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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7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8)02-0091-07
2006年10月7日，乔治·沃克·布什(以下简称“小布什”)发布了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份总统太空政策文件，这也是冷战后美国颁布的第二份太空政策文件。新太空政策称，“在新世纪中，谁能够有效利用太空将享有额外的繁荣和安全，并对那些不能利用太空的国家享有重大优势”。新政策以明确的语言表示，美国将致力于维护其太空优势和太空行动自由，必要时剥夺对手利用太空的能力。新政策还宣称，美国将反对任何旨在禁止或限制美国进入或利用太空的新国际条约和机制[1]。小布什新太空政策咄咄逼人的语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担忧，英国《泰晤士报》一则题为“美国什么都想要：生命、宇宙和一切”的评论形象地表达了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新太空政策的担忧：“它荒谬地宣称美国有权控制进入太阳系其余部分的通道。”[2]
面对几乎一致的国际负面反应，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极力“澄清”：新政策与以前的美国太空政策没有什么不同[3](P19)。如果粗略地从内容上看，新太空政策似乎与1996年克林顿颁布的太空政策没有太大差别，新太空政策的诸多政策目标似乎只是在重申克林顿时期的太空目标。然而，透过表面上的相似性，结合新太空政策出台的背景、新太空政策突出强调的内容、特别是其导弹防御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以某种形式复活并更新的老布什乃至里根时期的太空抱负。
一、政策溯源：拉姆斯菲尔德太空委员会报告
美国的太空政策源自艾森豪威尔时期。当时，出于获取苏联战略情报的需要，美国积极开发军用监视和侦察卫星，利用军事卫星从太空获取苏联战略武装力量情报。随着冷战的深入以及美苏在太空发展方面的竞争加剧，美苏双方都相继开发、甚至部署了一些反卫星武器和系统。不过，出于安全考虑和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加剧，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恐怖均衡”下，双方于1972年签署了《反导条约》(ABM)，禁止在外太空、海上和海外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到里根时期，在“高边疆战略”指导下，里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倡议(SDI)”，用“确保生存战略”代替“相互确保摧毁”战略①，开始大力发展太空军事，特别是准备大规模部署天基拦截器(即“智能卵石(Brilliant Pebbles)计划”)防止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确保美国的安全和生存。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威胁的不复存在，老布什用“防御有限打击的全球保护(GPALS)”战略代替了不合时宜的“战略防御倡议”，特别是大大压缩了里根的“智能卵石”计划。到克林顿时期，克林顿终止了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终止了天基拦截器项目，将重点放在部署地基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上②。然而，即便在压缩军事预算的克林顿时期，面对冷战后导弹和核技术的扩散以及由此产生的导弹扩散威胁，以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具备了研制和发射各类卫星能力，加入了太空国家(space-faring nation)行列，特别是通过海湾战争这“第一场太空战争”所展现出来的太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美国国内要求重新审视美国的太空地位和太空安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1999年7月，美国第106届国会授权成立一个“评估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管理与组织”的委员会，集中研究如何改进美国的太空管理和组织结构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2001年1月11日，这个由著名鹰派人士拉姆斯菲尔德任主席、共13名成员构成的“评估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管理与组织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也称“拉姆斯菲尔德太空委员会报告”[4]。该报告虽然从促进美国国家安全、确保美国太空优势角度提出了改进美国太空管理和组织的政策建议。该报告的诸多政策建议和主张成为日后小布什太空政策的重要依据。
报告指出，我们正处在太空新时代的前夕。各类天基技术正在对商业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并将继续发生影响。太空不仅已经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且美国的“天基能力帮助美国领导人实施对外政策”，包括必要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使用武力。“正因为美国具有的太空能力，因而美国可以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更好地维持威慑，并将威慑延伸到盟友。”[4](P11)然而，报告忧心忡忡地指出，正因为美国对太空日益增强的依赖，使美国产生了脆弱性：美国太空系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使之容易成为敌视美国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袭击目标。报告还危言耸听地提出，如果美国想避免出现一个“太空珍珠港”，就必须严肃考虑美国太空系统受到攻击的可能性[4](P8-9)。
为了避免出现太空珍珠港，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在决策、组织、管理、太空能力、投入等方面进行倾斜或革新[4](P9-10)。在决策方面，报告提出，鉴于美国对太空依赖的日益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脆弱性，美国领导人，特别是总统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将美国国家安全太空利益视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颁布国家安全太空政策，以确保美国在太空的领先地位。“只有总统的领导才能确保获得包括商业、民用、国防及情报等所有太空部门的合作。”[4](P9)在太空组织方面，报告对现有的太空组织结构进行了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特别是对太空活动负有领导责任的国防部和情报机构还未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太空需要做好准备或加以认真对待，未能体现美国对太空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及由此产生的机遇和脆弱性。委员会认为，应该立即对大量各自为政的太空活动进行合并，重新调整指挥结构，建立新的通信线路并修改相关政策，以便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和更加可靠。在太空能力方面，报告指出，历史上，每一种媒介，包括陆地、海洋和空中，都曾见证过冲突；现实表明，太空也会不例外。鉴于此，美国必须开发既能威慑来自太空以及在太空的敌意行动、又能捍卫美国不受此类行动侵害的手段，即美国具有超越任何人的太空能力。在太空投入方面，报告强调美国必须在科技资源——不仅仅在设施方面，而且必须在人员方面——加强投入，以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太空大国。
委员会报告还列举了美国在太空方面存在的利益，并详细阐述了为捍卫此种利益所要实现的太空政策目标。报告指出，美国在太空方面的利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促进对太空的和平利用；第二，利用美国在太空方面的潜力支持国内、经济、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第三，开发和部署必要手段以威慑和捍卫针对美国太空资产的敌意行动，以及威慑和防止利用太空危及美国利益[4](P15)。为实现上述太空利益，报告提出，美国必须在五个方面采取步骤。第一，转型美国的军事能力。具体需要改进的领域包括：1.确保太空进入和在轨行动；2.太空态势感知(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3.从太空进行地球监视；4.太空防御；5.本土防御；6.在太空、从太空以及穿过太空进行权力投送；第二，强化情报能力。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其从太空进行情报收集的方法，投资天基情报收集技术，提供革命性的情报收集方法，同时将美国商业公司的卫星情报收集能力整合到其情报收集系统中；第三，塑造国际法律和规范环境。报告指出，为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必须促进对太空的和平利用。但报告特别强调，在此“和平”的涵义是“不侵略”，它并不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或使用武器，也不禁止从太空向地面应用武力或在太空、经过太空进行军事行动。报告还特别提醒，美国必须对有可能限制美国未来在太空行动的任何国际协议保持警觉[4](P17-18)；第四，促进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美国政府必须显著增加在突破性技术方面的投资，同时显著降低太空系统的生产和发射费用，以确保美国的太空优势；第五，建立和维持一支太空专业干部。报告特别强调建立一支太空专业干部的重要性，提出必须强化在干部培养、教育、培训方面的投资，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军事和文职太空专业干部，以适应太空军事需要[4](P18)。
可以看出，拉姆斯菲尔德太空委员会报告无论在措辞上，还是内容上都极具挑衅性。其政策建议的核心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可以将太空视作与陆地、海洋和空中一样的媒介，进行军事行动，包括部署太空武器，为此不惜反对任何可能约束美国太空行动的国际协议。
二、政策解读：小布什新太空政策
尽管太空委员会报告呼吁尽快制订一个新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且该委员会主席拉姆斯菲尔德也在报告提交后不久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以及此后小布什全力聚焦于反恐战争，新的太空政策迟迟没有出台。直到第二任期，因伊拉克战争而声名狼藉、但又一心要在身后留下政治遗产的小布什，才于2006年8月签署了任内的第一份国家太空政策文件。
在这份文件中，强调“太空行动自由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恰如空权和海权对美国的重要性一样”，为促进美国的安全与繁荣，“美国必须具有强大、高效的太空能力”[1](P1)。报告阐述了美国太空政策的原则、目标、总体指南以及国家安全太空指南和民用太空指南等方面。下面着重分析新政策涉及美国太空原则、目标、总体指南及国家安全太空指南方面的内容，并将其与克林顿时期的太空政策进行比较。
新政策提出了美国太空政策的七项原则，概括起来主要包括：1.和平探索和利用太空，美国为追求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国防及与情报相关的活动也属于“和平目的”；2.太空行动自由，拒绝对美国在太空行动及在太空获取信息权利的任何限制，对美国太空系统的有意干扰将被视为对其主权的侵害；3.美国的太空能力(包括地面、太空及链接部分)对于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将维护其在太空的行动自由，劝阻或威慑他方妨碍美国此种权利或发展此种能力，采取必要的步骤保护美国的太空能力；4.反对出台禁止或限制美国进入或使用太空的新法律机制或其他限制措施[1](P1-2)。
在此原则下，新政策提出了美国的太空政策的七项目标：1.加强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确保美国的太空能力能够及时地为促进美国国家安全、本土安全以及对外政策目标服务；2.美国能够在太空以及通过太空进行不受阻碍的行动，以捍卫美国在太空的利益；3.进行并维持革新性的载人及机器人探索项目，以拓展人类在太阳系的存在；4.增加民用探索、科学发现以及环境活动的收益；5.支持充满活力、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国内商业太空部门，以便促进革新，增强美国的领导地位，保护国家、本土及经济安全；6.支持促进国家安全、本土安全及民用太空活动的机器人科学技术基础。7.在互利以及促进对太空的和平探索及利用，以及促进国家安全、本土安全以及对外政策目标方面，鼓励与外国进行太空活动国际合作[1](P2)。
新政策还提出，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美国政府将着手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培养太空专业人员；第二，改进太空系统的开发及采购；第三，加强机构间的合作；第四，增强和维持美国的太空相关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基础。在涉及国家安全太空方面，除了要加强国防部与情报部门的合作，提供及时、顺畅的情报外，新政策要求，国防部长还必须履行如下职责：1.维持执行太空支持、武力增强、太空控制以及武力运用使命的能力；2.制订具体的情报要求细则，能够满足战术、战役和全国层次的情报收集能力；3.为国家安全目的提供可靠、经济、及时的太空进入；4.提供支持持续的全球战略及战术预警和多层次、一体化的导弹防御太空能力；5.开发能够确保太空行动自由以及在接到指令后能够剥夺对手太空行动自由的能力、计划和选择；6.承担太空态势感知责任，国防部长必须支持国家情报局长的太空态势感知要求，并为美国政府、商业太空部门出于国家安全及本土安全目的提供太空态势感知服务[11](P3-4)。
粗略地看，新政策与1996年克林顿的太空政策具有某种的相似性。如在太空原则方面，尽管克林顿颁布的太空政策没有单列太空原则这一条，但在其引言部分也涉及了此方面内容，包括和平利用太空(也将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时进行的国防及与情报相关的活动界定为“和平目的”)以及太空行动自由。在太空政策目标方面，克林顿的太空政策也提到了要加强和维持美国的国家安全，鼓励地方和私人投资、利用太空技术。在国家安全太空方面，克林顿太空政策也提出，国防部要维持执行太空支持、武力增强、太空控制以及武力运用使命的能力；制订具体的情报要求细则，能够满足军方和全国层次的情报信息要求；维持并改进太空发射系统能力以满足国家安全需要；在与条约义务相一致的前提下，美国将开发、运用及维持太空控制能力以确保太空行动自由，并在接到指令后剥夺对手的太空行动自由；开发弹道导弹防御项目，以便在20世纪末拥有改进的战区导弹防御能力，一个国家导弹防御部署准备项目以防止出现对美国的远程弹道导弹威胁，以及导弹防御系统改进技术项目[5](P1-4)。
然而，相对于克林顿时期的太空政策，新太空政策至少在六个方面进行了重大革新。第一，新政策大大强化了太空政策中的安全因素。从排序上看，新政策在论述太空政策指南时，将国家安全太空指南放在民用太空指南之前，而克林顿颁布的太空政策恰好相反；在论述美国太空政策目标时，新政策将加强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排在第一，克林顿的太空政策干脆没有将其明确列出；新政策提出的七个太空政策目标中，仅两项与安全无关，其余五项全部或部分涉及国家安全，而克林顿的太空政策目标(共五项)仅有两项与安全有关，而且排在首位的是非安全内容；第二，新太空政策将太空提升到与海权、空权同等的高度，强调其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恰如后两者。而克林顿太空政策中绝无类似语句。在1996年的太空政策中，太空只是作为美国空权和海权的辅助；第三，新太空政策以明确的语言反对禁止或限制美国进入或使用太空的法律机制和协议，并将其提升到原则的高度。而克林顿的太空政策则多次提到其在太空的行动要与国际法和国际义务保持一致；第四，新政策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超越了克林顿时期的政策。新政策强调具备建立多层次、一体化的导弹防御体系所需要的太空能力。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一般理解为包括地基、海基、空基和天基四个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为部署天基拦截器预留了空间。而克林顿的太空政策没有提到建立多层次的导弹防御体系；第五，新政策强调太空态势感知的重要性，以保护美国的太空资产不受侵害并对此作出反应，确保美国的太空优势。克林顿的太空政策没有提到太空态势感知；第六，新政策突出强调培养太空专业人员的重要性，要求国防部及相关太空部门必须培养一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富有奉献精神的太空专业队伍。克林顿太空政策没有此项要求。
新太空政策的“革新”实际上体现了小布什政府在美国“单极时刻”的战略抱负和意图。相对于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在实力、特别是在军事实力上更加处于无人能比的独霸地位。与此同时，相对于克林顿政府，在后“9·11”的反恐背景下，持保守主义理念的小布什政府也更愿意利用美国的超强实力来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小布什在其2002年颁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美国要利用其超强的军事实力来捍卫美国的安全和维护美国霸权，防止任何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构成威胁，劝阻任何挑战美国军事优势的企图，并在威慑无法奏效时决定性地击败任何对手[6](P1，P29)。鉴于太空在信息时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及其在美国经济、军事和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小布什政府借助太空实施其称霸全球、遏阻未来竞争者的意图更加昭彰。
可以说，从指导思想到主要内容，新太空政策都大大突破了克林顿时期的太空政策。新政策对克林顿太空政策的诸多“革新”处处体现了拉姆斯菲尔德太空委员会报告的旨意。新太空政策对安全的特别强调反映了太空委员会报告中对“太空珍珠港”的忧虑；新政策对太空在国家安全、经济福祉方面作用的强调，特别是将其提升到与海权和空权同等的高度也体现了太空委员会报告的主旨；新政策对可能出现的国际太空军备控制协议的警觉和反感、对太空态势感知的强调、对建立一直太空专业队伍的重视以及为未来部署太空拦截器预留的空间，几乎是对太空委员会报告建议的逐条采纳。
三、政策实践：进展与阻力
虽然新太空政策迟至小布什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第二年才颁布，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策实践的推迟。新政策所建议或强调的部分内容早在小布什第一总统任期内已经开展和付诸实施，新政策只不过将这些部分实施的内容以总统令的形式加以确认。在拉姆斯菲尔德就任国防部长不久，即在国防部大力推行“国防转型”，利用美国在太空方面的优势为美国的国防安全、本土安全和军事行动服务。此外，拉姆斯菲尔德还对国防部下属负责太空的机构进行了改组或合并，最显著的是将空军的太空司令部(AFSPC)从美国太空司令部(USSPACECOM)的隶属中剥离出来，单独委任一名四星级上将主管空军太空司令部，使之成为协调国防部负责太空防御计划的主要部门。2002年10月，国防部还将美国太空司令部与战略司令部合并为战略司令部，进一步将战略防御、战术防御与美国的太空优势结合起来。拉姆斯菲尔德在太空方面的新主张还体现在空军及国防部颁布的一些指导文件或政策中。例如2004年空军颁布了第一份《反太空行动》指导文件。该文件指出，“太空是终极制高点”，美国必须确保其对于太空这一“终极制高点”的控制，并“必须准备剥夺对手的太空能力”。为防止对手对美国的太空优势构成威胁，美国必须增强空军的太空感知能力，防患于未然③。在2006年2月公布的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太空优势对于美国军事行动、军事转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建立一支太空专业干部的重要性[7](P55-58)。而据报道，美国军方已经着手进行太空干部培训，首批太空专业硕士学位班已于2007年1月开始招生[8]。
导弹防御是新太空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小布什就任总统后极力推进的一项国防政策内容。2002年6月，小布什政府正式退出反导条约(ABM)，为美国部署天基、海基以及在海外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此后，小布什又成立了导弹防御局(MDA)，强调对所有来袭导弹进行防御，而不仅仅是克林顿时期专注的战区弹道导弹防御[9](P9)。导弹防御局在成立后即提交了一份03-07财年预算报告，用于开发天基发射器，旨在摧毁敌方尚处于助推阶段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有学者称，一旦该项目付诸实施，将部分复活了里根时期“战略防御倡议”中的“智能卵石”计划[10](P125-126)。该项目就是所谓的“太空测试床(Space Test Bed)”项目，其基本设想是在太空进行导弹拦截试验，用部署在太空的动能拦截器(kinetic energy interceptors)对处于助推阶段的来袭导弹进行拦截并加以摧毁。从2004财年开始，该项目正式启动并获得140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拨款，并计划于2008年开始进行最初的太空拦截器试验，其最终目标是在2016年在太空部署50—100枚在轨拦截器，用于对处于助推阶段的导弹提供“有限防御”、对中程及洲际弹道导弹提供“多层射击”的中段防御[11]。除了拟议中的天基拦截器试验外，小布什还大力推进部署地基拦截器、海基拦截器以及推动在海外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目前，美国已经在阿拉斯加的格里利堡和加利福尼亚的范登堡空军基地部署了16枚地基拦截器(其中14枚部署在阿拉斯加，2枚部署在范登堡空军基地)[12]。此外，自2001年以来美国总共进行了36次海基导弹拦截试验，其中28次取得成功，包括最近一次2007年6月22日进行的拦截试验④。
然而，小布什的太空政策实施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国际上的反对声音外，其太空政策的实施在国内也面临多种阻力。美国国内的一些思想库、研究机构以及军控专家对小布什政府大力推进导弹防御计划以及拟议中的天基拦截器试验表示了担忧或反对。总结起来，反对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认为小布什咄咄逼人的太空计划，特别是导弹防御计划和天基拦截器计划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引发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例如，国防信息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主任特莱莎·希沁斯(Theresa Hitchens)就一直对小布什政府的太空政策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对拟议中的天基拦截器项目表示反对，认为这将刺激其他国家竞相发展太空武器，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并最终损害美国的商业太空利益和太空支配地位[10](P131-139)。军控专家托马斯·格拉汉(Thomas Graham Jr.)也指出，美国部署天基拦截器将会导致其他国家竞相发展反卫星武器系统和太空军备竞赛，从而危及美国的早期预警系统和国家安全[13](P12-16)；第二，认为部署天基拦截器在技术上不可行。美国物理学会在2003年发布了由资深导弹防御专家组成的独立研究小组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拦截助推阶段的导弹需要拦截器在短短的两三分钟内就要识别并拦截目标，现有技术根本无法对固体驱动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此外，即便拦截一颗来袭导弹，也要部署上千甚至更多的在轨拦截器，这大大超出了目前美国的卫星发射能力。因而从技术上说，天基拦截器不可行[14(Pxxxviii)；第三，认为小布什的太空计划特别是天基拦截器计划耗资巨大。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尽管从理论上说天基防御系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却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就因耗资巨大而在当时广受诟病并最终被克林顿终止[15](P160-183)。一些人还担心，如果在部署天基拦截器这样不成熟的未来技术上投资过多将会挤压对现有成熟拦击技术的投入[16](P46-47)。所有这些，都成为布什新太空政策或已经在部分实施的太空政策的重要制衡力量和阻力。
在民主党于2006年的中期国会选举中重新夺回控制权后，小布什太空政策的实施还受到来自国会在拨款上的阻力。在第110届国会不久前通过的2008财年拨款中，虽然对布什的部分导弹防御计划和太空计划给予了支持，如批准并增加对爱国者PAC-3项目的拨款，增加对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拨款，增加对终端高空地区防御(THAAD)项目的拨款，增加对太空感知能力的拨款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动能反卫星试验，增加对卫星通信能力等的拨款，但是削减了对空中激光项目的拨款，削减拟议中的欧洲导弹防御部署预算，特别是取消了对拟议中的太空测试床的拨款以及对天基雷达项目的拨款。该法案还要求国防部加强对采购和经费使用的监督[17](P5,P15-18)。该法案体现了新一届国会对小布什太空政策的部分“保留意见”。
四、结论
除了某些表明上的相似性外，小布什新太空政策从指导思想到主要内容，从措辞到其强调的政策目标都与1996年克林顿颁布的太空政策大异其趣。如果说克林顿的太空政策还对维护美国的太空优势遮遮掩掩、闪烁其词，那么小布什的太空政策则直言不讳地加以确认；如果说克林顿的太空政策还强调对国际规范和既有国际协议的尊重，那么小布什的太空政策则对其嗤之以鼻；如果说克林顿的太空政策还将太空安全考虑遮掩在民用太空目标之后，那么小布什太空政策则赤裸裸地宣示了对美国太空安全的首要考虑。其太空政策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强调的内容处处透露出对拉姆斯菲尔德太空委员会报告的尊崇和亦步亦趋。
新太空政策体现了持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抱负。在小布什及其团队看来，美国必须而且能够利用其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和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在美国独霸的“单极时刻”，美国必须充分利用其在太空这一新权力媒介中的优势地位，强化和延伸美国的霸权基础，遏阻可能的未来竞争者，最终将美国的“单极时刻”转化成美国的“单极时代”。
然而，从小布什新太空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国内外阻力和反对来看，新太空政策能否实现其预期目标，能否逃脱当年里根太空计划的宿命，人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①关于“高边疆”战略的主要内容，请参见朱听昌、刘菁：《争夺制天权：美国“高边疆”战略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7-123页。
②关于“智能卵石”计划以及从里根到克林顿时期太空政策的内容介绍，请参见：David W.Zeigler,"Safe Heavens:Military Strategy and Space Sanctuary," in Bruce M.DeBlois,ed.,Beyond the Paths of Heaven:The Emergence of Space Power Thought,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Air University Press,1999,pp.200-210.
③具体可参见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2-2.1,Counterspace Operations,2 August 2004,pp.i,vii-viii,2,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service_pubs/afdd2_21.pdf.
④“点评2007年度第二季度世界导弹及防御系统进展(1)”，2007年7月3日，裁军与军控专题网站，http://www.caep.cetin.net.cn/jk/news_detail.asp?id=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