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船政对台湾文化教育发展的贡献
林 洁
摘 要 1874 年，日军在台制造“牡丹社事件”，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临危受命赴台御敌，逼退日军。在台期间，沈葆桢等船政人兴办义塾，加强对台湾原住民的文化教育，并将船政学堂中西结合的新式教育制度及理念引入台湾，对台湾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台湾原住民教育、新式教育引入台湾、传统文化教育等方面阐析福建船政对台湾文化教育发展的贡献。
关键词 福建船政 台湾 文化教育 贡献
1874 年日本在台制造“牡丹社事件”，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临危受命，率领船政舰船赴台御敌，逼退日军。随后，沈葆桢提出“善后即为创始”的建台方略，由此几代船政人在台开山辟路、发展经济、兴办教育。船政人在台期间，注重对台湾民众的文化教育，将船政新式的教育制度及理念传播至台，为台湾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采用冲击波电压发生器(标准波)对装置的测量电极输入冲击波激励，同时记录装置的输出电压，如表2所示。输入、输出电压数据经拟合后呈线性关系，且与在工频激励条件下的输出电压误差不超过0.5 V。
一、注重台湾原住民文化教育
在台期间，船政大臣沈葆桢及其继任者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台湾原住民的安抚和教育，在开山辟路的同时，兴办义塾，注重对原住民的文化教育，极大改变了台湾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近代台湾文化教育的发展。
改良退化草地需要从改善土壤环境和恢复原有植被两个方面展开。传统的草地改良机械一般大多脱胎于农业机械，依据机械化耕作改变土壤物理化学特性、土壤结构以及土壤中的水肥运移[1-2]基本原理进行草地改良。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草地改良技术与草地改良机械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而国外草地改良技术和相关设备的发达程度一直高于国内。因此，研究这些最新的技术有利于我国草地改良技术的提升。
沈葆桢、丁日昌等船政人始终把教育放在“抚番”中的重要位置，提出“教化之本在于学校”，创办了各类针对原住民教育的学校，开展文化启蒙和普及推广，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化台湾原住民，有力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沈葆桢在“番地”广泛设立“番塾”，教育“番童”。首先，“于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区，令各社均送番童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性，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各番无不贴服”[1]56。这是台湾原住民第一次走进课堂，第一次接受较为正规的学习教育，也成为他们从原始部落走向文明的一个开端。此后，又在蚊蟑埔、虎头山等14处相继设立义塾。仅1875 年一年，在埔里社设义塾26处，恒春县设义塾8 处，凤山县设义塾6 处，教“番民”子弟读书、认字、写字、算术、唱歌、跳舞等，大大提高了原住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逐渐改变了他们原始、愚昧的思想状态，开始走向近代文明。沈葆桢继任者丁日昌也一直延续这种做法，先后创办了一百余所义学，并提出：“附近番社市镇均宜广设义学，选择善于劝导之塾师随时为之讲说礼义，导以尊亲，化其顽梗。”[2]127为了吸引更多原住民子弟读书，丁日昌更是积极推荐成绩优异的原住民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奏请番童准进庠序，将来番童如有读书明理者即准其应试”[3]127。他将淡水厅原住民陈宝华录取进入府学，加强儒学教育，使得陈宝华成为第一位取得功名的台湾原住民。沈葆桢等船政人还十分重视“番塾”的教育内容。1875 年，沈葆桢亲自与福建巡抚王凯泰联衔监修了一篇《训番俚言》，把它作为学习教材，颁布全台各地义塾使用。《训番俚言》共985 字，通篇结合台湾原住民实际情况，五言一句，以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原住民各方面进行规范、教导，大大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加深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情怀。其中，《训番俚言》教导原住民“恶民为盗贼，拏究不容宽。杀人者受刑，抢掳者治罪。无分番与汉，一体敷教化”，劝诫原住民改变过去械斗、仇杀的行为，要从善弃恶，“番”汉和谐共处，共建家园。又如“教言通言语，得为中华人。为尔设义学，读书识理义”，教导原住民要读书识字，通晓义理，融入大中华。学习教材还从日常生活、医疗卫生、垦田种植等方面教导原住民改变原始的生活方式，启迪他们走向文明社会。沈葆桢、丁日昌等船政人在台兴办义学、“番塾”，大大改变了台湾社会风气，推动了台湾原住民文化教育的发展，为台湾近代化进程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二、引新式教育入台湾
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始终秉持着“学而致用”的洋务思想，在台湾期间将船政成功的办学经验带到台湾，为台湾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在船政人的不懈努力下，台湾新式教育终在刘铭传治台时期初见成效。
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建船政创办伊始就提出“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4]138，“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在明确的办学方针指导下，船政学堂开始招考学生，聘请外籍教员，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教材，以堂课、厂课、舰课的学用结合的教学模式，形成了一套与封建教育全然不同的、新型的教育制度。这种新型教育制度在全国影响广泛，各地纷纷效仿创办新式学堂，如“江南水师学堂”“天津水师学堂”“黄埔水师学堂”等，李鸿章称“闽堂是开山之祖”[5]605。1874 年，随着船政大臣沈葆桢抚台及其继任者对台湾的持续开发、治理，船政学堂新式的教育制度及理念也随之引入台湾，对台湾教育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1875 年，船政大臣丁日昌在船政学堂附设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培养自己的电报技术人员。据记载，至1882 年船政共培养了140 多名电报电气方面的专业人才。船政这种自己创办学堂培养为己所用的电报人才的做法，对台湾电报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1890年，刘铭传效仿船政电报学堂，在台北电报总局内设立“电报学堂”，着手培养电报专门人才。台湾电报学堂借鉴船政的经验，“主要招致西学堂及福建船政电信学生（定员十人），传习电信技术，以养成司报生及制器手等”[10]34。船政向台湾输送了一批电信人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的林森以及李治安等电信生。同时，台湾电报学堂还把船政学堂作为其师资的主要来源地，聘请船政电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苏汝灼等担任学堂教习，教授电报技术，继而船政学堂的办学理念、教学方法随之引入台湾课堂。其实，台湾这些新式学堂，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船政学堂的办学经验，招揽船政人才，引进中西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使得台湾社会出现了一批新式人才，打开了“台湾教育为之一新”[11]193的新局面。
1887 年，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北大稻埕六馆街创办“西学堂”，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就地育才”，“以资任用”，效仿船政学堂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模式。“先后甄录年轻质美之士二十余人，延订英国人布茂林为教习，生童酌给膏火，厘定课程，并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余月，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通贯，亦以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颇。[6]297”西学堂借鉴船政学堂，聘请洋教习教授西学，但亦坚持中学教育，聘用两名有留学经验的中国教习担任普通学科教学，传授包括课训、经学、艺文等中学。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日以巳、午、未、申四时专心西学，早晚则由汉教习督课国文。遇西国星期，课试论策”[7]297。“课以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8]193，始终以“实务”“致用”为原则，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以台湾社会实际需求为方向，培养实用型人才。同时，规章制度上亦效仿船政学堂。船政学堂的章程规定学堂每三个月要考核一次，考一等者赏银十元，连考三次一等者另赏衣料，考三等者记惰一次，连考三次三等者勒令退学。这种随时淘汰随时补充新生的试读制度也被借鉴到了西学堂，“每季委员会同洋教习考校一次，别其差等，分行奖戒。或有不堪造就者，随时撤退补更”[9]297。通过严格的考核，以保证优质的生源，培养优秀人才。
三、助推台湾传统文化教育
除了引入新式教育，船政人在台还兴办书院，重视台湾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注重培养台湾本土优秀人才，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做好人才储备。虽说科举不一定能选拔出优秀人才，但科举却是当时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台湾史学家连横所说，“科举非能得人才也，而人才不得不由科举”[12]187。丁日昌正是通过科举考试认识了后来成为著名爱国教育家的丘逢甲。1878年，丁日昌主持台湾童子试，时年14 岁的丘逢甲便来应试。丘逢甲年纪虽小，但交卷最早，且文章最好，最终擢取第一。丁日昌特别赏识他，赠其一枚“东宁才子”印章，表示其惜才之心。丁日昌与丘逢甲相识的故事在台湾传为佳话。1888 年，丘逢甲考取举人，次年考取进士。他曾任台南崇文书院、台湾府衡文书院及嘉义罗山书院的主讲。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积极准备抗日保台。甲午战争后，他联合爱国志士，宣扬民主，组织全台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丘逢甲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在台湾社会起到了一定影响，为推进台湾近代民主进程作出贡献。
沈葆桢等船政人还为台湾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提了建设性意见。从现今台湾文化的发展来看，台北的新竹、淡水、宜兰一带都是台湾非常发达的经济、文化地区，而这一定程度上与船政人当初在台推行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沈葆桢抵台后发现，许多参加科考的考生都要远赴台南府应试，而一些家庭贫穷、凑不足路费的考生则无法前往，导致埋没了许多人才。沈葆桢随即呈请奏明：“淡、兰文风为全台之冠，乃岁科童试。厅考时，淡属六、七百人，兰属四、五百人，而赴道考者不及三分之一，无非路途险远，寒士艰于资斧，裹足不前”[13]249，建议在台北设府，增设考棚，招纳更多优秀人才。清廷批准同意，由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在艋舺增建两座考棚，台北地区考生则无须长途跋涉，即可就近参加科举考试。这为台北地区的学子提供了便利，对台湾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福建船政是清末洋务思潮的论证者和最先实践者。随着船政人赴台，他们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制度、自然科学知识、改革创新思想、中西方文化交流成果等传播到台湾，使台湾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蛮荒之地一跃成为近代化的先行者。船政人为台湾注入了新鲜的革新血液，在台兴办教育，开民智，推动了台湾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台湾近代化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工作上，遇到难题要想办法解决；生活上，孩子哭了要想办法逗乐；父母面前，需要你照顾的时候要想尽办法有求必应。你不能在孩子嚎啕大哭的时候，跟着孩子一起哭，更不能在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丧气落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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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of Fujian Ship Administ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Taiwan
Lin Jie
Abstract In 1874,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the Mudan Incident in Taiwan. The first Minister of Ship Administration, Shen Baozhen, was ordered to go to Taiwan to defend the enemy and force the Japanese army to retreat. During his stay in Taiwan,Shen Baozhen and other officials of ship administration set up schools, strengthened cultural education for Taiwan's aborigines, and introduced to Taiwan the new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oncept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hip administration,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modern education. Through Taiwan's aboriginal education,introduction of new-style education to Taiwan,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Fujian ship administ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Taiwan are analyzed.
Keyword Fujian ship administration; Taiwan; cultural education; contribution
中图分类号 K291/297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5-10
DOI： 10.16565/j.cnki.1006-7744.2019.12.40
★作者简介： 林洁，福州中国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馆员，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船政文化。
标签：福建船政论文; 台湾论文; 文化教育论文; 贡献论文; 福州中国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