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海峡论文,军事斗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1954-1955、1958、1995-1996年三次台湾海峡地区军事斗争过程中中国决策的基本特点。中国学术界在研究1950年代两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其共同特点是力图比较细致地勾画有关的决策过程，试图揭示并详细分析中国决策动机的复杂性。最近出版的一些论著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正取得重要的进展。（注：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赵学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侯晓佳：《炮击金门决策与曲折进程》，《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不过也必须承认，一些档案未公开所造成的限制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仍然存在。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还没有研究1995-1996年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成果问世，一个重要原因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较近，因而不可避免地缺乏必要的历史资料。这种情况近来略有改变，如新近出版的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提供了重要信息。借助与美国学术界的交流和利用美国方面同样相当有限的历史资料，固然可以帮助加深对有关问题分析，（注：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美国学术界近年来发表的重要成果有：Michael D.Swaine,Chinese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aiwan,1979-2000.In David M.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Robert S.Ross,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1;Robert Ross S.Ross,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Deterrence,Escalation Dominance,and U.S.-China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2(Fall 2002);Thomas J.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4 (Spring 2001);Suisheng Zhao(ed.),Across the Taiwan Strait:Mainland China,Taiwan,and 1995-1996 Crisis.New York:Routledge,1999。一些参与美国决策的当事人的回忆录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1989-2000,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03；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不过总的说来美国学者的研究能够提供的借鉴也是相当有限的。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在现有公开的历史文献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三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三个基本问题。尽管这三个问题是非常基本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或已经被完全梳理和解释清楚了。
第一，完成国家的最终统一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努力实行的过程，包括准备在某种条件下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统一台湾问题，或使用军事手段阻止事态向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向发展等等。三次军事斗争都是这个持续不断地追求统一过程中的特殊阶段和特殊方式，故具有相同的本质。在这个前提之下，进一步分别探讨历次台海军事斗争的具体作用和目的，对于理解中国的有关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三次台海军事斗争都是在中美关系恶化或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的决策都含有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的成分。当然，历次军事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以及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决策层认为必须并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的确需要做更细致深入的研究。
第三，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的历次决策，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决策目标的多样性、有限性和政策调整的随机性，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决策过程相当复杂。由于受到无法充分利用历史档案的限制，迄今为止中国决策过程中还有未被揭示清楚之处，故对中国决策特点的概括和探讨很难说是充分的和完整的。
本文之所以用“军事斗争决策”作为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不使用“台海危机管理”一类概念，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决策的本质与美国决策是有明显区别的。对中国决策者来说，军事行动不过是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甚至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1995-1996年的军事演习就是预防性军事威慑的典型。显然，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并不必定就是美国决策理论定义的“国际危机管理”。当然，强调中国决策与美国决策的区别，并不意味着有关国际危机管理的理论对中国的台海军事斗争决策完全没有解释力。实际上中国在台海军事斗争决策中，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在谋划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力求预先设计出有效预防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措施；在两岸军事冲突过程中美国军事力量开始介入后，力求控制中美之间的危机，避免其升级为中美军事冲突。这些内容从本质上说无疑是国际危机管理，的确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这里要强调的是，国际危机管理不是台海军事斗争的全部内容，台海军事斗争决策中包含着国际危机管理的内容，是决策的组成部分，是大陆与台湾军事冲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其特殊性。简单地套用美国有关研究中的概念，有可能误导中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
一、军事斗争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作用
定义中国在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中的决策的性质，首先必须确定军事斗争在中国完成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完成国家的最终统一既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也是一个持续的实践过程。这是理解台海军事斗争的基本背景。军事斗争——包括炮击金门、攻占沿海岛屿、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等，都是完成国家统一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国际危机管理的方式。进一步说，中国历次军事斗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防范国际危机发生的意图和措施，即尽可能地避免台海两岸的矛盾甚至军事斗争，最终导致国际间的军事冲突。
1949年春取得渡江战役胜利以后，攻占台湾，完成国家统一，逐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下简称解放军）的作战重点之一。特别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解放台湾被确定为需要较早完成的战略任务。（注：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1949年12月22、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3页；毛泽东：《关于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等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57页。）根据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设想，解放台湾包括三个内容：其一是建立现代化的海军和空军，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其二是逐步解放浙江和福建等省尚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沿海岛屿，保障大陆沿海港口和航线的安全，并建立攻占台湾的军事基地；其三是在1950-1951年发动跨海峡作战，完成国家统一。这三个内容原计划应在50年代初毕其功于一役，但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逐步演变成“两步走”战略，即先夺取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至于这“两步”要“走”多长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然，中国领导人这时也在考虑使用非军事手段实现国家统一，但那主要还是一种设想而已。（注：可参阅何迪"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terate Taiwan,1949-1950.Chinese Historians,vol.5,no.1,Spring,1992；毛泽东《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1950年3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71页。）
1950年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在两天后宣布，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并向台湾派驻美国空军。美军封锁台湾海峡和朝鲜战局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定推迟原定的作战计划，但这只是暂时的。实际上解放军从没有停止与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冲突，只是规模并不很大。如1953年1月解放军对金门进行过小规模的炮击。这期间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主要作战行动是清剿国民党军队支持的海匪，并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包括夺取一些沿海岛屿等，这些均属防御性的。（注：杨国宇：《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98、166页。）
1953年夏季以后，解放军海军和华东军区下达了在东南沿海地区“力量向前延伸”和主动打击国民党海空军的命令。（注：杨国宇：《当代中国海军》，第189页。）防空军亦相继进驻上海、广州、北京和青岛等地区，完成对重点城市的防空部署。1954年3月海军航空兵在东南沿海参战，并于7月取得了浙东沿海地区的制空权，从此揭开了第一次台海军事斗争的序幕。大致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夺取沿海岛屿的战略方针，即“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针。（注：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页；林晓光：《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历史演进》，《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3期，第3页。）
上述过程表明，从1954年9月炮击金门到1955年1月攻占一江山岛，不过是解放军夺取沿海岛屿战略的实施而已，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军事计划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且当时是一项攻防兼备的作战行动，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直接配合中共中央发出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其中的特殊原因将在下文分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港口的封锁和阻止其在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攻击。从有关记载看，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2月起推行“放蒋出笼”政策，国民党军队开始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军事攻击。（注：“放蒋出笼”政策的主要内容见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2日国情咨文中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参阅U.S.State Department,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 1950-1953.Washington 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p.61-65。）如国民党军队于7月16-17日集结1.2万部队进攻福建东山岛等。
1955年初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没有延伸到福建沿海的金门和马祖，现有的文献表明，其原因是解放军当时没有完成攻占金门、马祖的军事准备。解放军总参谋部1953年10月拟定了攻占金门的作战计划，未获华东军区领导人的赞成。毛泽东本人亦认为所需经费过高，而且没有必胜的把握，于12月下旬否定了攻占金门的作战计划。（注：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报告的批语，1953年12月22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583页。）可以合理地推测，所谓“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针在时间上是有弹性的，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1955年春夏之交台海局势缓和以后，中国立即加强夺取金门、马祖的作战准备。7月8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夺取金门的作战方案。7月14日毛泽东批准了会议的决定。在9月10日的厦门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夺取金门战役的计划，获中央军委批准。（注：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2-33、44-45页。）为适应作战需要，1956年春南京军区进行大调整，为直接指挥进攻金门、马祖，专门增设了福州军区。1957年鹰厦铁路修建完成。1958年春，中央军委讨论了解放军空军进驻福建的计划、时机以及可能引起的各种反应（包括美国方面的反应），7月决定空军立即按计划进入福建前沿机场。根据中央军委的计划，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并准备相机夺取金门。（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858-859页；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另参阅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329-330页。）
1958年10月台海紧张局势缓解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金门、马祖这两个沿海岛屿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作用。从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的全过程看，解放军在事前并没有确定实施登陆作战，并在10月实际上停止了大规模炮战。以此为标志，中国统一台湾战略中的攻占沿海岛屿阶段基本结束。
10月以后大陆与台湾没有在福建沿海岛屿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的统一台湾战略则转变到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对金门持续的间歇性炮击极具象征意义。中国领导人通过这一独特的军事行动向世界表明，国共之间的内战状态仍然没有结束，从而抵制了美国隔离台海两岸的企图。1962年夏季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战备则是防御性的军事部署，目的是击败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大陆暂时的经济困难，对东南沿海发动军事进攻。（注：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两岸这时的军事对抗客观上强化了台湾海峡的现状，即国共内战的确尚未结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1979年中美建交，随后中国政府逐步形成并公开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注：《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以此为标志，中国统一台湾战略完成了从主要靠武力统一到主要运用政治策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的转变。
“和平统一”方针的提出导致了军事手段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作用相对下降，即从“解放台湾”的主要方式，转变为保持战略威慑的手段。军事斗争作为威慑手段必须保留在统一台湾战略中（不论是主要的还是辅助的），最初是为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向美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解决方式美国无权干预，从而突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注：魏史言：《尼克松访华》，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府声明》，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军事威慑的内容逐步丰富，最终在2000年《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中，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即：反对外国势力的干涉、反对台独及“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年2月21日，《人民日报》2000年2月22日。）可以大致推断，在实施“和平统一”政策的不同时期，军事威慑的重点有所不同。概括地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阻止外国重新插手台湾问题，至于什么是“插手”或“插手”到什么程度，就会导致中国使用武力或恢复主要以武力方式解决统一台湾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合理的推论大致可以说是外国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明显地造成台湾独立势力膨胀，或在特定时期明显地损害中国统一台湾的战略。其二是台湾独立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有可能造成台湾宣布独立或使独立成为难以用其他方式阻挡的趋势，这包括在国际上以“务实外交”为名为台独争取国际合法性的行动。其三是与上一问题相联系的，在谈判和平统一问题上“久拖不决”。这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表，迄今为止没有成为突出的内容。（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防部：《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2000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7日；《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年2月21日；参阅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局长张铭清2003年11月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见《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实录》，2003年11月26日，www.gwytb.gov.cn。）
1995-1996年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演习表明，军事手段在“和平统一”战略中，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性”威慑手段，其目的是在“和平统一”这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中，防止事态出现严重的逆转，以致破坏统一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中美关系与中国军事斗争决策
中国三次台海军事斗争的决策都含有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的成分。1950年代的两次军事行动是在与美国军事对峙的背景下发生的，1995-1996年的军事斗争不过是1989年后严重恶化的中美关系在诸多领域中一个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而已。
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同当时中美对抗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从开始为解放台湾进行动员起，就非常关注美国的政策。当时他们虽然在政治动员中称台湾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后一个据点”，但认为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大。（注：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1950年4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10页；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5-286页。）1950年早些时候的这种判断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而根本改变，此后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同对美国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
1954-1955年中国领导人决心在台湾海峡展开军事斗争，主要是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大陆与台湾争夺中国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急剧升级，其背景之一如前所述，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放蒋出笼”政策；二是美国开始同台湾当局就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展开磋商。以往的研究已经大致揭示了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合理的解释。
解放军领导人从1952年即开始着手策划夺取浙江和福建沿海蒋占岛屿，他们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后即决定展开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并着手制定攻占金门的军事计划。（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582页；《当代中国海军》，第189-192页。）不过到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台海形势的一个新特点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放蒋出笼”政策的鼓动下，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在浙江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下，解放军1953年夏季展开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既是实施统一台湾战略的既定方针，也包含着打破美国支持蒋介石在沿海采取攻击行动的目的，后者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是更直接的。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将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定义为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05页；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95页。）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
从沿海岛屿争夺战的过程看，解放军夺取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早在1953年夏季就开始了。（注：《当代中国海军》，第191-192页。）解放军在1954年采取的军事行动与7月下旬大规模展开的“解放台湾”的宣传结合起来，主要是因为美国同台湾当局磋商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这一事件对中国决策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7月初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回国向决策层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在6日的政治局会上专门提到，要争取阻止美国同台湾签订军事条约，要采取宣传和外交两种办法，包括抨击美国的政策和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等。（注：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334页。）有论著描述说，这次会议讨论了美台关系及其影响，与会者显然对美台军事关系的发展深感担忧。（注：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从目前公布的历史文件看，国际上出现的由联合国安排台湾地位的议论等，促使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明确和坚决的行动，宣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注：周恩来：《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1954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84页。）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后，中国媒体开始大规模的宣传。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称：“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注：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585页。）这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确有一种紧迫感，担心台湾问题从此“国际化”。
以往不少论著认为，中国采取的宣传和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以此推论，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加速了美台条约的签订过程。（注：代表这种观点的论述见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收入姜长斌、Robert Ross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不能说这种说法全无道理，但现在看来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就很难使人相信，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和在沿海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就足以阻止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他们毕竟有足够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而且刚同美国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前不久还明确地指出，阻止美台签约需要外交接触。（注：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册，第333-334页。）
问题的症结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理解美台条约适用范围的，即在他们看来，美台条约将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岛屿，而且有可能将封锁中国大陆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注：《周恩来年谱》（上）第405页。）其结果不但会造成台湾的长期分离，而且会对中国大陆构成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解放军甚至无法完成预定的夺取沿海岛屿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夺取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沿海岛屿，是攻防兼备的战略行动，既是为统一台湾创造条件，也是为了防止沿海岛屿被包括进拟议中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而成为美国进攻中国大陆的据点。
中国领导人突出“解放台湾”的宣传和加强对美台协商军事条约的反应，一方面是通过宣传和军事行动，凸显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当然首先就是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同时也是通过强化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前，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等岛屿。11月11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给华东军区的命令中，指示有关部队须积极作战，以迫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能适用于大陆蒋占岛屿。（注：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11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表明，解放军决定尽早攻占浙江沿海岛屿，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注：江英：《50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述论》，见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87页。）夺取一江山岛战役发起的过程表明，解放军领导人的确对美台条约可能影响沿海岛屿形势深感担忧。（注：关于当时军事准备的情况，可参阅聂凤智《三军挥戈战东海》（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71-72页；另可参阅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3页。）
以上分析表明，在1954-1955年台海军事斗争的决策中，政治与军事目标是相互配合的，而夺取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浙江沿海岛屿显然是实质性的，它是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完成夺取沿海岛屿计划（包括阻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包括大陆沿海岛屿）、消除美台利用沿海岛屿威胁大陆沿海安全等的最重要的行动。
由于夺取沿海岛屿既是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又是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合理的推测是，中国领导人更关心的是美台条约是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从这个角度理解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阻止美台签约”，对他们决策的评价至少不应该简单地说是失败的。问题在于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美国会支持保卫台湾本岛，同时为避免与大陆的军事冲突而鼓励或迫使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而这种政策的后果很可能是大陆与台湾更加疏离。
关于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国内及美国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90年代以来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倾向于从中国国内政治中寻找决策的动机，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注：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 6;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171-186；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均见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6、433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266-274页。）不过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是没有揭示1958年的军事行动与1954-1955年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954-1955年的军事行动遗留的问题就是没有完成夺取沿海蒋占岛屿，而且也没有能最终确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否包括福建沿海的蒋占岛屿。所以，在夺取并稳定地控制了广东及浙江沿海岛屿以后，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解决福建沿海蒋占岛屿，对中国决策层来说有其必然性，而选择军事行动的时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军事准备情况和中美关系的状况。其他如国内政治的需要（大跃进等）、中苏关系的影响、毛泽东本人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都不是首要的原因。而且很难进一步说明，这些被罗列的因素在决策过程能起多大的作用。
从1958年夏季的情况看，解放军显然没有完成攻占金门、马祖等的军事准备。不过从7月解放军空军进入福建以后，与其他军事力量相配合，基本完成了福建有关地区的防空建设，并开始夺取制空权的战斗。解放军虽然还无法攻占金、马，但具备了展开有限攻击行动的条件。此时中美关系的状况和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就成了关键性因素。
1955年夏季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57年12月中断。在大使级谈判期间，美国不断帮助台湾加强军事力量，包括1957年在台湾部署地对地战术导弹等。这种情况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统一台湾的战略。早在1956年3月中国领导人就认为，美国有可能利用中美谈判冻结台湾问题，并加强其在台湾和金门、马祖的军事力量。故中国“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断后不久，毛泽东于1958年6月中旬向外交部说明，有必要调整1954年以来的对美政策，应该“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6月30日，中国政府公开向美国发出限期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声明，并突出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严重性和中国“完全有能力解放台湾”。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明了炮击金门与对美政策转变的关系，即炮击的目的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是“要整美国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是考验美国人的决心”。（注：《周恩来军事活动纪要》（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1页；《张闻天年谱》（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97-1098页；《中国政府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1958年6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626-2628页；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手稿，1958年8月1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57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76-77页。）
如果将中国谋求统一台湾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将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中国解决统一台湾问题的一个途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领导人在1958年夏季决定炮击金门，不过是在中美谈判这个途径无法通行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军事选择。试想当时要继续推行统一台湾战略，包括夺取金门、马祖，迫使美国继续谈判等，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当然，1958年炮击金门的结果之一是毛泽东改变了尽快夺取金门、马祖的方针，这将在以下专门论述。
1995-1996年的军事斗争发生在中美关系自1989年夏季开始的持续恶化时期。纵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到1996年春季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可以用波涛汹涌来形容。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理解1995-1996年的台海紧张局势和中美在台海的军事对峙，有两个基本前提不容忽视。首先是中美1996年春在台海的军事对峙是一个时期以来中美一系列矛盾冲突中的一个。这个时期整个中美关系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美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人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等等，都发生了矛盾。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各个重要领域都存在着对抗的气氛。其次是所有领域的矛盾几乎都是经过对抗或采取对抗方式，才获得解决的。如在人权领域持续不断的对抗，以及由此导致的1993年开始的在美国是否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上的对抗；1993年开始的在武器扩散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银河号”事件；1994-1995年初中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走到贸易战的边缘；等等。（注：参阅牛军《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收入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由于所有领域都发生了矛盾和所有矛盾几乎都经历了从对抗到缓解的过程，随后发生的台湾紧张局势也很难成为例外。在中美处于强烈不信任与对抗的气氛中，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某些举动，包括给李登辉发访美签证，被中国决策层定义为是：“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是“外交挑衅”。（注：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7页。）
当然，中国决策层做出上述判断，并不只是因为中美之间总的气氛紧张。从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过程看，有两个基本事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在美国政府宣布给李登辉签证之前一个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经向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保证，克林顿政府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钱其琛在回忆中说，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如此不讲信义感到“震惊和气愤”。（注：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8页。）这表明中国决策层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已经不能再相信美国的承诺，必须采取行动迫使美国收敛其言行。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政府曾经一再与美国交涉，试图通过外交方式消除李登辉访美造成的消极影响，并修复被“严重损害了”的“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但克林顿政府不愿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挽救局势。中国领导人由此断定，克林顿政府存在某种幻想，以为只要美国稍作姿态，中国就会在李登辉访美问题上让步。因此中国政府需要给予有力的反击，以使美国“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注：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5、306页。）从1995年秋季开始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可以认为是中国突出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和向美国显示中国的决心与能力的措施之一。用当时中国政策分析圈内的话语来表述，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震慑台独，敲打美国”。
以上分析大致揭示了中美对抗对中国决策层历次决心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过程中的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中国的军事决定基本上都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处于尖锐对抗或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产物。当然，在这个基本判断下，仍然需要对中国决策过程（经常是比较长时间的）中的一些具体环节是如何受中美关系的影响等等，进行深入、细致和专门的探讨。如在历次台海紧张局势中，中国领导人在军事决策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判断美国的意图，以及他们的判断是如何形成并对决策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
得出上述结论难免要质疑美国学术界所定义的“台海危机”的确切含义和根源。进一步说，防止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遭遇国际危机的办法有想像的那么复杂和困难吗？美国政府能不能不做这样古怪的事情，即像在1995-1996年那样，自己先制造出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紧张局势，然后又去寻找“国际危机法管理”的办法，并乐此不疲。
三、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曾经这样表述他的战略、战术原则，即“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简单地解释，就是在确定了目标以后，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战略层次上，中国完成统一台湾的目标是确定的“草鞋”，但实现的途径、手段、过程的长短等等，则是“没样”的，要“边打边像”。同样，在战术层次上，每次在台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目标也是明确的“草鞋”，至于具体的过程，同样是“边打边像”的。这大概可以说是理解中国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关键。
如前所述，中国三次台海军事斗争的决策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决策目标的多样性、有限性和政策调整的随机性等。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并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模糊。在探讨这些特点之前需要说明，中国决策的特点并不仅仅只是这些，这里限于篇幅只择其要者。
所谓决策目标多样性，是指中国历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都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单一的军事目标，往往是追求外交、政治与军事等多重目标。
所谓决策目标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有限的，即严格遵循战略计划，如在夺取沿海岛屿时采取逐步推进、不贸然对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发动攻占行动，等等。其二是在历次决策中均明确强调，不主动攻击美军，尽可能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决策层在历次台海用兵过程中，不论基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因，都将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例如中国决策层历次台海用兵都选择在美国最不可能直接介入的时机（如1954年底和1958年夏季），解放军历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以不导致美国直接介入为限度的（如1954-1955年攻占大陈列岛和1958年炮击金门），解放军选择的军事行动方式也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导致美国直接介入的（如1958年炮击金门和1995-1996年的军事演习）。中国战略思想中“少久多败”的原则，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领导人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决策，特别是与美国的军事斗争的决策。
所谓政策调整的随机性则是由目标多样性和有限性决定的，即在宏观目标管理下，根据特定时期和特定背景下所确定的不同目标的轻重缓急和军事行动产生的影响，随时修正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强度，并对军事行动追求的目标保持一定程度的弹性，避免军事行动升级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上述三个特点表现在历次台海军事斗争中。1954-1955年的军事行动试图达到的目标包括：第一是迅速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列岛；第二阻止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这一点应该做进一步分析。笼统地可以说这个目标是反对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不过从军事部署和实施情况看，这个目标的实质是防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浙江、福建等大陆沿海岛屿包括在内，甚至扩大到广东沿海已经被解放军攻占的岛屿。第三在政治上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和解放台湾的决心，防止台湾问题被国际化。（注：尹启明、程光亚：《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2页；《周恩来年谱》（上），第40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585页。）
中国决策层为追求上述三个目标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相当慎重，其限度同要达到的目标是比较协调的。在1954-1955年的军事行动中，中国决策层一开始就划定了两条明确的界限。首先是集中攻占沿海岛屿，但不直接进攻台湾岛。即使在是否夺取金门、马祖等福建沿海岛屿问题上，中国领导人都是相当谨慎的。中国决策层已经认识到，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统一台湾将是长期和复杂的任务，即不可能通过当前的军事行动一举完成。（注：《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1954年9月1日，见《周恩来年谱》（上）第412页。）其次是尽可能避免导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毛泽东曾经估计，攻占浙江沿海的大陈列岛，美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注：聂凤智：《三军挥戈战东海》，第38页。）这是解放军选择首攻大陈列岛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战役发起前一再强调要避免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甚至表示，有必要重新考虑发起一江山岛战役的时间表。（注：毛泽东：《关于攻击上下大陈岛时机问题的批语》，1954年8月21日；《关于攻击—江山岛时机的批语》，1954年12月11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33、627页。）中国领导人在外交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表明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将限于大陆沿海岛屿等，在此不赘述。（注：《周恩来年谱》（上），第421、478-479页。）
这一阶段政策调整的随机性主要表现在对金门等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上。1954年夏季的军事行动展开时，解放军尚未完成攻占金门、马祖的军事准备，也没有准备立即实施登陆作战。1955年2月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列岛后，中国决策层便面临如何处理金门、马祖的问题。毛泽东曾经估计到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一定的军事压力下，国民党军队有可能像在大陈列岛那样自己撤出。他在3月14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说，如果“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周恩来亦向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说明了中国决策层的设想，其中包括和平收复沿海岛屿。（注：毛泽东：《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1955年3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1页；《周恩来年谱》（上），第478-479页。）同时解放军加快在福建部署空军力量，一方面配合外交努力，另一方面为未来军事行动做准备。（注：毛泽东：《对粟裕关于部署部队进驻福建新建机场的请示的批示》，1955年5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28页。该电文注释披露了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提出的作战建议。）这是2月28日解放军完全占领大陈列岛后没有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
也正是因为解放军当时没有立即将登陆作战延伸到金门和马祖的计划，所以在大致确定台湾海峡有可能爆发“国际战争”后，中国领导人即决定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争取同美国谈判。（注：周恩来：《关于出国后在各地商谈台湾问题的报告》，1955年4月30日，参见《周恩来年谱》（上）第474页。）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以此为标志第一次台海军事斗争基本结束。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著对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的动机和目标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揭示了毛泽东等这时对国际形势的极度乐观估计、国内政治的考虑、外交思想的激进化等等因素的影响，并认为给大跃进鼓劲和支援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决定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这些观点无疑都具有启发性。（注：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均见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6-57、433-434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266-274页。）不过也应该看到，已有的研究没有合理地解释一个明显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如此之有利，以致中国能够支援远在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却不能在自己家门口进一步向前推动统一台湾战略，即最后完成夺取沿海岛屿的战略计划？甚至他都不会产生这样的愿望？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
导致上述偏差的一个原因是忽略了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与1954-1955年夺取浙江沿海岛屿战役的联系。从当时“两步走”的统一台湾战略看，最终夺取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等岛屿，是完成夺取沿海岛屿战略的最后一步。实际上最有可能的是，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通过军事行动，向前推动统一台湾战略。如果了解了解放军的战略计划和1955年春季以后持续不断的军事准备，那么可以认为，毛泽东在诸多谈话中没有突出统一台湾这个目标，原因很可能就是，在中国领导层中它已经是不需要强调的了。例如从1955年到1957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示空军准备1958年进入福建以前，彭德怀已经五次向决策层建议在福建部署空军。（注：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39页。）
毛泽东提出空军准备在1958年进入福建以后不久，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空军司令刘亚楼等军队领导人在1958年1月19日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空军进入福建的时机时，全面分析了进入福建后美国和台湾当局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他们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抓住金门、马祖这两条小辫子”，即用空军、海军舰艇和炮兵进行封锁，结果是“有可能将金门、马祖的敌人迫走”，至少可以迫使蒋介石“停止对福建地区的轰炸”。该建议提出，最早可在7月或8月展开军事行动。（注：参阅沈卫平《8·23炮击金门》（上）（华艺出版社，1998年）第93-99页。）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军委例会上和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彭德怀指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用炮击封锁金门、马祖的能力，并提出拟在7月或8月开始军事行动。（注：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32、239页；王焰：《彭德怀年谱》，第675页。）
上述解放军领导人的讨论和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可以大致说明，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福建沿海岛屿，是炮击金门的主要动机之一，或者说是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前引毛泽东所说的“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等，当然也是军事行动的目标。不过它们表明的是，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把握，炮击金门就一定能够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福建沿海岛屿，其中的关键还是美国的政策，即美国是否决心直接介入福建沿海岛屿的军事冲突。中国决策层内也有人认为，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而且坚守不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858页；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6-77页；《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23-424页。）
总之从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看，1958年炮击金门概括地说有几层目标：最高一层是争取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彻底完成夺取大陆沿海岛屿的战略目的；其次是掌握美国在台海地区涉及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底线，即美国可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底线在哪里；当然，毛泽东所称的支援“中东人民革命”、在国内为大跃进“鼓劲”、给美国套上“绞索”等等，也都是附带的政治目标。
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仍然有两个界限。首先是作战行动限制在沿海岛屿地区。在解放军空军进入福建后，中央军委就空军的作战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即主要在金马上空，主要任务是夺取福建地区的制空权，对台湾本岛实施空中打击的前提是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的沿海城市，如上海、杭州等。炮击金门开始后，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海空军不进入公海以及不攻击台湾岛的方针。（注：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战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7月26日，参见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19-320页；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参见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贡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68-373页；《毛泽东传》（上）第859-860页。）
其次是不直接与美军冲突，并避免有可能导致美军直接介入的任何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有关避免与美军直接冲突和避免采取有可能导致美军直接介入的指示和部署等，已经为众多论著所描述。（注：参阅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857-861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333-342页。）解放军限制作战范围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避免导致与美国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中国决策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原则。由此合理的推论是，毛泽东尽管用相当积极的语言如“东风压倒西风”等，描述国际形势是十分有利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他已经不能合理地判断国际形势。他心目中的“国际形势有利”之“利”其实是相当有限的，不过就是美国的力量被严重分散，以致中国可以在福建沿海岛屿采取有限军事行动时，美国难以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如此而已。（注：参阅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342-343页。）至于军事行动的限度在哪里，中国领导人是在军事行动中逐步测试出来的。
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前促使赫鲁晓夫访华，是否包含着借助苏联威慑对美国的动机。7月22日毛泽东就“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等问题，谴责苏联企图继续其“控制”中国的“大国主义”政策，并要求赫鲁晓夫访华予以澄清。（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4页。）这一事件导致赫鲁晓夫于7月31日到8月3日访华，并与毛泽东共同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其中包括宣布中苏双方“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注：《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至少也是在赫鲁晓夫来到中国后有意地加以利用，以便在国际上造成苏联支持中国炮击金门的印象。很难想像，在解放军全力准备炮击金门的时刻，毛泽东宁愿为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样两个从哪个角度看也不值得兴师问罪的事情，不惜冒有可能破坏在当时特别显得重要的中苏同盟的风险。反之，中苏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时刻在有双方国防部长参加的情况下会谈，对美国决策层将产生压力则是可以预期的。（注：参阅沈志华《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顺便指出，在1954年开始夺取浙江沿海岛屿作战时，赫鲁晓夫曾经于10月率团访问北京。
1958年炮击金门过程中，中国的政策调整是相当明显的。当炮击金门开始显现其效果，美国也表明不愿被卷入两岸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军事冲突时，中国决策层断然决定不攻占金门、马祖，将它们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一揽子”解决，“一下子收回”。（注：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周恩来同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78页。）这个决定实际上意味着攻占沿海蒋占岛屿战略宣告结束。政策调整的过程已有诸多论著详细描述。导致这次重要的政策调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针对台海紧张局势进行的军事部署规模是中国领导人所没有预见到的，美军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证明，毛泽东最初保持谨慎是完全必要的。（注：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55-856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毛对在福建沿海岛屿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将不会导致美国直接介入的估计，也是准确的。其二，当美国透露出有意不愿帮助蒋军保卫金门、马祖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信，在台湾问题由于美国的干涉将长期化后，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更有利于阻止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注：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6页；周恩来同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78页。）从政策调整的过程看，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三，通过炮击金门，中国领导人大致掌握了美国对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并不是进攻性的，甚至有可能不再帮助台湾当局防卫这些岛屿。因此他们相信，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已经没有迫在眉睫的来自福建沿海岛屿的安全威胁，即美国不大可能利用它们攻击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则没有这个能力。（注：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4页。）这种判断极大地缓解了使用武力夺取这些岛屿的压力。
关于1995-1996年以解放军军事演习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行动，限于档案文献，迄今还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不过从事态发展的进程看，前述中国有关决策的三个基本特点同样存在。
钱其琛回忆录比较清楚地概括了中国决策层对1995年李登辉访美的性质和影响的判断。中国决策层认为，克林顿政府决定给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的目的，是要“测试一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并相信只要略加安抚，中国“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克林顿政府这种行动有两个背景：一是美国长期推行“以台制华”的既定政策；二是国际上的一些反华势力在推波助澜。至于李登辉访美的后果，中国决策层认为是相当严重的，包括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政治基础”，鼓励了台湾当局的分离主义政策，同时也助长了国际上的反华气氛。（注：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7-308页；《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声明》，199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1995年5月25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声明》，199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1995年5月25日；《忠实履行我军神圣使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68周年》（社论），《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迟浩田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68周年大会上致祝酒辞，《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不攻自破的谎言》，《人民日报》1995年6月9日；《美国究竟要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人民日报》1995年6月18日。）
根据上述中国决策层判断，大致可以肯定，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解放军一系列军事演习至少有两个目标：首先是警告美国方面，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中国的底线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警告国际上反华政治势力，不要蓄意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注：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8页；《忠实履行我军神圣使命》（社论），《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迟浩田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68周年大会上致祝酒辞，《解放军报》1995年8月1日。）其次是影响台湾的政治局势，阻遏其内部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的具体阶段针对不同的议题，可能有具体的考虑，这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去证明。（注：《“民主”外衣下的“台独”——再评李登辉最近关于两岸关系的谈话》，《解放军报》1996年3月7日；《“显性台独”与“隐性台独”的双簧戏——评彭明敏近期言行》，《解放军报》1996年3月8日。）
后来的发展表明，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解放军展开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固然凸显了军事斗争在和平统一台湾战略中的特殊作用，但其本质就是军事威慑，是为了防止台湾海峡局势演变成国际危机的重要步骤。解放军军事行动的限度也是一清二楚的，既不准备攻击台、澎、金、马的任何一部分，更没有任何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意图和可能。同50年代中国两次台海用兵相比，没有任何理由能使人们相信，解放军公开宣布了目的、规模、时间和地点的军事演习，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不过仍然有几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如：中国决策层是否预见到，美国在1996年3月的军事演习过程中，会做出派遣两个航空母舰编队这类的军事反应？（注：如果根据苏格的论述，从逻辑上推论中国政府应该已经预见到美国会做出军事反应。他认为，1996年3月解放军的演习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图，即针对1995年12月美国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和台湾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747-748页。）中国决策层是否事先有所准备，以应付美国可能做出的军事反应？美国的军事反应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决策目标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显然只能在获得更多的历史证据的基础上，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
以上分别研究了军事斗争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地位、与中美关系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并初步分析了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分析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的一个基本框架。当然，这个框架的每个方面都还要做更全面地梳理、研究和概括；每个方面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在历次军事斗争决策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做更深入具体的分析。本文的探讨只是初步的。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学术界对历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研究远不能说是足够充分的。为了将这个如此重大的课题的研究推向前进，一方面有必要更加详尽地分析目前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则需要更加充分的和多方面的理论准备。
最后要指出的是，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在本质上是中国统一台湾战略的必然反映。不同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军事斗争的决策，但中国统一台湾的战略是决定军事斗争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和规模、强度和限度等的根本因素。它既是军事斗争的基本动力，也是军事斗争决策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透彻地理解统一台湾战略，是研究历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