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的一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特征论文,矛盾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的一般特征，是指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 族矛盾所呈现出的一般特点和征象。在此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具有复杂 性、重要性、敏感性、国际性、长期性等一般特征。
1.复杂性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矛盾无论就其类型、性质而言，还是就其原因来说，都是十 分复杂的。
类型复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矛盾除了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少数 民族相互之间的矛盾、民族经济矛盾和民族政治矛盾及民族文化矛盾、民族隔阂和民族纠纷 这些主要类型之外，还有城市民族矛盾和农村民族矛盾、农区民族矛盾和牧区民族矛盾及农 牧交错区民族矛盾、北方民族矛盾和南方民族矛盾、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杂散居 住区的民族矛盾、自治民族与非自治民族之间的矛盾和自治民族相互之间的矛盾等多种不同 的类型。这些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矛盾，内容和形式均有差异或很不相同，它们的同时并存 和彼此交叉，构成了现实民族矛盾复杂的景观。
性质复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民族矛盾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 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民族关系上仍会有所反映，个别民 族矛盾仍带有阶级斗争或敌我矛盾的性质；虽然通常发生的民族矛盾都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 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但仍有个别民族矛盾带有对抗的性质。并且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民族 关系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有可能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民族关系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非对抗性矛盾 有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李鹏1990年2月在全国民委主任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重视、 处理得当，就能妥善解决；如果掉以轻心、处理不当，在国内外一定气候作用下，矛盾也可 能激化，甚至发生某种对抗，导致社会动荡”[1]。李瑞环1994年7月在“新形势下民族、宗 教问题研讨班”上的谈话中也曾经指出：“在现阶段，我国民族、宗教领域发生的问题，主 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也不排除有的问题带有对抗性质”[2]。
原因复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引起、促成或触发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的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因 素；既有经济、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原因复杂的体系。当然，对于某一类或某一个具体的民族矛盾来说 ，并不是所有这些民族矛盾的因素都同时起作用，或都起同样的作用，而是有时是这种因素 起作用，有时是那种因素起作用；有时是一种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另外的几种因素起辅助的 作用；有时是某几种因素共同起关键作用，其他的几种因素起一定的影响作用。由于引起民 族矛盾的原因一般都很复杂，因而使得民族矛盾的解决通常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的复杂性还在于，民族矛盾作为一种社会矛盾，并不是孤立自生 的，它受制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与其他的一些社会矛盾如宗教矛盾、地区矛盾、工 农矛盾、城乡矛盾等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由此决定了必须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 矛盾的整体状况，结合处理其他一些社会矛盾，使民族矛盾得到妥善的解决。
2.重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中，民族矛盾因其影响广泛和重大而占有重 要的地位。
民族矛盾影响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而无论是国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团结， 都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密切相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少数民族所占地域非常广大 的国家来说，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既是国家统一的基础，也是人民团结的前提；加强国内各 民族的大团结，既是维护整个国家统一的需要，也是实现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保障。只有妥善 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使我国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我们应当认真吸取前苏联、南斯拉夫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出现国家分裂局面的教训， 时刻警惕和坚决挫败国际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我国民族问题，挑拨我国民族关系，破坏我国民 族团结，分裂我国国家统一的图谋。民族矛盾影响边防的巩固和领土的完整。我国2.2万公 里的陆地边境线，约有1.9万公里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沿边境线分布的135个县、旗、市、 市辖区中，有107个属民族自治地方。在沿边境线居住的2200多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是少数 民族。边疆少数民族有30多个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包括：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 、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人）、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维吾尔族、回 族（东干人）、赫哲族（纳乃人）、藏族、傣族（泰人、掸人）、怒族（阿怒人）、景颇族（克钦人） 、 傈僳族、德昂族（帕拉温人）、拉祜族、佤族（瓦人、考人）、哈尼族（阿卡人）、苗族、瑶族 、彝族（倮倮人）、门巴族、珞巴族、壮族（岱人、侬人、高栏人）、布依族、京族（越族）、鄂 温克族、布朗族、独龙族等。早在建国初期主持西南党政工作时，邓小平就曾结合西南民族 工作的实际，对民族关系影响边防巩固的问题作过精辟的说明：“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 说是很重要的。……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 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 西 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4]民族关 系的状况对于我国边防的巩固和领土的完整影响甚大。离开了边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 有力支持和自觉维护，就不可能有巩固的边防，祖国领土的完整就可能受到损害。解决 好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搞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边境地区的民族关系，是边防巩固的必 要条件，是祖国领土完整的有力保证。只有不断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才能充分调动各 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巩固边防、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积极性，有效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边 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和骚扰。
民族矛盾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指出：“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 少 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 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 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 义祖国。”[5]1999年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中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天下仍很不太平。纵观全球一 些热点地区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民族纠纷有关系。 凡民族问题处理得不好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或乱子。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 社会的安定团结，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无从谈起。这些年来，我们在前 进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风险，有政治领域的也有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有来自国内的 也有来自国外的，但我们都顶住了，保持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其中很重要的一 个原 因，就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始终同心同德、紧密团结。”[6]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里，只有各民族团结、协作和相互支援，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妥 善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才能确保全国安定团结局面的维持和发展。没有各民族的大协作 ，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就不可能保持我们整个国 家的社会稳定。
3.敏感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之于其他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具有特别敏感的特征。
第一，历史上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的印记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很快消除的，如果稍不留神 触及历史的疮疤，则很容易引起不满和反感的情绪。有些与现实社会生活似乎关系不大的问 题，如关于历史事件的描写，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于历史作品的引用等，一旦使人们特 别是少数民族群众产生对过去民族关系历史不快的回忆，便有可能影响现实的民族关系。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的发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和贯彻，少数 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各民族人民群众对自己民族平等地位、平等权利的关心程度普遍提高 。在此情况下，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处境和待遇十分敏感，哪怕是感 到遭遇轻微的歧视、侮辱或不公平，也会产生很大的反响。
第三，民族矛盾与民族心理、民族感情、民族意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民族意识“在 一定范围内具有其特殊的凝聚力、号召力，而且特别敏感，传播快速。一旦有事，民族意识 ……中的自我保护心理，会很快蔓延开来，煽动一种抗争的激情或盲目的热情。信息社会中 的大众传播手段，更有助于加速这一扩展的进程”[7]。因此，民族关系上偶然的小事有时 可能变成大的纠纷，星点的火花有时可能酿成大的乱子。
4.国际性
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那么既可以把民族矛盾的国际性界定为民族矛盾的普遍性或 世界性，说民族矛盾是国际上多民族国家带有普遍性的矛盾；也可以把民族矛盾的国际性解 说为国内民族矛盾的国际影响，一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往往超出一国的范围，对国际关系产生 影响。[8]但就我国民族矛盾的特征而言，谈民族矛盾的国际性当然主要是从后一种意义上 讲的。
众多跨界民族的存在是我国民族矛盾具有国际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 0多个与境外的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有一多半是跨界民 族 。同一跨界民族的成员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但他们语言相通、风俗相同，在心理素质和思 想感情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或一定的同一性，有的相互之间还有血缘或姻亲联系，这使得他 们对彼此的境遇往往十分关心。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国内民族关系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与国外同一民族相比较，我国边疆跨界民族政治法律权利 的实现程度、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日常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质量，都会对我国国内各民族相 互之间的凝聚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国伊斯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带有国际化的特点[9]是我国民族矛盾具有国际性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有10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与 国际上40多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近8亿伊斯兰教徒相同或相近。如果我国国内发生 因不尊重伊斯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而出现的矛盾或问题，其轻者会引起有关国家的 关注，其重者则有可能影响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
民族矛盾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矛盾的国际化。民族矛盾的国际化是指一些外国敌对势力和 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试图把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演化为国际性的问题。它是外国敌 对势力打着“人权”的旗号，利用民族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一种手段；是国内民族分裂主义 势力借助外国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分裂祖国统一的一种手段。我们一方面应当承认我国 的民族矛盾具有一定的国际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彻底击碎任何妄想把我国国 内民族矛盾国际化的图谋。
5.长期性
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族发展繁荣的开始。在社会 主义社会，民族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 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会使各民族之间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仍然存在 并且还很明显，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还很强烈，还远远谈不上最终导致民族消亡的民族融合。 民族和民族特点存在的长期性，民族利益差异存在的长期性，民族文化差异存在的长期性， 民族发展差距存在的长期性，历史上民族压迫、剥削、仇杀、战争对民族心理影响的长期性 ，国内外阶级斗争对民族关系影响的长期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存在和影响的长期性等，决 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初级阶段民族矛盾存在的长期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比较原苏共和中共领导人在民族矛盾长期性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与观 点，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否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社会民族矛盾存在的长期性，对于 能否正确地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民族矛盾关系重大。
自赫鲁晓夫开始，原苏共历届领导人都有较为严重地忽视民族矛盾问题的倾向。早在1957 年赫鲁晓夫就认为：苏联已经“解决了消灭各民族经济上和文化上不平等的任务”[10]。接 着，他在1961年便宣布：苏联“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 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勃列日涅夫承袭了赫鲁 晓夫的观点，一再宣称：“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 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的解决和原先被压迫民族的落后状况的消除，对苏联 人来说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11]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如是说：“剥削阶 级遗留给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顺利解决，得到彻底和不可逆转的解决”[12]。戈尔巴乔 夫上台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对民族矛盾问题持盲目乐观的态度。1986年在由戈尔 巴乔夫主持召开的苏共27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明确规定：“民族问题的解决是社 会主义的一个卓越成果”。“民族纠纷已成为过去，苏联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密切合作与 互助已成为生活的常规”。“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13]19 87年苏联民族矛盾已初步显示出尖锐化的端倪，但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 的报告中，仍然讲“我们民族问题已解决”[1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等到1988年下半年戈 尔巴乔夫刚刚勉强承认苏联尚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需要加以解决的时候，苏联社 会现实的民族矛盾已开始全面激化。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原苏共领导人未能正确认 识社会主义社会民族矛盾问题存在的长期性不无关系。
较之于原苏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民族矛盾问题长期性的认识要清醒、 明确得多。早在建国之初，1951年李维汉在《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就说：“当民族 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已经普遍推行，民族平等权利已在各方面实现，还不等于根本 地解决了民族问题”[15]。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毛 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民族问题将会在很长时期里存在着”。19 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从民族存在长期性的角度说明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他提醒 全党同志注意：“首先是阶级消亡，其次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16]。1961年李维汉在《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针对当时有人认为“我国的民族 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再存在什么民族问题了”的观点，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作了进一步 的阐明，他说：“一般说来，有民族差别，就有民族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有 着不同的内容”。“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前一阶段的民族问题解决了，新的阶段的民族 问题又提到我们面前，又需要继续加以解决”。[17]尽管在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曾一 度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存在，说什么都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但在粉 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就纠正了忽视民族问题的偏差，重新 肯定并更加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多次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 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并正确处理它，对于多民族国家的 安定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维护祖国统一 ，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1992年 1月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重要性作了深入、具 体的阐述，他说：“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问题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都具有 重大的影响。”[18]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民族、宗教无小 事。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19]中国共产党特别是 其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是使中国民族矛盾因素得以最大限度减少，民族矛盾纠纷 得以及时、妥善调处，民族矛盾激化得以有效防止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