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向工程哲学领域开拓”笔谈——从“技术哲学”到“工程哲学”——实现哲学研究的新转向和新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工程论文,笔谈论文,努力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经历了一个欲通过实施哲学的转变或转向（如逻辑转向、语言转向、历史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等）实现其复兴，但因始终未能真正摆脱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的思维藩篱和思想桎梏而最终使哲学面临危机并对此深感无奈的迷茫和彷徨的历程；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们则经历了一个先是依仗哲学之“权威”并因此而自信和自豪，而后则因哲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迫走下“神坛”而自感贫乏和贫困的自悟和自省的过程。哲学从过去的包罗万象和知识汇总走向分化和专业化，这本应是好事，即它有利于哲学在科学化和精确化中获得再生和发展，但其结果却使哲学走上了一条“新烦琐哲学”或“新经院哲学”之路，使一些哲学家及其著作表现出某些“职业痴呆”的特征。显见，哲学家们如果不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面对、参与和研究现实问题，并在其中提炼出新的哲学理论和思想，那么，哲学的发展前途将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因此，如何从“灰色的理论”走向“常青的生活”，从经院的“象牙塔”走向现实的“熔融炉”，这对于处于新世纪时代的哲学家们来说是一个亟待重新认识和认真分析、解决的重大课题。
正是基于对上述历史与现状的彻底反思和辩证思考，基于对现实状况及其诸多问题的热切关注，通过长期不懈地刻苦研读、艰苦思索和努力探索，李伯聪教授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工程哲学著作——《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初步实现了他的志向——努力向工程哲学和经济哲学领域开拓。这是作者经过20年的研究在实现新世纪哲学研究新转向和新拓展中所做出的一个有力尝试，也是他为新世纪发展自然辩证法学科、“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所做出的一个贡献。
创立一门新学科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界定并论述该学科中的核心概念及其相关范畴，以便使其有一个比较规范的学科范式；要形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便使其论证逻辑严谨、科学准确；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便使其能够与其它相邻学科区分开来，具有相对独立性。作者说：“在‘哲学全图’上除了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这些‘旧大陆’外，还有一块有待于探索的‘新大陆’——这就是工程哲学的新大陆。”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进行哲学的“哥伦布式远航”，“开拓出一个工程哲学的新大陆”，为此，李教授以其富于创新性的思考，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1.明示自己关于“不应该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也不应该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的观点，对该学科中的核心概念——“工程”进行了界定，即“对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总称”，论述了科学、技术和工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关于科学、技术、工程的“三元论”，为工程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2.通过对中西哲学史上共同存在的“造物主题和作为‘造物主’的人的主题的迷失”的回顾，分析了工程哲学始终未能建立的历史根源。
3.在论述工程哲学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关系中，鲜明地提出了工程哲学自身特色之所在。作者提出：传统实在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实在”是什么和“已然”的实在的问题，而工程哲学和工程实在论的中心问题却是关于如何创造“实在”以及“应然”的实在的问题。工程哲学要重新恢复并光大曾经长久迷失的造物主题和作为“造物主”的人的主题，超越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的思维藩篱，以“我造物故我在”为哲学箴言去研究哲学，最大限度地颂扬曾经被以往哲学家所蔑视或漠视的造物活动及其主体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已经为工程哲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开展工程哲学研究就是要使上述被失落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回归本位”。与其它哲学学科相比，“工程哲学不仅是‘反思者’的哲学和‘语言’的哲学，它更是‘建设者’的哲学和‘重建者’的哲学”，“是关于反思和先思、建设家园和重建家园的哲学”，“人不但要思考（先思、行思和后思），而且更要‘安’身‘立’命，人‘安’‘身’‘立’‘命’于天地之间，天地人合一”，这就是工程哲学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和终极价值与目的。
4.运用阶段分析的研究方法，把工程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计划决策阶段、操作实施阶段和用物生活阶段展开论述，同时运用范畴分析方法，对其中各个阶段所涉及到的诸如目的、条件、运筹决策、合理性、机器、操作、制度、管理、意志、价值、用物、异化和生活等50多个范畴进行了界定和阐述。这样，作者在写作方法上形成了纵（阶段分析）、横（范畴分析）的“立体网络”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作者的“写作逻辑”与读者的“阅读逻辑”相协调的目的。
5.以自己的思维视角，在对前人哲学思想进行论述的同时，敢于对他们哲学思想中的某些基本观点说“不”。例如，作者不同意波普尔把人类的建造活动的产物（如飞机）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如书）不加区别地划为一个世界3的观点，而主张应该把它们区分开来，主张“人类认识活动的产物构成了世界3，而人类的工程活动的产物构成了世界4”。作者论述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与工程哲学的“四个世界”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是作者对关于世界本体论哲学问题研究所做出的一个新突破。
应该承认，要创建一门能够区别于以往传统哲学的具有自己独立范畴或范式以及理论体系的工程哲学，远不是作者自己力所能及的，需要许多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我看来，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仍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
1.作为本书的逻辑起点，论述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辩证关系，界定工程的概念，这无疑是必要和必须的。但三者之间除了分别用发现、发明、建造以示区别以外，还可以再作进一步论述。
2.工程与技术既有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本书作者一方面认为工程与科学、技术之间是“三元”或“三足鼎立”的并列和相对独立的关系，并从转化的意义上，把工程视为继科学、技术之后的第三阶段，另一方面又把工程界定为“对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总称”。前者似乎只把以发明为核心的技术看作是技术（即所谓弱对象化技术或“基本技术”），而把工程技术排除在外，后者又似乎把所有技术都囊括于工程之中。看来，如何认识和处理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与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工程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问题。
3.作者从哲学的角度并主要运用分析的方法，论述了工程过程中的近乎于全部的哲学问题，这有利于对工程哲学研究的深化。虽然原来的工程一语主要是指“自然工程”，但目前我国又出现了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人文社会工程”，这本来是好事，但在实际运行和操作过程中，却难免出现以“行政”领导代替“工程”领导的现象，政工（程）分开和政企分开一样艰难。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日益兴盛的“人文社会工程”的问题。很显然，对于中国的工程哲学来说，自然工程哲学和人文社会工程哲学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另外，在技术哲学中存在“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在工程哲学中是否也有类似问题或情况？实际上，本书作者在“安身立命和天地人合一”这一节中，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追溯和追述，已经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作者指出工程哲学应该研究“如何在工业和信息社会中发现禅意、臻于道境和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实践一种非异化的、现代的“禅”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提出了建设家园、重建家园、安身立命和天地人合一的问题，这既是本书作者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也是工程哲学留给研究者们继续探索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