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噪起和消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剧变发生的原因，而有一点是被一致认识到的：思想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倾向，是催动“和平演变”的前导。历史经验印证了这样一种规律性现象：凡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强调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性，不能不注意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发生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潮，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过去研究得不够的。曾有一段时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批论著先后在我国翻译出版。由于缺少恰当的说明和评论，这些论著政治面目模糊、理论是非不清，在社会主义改革探索中非但没有带来有益的启示，而且极大的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教育。现在，当我们深入反思防止“和平演变”的经验教训、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时，让人们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与其错误立场和错误观点划清界限，是很有必要的。
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面目
“新马克思主义”一般是对所谓“重新发现和评价”马克思学说的西方学者所持立场的总称。其思想观点虽五花八门，但其政治倾向，基本上是对列宁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和否定，只不过它始终挂着马克思的招牌罢了。出于不同的目的，研究“马克思热”遍及世界不同政治营垒，这就使“新马克思主义”不仅限于西方学者，而且也被倾向于西方资产阶级立场的其他派别的人们所热衷。从70年代起，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也声称要“重新理解”和“恢复”马克思主义，加上其立场和观点接近甚至超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因而被列入“新马克思主义”名下，冠以“东欧”二字，是表示它们在地域上及内容上的区别。本文袭用这一称呼。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前苏联“党内民主派”，如罗·麦德维杰夫和若·麦德维杰夫兄弟；前南斯拉夫“实践派”，如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等；打着卢卡奇旗帜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亚当·沙夫为首的波兰“哲学人文学派”；前捷克的奥塔·希克；前民主德国的鲁道夫·巴罗及布洛赫为代表的“希望哲学派”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老资历的学者、政治活动家。其中，弗兰尼茨基原为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校长、著名哲学教授；沙夫是波兰科学院院士，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欧洲社会科学研究和文献协调中心”（维也纳）主席；希克曾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出任前捷克政府副总理，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巴罗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老党员，曾担任前民主德国青年联盟机关刊物《论坛》主编。虽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人数不多，且分散于不同国家，彼此间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既没有组成活动团体的打算和可能，又没有形成一股实际的政治势力），但因他们出自社会主义堡垒内，加上拥有名噪一时的头衔，故能量极大，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最猛，影响不可低估。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和演变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世界上尤其是东欧各国引起了极大震动。随之爆发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七月事件，给整个社会主义的声誉以极大损坏。此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两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革势在必行，多数国家继南斯拉夫之后把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关于冲破旧体制和设计新体制的议论慢慢增多；另一方面，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的拨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对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滥施批评的言论有所抬头，常借改革旗帜以售其奸。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在随之扩张起来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得到反映。但由于改革成为这些国家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的焦点，故这一思潮中的反社会主义本质被暂时掩盖着，其中一些代表人物还被作为改革派受到欢迎。如奥塔·希克在1958年被选为捷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当选为中央委员，领导制定过多次经济改革计划。
60年代末至70年代，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入深化阶段。旧体制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工作也很艰难。“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深层的意义上为人们所思考。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企图把改革引向右转的倾向便逐渐明朗化。随着它对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参与程度加深，其恶劣影响与日俱增，对后来在一些国家发生的政治动乱、经济不稳等严重困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此可以发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是落脚于纯理论工作，而是通过宣传“改革”而对社会主义进行直接批判，并且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和共产党本身，即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演变。
在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到历史转折关头，是容易使那些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动摇和变节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噪起，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尽管它以改革相标榜，但其目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是——用他们的话来说——探求一种“摆脱共产主义暴政而又不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条道路”，以“全面设计一个将能取代今日共产主义体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模式，一个将克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中基本消极面的模式。”（引自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然而，在现代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这些国家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不回到资本主义旧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斯大林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本身并没有什么“新理论”，加上其代表人物的思路并不相同，故不容易作出一般概括，我们只能从他们的代表作来归纳。其代表作有：麦德维杰夫兄弟《让历史来审判》，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沙夫《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原名《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三条道路》，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等——其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认为个人的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应该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锋芒指向社会主义的所谓“官僚阶层”，正是它大大加深了社会的不人道，造成社会主义下人性的压抑和丧失。
第二，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的资本主义。断言它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异化现象，反而使它加深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人仍然只是任人摆布的社会客体，而一手把持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才是社会的唯一主体。在强大的官僚政治压迫下，劳动者对企业的发展、剩余价值的分配和使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政府机构的组成及重大政治决定，既不能参与，也没有兴趣。这种严重异化现象遍布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各个方面。而它不是来自这个制度外部，而是来自这个制度本身，来自官僚机构和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内。
第三，党官僚化了。他们宣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只有彻底消除党的“官僚阶层”，同国家机器保持距离，并首先在自己的组织内结束机关式的统治，进而结束对国内国外的统治式领导，才能引导社会前进。为要实行改革，就要有一个很大程度上没有异化的党，这个党必须意识到在“斯大林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时代所形成的异化，以便完全克服它。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行中发生了质变。他们诡称，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已经从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而扩大到其它方面，成了官僚集团滥用来镇压无辜群众的工具，变为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的专政，党和国家中有权势的官僚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名存实亡，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实行的是集权主义；关于思想斗争的民主方式和党内平等关系的原则，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都被官僚体制和集中制所代替。
第五，必须实行私有化。他们认定，现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与国家垄断制相一致的；必须通过市场经济，过渡到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由经济”模式。为避免集中化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出路只有一条：走向私有化，把“国家垄断经济”转变成私人经济。
第六，社会主义并不现实。他们硬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适合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否则，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必然导致这场革命的“蜕变”。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往后退，退到哪里去，退回到资本主义，甚至退到原来的地基上。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正因为如此，在它出现之初，就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声喝彩，其著作多在西方大量出版，并被广为传播。所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之名，亦最先由西方学者叫开来。后来，它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扩散，而且在国际理论界、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引起国际政治中东西方关系的争端（如1979年鲁道夫·巴罗逃亡西柏林事件），都得力于国际上敌视社会主义势力的推动。到8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激剧动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加受到国外敌视社会主义势力的着力鼓动，思想影响进一步扩大，其代表人物及其活动表面上销声匿迹，实际上充当了推动“和平演变”的思想领袖。有的人并开始同当权者中的相投人物沆瀣一气，当其后这些国家发生从上到下的政权演变之时，这些人便溶化到资本主义的阶级阵线和派别中去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消失，意味着它所表达的目的已经达到。
需要提到的是，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刚一露出狐狸尾巴时，曾遭到过前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公开批判，前述代表作都未能在本国出版。由于其代表人物坚持错误立场和错误观点，一些人还受到国内严重政治处分：开除出党、驱逐出境或流亡国外。但是，这一批判并没有被坚持到底，随着这些国家政局的逆变，其恶劣思想影响反而占了上风。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