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英国论文,模式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5月1日，英国大选揭晓，工党以绝对优势击败保守党，结束了其自1979年以来连续18年在野的历史。工党的这一胜利，固然是其近些年来转变施政纲领和政策主张，包括更新经济管理模式、调整福利政策、改换建党原则、转变外交思想以及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其经济政策的调整，即工党面对接连大选失败的颓势，对其长期固守的传统经济理论政策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了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所谓的“理想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社会公正与计划干预，忽视经济效益和市场作用的指导思想，放弃坚持了70多年的国有化目标，主张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工党提出要在分析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要求在“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这一原则指导下，建立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的经济体系。本文试图考察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一、从国有化、计划化到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
英国工党从其创党初期开始，就把国有化既看作是促使经济发展的改良措施，又看作是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的重要手段，甚至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目的本身。体现英国工党国有化思想的1918年通过的党章第四条款规定：要确保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享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要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以及在能够获得的民众管理和对行业或服务业进行控制的最佳体制的基础上，对劳动成果进行最公平的分配。在这里，生产资料“公有制”原来包含国有与私有的意思，但后来则单指国有化了。自那以后，工党在历次政策声明和纲领性文件中，都一再重申工业国有化的主张。
在实践上，英国工党于战后40年代和70年代执政期间，曾两次掀起了国有化高潮。发生在1945～1951年间的第一次国有化运动，使英国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达20%，国家主要以有价证券形式向原企业主偿付了27亿英镑的补偿金，并接纳了200万名左右原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雇员。70年代掀起的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则使国有化的范围从原先主要是燃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基础设施，发展到部分制造业（如船舶制造）和新技术部门。
英国工党对这种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也曾有过辉煌的业绩。可以说，工党的国有化政策在战后初期解救了英国经济的困境。国有化运动对英国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都产生了效益。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加强，“混合经济”体制取代了过去的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国有化促进了一些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一些传统工业部门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煤炭、电力等工业迅速扩展，提供了大批就业机会，加之工党政府大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平等趋向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艾德礼曾经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注：《泰晤士报》1948年1月4日。）
但是，英国的国有化政策也有其严重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逐渐产生官僚化，企业缺乏灵活性，效率不高。此外，原先购买私有企业时付出代价太高，给国家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工人也感到其劳动剩余依然流入占有者手中，与资方的关系没有什么改变。这就使国有化政策不断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党内和党外的批评和攻击。
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的衰退，工党在大选中的接连败北，促使工党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的经济政策和原先的社会主义信念。围绕修改党章第四条款的内容和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工党进行了长达三四十年的艰辛探索。其间，60年代工党领袖威尔逊上台执政期间，曾经把政策的重点从国有化转移到“计划化”上来，力图逐步把国有化问题从党的议事日程中取消。1983年接任工党领袖的金诺克(Neil Kinnock)为了使工党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引导全党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并邀请一批同情和支持工党的知名学者深入探讨工党失利的原因。这批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的研究班底，定期集会进行研讨。牛津大学的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教授最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后经持续几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学说。这种理论学说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索尔·埃斯特林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一书中。
然而理论上的突破并不等于组织路线的更新。从组织上通过决议修改党章第四条款的问题几经波折，直到1994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就任工党领袖之后才出现重大转机。布莱尔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建设“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工党进行改革。经过不懈的努力，新的党章终于在1995年4月29日得以通过。修改后的章程放弃对生产、分配、交换手段实行公有制，主张建立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系，把繁荣的私营部门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结合在一起，那些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部门由公共所有，向公众负责。这是第一次在党章里对混合经济、市场、竞争及私营经济持肯定态度。党章第四条款的成功修改，赢得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好感和支持，成为工党1997年大选获胜的关键，也标志着工党从组织上对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确认。
二、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主张
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固然是英国工党迎合选民意志不断修正经济政策的产物，但这决非是权宜之计。政策修改过程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在探讨中，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被怀疑乃至否定，由此得出的新见解构成了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第一，通过对所有制的反思，摒弃无条件主张国有化的观点，主张公有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按照英国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国有化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是与保守党、自由党等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形势逼迫工党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所有制问题。
在反思中，工党改变了把国有化作为社会主义目标的传统观点，放弃了无条件实行国有化的政策，而将其视为实现自己“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政府常常为国有化计划付出高昂代价，……国有化的基本问题在于，它几乎始终涉及到对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所有权’掌握在人民、工人阶级或某种其他大集体的手中，而‘控制权’则属于管理阶层，他们几乎没有动力按高效的方式或令工人满意的方案组织生产。”（注：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152页。）基于这种认识，工党指出，国有化甚至并不是一种实现自己“社会主义目标”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可以不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因此，新的工党经济政策主张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当国有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改善财富不均时，就采用国有化；反之，则可以实行私人所有。
第二，摒弃对市场的偏见，认为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联姻，主张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传统的社会主义极力反对市场。韦伯曾经说过，“市场和竞争导致堕落和死亡”。市场和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处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两极，是难以并存的。在这里，市场经济被定义为以私有制为基础、通过自发的市场机制调节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计划经济则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继承这一传统观点，英国工党在长期实践中，也把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把计划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试图用一种中央计划机制取代市场，认为这样就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所有的冲突和竞争，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合作与平等。然而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格局下，中央计划经济非但没能消灭浪费，促进效率，显示出它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反而暴露出自身愈来愈深刻的危机。
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观念摒弃了对市场的偏见。他们认识到市场是一种特定的经济组织方式，是调节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工具。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依赖的是市场。但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注：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通过对现实的考察和反思，他们把计划与市场只是看作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当作配置经济资源、分配经济权力和协调经济决策的两种不同的但是互相兼容交错的手段和方式，指出，“实际上，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所谓的市场经济，也对各种各样具体的活动领域（在福利系统、教育或多分支公司内）实施计划。同样，计划经济中也出现了市场，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以填补分配上的空缺。”（注：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据此，工党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方面的作用，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的领域内，主张利用市场这一中性的经济手段作为主要的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方式。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市场“联姻”，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
第三，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目的－状态”式理解的反思，放弃以“结果平等”为目的导向的理论，强调“起点平等”。
社会主义向来被看作是一种“最终状态”。传统上认为它所强调的是某种形式的社会结果，如较大程度的平等，较大范围基本需求的满足，为公民争取更大的自由等。受这一传统社会主义“目的－状态”式理解的影响，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寻求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和正义等基本价值观的特定模式，在政策上反映为通过税收和补助，以至通过福利国家，确保国民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准方面的基本标准。
这种对追求最终结果的理解，以及由此选择的福利政策受到了不少指责。批评者的意见有在运用资源时效率低下；对资源使用者的需要和愿望反应迟钝，却对被雇佣者的利益更为关注；产生依赖状况并严重破坏了经济激励因素和其他激励因素；无论是在诸如教育和保健等具体福利领域，还是在广泛的社会中都没有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工党对此进行反思的结论是，必须放弃以“结果平等”为目的导向的理论，从由强调人们在市场交易后享有同样的价值自由，转而考虑如何使人们以有效的方式进入市场，强调“起点平等”，即赞成一开始就采取某种方式（比如从现金入手采取凭单方式）进行重新分配，以使人们在资源（包括个人的收入、接受教育的资格和享受终身医疗保健的资格）方面以较平等的基础进入市场。“市场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即市场社会主义的目标）乃是起点的较大平等，亦即人们平等地进入市场。人们应当一开始便享有平等，而不是最终才享有平等。”（注：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基于这些考虑，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赞同“把市场作为有效使用资源的程序和自由选择的保障者”，但同时也反对自由主义者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主张“打破垄断”和制定法律以保证不发生有产者对无产者的“胁迫性交易”。它强调“关注进入市场的个人自由的条件”，用制度保证“最高程度的选择自由”。由于资本和权力的过分集中很容易产生胁迫性交换，对平等自由构成威胁，因此，他们主张“采取合理的原则使生产资料领域中的资本和财产权利在社会上更为广泛地分散开来。”（注：索尔·埃斯林特、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74-76页。）从个体的角度看，可以给予个人以某种拥有资本的权力，增加每个人在市场中的有效性；从群体的角度看，可由国家占有资本，然后再由国家向工人所有的企业租赁资本。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市场更自由、更公正。
三、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
作为对其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修正的产物，工党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既有区别于自己传统的一面，又有不同于自由党、保守党的一面。它强调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在考虑平等、自由、效率的基础上加以确立。
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把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作的主导机制，而将中央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当作在主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用的方式。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埃斯特林(Saul Estrin)和温特(David Winter)指出，“在一个希望采纳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的工业社会中，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它们与其他制度在一起，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为一个经济制度配置资源提供信息和刺激。”（注：索尔·埃斯林特、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在他们看来，市场是协调业已分权的经济决策的最有效的形式。如果将市场作为主导机制，计划可以在必要之时和必要之处加以运用。相反，如果将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则市场所赖以兴旺的特征如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精神势必受到压制，市场的作用也就会日渐式微，以至不能有所作为。“因此，主要的交换机制只能是市场。最好不管的就应当不管。”（注：索尔·埃斯林特、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4页。）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他们既褒赞市场机制的吸引力，又数落中央计划的弊端，从两个方面极力为市场机制辩护。一方面，市场机制具有明显的优点，这主要表现在：(1)市场具有一种公平的自然“刺激”体系。在良好的运行状态下，市场不仅是处理信息的最好手段，而且还能在处理信息的同时提供依其行事的激励因素。商品生产按市场出现的短缺或剩余及时地作出反应和调整，无需详尽的中央计划指导其生产。(2)市场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商品本身的创新。为了在激烈竞争中获取利润，生产者通常会想方设法创制新产品或引进更为廉价的生产工序。(3)市场能够自动实现一些重要的价值目标，如自由和民主。在竞争性市场上，不存在经济权力的独立来源，这种经济权力的分散性不仅促进了人们的消费选择自由、择业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而且还促使供应商尽可能地提高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作为市场替代物的中央计划有诸多缺陷。从理论上看，计划者不具有足够的信息来制订内在一致的多种计划，而经济中的其他行为者（工人、消费者，尤其是企业管理人员）也不具有动力去提供正确的信息或恰当地实施这些计划。中央计划在苏联和东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手段的经验表明，它并未激励人们对消灭浪费或促进效率的信心，相反倒产生了另一种无政府状态，即始终不变的卖方市场、腐败的黑市和投机，以及巨大的浪费和恶劣的产品质量。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央计划在消除财富与特权上的不平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作为。
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区别于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一面，即主张用计划、政府干预对市场进行有益的补充。市场是不可或缺的，但市场也存在一些失效的领域，这就需要从民主的政治制度等方面得到补充。市场经济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由于外溢效果、生产结构中资本配置的大规模调整或非边际调整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收入财富分配不均等。这些问题都是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同时也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相应的领域。
但是市场社会主义对计划和政府干预的范围、方式都做了严格的限制。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主要包括(1)一些容易形成垄断的部门和行业，如铁路和供水。由于市场只能支持一家或少数几家厂商，这样就需要政府干预，避免诸如卡特尔式提价、降低质量或限制竞争者介入的现象。(2)对于具有外溢效果的产品、产业，政府必须以税收或补贴方式进行调整以防止破坏性的副作用。(3)一些特殊市场如资本市场，由于投资具有复杂性、成本高等特点，市场无法向投资者提供足够的或正确的关于未来的信息，也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提供一些专门评估、技术知识和预测平衡等。政府的干预主要是通过指导性计划对某些信息失误和协调失误进行补救，而不是替代市场行事。指导性计划旨在尽可能弥补市场的缺陷，改进市场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率，而非指导经济的具体运行。它通过提供信息而运作，其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提供的精确有用的资料。此外，政府的干预还表现为运用补贴、税收优惠、罚款和信贷限制等经济杠杆去调节市场，实现政府的计划。
综上所述，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明确提出了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联姻理论”，以期通过市场的作用来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目的（如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等）。在此基础上工党提出了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论”。这样就突破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长期以来在“计划——市场二元机制”上犹豫不决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工党正是利用这一模式获得了1997年大选的胜利。而从理论思想史的角度说，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在欧美地区长达70多年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中占有承前启后、完善成熟的重要地位。承前，是说开始于20年代关于中央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能否有效运行的争论，起初产生了“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O.Lange),60年代产生了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分权并存的“布鲁斯模式”(W.Brus)等等。与此同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还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付诸“试验”，而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无疑是这几十年理论与实践艰辛探索的集大成者，是比较适合西方左翼政党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的较为完整的经济模式。启后，是说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苏联经济模式终结瓦解，西方左翼理论家在重构社会主义未来蓝图时再次掀起“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热潮，短短几年来出版数十部专著，产生了“证券社会主义”、“合作制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等新模式，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模式却可以看作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政治与民主，在效率与公平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展开。
然而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具体到新的英国工党政府来说，到底如何运用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实现其在新党章中承诺的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开放民主、环境健康等目标，工党政府能否在今后几年实践中真正取悦于选民，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