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卢森堡与列宁在组织问题上分歧的若干认识——与张荣臣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森堡论文,列宁论文,分歧论文,教授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1）02－0017－04
《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发表了张荣臣教授的《对列宁和卢森堡关于集中制和民主集中制争论的再认识》（简称“张文”），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简称《组织问题》）中思想的阐释，需要商榷。张文观点均出自该期杂志，为避免繁琐，具体页码不再单独标注。
一、关于集中制与极端集中制
张文的首要问题在于有关引文不够完整和准确，常常影响到读者对卢森堡思想的正确理解。现择要说明。
（一） “卢森堡认为，集中制就是布朗基主义。”
事实并非如此。熟悉《组织问题》的读者都清楚，在卢森堡笔下有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集中制（也即“集中主义”）：一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在通常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的集中制，即“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社会民主党所说的集中制”，她称之为“自我集中制”；二是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即“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严格的集中制”、“严格的专制的集中制”，她称之为“极端集中制”。卢森堡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自我集中制，坚决反对极端集中制。她指出：“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1](P504)
可见，卢森堡认为，极端集中制才是布朗基主义。张文对此也很清楚，因为它不无正确地提到，“卢森堡指出，列宁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极端集中主义”。但可惜张文却全然没有对这两种“集中制”进行明确划分，而一概笼统地称“集中制”。这就很难帮助读者正确把握卢森堡的思想。这一问题下面我们还会遇到。
（二）“卢森堡认为，集中制不能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这不是事实。如前所述，卢森堡并不反对集中制，而只是反对极端集中制，并且明确地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应当是另一种性质的集中制——即“自我集中制”。在这里，张文把本来早已清楚的问题搞糊涂了。早在三十年前，我国学者就曾准确地指出：“卢森堡在关于必须建立一个实行集中制的党这一点上，同列宁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她对于在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制的原则，同列宁的观点是有分歧的。”[2](P2)我们近距离考察一下卢森堡的逻辑。
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特殊历史条件是决定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力和力量的重要条件。她强调，“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上在其各个时期和全部过程中都需要依靠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直接的独立行动的第一个运动”，因此“社会民主党所要建立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于先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例如雅各宾和布朗基运动的组织形式”[1](P502)。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的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1](PP503～504)。针对她所批评的“极端集中制”，卢森堡提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1](P504)笔者以为，这种“自我集中制”正是她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领袖要服从无产阶级大众的意志，“作为全党意愿的最顺从、最迅速和最准确的工具发挥作用”[3](P311)，“明确地和自觉地使自己只成为有觉悟的进行斗争的群众意志和意向的代言人”[3](P197)，“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执行人和工具”[1](P491)。根据以上事实，怎么能够笼统地说“卢森堡认为，集中制不能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呢？
（三）“卢森堡具体地分析了集中主义的危害，指出，集中主义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预先加以解决工人运动不受机会主义的侵袭，这种想法完全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幻想。”这段话几乎句句都有问题。它是对原文“因此，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可以一劳永逸地预先加以规定，工人运动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受机会主义动摇的侵袭，这种想法完全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幻想”不全面的转述或概括。原文与引文之间泾渭分明。需要说明的是，在卢森堡那里，“认为”一词的主语是坚持“极端集中制”的列宁而非“集中主义”。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组织问题》中找不到卢森堡反对集中主义的文字——恰恰相反——她极其明确地肯定了社会民主党实行集中主义的必要性。
卢森堡首先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特殊任务，即“用自觉的干预来代替历史过程的一个时期，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政治上极端分散的状态……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1](P500)，这就必须“把各个分散的完全独立的小组和地方组织形式”“变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群众统一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因此，她强调“进行巨大组织建设的口号很自然地就是集中主义”[1](P500)。不仅如此。卢森堡还从社会民主党的一般原则出发，进一步揭示集中主义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社会民主党是在倾向于集中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斗争必须在巨大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框框内进行，因此，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由于社会民主党担负的任务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代表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局部的和集团的利益。因此，它处处都自然要努力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民族的、宗教的和职业的集团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党”[1](PP501～502)。之后，卢森堡再次把目光投向俄国：“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毫无疑问的是，它不能建立一个由许许多多民族的和省份的独立组织联合起来的联邦团体，而必须在俄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1](P502)，也就是建立一个集中主义的工人政党。《组织问题》发出的声音清晰而准确。那么，不知张文根据什么断言集中主义存在危害，并且还成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幻想了呢？
（四）“卢森堡认为，集中制对俄国工人运动来讲是一种倒退。”卢森堡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了一项特殊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任务，就是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探索适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被专制主义所代替，旧的工人组织的分散性和独立性，因此，探索无产阶级新的斗争策略是必须的。但是这种策略不应该是人为的，而应该是适合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实行集中制，权力集中于中央领导机关，并不符合工人运动的要求。”
这里的“集中制”毫无疑问是指“极端集中制”。在卢森堡看来，与当时俄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极端集中制”不仅是一种倒退，更是一种危险。因为，它“把每个党的领导机关的保守主义人为地强化到危险的程度”[1](P508)，“对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是双倍的冒险” [1](P508)，“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1](P514)，是又一种“跟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1](P517)等。因此，她坚决反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实行这种“极端集中制”。
这里转述和逻辑也存在问题。在原文中，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是“适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不是“适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被专制主义的暴力统治所掩盖”，而非“被专制主义所代替”，“掩盖”的意思在于强调即资产阶级政治的力量还极其弱小，“代替”则很难表达此意。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原文中“人为的”、“旧的工人组织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等词句都是用来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没有直接进行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困难以及“采取完全特殊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并非用来证明“探索无产阶级新的斗争策略是必须的”。张文还讲，“卢森堡强调，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我们知道，原文中“中央委员会”五个字带有引号，以示卢森堡对承担教育、指挥和监督无产阶级等使命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怀疑、否定，而这里转述的意思恰恰相反。
根据以上所述可见，张文处处是用“集中主义”代替了“极端集中主义”，从而把卢森堡由一个主张“自我集中制”的思想家变成了有鼓吹分散主义之嫌的思想家了。
（五）张文显然对卢森堡“反对集中制”的主张持很大的赞许态度。可是它又提出，“列宁在当时所提出的集中制思想并没有什么错，是符合当时阶级斗争现实和革命形势要求的”。果真如此，那么卢森堡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批评的意义何在？她的批评是不是错误的呢？
对此，张文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那么，究竟什么是列宁和卢森堡的分歧所在呢？或者说两人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就是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也就是集中制能不能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组织原则。卢森堡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列宁当时在俄国党内实行集中制原则，而是反对把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普遍的组织基础，这是他们争论的实质所在。列宁在当时批驳卢森堡的反对意见时，除强调当时实行集中制的客观原因外，也承认集中制的实行是渐次的过程，而集中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卢森堡坚持认为，集中制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策略，但绝对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而这恰恰是她同列宁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如此说来，列宁对在俄国党内实行集中制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真心推崇，而卢森堡也不是一定要坚持反对在俄国党内搞集中制，而只是反对把这一集中制推广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作为“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组织原则”而已。
这种理解距离事实太远。事实上，列宁所谈论的只不过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自己的组织问题。在1904年时，俄国这个落后国家党内一个派别的领导者，大概既无意愿也无力量要把自己的“极端集中制”推广到国际范围去，而卢森堡撰写此文的根本目的却正是要指出“极端集中制”可能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张文把这种分歧无限扩大到“无产阶级政党一般组织原则”，恐怕既有过度解释的嫌疑，又有把分歧稀释的嫌疑。
合理地回顾这场历史上的争论，恐怕对问题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卢森堡之所以批评列宁的主张，是在于她要求实行“自我集中制”而反对“极端集中制”；她也不是容忍在俄国党内实行“极端集中制”，而只是反对把这一制度扩展为普遍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组织原则”，这恰恰就反对在当时当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实行“极端民主制”。因此，必须如实地还原这一争论的本来面貌并承认分歧的实质所在而不是把它模糊起来，才能正确地评价这场争论。
二、关于这场争论的实质
卢森堡和列宁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在反对军国主义、推进世界革命等方面立场高度一致。而这里，两位领袖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源自他们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存在根本分歧。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按照国外学者的看法，列宁从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现实出发，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保持它按照民粹派恐怖组织的榜样建立起来的那个样子，即仍旧是一个人数不多、组织严密、行动统一、虽然在政治上依靠无产阶级但是在组织上脱离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团体，在其中即使理论上容许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但归根到底是领导起决定性的作用”[4](P135)。列宁后来又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按照严格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确保党的中央机构对地方和基层组织、少数职业革命家集团对广大党员和无产阶级群众的教育、领导、监督和干涉等权力，以此来保证无产阶级运动的正确方向。这样，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拥有了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
在这里，列宁特别重视“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职业革命家的主观意志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将其视为推动俄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实际上，他提出了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通过“革命者思想的、组织的超越客观条件限制的主动作用”，社会主义就“由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趋势的宏观历史预测，转变为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具有极大可操作性的政治战略规划”，“转变为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者所接受和运用的有效战斗武器”[5](P119)。质言之，依靠少数职业革命家的正确领导，辅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保障，落后的俄国就可以扭转历史进程，建立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充满了无限的革命豪情：“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6](P406)
用卢森堡的话说，列宁们在这里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即，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口袋里已有现成处方的一件事，只要努力实现就行了。”[3](P501)
而在卢森堡心目中，社会主义只能通过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中意识到自己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来建立：“社会主义决不是在任何环境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1](PP104～105)由于低估了西欧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卢森堡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显然过于乐观。但她毕生恪守马克思的经典思想——“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7](P262)，并指出“所谓工人阶级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3](P309)她一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将不是工人阶级中很少数的组织成战斗分队的，把革命斗争当作特殊任务的人，而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8](P202)，“永远也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理解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的运动” [3](P84)，“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群众，通过每一个无产者来实现。”[3](P551)
由此，卢森堡坚决反对通过少数觉悟高尚、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大众自己建立社会主义，哪怕这些人是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其结果只能是由“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代替无产阶级大众“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而后者只不过是“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手中”[1](P505)，依然无法从自己的解放者那里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这样的社会主义徒有虚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卢森堡相信，无产阶级大众内在地具有自我教育、自我解放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建立社会主义，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大众的自觉意志、首创精神和独立行动：“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一次为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并只有由大多数劳动者去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群众所负的使命不仅是根据明确的认识为革命确定目标和方向。它必须也由自己，通过自己的能动性一步一步地实现社会主义。”[3](P526)“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创造精神的增长。”[3](P309)“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3](P523)
重温卢森堡在1918年《论俄国革命》中对布尔什维克同志式、善意的批评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沿着1904年《组织问题》的思路，她在那里写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应当并且必须立即劲头十足地、不屈不挠地、毫无顾忌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3](P504)。换句话说，“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3](P502)对于布尔什维克取消一切民主制、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和监管的做法，卢森堡坦诚地批评道：这比“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3](P497)
卢森堡深刻地预见到了上述措施的后果：“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惟一的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抑，苏维埃的生活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讲演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政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3](PP503～504)卢森堡大声疾呼，社会主义的最重要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革命毅力，社会主义本身取得政权的意志”[3](P507)。
可见，从《组织问题》到《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相信无产阶级大众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和自我管理能力，认为由某些站在上面和外面的革命中心来规定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对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无益的。集中制在任何国度都是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但这必须是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独立思考和自觉行动的结果。所以，张文所说“卢森堡指出，对于俄国党来说，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毫无疑问的是，它不能建立一个由许许多多的独立组织联合起来的联邦团体，而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但在统一的党的内部，是不是实行集中制则是另外的问题”，是不对的。《组织问题》清楚地告诉我们，卢森堡认为即使在俄国的落后条件下，实行“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即“自我集中制”也是可行的，而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是不正确的。更何况，“是不是实行集中制则是另外的问题”根本不是卢森堡的思想。她的思想是：“至于在团结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集中程度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的性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1](P502)笔者以为，研究历史的基础是必须尊重史实。本来存在的分歧就是分歧。至于研究者究竟同意卢森堡还是列宁，那才是“另外的问题”。
讨论未有穷期。无论我们坚持何种观点，列宁与卢森堡们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历史课题将继续鞭策今天的社会主义研究者寻求答案。
收稿日期：201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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