用“大清洗”给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留下的伤痛，挑动对现实社会 主义的不满与“愤恨”，进而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共高潮。
“大清洗”也给国际共运造成极大的广泛的损害，殃及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领导 人、活动家和共产党员，使他们也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大清洗”分裂了各国共产党 的党内团结。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南斯拉夫、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等等共产党无一幸免。30年代中期世界大多数国家共产党在本国还都处于地下，莫 斯科是当时国际共运的政治和组织中心，各国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总部都设在莫斯科，那里 还有多所专门学校为各国党培训干部。相当多国家党的领导人、活动家都住在莫斯科，或工 作、或避难、或学习。然而，“大清洗”也无情地殃及了他们，给这些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 巨大的损害。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南斯拉夫、芬兰、西班 牙、法国、荷兰、美国、巴西等国的共产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波兰共产党本是最有战 斗力和最有影响的党之一，只是由于在某些问题上，尤其是在反德国法西斯斗争方面与斯大 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意见不一，从而遭到毁灭性打击，竟然被全部解散。在莫斯科的波共领 导人、活动家和党员悉遭逮捕、枪杀，甚至波共驻波、法、西班牙和捷克的领导成员也被召 回莫斯科予以处死。共产国际德国代表处遭到逮捕并枪决的，仅有案可查的反法西斯战士就 有842名之多，其中有德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书记以及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 表和许多著名的活动家。1938年4月12日《莫斯科》杂志载文说：“如果我们说……每一个 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特务，这无论如何不是夸张。”再如，匈牙利共产党创 建人、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领导人贝拉·库恩被捕并被枪决；南斯拉夫共产党 在苏联的全部领导人均遭杀害，铁托只因于1936年底秘密回到南斯拉夫才得以幸免。中共也 未能置身度外。经受过大清洗“洗礼”和熏陶的王明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回到国内 之后，对艰苦斗争的中共执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政策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各国共产 党的领导力量和战斗力的削弱，甚至受到毁灭性打击的结果是，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反法西斯 斗争、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
“大清洗”还使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和“大清洗”式的阶级斗 争方式流毒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致使后来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破坏社会主义民 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酿成一系列冤假错案的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大清洗”使共产党 实事求是的方针路线遭到严重破坏，助长了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盛行，妨碍了马克思主义 的正常发展，也妨碍了各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 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大清洗”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其惨痛而深刻的教训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 取，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已经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在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始终不懈地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
三、列宁和斯大林对待“个人崇拜”的不同态度
恩格斯早就指出，未来新社会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社会主义就是要造就一代又一 代的新人，而不论他是谁，或者他担任什么职务，做出过什么贡献。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关于苏联模式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我国出现了两种译法 ， 即“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译法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解释。有时甚至认为“个人迷 信”要不得，“个人崇拜”还是要有一点的。其实，这两个译法都源自俄文同一个词组，是 一回事，都同宗教信仰有关。
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后，俄共党内有些人由于对信仰东正教的工农群众 是否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道理丧失信心，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一派人（包括高尔基） ，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调和起来，企图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或“劳动宗教”。 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 宗教力量”，无产者应当成为“新宗教的代表”。
这一学说和派别，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不仅在其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序言中称他们是“跪着造反”，而且写了专门的论文《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列宁指出，像“造神论”这种东西，只有在仍处于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阶段的俄国才会发生，因为“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 说在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者着手完成）这 个任务。”“在俄国，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几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阶 级的肩上。”“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 反对腐朽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新宗教的尝试 等等”。
列宁的真知灼见预示着、警告着在俄国的土壤上还会产生某种“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 建立新宗教的尝试”。不幸的是，事实果然被列宁言中了。十月革命后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 苗头。列宁总是怀着极其厌恶、反感的心情对待这类现象。
1918年9月列宁遇刺后养伤期间，报刊上出现了不少称颂列宁的文章。列宁看后，马上召来 办公厅主任布鲁也维奇，大发一通怨气说：“你看报上都写了些什么？不好意思去读。都是 写我的。说我这样，说我那样，把什么事情都夸大了，把我叫做天才，说我是个特殊人物。 看，这里还有一篇莫名其妙的东西，竟然集体地希望、要求祝福我健康。哼，弄不好还会为 我的健康去祈祷呢？真可怕！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一生都为在思想战线上反对个人崇拜，反崇 拜个别人而斗争，关于英雄问题也早就做出决定。可是又突然出现了个人崇拜！这是无论如 何都不行的。我是和大家一样的人。我已经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了。还要什么！？老百姓还 得不到这样的护理和治疗，我们还来不及把一切都给他们办好。现在却把我这样突出起来， 这真是可怕的事情。”
1920年4月召开俄共（布）九大期间，正逢列宁50岁诞辰。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加里宁等）在 发言中开始祝贺列宁的诞辰，并且历数列宁的丰功伟绩，建议举行一番庆祝活动。列宁十分 恼怒，把手一挥，打断发言说：“如果你们愿意干事情，就干，没必要把代表大会的时间浪 费在空谈上。如果还继续这么讲，我就走开，这个会上我连一分钟也不能呆。”代表们并没 有因此而停止发言，列宁只好愤怒地离开会场。列宁在会场外又几次写便条，要求停止这种 “胡闹”。为庆祝列宁诞辰，莫斯科市委举行了纪念晚会，列宁愤怒地拒绝参加这种“胡闹 ”。
斯大林就不一样了。1929年12月21日是他50岁寿辰。在他的默许下，中央领导人精心策划 了祝寿活动。当天的《真理报》整整8个版面都是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文章，肉麻地吹捧斯 大林。这一活动，大小报刊持续了1周之久。不仅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 人不惜歪曲历史，把斯大林吹捧成“列宁第二”，说他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 作用仅次于列宁。连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人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也参与 了这场“大合唱”，以便求得斯大林的宽恕。斯大林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呢？他竟然在《真 理报》上公开地向“为他祝寿的一切组织和同志”表示深切的“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先河一开，到了30年代，个人崇拜终于成为苏联社会制度的主轴，苏维埃国家成了肆意践 踏法制、无法无天的个人专断独裁的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