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开明的君王形象，还是专制暴君的典型？——重读《裘力斯#183;凯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撒论文,开明论文,暴君论文,君王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裘力斯·凯撒》的政治主题是维护王权呢，还是反对甚至要推翻王权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凯撒的形象，亦即莎士比亚将凯撒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典型：是具有开明君王特点的君王呢，还是一个专制暴君？由此即可以断定谋杀凯撒的性质。如果莎士比亚笔下的凯撒属于前者，那么无疑谋杀凯撒是一种引起社会动乱的罪恶，而如果是后者，那谋杀活动才能成为一种争取自由解放的壮举。由此，我们就找到了正确解读《裘力斯·凯撒》政治主题的钥匙。
历史上的凯撒无疑早已是一位公认的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他是“改变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进程并使之成为无可逆转的定局”[①]的一位统帅和政治家。马克思主义认为凯撒属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列，恩格斯曾以凯撒等人为例说明“伟大人物”出现的必然性。他说，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代替他……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②]、奥古斯都[③]、克伦威尔等。[④]
古代罗马从多头的贵族共和制走向统一的帝制是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凯撒未能完成这个转变，他被“除掉”之后，罗马又出来另一位“伟大人物”奥古斯都，他继续凯撒的事业，最后建成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但丁认为凯撒是基督教世界之前的英雄，所以在《神曲》中把他安排在候判所里，和古希腊罗马众先贤英杰同在一起，有赫赫的歌王，睿智的哲学家，还有特洛亚战争的英雄人物和罗马城的建立者。而其中那“穿军装的凯撒和他们同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闪着一双锐利的鹰眼”。[⑤]那么，莎士比亚是如何看待这位“伟大人物”呢？在他的笔下凯撒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典型呢？
关于莎剧中的凯撒形象的评论不多。在我国很有影响的、具有权威性的是前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观点。他说，凯撒是“专制主义的代表”，“已往他替罗马服务，现在他要罗马替他服务”，他“神化自己”，“利欲熏心”，“凯撒党羽的共同点是自私自利，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勃鲁托斯在杀死凯撒之后，向人民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必得消灭暴君”的理由。[⑥]还有的学者加以引申说凯撒“有点象理查三世”。按照这种观点，是莎士比亚把凯撒推上了历史的祭坛，撕去了他高贵威严的冠冕，写上了专制、独裁、暴君的判词；将他杀死是争取自由解放，并引用剧中台词说，“多少年后，子孙后代将屡次追忆共和党人消灭专制主义的功劳”。[⑦]那么莎士比亚是不是这样描写凯撒这位“伟大人物”呢？应该说回答是否定的。
《裘力斯·凯撒》的创作时间与《亨利五世》相近。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作家心目中比较符合开明君主特点的君王形象。莎士比亚笔下的开明君主的典型不带有更多的理想化的成分，他们都是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君王政治行为的艺术概括。《亨利五世》写了这位君王对法战争的辉煌胜利，振奋了民族精神，而《裘力斯·凯撒》这部悲剧写的则是一代君王的被杀，造成了“恐惧与怜悯”的真正的悲剧审美作用；特别是莎士比亚在塑造凯撒的艺术形象时融入了伊丽莎白的女王的某些特点，使凯撒这位古代的统帅和政治家，具有了开明君主的某些属性。
莎士比亚绝非一般的大手笔，他把凯撒之死写成“太阳落山”[⑧]般的辉煌壮丽。不少评论认为这部悲剧的中心人物并不是凯撒，其实纵观全剧我们就可以看到凯撒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莎士比亚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全方位地塑造凯撒的形象，而对其他人物的刻画则是单一层面的。有的学者说描写凯撒的场次不多，这是事实；那是因为莎士比亚既要写出凯撒被刺这一重大事件、同时还要写出谋杀行为的密谋过程及其严重后果，特别是要写出谋杀者遭到必然的惩罚，写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及其毁灭，以达到对其残忍行为的恐惧与憎恶的审美作用。
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只写了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屡建功业、文韬武略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被刺前夕和被刺当天的短暂活动，并突出了他老年人的特征。从这里人们一点感受不到那种吒咤风云的勇武精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莎士比亚忽视了凯撒做为统帅的意义”。其实不然，莎士比亚这样写是有其明确的审美指向的，那就是以 此突现谋杀凯撒行为的非正义性和残忍性。
凯撒绝不是以一个专制独裁者和暴君的形象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之中的。他在群众集会时出场，这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有病无嗣的老人，他让参加竟走的安东尼用手指碰一碰他的妻子，以“解除乏嗣的咒诅”；他的左耳是聋的。“年老无子”这一点凯撒与伊丽莎白女王同命相怜。凯撒一亮相就定下了令人同情的调子。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顺从民心的政治家。他三次拒绝安东尼献给他的王冠，群众为此热烈欢呼。这时他激动得犯了病，昏了过去，口吐白沫；醒过来时说，要是他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请大家原谅他是一个有病的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凯撒是非常希望戴上王冠的，这也许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但是他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下戴上王冠意味着什么，因此他用理性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他的这种自我控制的行为使他显露出一位明智的政治家的特色。当时的观众从凯撒接受群众欢呼的场面很容易想到他们的女王。伊丽莎白女王也特别喜欢百姓接近她，接受群众的崇拜，她反对不信任臣民对她的爱戴，她不怕别人行刺；她在群众场合出现的时候，她的警卫力量是不够的。开明君主愿意接近百姓，争取民心，顺从民意，这是他们治国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他们知道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巨大力量——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开明君主重视民众的这种政治行为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观念加以否定。一切事物都因比较而显出其差别：历史上有哪一个专制独裁的暴君会把普通百姓放在心上呢？
凯撒不相信预言家的警告和异象造成的恐惧，不顾妻子的哀求，执意去圣殿参加会议。他说“神明显示奇迹，是要叫怯懦的人知道惭愧”，凯撒不怕危险，“是比危险更危险的，是两头同日产生的雄狮”他不先看和他个人有关的信件，而是把公事摆在前面。他驳回了贵族麦泰勒斯为其被放逐的弟弟的说情。这时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自己不会有错误，他决定的事情“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他同时表白他的坚定的原则性，“我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在天宇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在人世间”，他凯撒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动摇。”凯撒的演讲很容易使当时的观众想到伊丽莎白女王；女王也常常演讲。他们演讲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阐明他们的立场，原则和政策。因为凯撒是在驳回一项改变原来决定的请求时演讲的，所以他演讲的内容是表明他决定的正确性，做事的坚定性和原则的不可动摇性。事实表明他的拒绝是正确的，因为那项请求是一项无理的要求，乃是叛党们谋杀凯撒的一个步骤，他们利用帮助求情的机会靠近凯撒以便下手。这是凯撒没有料到的。对于凯撒的演讲，不能做表面的判断，以为他这是在“神化自己”，“美化自己”，尽管其中包含着这些成份；就其内容的实质而论，只不过是他的“施政演说”而已。凯撒也好，伊丽莎白女王也好，他们都坚信自己是神意的体现者，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代表”。然而，这点并不是评价君王历史功过的根据，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如何治理国家的；是为所欲为、践踏法律、横征暴敛呢，还是遵循法纪，治国有方，关心民生呢？这才是昏君、暴君与开明君主的界限。
凯撒在演讲的时候没有对什么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警惕，也没有对预言者警告的3月15日注意，正是在这种时候他被刺死了。临死时只说了一句话：“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那么倒下吧，凯撒。”他没有一点儿对死的恐惧和死亡前的痛苦。他是在威严、庄重地处理公务时被阴谋杀死的，并不是因为独裁、专制、暴政引起臣民的怨恨被杀死。莎士比亚笔下所写的这位凯撒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他是独裁者和暴君呢？凯撒出场不多、活动不多，台词也不多，但莎士比亚在粗线条地勾勒他的轮廓时向他的灵魂中注入了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的开明君主的某些特质。
莎士比亚有意通过安东尼之口称颂凯撒，显示了凯撒做为一个“伟大人物”的某些精神特征。在凯撒死后，安东尼当着勃鲁托斯等人的面称颂凯撒的“赫赫勋业”，称他为“伟大的凯撒”，并表示和他一起死去是再好没有的事。特别是在他向群众演讲的时候讲了两件具有典型意义的事情：一是凯撒将俘虏的赎金全部充实了公家的财库，一是在遗嘱中将其钱财分给了罗马市民，并把自己的花园、河边步道等也留给罗马市民，供他们享用。这两件事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独裁暴君和挥霍奢侈的昏君都不能够做到的；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事情只有开明君主才能做到。伊丽莎白女王在英国通货膨胀的时候不是曾把王室的土地和自己的珠宝卖掉以弥补宫中的开支吗？那位指责凯撒“有野心”的凯歇斯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莎士比亚还通过密谋者对凯撒的指责，从反面表现凯撒为人、为王的无可非议。叛党要谋杀凯撒，当然要极力搜集他的各种过错，然而，他们竟找不出来。凯歇斯只是以凯撒的身体不如他为由对他加以贬抑。他说凯撒没有他水性好，一次游泳时曾喊过：“救救我，凯歇斯，我要沉下去了”；再有就是凯撒生病时曾吐出过这样的呼声：“给我一些水喝”，“就象一个害病的女儿一样”。凯歇斯竟荒唐地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一个心神软弱的人却会征服这个伟大的世界，独占着胜利的光荣，真是我再也想不到的事，更何况他还要一个人独占罗马，这是不能容忍的”。其实，凯歇斯的这段话正是描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普通人生活，使人增强了对凯撒的好感。至于勃鲁托斯说得就更明确了。他说，“凯撒这个人，说公平话，还不曾知道他什么时候曾经一味感情用事，不受理智支配。”他说，要杀死凯撒“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这就是说叛党们实在找不到可以杀死凯撒的罪名，其实，凯撒的一生绝不会没有任何过错，莎士比亚这样写目的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借以表明凯撒是不应该被杀死的。那么勃鲁托斯他们是以什么理由杀死凯撒的呢？他们说凯撒“有野心”，这就是唯一的根据，勃鲁托斯为了“师出有名”，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说服自己参与谋杀的“理由”：“如果凯撒权力再扩大，一定会引起后果，把他当成一颗蛇蛋，与其让他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蛋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死。”这种逻辑是荒谬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所说的根据仅仅是一种设想；而任何设想都不能成为人们判定是非的根据，更不能成为判人以罪的根据，更何况他所说的根据（即设想）又并没有任何实际事实做依托！
莎士比亚塑造凯撒形象的另一方面是正面和侧面描写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态度。对一个君王来说，来自社会底层的自发的拥护，那是最高的荣誉。凯撒将要凯旋时，罗马市民、手工业者自动放假到街上去准备迎接他，结果被反对凯撒的保民官赶了回去。在凯撒三次拒绝王冠时他们大声欢呼。凯撒被杀后他们曾一度认为勃鲁托斯杀死凯撒是为罗马立了大功；可是在听了安东尼的演讲后他们仔细想来，觉得“凯撒是有些死得冤枉”，“怕换一个人来比他还不如哩”于是他们群情激愤，高喊“杀人”、“复仇”，冲向叛党家中，叛党被迫逃出罗马。一些人认为这是安东尼用“小恩小惠”欺骗利用了群众，而群众乃“盲目的暴力”，他们最后反对勃鲁托斯是勃鲁托斯本人的错误造成的，他不该让安东尼演讲，等等。其实，包括凯撒在内的所有政治家都知道争取群众的重要性，而群众也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然而，君王和政治家们对群众的态度总还是有差别的，在群众的一面，拥护谁，反对谁是根据事实做出选择的，他们从不认为哪个君王和政治家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所拥护的，仅仅是对他们比较有利的；难道还能要求群众根据超现实的某种原则来做为行动的准则吗？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⑧]勃鲁托斯最终的“出丑”与安东尼能够“唤起”群众的“热情”，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群众对君王和政治家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策是否于群众有利的问题。在悲剧《裘力斯·凯撒》中，莎士比亚不仅写了群众场面，还写了预言者和诡辨派学者对凯撒的关注，以显示凯撒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他们用各种可行的方法向凯撒透露密谋者的阴谋，警告凯撒注意戒备，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凯撒逃脱“3·15”的厄运。预言者在群众集会时高声喊叫，“留心3月15日”，虽然引起了凯撒的注意，但凯撒却把他当成一个“做梦的人”而未予理睬；诡辩派学者阿特米多勒斯在3月15日凯撒去圣殿的路上把写有阴谋分子名单的信交给了他，并恳请他先看这一封与他本人有关的信；但正因为阿特米多勒斯强调这封信“与他本人有关”，而被决定后看。预言者和诡辩派学者都属社会平民阶层，他们的活动表明罗马市民对凯撒的态度；他们不希望凯撒被杀。在这一事件中他们不是站在叛党一边，而是站在了凯撒的一边，这里边就包含了群众对凯撒的真实心态，他们冒险做了他们所能做的，尽管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凯撒由于坚信自己的不可战胜而没有听取警告，悲剧未能避免。那些认为群众盲目被欺骗、被利用的学者们在他们的评论中都根本不谈莎士比亚特意安排的这两个人物的作用与价值。
悲剧塑造凯撒形象的又一个方面是关于异象的描写。这些异象不属于凯撒本身，但它做为凯撒被杀这一非同一般事件的一种氛围，既写出了传说中固有的内容，又特别地突现了谋杀凯撒的性质以及莎士比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在莎翁悲剧中三个国王被谋杀之前有异象出现，这就是裘力斯·凯撒、老哈姆莱特和邓肯王。莎士比亚认为对合法君王的非法的血淋淋的谋杀是一件天怨人怒的事情，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它震惊天地，异象丛生，令人悚惧。在凯撒被害的前一天，剧中的许多人都见到了异象，上天企图用这种方式阻止罪恶的发生。然而谋杀者为了夺取权力，以鲜血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不论他们以什么样的神圣名义干这件事，都难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不是为了罗马，也不是为了平民，而是代表失败的旧贵族从凯撒手中夺去他们失去的特权。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历史上勃鲁托斯和凯歇斯都被认为是叛党的首领。但丁在其《神曲》中则把他们置于地狱的最底层，受到做为一个叛徒的最严厉的惩罚；巨大的三张面孔的魔鬼撒但在冰湖中张开三张大口，叼住了但丁认为最不能宽恕的三个叛徒：出卖耶稣的犹大，谋杀凯撒的勃鲁托斯和凯歇斯。[⑩]
最后，莎士比亚还写了凯撒鬼魂的显现，表示凯撒的冤死和精神的强大不泯。凯撒的幽灵自称“冤魂”，在勃鲁托斯的营帐中出现，吓得他“浑身冷汗”；幽灵说勃鲁托斯将在腓力比[(11)]再一次见到他，预言勃鲁托斯将要死在那里。这种正义惩罚邪恶的古老的民间传说，是中外古代戏剧中一种常见的艺术模式。在《裘力斯·凯撒》、《哈姆莱特》、《麦克白》中都有无辜被杀者的冤魂显现复仇的情节。裘力斯·凯撒鬼魂出现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但它在全剧中对于凯撒形象的完整性相当重要，它不仅表明凯撒的冤死和精神的强大，同时也以此表明勃鲁托斯、凯歇斯谋杀行为的罪恶性质。勃鲁托斯与凯歇斯在自杀之前都接受了凯撒的复仇。凯歇斯自杀时说，“好，凯撒，我用杀死你的那柄剑，替你复了仇了。”勃鲁托斯自杀时说，“啊，凯撒！你到死还是有本领的，你的英灵不泯，借着我们自己的利剑，洞穿我们自己的心脏”。
至此，问题就清楚了。在莎翁笔下，凯歇斯等人为了夺取权力，以争取“自由、解放”，打倒暴君为神圣的口号，以受人尊重的勃鲁托斯为首领，组织密谋杀死了一位对国家做出过贡献，且没什么过错，受到民众拥护的合法执政官；这种谋杀行动是一种残忍的罪行，而不是什么壮举。其后果不是给罗马带来什么“平等”与“和平”，而是流血的内战。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形象地显示出他的政治观，那就是维护现存的政权机构，主张开明君主治国，反对以谋杀的方式非法篡夺合法权力以避免国家的动荡与内战。
此外，关于莎士比亚否定和谴责谋杀行为的问题，他除了在《裘力斯·凯撒》这部悲剧中做了如上所述的种种艺术表现之外，还在稍后的《哈姆莱特》中再一次提及，它可以做为我们观点的一个旁证。老哈姆莱特鬼魂出现的时候，霍拉旭说“在那雄才大略的裘力斯·凯撒遇害前不久”出现了种种异象。（《哈姆莱特》霍拉旭本意是说老哈姆莱特被害前丹麦的情况，但他却重点讲了凯撒，而对老哈姆莱特只是一笔带过。当波洛涅斯说他在大学念书时扮演过凯撒，被勃鲁托斯杀死了。哈姆莱特说，“他在神殿里杀死了那么好的一头小牛，真是太残忍了”霍拉旭、哈姆莱特关于凯撒被杀这一事件的议论表明莎士比亚在1601年创作《哈姆莱特》时，仍在回想着两年前他对《裘力斯·凯撒》的艺术构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这两部剧作在政治主题方面的一致。那种认为莎士比亚“对勃鲁托斯等人的谋杀活动未曾表示过否定情绪”的观点是不符合莎士比亚的创作意图的。
注释：
① 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第60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10月。
② 凯撒（Julis Caesar,B.C.102/100?—B.C.44），罗马将军、政治家。曾为罗马“前三头同盟”者之一，征服高卢、战胜庞培，平定叛乱，并著有《高卢战记》B.C.44年3月15日被谋杀。
③ 奥古斯都（Augustus,B.C.63—A.D.14）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他是凯撒的义子和继承人。凯撒被刺后组成“后三头同盟”，B.C.31统一整个罗马帝国，被元老院封为奥古斯都（即神圣的、至尊的），在他长期统治时期，罗马世界进入繁荣和平的黄金时代，在《裘力斯·凯撒》中他即奥克泰维斯。
④ 《恩格斯致简·博吉乌斯（W.Borgius）》，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⑤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⑥⑦ [苏联]阿尼克斯特（A.A.Anikst）：《莎士比亚的创作》（徐克勤译），第398、404、39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
⑧ 席勒语，出于剧本《强盗》，内有“英雄的死如太阳落山”句。
⑨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104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⑩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11) 腓力比（Philippi）在今希腊境内，为一小山城，公元前42年9月，安东尼与奥克泰维斯在此战败勃鲁托斯与凯歇斯，后者在此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