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上海部分文学批评家座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批评家论文,纪要论文,座谈会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纪人（主持人）
上海作协文艺批评沙龙自设立一年半以来，已先后组织了多次研讨活动。这些活动密切结合转型期社会的特点，研究新的文艺现象，总结近期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成败得失，探索文艺新的发展空间。不少上海的批评家积极参与，热烈发言，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并在集思广益、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开拓自己的思路。这些讨论成果通过报道、会议纪要、论文的形式发表，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对活跃上海的文艺批评起了推动作用。
今天沙龙活动的话题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要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传媒的地位和作用愈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左右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几年更由于传媒的产业化，纳入剧烈竞争的市场经济轨道，传媒自身也成为一种具有品牌性质的商品，同时也使一切通过传媒渠道的泛文化信息带上商品的色彩。文艺作品和文学评论文章也面临了商业化标准筛选的命运，过于严肃的文学作品或经院式的理论批评往往被淘汰出局。
今天讨论的目的，就是在这一话题下进一步反思批评自身，亡羊补牢，推进批评与媒体作互动性的调整。
文艺批评要面向市场，也要超越市场
戴翊：文艺批评如何处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现在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推向市场。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健康地把文艺批评推向市场，并打开市场，为争夺阵地，恐怕评论界自身要有所改变。首先要求评论也要有信息量，不能老生常谈，要有新闻价值。比如能够及时地推出新现象新作品及新人。
陈伯海：戴翊说批评要推向市场，我不太同意。我只同意面向市场，还只是有条件地面向市场。面向市场即面向大众，但文学批评是否还有一个面向“小众”的任务。文艺批评的对象除了大众其实还有小众。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所以，面向大众还要面向小众，面向市场还要超越市场，这是急待解决的。近二十年来，就短波段而言，变化是很频繁的。而就长波段来说，走向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总的趋势。如何在这个前提下，为文学找到其应有的位置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可以具体考察一下当前经济、文化，社会的构成因素是怎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走向又是如何。从市场经济角度考虑，如果我们认定文艺批评也是商品，那么遵从市场规律，必须由评论者生产出后通过传媒流通，才能达到消费的目的。回过头来说，如果不是商品呢？就我个人过去的观点来看，还有一个两重性问题：所谓意识形态的文化不是商品，所谓文化形态的文化是商品。
朱立元：我同意陈老师关于两重性的界定。市场经济在当前仍是个核心的议题。在文化转型期，如何建设文化艺术及文艺批评。以前我在一篇名为“市场经济下审美文化建设”的文章中也曾谈到，在转轨期，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双重影响，正面的，负面的。但我始终认为，艺术或批评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完全成为一种商品。当然有一定的商品性是可以的。一个民族或国家总是需要一些精神的东西来支撑。我不同意推向市场的提法，我甚至认为连面向市场都不用提。
邹平：前两年，我曾把批评分为传媒批评与学院派批评。我认为没必要以一种去要求另一种。但现在情况又有所发展。二十世纪末，在搞文化建设的大环境下，有两个新的趋向是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批评最终也是一种文化产业。我不同意陈老师两重性的提法，这容易使一些问题模糊。这首先是市场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必需面向大众，面向广大读者，这是不需要别人来定位的事实。其次学院派的存在必须有其阵地的保证。如果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支持的话，那么其命运也是很可疑的。现在学术类丛书的出版热，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学院派与出版社联手炒作的结果。文艺批评产业化要实现市场化，就必定要求有一定的市场和一定的读者群。这就涉及到分层化的特点。针对哪一类读者就搞那一类批评。尴尬的是，有些小众批评陷入了卡拉OK，无人喝彩的境地。最后，我认为批评是一种商品。文化产业的最终产物就是商品化。商品化遵循优胜势汰，所以现在即使批评的阵地有所缩小，也不必太过担忧，或许对质量的提高反而会有促进作用也未可知。
文艺批评要介入传媒，改造传媒
王纪人：传媒，望文生义就是传递信息的媒介或载体。应该说古已有之。近现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传媒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我国89年修订版的辞海中却有“传真”而无“传媒”的条款。可见在学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之并不重视。在信息爆炸，甚至信息过剩的今天，传媒、更确切地说，是大众传媒时代对文艺以及批评的影响是愈见其深了。最明显的就是要求雅俗共赏，甚至要求商业的炒作。就文艺批评而言，大众传媒对之的负面影响似乎要更甚一些。一个是报纸等传媒系统在版面等方面对批评的压缩，一个是记者的评论大有对学术评论取而代之的势头。笼统地说，报纸拒绝批评主要是认为学院派的批评不受读者欢迎，有浪费版面之嫌。但应该承认，传媒的力量并不可忽视，于是又有学者提出要介入传媒。以何种途径介入，批评与传媒间到底应保持一个怎样的状态，是批评界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现在有一些批评，不是针对作品，而是针对事件或现象，学理性被不同程度地抛弃。而这恰恰却是媒体所感兴趣的。这也值得我们加以警惕。
邱明正：记者编辑参与评论本身是好事，但如果完全取代专业评论就会使报纸的导向出现问题。有时，炒作的意味盖过了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深入分析，就会使批评失去应有的力度。
朱立元：大众传媒确实是来势迅猛。从电视到电脑，进一步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与思维方式。甚至网上评论也已不再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心目中单一的文艺批评的样式可能会改变，会丰富起来。传媒时代确实有批评传媒化的倾向。记者似乎成了新的权威，影视评论的阵地已部分地转移到电视这一大众媒介，纯粹的文艺批评的阵地似乎是越来越小。不可否认，大众传媒的收看率、覆盖率确实是很高的。但在多元化的今天，纯文学纯文艺批评也绝不会消失，并且也绝不会完全商业化，自有其一席之地。学院派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小众”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但多元中必须加强沟通，作为批评界也可以适当地介入传媒。
徐俊西：传媒也是多层次的。有面对大众的，也有面对小众的，不同层次上的研究都有其价值。但现在更要保护的是纯理论层次的研究。市场规则目前在某一些方面还有些混乱，大众传媒是一种方式，但在内容上也要有所保证。传媒、网络使信息几乎陷入泛滥，大众也无从选择，传媒的批评也应本着对大众负责的态度进行。
许良国：大众传媒也有层次高下之分。但即使是《读书》《收获》也在走市场化道路。知识分子的困难并不在于对市场没有准备，而是面对的是双重的牵制：市场是一方面，管理与意识形态的限制是另一面。
陈伯海：就文艺批评与传媒的关系而言，并不在于文学是否要借助传媒，这是肯定的。问题在于传媒是否会淹没文艺批评。我仍然坚持我的两重性的观点，所以文艺及批评既要借助传媒，又要防止被传媒所异化。不能理想化，但要有理想。
毛时安：补充两句话：介入传媒，改造传媒。
文学批评的热点要与时代的热点相结合
王纪人：回顾这二十年，上海理论界有三次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较大反响。第一次是78年在《上海文学》上连续半年，展开了“为文艺正名”的讨论。第二次是以《上海文论》为基地的“重写文学史”，既有创意又有理论实践，引起了争鸣。第三次就是前几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在《上海文学》与《读者》上频频出击，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上海的文艺理论界将如何出击，面对大众传媒时代的挑战，还希望在座各位献计献策。
戴翊：过去的三次大讨论，成功之处在于其前导性，78年提出“为文艺正名”是把文学从教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重写文学史则对现当代作家研究造成了巨大冲击，从社会内涵，创作价值、艺术价值等多方面重新探讨，也只有在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现象都有了新的认识才能重写。第三次探讨了知识分子在人文精神失落下的困境及出路问题。在这样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前导性便使专业性的文学评论与新闻炸作式的报道介绍区分开来。
毛时安：总结前三次讨论，其实是有基本规律可循的，第一次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第二次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前苏联文艺思潮的影响，而到了九十年代，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由对理想主义的追寻上溯到人文精神。所以总的来说，与时代要求结合都较密切。所以，现在首先要认识99年时代对文学、文化及批评有什么要求，才能找出一个大家共同的兴奋点。但问题在于多元化的形势下，缺少了一个统一的时代精神要求，找不到一个衡量的尺度，关键在于“你到底要什么”。八十年代有思想解放的大背景，因为文学本身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运动，所以文学发展由此得到了一个极好的契机，而到了经济大潮涌动的九十年代初，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九十年代末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社会也好，经济体制也好，都碰到了一个重大的需要突破的临界点，在这种形势下，文学到底能做些什么。总的说来，三次讨论都不是纯粹的文学话题，而是文学与社会文化大背景碰撞的火花，这些问题与文学发展密切相关，但又不纯粹是文学的命题。
邱明正：文学批评的热点总是与时代的热点相结合的，新时期的三次讨论都回答了时代要求文学界回答的问题，而现在大家关注的问题日趋分散，不再有共同的热点可寻，在市场经济下要加强文化建设，繁荣文学艺术有适应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创作而言，能深入表现现实，直接反映现实中重大问题的很少。如果就评论谈评论恐怕已很难形成热点，是不是能与创作倾向与动态连接起来，具体地从文学入手开展深入讨论研究。
陈伯海：三个热点其实都围绕了一个定位的问题，分别是为文艺定位，为文学批评标准定位，为人文学科或知识分子定位，这也是动荡时期的一个必然情况。从长波段而言，重新定位在当时成为焦点是时代的选择，其实现在许多定位仍悬而未决，我认为，作为评论界倒是可以讨论一下“文化的生态环境”。
毛时安：更确切地说，是“不规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的生态环境。”
王纪人：我觉得可以先做一些基础工作，然后再来发现问题，定位的原因是有错位，在稳定的时代条件下，受到固定模式的影响，要么两不相干，要么配合默契，后来要解放思想，就发现文艺与政治有错位，重写文学史也同样。传媒时代的文艺批评，就是传媒与文艺批评家与知识分子的错位。大家现在都在说，八十年代思潮多，九十年代事件多，事件就是炒作的结果，而我们本身也要反思，及时发现错位，达到协调再定位。
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开拓
王宏图：未来的5—10年，可以说是改革的关键之时。 文学本身也面临着选择，在一个欲望愈强的时代，如何评判文学界的种种现象，评论到底能介入到什么程度？在创作中，对欲望的表现成为一个焦点，以前谈欲望，尚有理念的影子，谈启蒙，谈人文精神，而现在却无所顾忌地追求身体的狂欢。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与大众传媒合流的，九十年代以后人文精神缺萎，身体日渐成为表现的重心，对思想性欢乐的追求被放逐了。于是，如何追求健康的文明，有精神的追求并不刻意地求取感官的欢乐，是未来新文化的问题。怎样在文学作品中处理好感官与理性的冲突，同样需要批评界作出努力。
杨扬：当前，文学研究者的思辨化成为学界的一种新动向。他们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致力于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新的研究空间的开辟，对学术的研究和影响自然是不可限量的。从经验上总结近二十年来学风上的变化及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另外从文学研究吸取的方法来讲，八十年代较多是从心理学，哲学入手，而九十年代则较多从属于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及学术史的研究，这对文学研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对于信息时代而言，从历史上来说，上海作为现代都市与传统文化相比属于新型的文化类型，以前总认为海派文化是比较短浅的，但就近年上海文化、文学角度而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方克强：现在对文学概念的界定也有一定分歧，认为书写体的文字才是文学，视听大众的、流行的就不是文学。但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言，受到的挑战因素有两个。一是商业主义的思潮，二是电子传播媒体。从视听大众化的传媒开始，直观性的给书写体以很大的冲击，批评界对此的态度也有二种。一是将其排斥在外，二是包容进来。以前把发表作为衡量作家身份的标准，而到了电子时代，则对文学概念提出了挑战，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阅读性的文学是文学。视听性的是不是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审美性的是文学，商品化强的是不是文学？这便开拓了文学批评的对象。
王纪人：今天诸位对“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这一话题作了热烈的讨论，探讨了大众传媒的特点和文学批评如何与传媒协调关系等问题，特别对批评自身作了不少反思。尽管在认识上不无分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