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渤海论文,日本论文,高丽国论文,交聘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4-0069-07
唐代中国东北的渤海政权在与日本国交聘的初期，出现日本称渤海国为“高丽国”的现象，这一现象成为国内外学者关于渤海国是否为高句丽政权后继者的争论焦点之一。最近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高丽国”是日本国为确立对渤海政权的君臣身份，强加给渤海政权的。[1]笔者认为这固然是其中因素之一，但渤海政权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些做法，也是日本国出现“高丽国”误解的因素之一。
一
“高丽国”是指古代中国东北秽貊族系人建立的地方政权——高句丽，公元前37年建国于东北的东南部地区，其后发展为横跨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强大政权，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以其地建立安东都护府。30年后，公元698年粟末靺鞨人大祚荣于“挹娄故地”建立渤海政权（初期称为震国、靺鞨国），后来逐渐发展占领了原高句丽的部分地区，其东南部亦达到朝鲜半岛的北部。秽貊族系的古高句丽人与肃慎族系的靺鞨人是两个邻近的不同的原始民族，这在国内外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渤海与高句丽政权在时间上前后相距不远，统辖地区又有重合部分，渤海政权的开创者大祚荣所在的靺鞨部落曾是高句丽政权属部，而且在渤海建国之初有许多高句丽遗民投奔渤海，高句丽王室的同姓高氏在渤海政权内成为地位较高的右姓，并受到重用。这些因素使人们在认识渤海政权与高句丽政权是否有承袭关系的问题上容易产生误解。
唐朝对于东北地区的藩属国——渤海政权的族属是有清楚认识的。唐中宗时“使侍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遣子入侍”。（《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此时唐已从靺鞨王子的口中得知其政权是由靺鞨人建立。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派遣鸿胪卿崔忻为“敕持节宣劳靺鞨使”前往靺鞨国，“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注：在今辽宁旅顺发现“唐鸿胪井阑铭”：“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见《满洲金石志》卷一《唐·井阑铭》，罗福颐辑校，满日文化协会印行本。《新唐书》卷219《渤海传》。）出自唐人之手的诏书、书籍（如杜佑《通典》）等都称其为靺鞨或渤海，未见到称渤海为高丽的现象。然日本国在与渤海交聘的初期却一度将渤海当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其中原因只要从渤海与日本交聘的起因及交聘的目的入手进行考察，便不难理解了。
渤海与日本交聘始于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时期。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大武艺嗣位，采取积极扩大疆宇的政策，统一了周边邻近地区靺鞨等土著部落。渤海的武力扩张对东北部的黑水靺鞨形成威胁，黑水靺鞨遣使到唐朝，请求置州设官，欲依靠唐朝的势力与渤海抗衡。黑水靺鞨的请求与唐朝统治者的愿望正相吻合。开元十三年（725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遏制了大武艺北进发展的策略，这使大武艺大为恼火，决意与唐朝相对抗。
为了寻求政治上的盟友，大武艺将目标投向海外的日本国。唐开元十五年，日本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年），大武艺“遣郎将高仁义，游（击）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那娄等二十四人赉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续日本纪》卷10《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但是，高仁义率领的交聘团误入虾夷人领地，高仁义等十六人被害，首领高斋德等八人从虾夷人手中逃脱，携带国书来到日本。大武艺在国书中明确表示与日本国交聘的目的是“亲仁结援”，“永敦邻好”。（《续日本纪》卷10《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为达到这个目的，渤海王的确是费了一番心思，首次派往日本国的使团长官主要是武将，《续日本纪》卷十记载高仁义的官职为“宁远将军”，其副职为游（击）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那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与军事结盟的意愿。同时，出于原高句丽政权与日本有多年的交聘关系，日本对高句丽的语言和国情比较熟悉的原因，渤海使团的长官与随从中多有原高句丽遗民，如高仁义、高斋德等。并且大武艺在国书中又言渤海国是“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希望日本国能够接纳渤海使者。
渤海使团历经艰险来到日本，虽然原长官高仁义身死虾夷，但带领使团到日本的高斋德仍是原高句丽遗民或后裔。日本国接纳了渤海使团，但也给日本人留下了错觉，认为“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续日本纪》卷10）高斋德等渤海使者在日本受到友好的接待。次年，日本派从六位下引田虫麻吕为送渤海使，随高斋德一起来到渤海，并带来了日本国书，书中曰：“天皇敬问渤海郡王：省启具知。恢复旧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宜佩义怀仁，监抚有境。沧波虽隔，不断往来。便因首领高斋德等还次，付书并信物：彩皇一十匹，绫一十匹，絁二十匹，丝一百絇，绵二百屯，仍差送使，发遣归乡。渐热，想平安好！”（《续日本纪》卷10《日本圣武天皇答武王书》）国书中所言“沧波虽隔，不断往来”，表明日本愿与渤海交往，这正是大武艺所期待的。正因为渤海与日本建立了交往关系，大武艺才下决心发动了渤海历史上唯一一次对唐战争。
开元二十年（732年），“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武艺亲自率军寇抄辽西郡县，“兵至马都山，屠城邑”。（《新唐书》卷136《乌承玼传》）翌年，唐玄宗发幽州兵征讨大武艺，又令新罗王侍子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黑水靺鞨与室韦部等亦派骑兵五千助唐，（《昌黎先生集》卷26《乌氏庙碑铭》）唐朝击退了大武艺的进攻。不久，大武艺向唐朝上表谢罪，得到了唐帝的宽恕。（注：《文苑英华》卷471《玄宗敕渤海王武艺书》中有“卿往者误计，几于祸成，而失道未
遥，闻义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过，收物之诚，表卿洗心，良以慰意”之句。）
大武艺时期，渤海与新罗政权在大同江上游展开了争夺战，新罗圣德王“征何瑟罗道丁夫二千，筑长城于北境”。（《三国史记》卷8《新罗圣德王纪》）由于这次战争的影响，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赐浿江以南地境”与新罗，（《三国史记》卷8《新罗圣德王纪》）以牵制渤海。新罗占领浿江（又曰浿水，今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土地后，渤海与新罗关系更加敌对。另一方面，渤海与唐朝及周边的黑水靺鞨、室韦等民族的关系一时仍然较为紧张。在这种孤立的形势下，渤海与日本之间的交往关系越发显得重要。
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武艺卒，子大钦茂即位。唐遣使册封“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其父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钦茂承诏赦其境内，遣使随（唐使）守简入朝贡献”。（《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大钦茂在位期间，对唐朝谨守臣礼，“频遣使来朝，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并“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积极输入中原文明。“迄帝世朝献者二十九。宝应元年（762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唐会要》卷36、《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渤海终于从对唐战争的阴影中走出，重新得到唐朝的信任和赏识。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渤海国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大钦茂仍积极开展与日本的交往，即位后第二年，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便派遣若忽州都督胥要德、云麾将军已珍蒙等出使日本，表达了“义洽情深，每修邻好”的意愿。（《续日本纪》卷13《文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大钦茂时期虽然与唐朝恢复了友好的臣服关系，但因为边界问题与东南部新罗政权的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唐贞元六年（790年）新罗元圣王“以一吉湌伯鱼使北国”，（《三国史记》卷10《新罗元圣王纪》）欲与渤海通好，但渤海反应较为冷淡。渤海一代与新罗政权关系似乎敌对时间长，通好时间短，这对渤海王国与日本交往的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渤海努力保持与日本友好的交往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为了对新罗形成一定的威胁。
渤海国在大钦茂时期，社会经济与政治迅速发展，逐步由落后的奴隶制度向唐朝的封建制度发展。渤海国是以靺鞨为主体民族，渤海中心地区的靺鞨人与边远地区的靺鞨人社会发展不平衡，他们居住在平原、山川、森林、河流等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其社会经济呈现出农、牧、狩猎、采集多种类型共存的复合型经济状况。这决定了渤海国对外经济交往活动十分频繁，形成了与唐朝、日本及邻近民族和政权之间的五条交通要道，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外贸易活动直接关系到渤海经济的兴衰。在渤海对外贸易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唐朝，其次即是日本。因此经济利益又是渤海努力保持对日本交往的重要目的之一。
在大钦茂前期，渤海与日本交往的目的尚是以政治为主。大钦茂后期，逐渐转向以经济目的为主。这从渤海国派往日本使团长官的身份便可反映出来。大钦茂二十二年（759年）以前派遣到日本的渤海使团长官是以武将为主，如辅国大将军、行木底刺史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二十五年以后，渤海使团的长官则转为以行政官员为主，如政堂省左允王新福、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史都蒙、匡谏大夫、工部郎中吕定琳等。9世纪以后，日本在经济贸易上开始限制与渤海进行交易，但却主张与渤海进行文化交流。于是渤海以有才华的文官为使团长官，可称为文化大使，如文籍监裴颋、文籍院少监王龟谋、裴璆（裴珽子）等人。（《渤海国志长编》卷7《大事表》）
由于渤海与日本交往具有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渤海与日本交往中除非重大原则问题以外，对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渤海王室往往权宜处之。如大钦茂时期，日本孝谦天皇欲使渤海对其称臣，在国书中称：“仍检高丽旧记。国平之日上表，文云：族惟兄弟，义则君臣。或乞援兵，或贺践祚。修朝聘之恒式，效忠款至恳诚”。（《续日本纪》卷19）对于日本要求渤海国称臣的原则问题，渤海王没有让步，采取回避的态度婉转地拒绝了日本。从大钦茂十六年到三十五年，约二十年间，日本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在此期间改称渤海王为高丽王，渤海使改称高丽使。但渤海王在国书中始终没有向日本称臣。由于渤海作为日本在大陆上的政治、经济伙伴，对日本有重要作用，大钦茂末年日本天皇在与渤海往来的国书中又恢复了“渤海国王”的称呼，并不再提让渤海称臣之事。
对于日本视渤海为高丽的后继者，渤海王室并没有特意去辨别，而是向日本提出依照高句丽旧例进行交聘活动，并利用这一点作为与日本拉近关系的手段。如渤海康王大嵩璘时期，日本打算将渤海与日本交聘的时间定为每六年一次。798年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的国书中说：“六年为限，窃惮其迟。请更贶嘉图，并回通鉴，促其期限，傍合素怀。然则，向风之趣，自不倦于寡情；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氏。”（《日本逸史》卷7）以高句丽与日本交往的旧例向日本提出请求，不要限制交聘的年限。日本桓武天皇依其所请，“宜其修聘之使，勿劳年限”。（《日本后纪》卷8）可见渤海靠此手段是可以获利的。
由于上述原因，自渤海与日本交往初期以来，以高句丽后裔身份的官员为使团成员的现象，终渤海一代始终存在。据学者统计，渤海与日本交聘前后派遣使团34次。[2](P142)据笔者所见的日本史书记载统计，渤海以高句丽后裔身份的官员为大使的有7次：
渤海与日本首次交聘，大武艺仁安八年（727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宁远将军高仁义。
文王大钦茂大兴二十二年（759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辅国大将军、玄菟州刺史高南申，副使高兴福（官职无载）。
大兴四十二年（779年）派遣的押领使为高泮弼。
康王大嵩璘正历十五年（809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和部少卿高南容，又有首领高多佛。
定王大元瑜永德元年（810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高南容（再次出使日本）。
宣王大仁秀建兴五年（823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高贞泰（官职无载）。
建兴七年（825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正堂省少卿高承祖。
日本史书中关于渤海到日本交聘团的成员，一般只记载大使与副使的名字，对一般成员记载不多，在仅有的几次关于使团一般成员记载中都有高氏官员，如：
文王大钦茂大兴三十九年（776年）派遣的使团，大使史都蒙、大判官高禄思、少判官高郁琳、判官高淑源、大录事史道仙、少录事高珪宣等。（《续日本纪》卷34）
僖王大言义朱雀二年（814年）派遣的使团，大使王孝廉、副使高景秀、判官高英善、王升基、录事释仁贞、乌贤偲、译语李俊雄等。（《日本后纪》卷24）
大彝震咸和十一年（841年）派遣的使团，大使贺福延、副使王宝璋、判官高文
、乌孝慎、录事高文寅、高平信、安欢喜。（《续日本后纪》卷11）
大彝震咸和十八年（848年）派遣的使团，大使王文矩、副使乌孝慎、大判官乌福山、少判官高应顺、大录事高文信、中录事多安寿、少录事李英真等。（《续日本后纪》卷12）
尽管这是非常不完全的统计，但也可反映出在大钦茂时期使团成员中高句丽后裔身份的官员明显高于其他时期，这与大使的民族出身所反映的现象是一致的。日本方面迎送渤海使的官员有时也以流入日本的高句丽后裔来担任，如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777年），渤海使“史都蒙等归蕃。以大学少允、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为送使，赐渤海王书”。（《续日本纪》卷34）
若将渤海政权派往日本的交聘使团成员与派往唐朝的朝贡团成员的民族身份相比较，可看出渤海派往唐朝使团的成员主要是以王室大氏贵族与靺鞨贵族为主，而高氏官员与汉姓官员的数量大致相当，数量都较少。渤海以唐朝为宗主国，接受唐朝的册封，担任唐朝的地方官官职，与唐朝有密切的朝贡、质子等政治关系。对渤海来说，对唐朝的朝贡远比与日本的交聘更为重要，派往唐朝的使团成员的身份更为尊贵和重要，应是渤海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渤海统治集团的民族构成。因此，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渤海王以原高句丽遗民身份的官员出使日本，只是一种政治手段。
三
从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问题，又引发出关于渤海人是否存在“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问题，这是在讨论渤海族属或渤海是否为高句丽政权的后继者时必须辨析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出于对渤海与日本之间往来国书内容的理解，故当深入剖析渤海王给日本天皇的国书中与“高丽”有关字句的含义。渤海国书中“高丽”一词首次见于《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其中有“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的句子。从当时渤海政权的规模看，已经基本占据了原高句丽政权的部分故地。高句丽早期的居住地在浑江流域，东汉时期，高句丽西边占据了今辽宁新宾一带，北到辉发河流域和第二松花江上游，东至今吉林延边，南至清川江一带。[3](P356-357)4、5世纪高句丽占领了乐浪、辽东郡，并将统治重心迁移到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但仍视浑江一带地区是其勃兴故地。渤海建国于靺鞨故地（长白山一带地区），武王大武艺时期“斥大土宇”，其统辖地区“东境已越绥芬河达到沿海地区；东南逾图们江，南面逼近朝鲜半岛之大同江一线；西至北流松花江中下游地区”。[4](P47)大武艺自称“复高丽之旧居”，虽有些夸大但也基本符合事实。占领高句丽故地后，原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成为了渤海国民，其中当有许多高句丽的遗民，从此渤海国内“有扶余之遗俗”，也是事实。在考古资料中渤海文化呈现出靺鞨、高句丽、汉等多种文化因素，这已成为国内外学界的共识（但是以哪种文化为主有分歧）。其中高句丽文化因素是渤海占领高句丽故地后才显现出来的，并不是渤海政权固有的文化。
韩国学者认为，渤海在“康王时代，也集中显示出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即指《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书》中有“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氏”之句，认为“康王本身曾亲自显现这样意识一事，从阐明渤海人立场的这一点，不能不予以注目”。[5](P30)实际上，康王在这里只是要求日本按照与高句丽交聘的惯例对待渤海，希望日本对待两个交聘国能一视同仁。这种外交要求在国与国的交聘中是常见的现象，并不能用外交上相互攀比的要求，来说明后者对前者有国家的继承意识。康王所追求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而与所谓“继承国家意识”丝毫没有关系。
日本天皇称渤海为“高丽”首次出现在《日本孝谦天皇致文王书》，（《续日本记》卷19）目的是欲使渤海向日本称臣。此后在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日本国家文书中将渤海王改称为“高丽王”。1966年在日本奈良出土一件木简墨书中有关于“高丽使”的记载：“依遣高丽使回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廿八日进二阶叙。”[1]日本天平宝字二年即渤海文王大兴二十一年（758年）。墨书木简正是这个时期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考察日本史书中关于渤海王与渤海使改称为“高丽王”与“高丽使”的记载，都是日本方面对渤海王和渤海使的称呼，没有一处是渤海人的自称。在《续日本纪》卷二十二有一段记载，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年）正月“高丽使杨承庆等贡方物，奏曰：高丽国王大钦茂言……”。这里关于奏言者的身份是日本人，还是渤海人的记载不清，似乎是日本人。至于渤海王大钦茂没有明确辨别自己不是高句丽王朝继承者的原因，已在前面论述，不再赘言。
另外，韩国学者还提出，日本朝廷于827年5月以高句丽后裔直道宿祢接待渤海使臣杨成规一行，“与761年向渤海派遣的日本大使高丽大山，以及777年派遣的高丽殿嗣均系高句丽系统之事相互关联。这些都是意识到渤海乃高句丽之后裔国家的行为”。[6](P192)实际上，这是日本国对于渤海派遣的使团成员多有高句丽后裔的现象，作出的相应反应。至于日本国是否有渤海是高句丽的后裔国家的错误意识，在渤海统治者看来并不是首要的大事。前面已论述了在渤海与日本的交聘中，寻求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是其最重要的目的，对于日本的误解，渤海王采取了委婉的态度，即不明确否认，又坚持以“渤海”为国之根本，正是这种强烈的渤海意识使日本只是短时期内用“高丽”称呼渤海，在其政治目的无法达到的情况下，又恢复了渤海的称号。
综上所述，关于渤海与日本交聘中的“高丽国”问题，是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应将其放在渤海与日本交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去考察，从双方的利益出发进行考察，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至于“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是在对上述问题没有清楚认识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观臆想，应予以纠正。
收稿日期：200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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