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间福建的学人之诗——以陈寿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学人论文,陈寿论文,中心论文,乾嘉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乾隆、嘉庆间，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福建出现了一批淹贯经史的学者兼诗人，如龚景瀚、萨玉衡、谢震和陈寿祺等，而以陈寿祺为代表。他们的诗被称为学人之诗。他们大多长于七律，隶事典切，且不乏优秀作品。陈寿祺论诗虽主张“具别才而兼学识”，却突出“学”，强调必须湛深于经，方精于诗。陈寿祺的理论，上承雍正、乾隆间闽人郑方坤兄弟力攻严羽诗非关学之说。学人之诗的实践及学者兼诗人的理论对近代同光派闽派的兴起，其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嘉庆时期，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广泛涉及古文字学、史学、地理学、目录学、较勘辑佚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门类，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时期的治学方法以考据为主，或称朴学，故而形成所谓的乾嘉学派。至于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学术界一般认为有二：一，入清后大兴文字狱，乾隆年间尤甚，不少士人因而力避现实而钻到故纸堆中；二，乾隆帝本身的提倡，例如屡开特科，组织力量编书（最有名的是《四库全书》）。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发展，经过了两三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似已到了加以总结的时候。对以往学术的总结，也是对传统学术的发展。例如阮元一方面对《十三经》作了校勘、整理，刻印了《十三经注疏》，流布海内；另一方面则编辑了包括时人所著在内的《皇清经解》，使儒家经典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学有专长的文人学者由于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多数亦能诗，因此形成了一种“其学皆深博无涯矣，诗亦从经术性情中流出”（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石溪舫诗话》评阮元语）的学人之诗。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乾嘉时期福建也出现一批学者兼诗人，主要有龚景瀚、萨玉衡、谢震和陈寿祺等，而以陈寿祺为代表。他们的诗，均可称学人之诗。
龚景瀚（1752—1802）〔1〕，字惟广，一字海峰，闽县人。 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四十九年（1784）选援甘肃靖远知县，官至兰州知府。有政声，民口碑不绝。有《澹静斋诗钞》、《澹静斋文集》。据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九，景瀚又有《邶风说》、《祭仪考》、《离骚笺》、《孔志禘祫考》等，“皆说经之圭皋出”。
张世法《〈澹静斋诗钞〉序》云：“《诗》、《书》、忠孝、礼乐、文章酝酿于胸怀，吞吐于喉舌，不可以声色拟议求者。”秦金门《跋》云：“不事矫揉雕饰，性真激发，冲口成章，诸体毕备。”“盖其敦行好修，学纯守止，故发之于诗者，霭乎孝子、悌弟、义夫、顺妇之客，侗侗乎忠臣信友之概”，“深于性情之事，而非徒以素丝黄绢较其工绌者也。先生之诗曰：‘天下文章在五伦’。夫五伦之事，何一不由性情？览是集者能于性情求先生之为人、而得先生所学之为何事，则可以言诗矣。”这也就是所谓学深博，从经术性情中流出的学人之诗。当然，龚景瀚长年为宦西北，面对着比较尖锐复杂的阶级和民族矛盾，较为关心民间疾苦，“吊古悯时，善达民隐。尤与元道州为近”（《晚晴簃诗汇》卷九四）。并不是一位仅仅通经而远离社会实际的诗人而已。
《清史列传·萨玉衡传》评入清之后闽诗云：“黄任、伊秉绶诸人先后争长坛坫〔2〕，玉衡颉顽其间，自辟涂径，足以震扬一代。 ”萨玉衡也是乾嘉间重要诗人。玉衡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之后〔3〕。字檀河，闽县人。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陕西洵县知县，玉衡受牵连被免官后归乡。尝著《经史汇考》、《小檀马》、《傅子补遗》等，均毁于火。今传《白华楼诗钞》、《白华楼焚余稿》。
谢章铤《〈自怡堂偶存诗〉序》云：“嘉、道之间，吾闽尤多绩学之士，雅材林立，陈恭甫、萨檀河、谢甸男诸公提倡于上。”王文勤本集《题跋》：“萨檀河先生淹贯经史，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窥，故其诗渊懿卓铄，沈博绝丽。”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九则直接指出，萨玉衡之诗，“学人之诗也；才足以副之，亦梅村（吴伟业》、竹坨（朱彝尊）之流亚也。”紧接着，林昌彝举了《九仙山》、《将入都别兄敬如》、《东阿怀曹子建》、《柴门》、《登北固山》等十五首诗为证。考察这十五首诗，我们可以发现，无一不是七律。林昌彝在同书卷七云：“诸体诗以七律为最难，如开强弓劲弩。刘吏部公
谓古今开到十分满者无几人”，以为入清后闽人之外有顾炎武、吴伟业等六人，闽人有许友、谢震、萨玉衡、陈寿祺、林茂春五人〔4〕。 闽籍以外诗人不论，谢震以下四人，都是学者兼诗人。我们是否可以说，七律是学者兼诗人比较喜欢又比较擅长、并足以表现他们才学的一种形式？古体诗形式比较自由，又由于容量较大，便于叙事。近体诗（除排律外）形式短小，五、七绝、五律文字嫌稍少，七律七言八句相对较有回旋发挥的余地。而七律中间二联的对偶声律一向特别讲究；偶句的用事更大有学问，或要求准确工巧，或追求猎奇翻新，甚至还有用事不使人觉之妙，这对于作者不能不是一种考验。而那些多读书、多穷理的学人们在七律面前则无疑可踌躇满志、操起“刀”来而游刃有余了（先不说诗境、诗味如何）。七律是一种可以尽情挥洒学人才学的诗歌形式，这样的提法当不会离实际太远。
除了卷十九所举的十五首是七律外，《射鹰楼诗话》卷七论“咏物诗妙在离貌取神、真取弗夺”，举萨玉衡《春燕》，同卷又举《初到溧阳登太白酒》二首，卷十举《无定河》，卷十七举《谒于忠肃祠》，同卷“拜岳忠武王墓诗，朱竹垞长排外，以闽县萨檀河大令七律四诗（按：即《过岳忠武坟》）为最高”，《海天琴思续录》卷一举《吊弥衡墓》等，也都是七律。《过岳忠武坟》其一云：
贺酒黄龙事竟空，凄凉一阕《满江红》。十年战伐归三字，五国羁魂泣两宫。水咽西陵虚夜月，枝生南向怨秋风。将军不受金牌诏，解甲丹庭死更忠。
林昌彝又评云：“萨诗佳处气格沈雄，用事典切，故能独出冠时。”高启“《忠武王墓》诗虽脍炙人口，不逮也。”
萨玉衡七绝也精于用事，《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一，举其《题陈秋坪画洛神》、《题郑嵎津门诗注》、《闽宫词》等五十余首， 没有一首不在用事上下功夫的。《扬州绝句》云：
竹西歌吹最繁华，灯火分明十万家。独有广陵城上月，夜来孤照玉钓斜。
竹西是广陵（今扬州）的繁华地，玉钩斜是隋葬宫女之处，诗以繁华反衬孤寂凄凉，以见历代统治者的荒淫奢侈，所用又非僻典，故林昌彝称这类绝句“隶事生新，鲜者霞绮”。萨玉衡才学繁富，有些绝句并非一般读者所能读懂，《感马、阮事，成二绝句》其二云：“西湖蟋蟀美人憨，何以春灯夜半酣。度岭南来无郑尉，谁知别有木棉庵！”如果不知道马士英斩于延平的典实，不知道阮大铖为雷演冤报、过五显岭坠崖碎首而死的传说，不知道阮大铖作有《春灯谜》的传奇，也不知道贾虎臣杀奸臣贾似道于木棉庵（在今漳州南）之事，这首七绝则不可解。
萨玉衡有一组《海防》诗，共五首。这组诗他提出防海的重要：“从来防海甚防江”。当然，诗的作意，无疑是针对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起义（次年失败），六十年（1795年）台湾陈周全起义（旋败），及嘉庆初海盗蔡牵出没于闽台、广东沿海而发，但诗中又写道：“牛皮围地红夷远，鹿耳输潮赤嵌收。”似又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提醒人们注意“外夷”在沿海的活动。《过张忠愍墓》、《光饼歌》抒写对抗倭英雄张经、戚继光的缅怀。前诗有云：“战绩东南第一谟，生民百万望吹枯”。后一诗写戚继光剿倭时制作的一种便于携带的饼。饼有孔如钱，闽人至今仍呼为“继光饼”或“光饼”。诗有云：“当年击走倭奴魂，不教庚癸呼吕孙。帐下未看炊火起，海边但见阵云屯。士饱挥戈甘血战，眼中个个将军面。犹胜宿舂百里粮，何须射猎千夫膳。归为将军脱战袍，凯歌声击沧波高。”如果联系嘉庆初外国兵船公然侵入东南沿海港口的事实，萨玉衡这些诗就显得有深意了。
萨玉衡虽然以才学为诗，但他的诗仍有一定成就。陈寿祺评云：“其为诗骏伟广博，譬诸快剑长戟之撞
，黄钟大吕之锵洋，大瀛吹波，沃日蒸霞，万象瀜滉，建章神明，嶕峣瑰丽，铜凤金爵，照烂天表，美哉盛乎！”（《〈白华楼诗钞〉序》）同乡而诗同派，不免有不过誉之嫌；至少，萨玉衡在学人中，其诗“瑰玮矞皇，沈博绝丽，如鸾翔凤舞，乐奏钧天”（《射鹰楼诗话》卷十一），还是比较突出的。
谢震（1766-1805）〔5〕，字甸男，闽县人。 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为顺昌教官。笃学耆古，熟《三礼》，治经龂龂，持汉学，好击宋儒凿空逃虚之说”（陈寿祺《谢震传》）。有《礼案》、《四圣年谱》、《四书小笺》，及《樱桃轩诗集》。
初，谢震锐意功名，而试礼部屡黜。“久羁旅，往来河洛、关陇、荆益之间，匹马踟蹰，抑塞奔走，间挟牾时嫉俗之孤愤，寓之文章。方其壮时，志气若不可一世，然每风雨凄晦，烟月靓深，徘徊景光，欷歔欲绝，不知哀乐之何从也。”（同上引）谢震诗以七律最为突出，《射鹰楼诗话》卷十五云：“诗气魄沈雄，格调高壮，音节嘹亮，神韵铿锵。初读之，音若变宫变徵，而实律中黄钟之宫；又如晓角秋笳，凄清入听。七律高者直入浣花之室，次亦不落开、宝而下”。又云：“吾闽近今能为七言律诗者，首推谢甸男先生震，盖其气魄沈雄，风格高壮，足以雄视一代”；“视前明前后七子，有仙凡之别。”林昌彝选录五十余首之多，其中写羁怀的有《舟中感事呈陈大同年恭甫》、《旅感和恭甫作，兼怀李五同年秋潭》等；凭吊怀古之作有《维扬》、《大散关》（后一首昌彝未选）；托物言志有的《秋燕》、《落花和吴三进士》等；直抒胸情的有《蹉跎》、《自题》、《失题》、《无题》等。《自题》云：
一卷残魂手自编，他时谁与吊樊川。桐经半死仍孤赏，虫号相思亦可怜。未免冬郎惭少作，已多秋树感长年。西风翦纸招何处？破楚门东急暮蝉。
抑塞磊砢之气溢于言表。 《听鹂曲》二首其一颔联云：“湖中莲子堪求藕，天上孤星只对狼。”狼，天狼星。林彝尊极欣赏此联，以为“此借藉‘藕’为‘偶’，猎‘狼’为‘郎’。用假借字入诗，亦诗家之一体，深得《周易》、《毛诗》通假、譬喻之例”（《海天琴思录》卷一）。其实，以“莲”谐“怜”之音的用法，南朝民歌已经用得很广泛，然而此联三用谐音，且以“狼”（郎）对“藕”（偶）似是学人有意对六书假借的运用，故特别巧妙。
乾嘉间闽人朴学成就最高的，莫过于陈寿祺。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一号苇仁，晚号隐屏，闽县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广东、河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年四十告归。寿祺少能文，年十八，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撰上福康安百韵诗并序，沉博绝丽，时称为才子。寿祺会试，出著名学者朱珪、阮元之门，乃专为汉儒之学，与同年张惠言、王引之齐名。又及见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诸人，学益精博。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义，辄有折衷。所著甚富，有《五经异义疏证》、《左海经辨》（以上二种阮元选入《皇清经解》）、《尚书大传定本》、《洪范五行传》等，以及《左海文集》、《左海骈文》、《绛跗草堂诗集》、《东越儒林文苑后传》等。
吴嵩梁以为陈寿祺七律“隶事典切，结响沈雄”，直与吴梅村“抗衡”（《〈左海诗钞〉题词》）。反映林爽文之役的《海外纪事诗》八首，《平定台湾恭纪》六首，多关台湾故事，沈雄老到，同类作罕有其匹。如果说对待林爽文之役，陈寿祺只能站在清廷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话，那么甲寅（1794）所作《闻漳州大水后寄诸同人五首》，对漳郡父老百姓的生计就寄以莫大的关切了。其一云：“穷黎谁抱空桑怨，羁客徒添泛梗忧。愁绝秋风杜陵屋，高歌长夜听飕飀。”其四云：“芝岫已停秋径屐，枫江空忆故园莼。含情欲语湖中雁，迸入休文旅恨新。”自注：“谓沈履桥明经，吴江人，游漳作《芝山游屐图》。”漳州大水，文人雅士游屐当然不到；平时游兴颇高的文士们，此时能不能多少关心一点灾民呢！他的咏史诗，见识颇高，己巳（1809）所作《书〈李密传〉后和马秋药太常履泰》二首其二云：
逐鹿中原感废兴，骑中狂客竟凭陵。三秦已遣归刘季，十策何曾纳魏征？天下英雄空虎视，山东部将沮龙腾。可怜北面羞降虏，比似田横眼不胜。
林昌彝评云：“声调激越，气魄雄厚，平揖空同（李梦阳），可无愧色”（《射鹰楼诗话》卷三）。陈寿祺在朋辈中，与谢震最善。谢震年长陈六岁，两人是同年举人、同乡。“海内论诗定几人？平生意气向君真。非关距跑行相负，自信龙泉合有神。”（《旅感呈谢甸男震四首，时日短至》其二）陈寿祺赠、和及诗题谢震之名的七律有十余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题谢甸男震诗后二首》其一云：“六经笙簧供鼓吹，九霄河汉沃肝脾。石渠高议经师盛，惟迟匡来与说诗。”明确指出谢震之诗是学人之诗。其二云：“听君《秋柳》他时曲，玉笛关山倍怆神”。称赞谢震的《秋柳用渔洋先生韵》四首，谢诗其一有云：“玉笛关山残月影，金笳塞陇晓霜痕”。《南归述怀呈谢甸男》颌联云：“曰边名士多于鲫，江上归心不为鲈。”林昌彝以为“隶事而有神韵”，陈子龙得意之作“禁苑起山名万岁，复宫新戏号千秋。”王士祯《襄阳怀古》“岂有酉酖人羊叔子，更无悔过窦连波”。均不及陈寿祺“风韵绵远”（《射鹰楼诗话》卷三），学人之诗，有时免不了有卖弄才学之嫌，但也不可一概斥其有才学而无风韵。
自唐代文人仿作《竹枝词》之后，历代文人又仿《竹枝词》而作《柳枝词》和《橘枝词》。福州盛产红橘，陈寿祺《橘枝词十二首》，或写橘园的采摘果实，或写橘乡男女青年的相互爱慕，或写与橘有关的风俗习惯，或写由橘制成的蜜饯、药品，尤可见一地的土风。试看其五、其八、其十：
洪江江水平如油，洪江女儿不解愁。一夜溪船载春去，无端明月梦苏州。（原注：洪江之滨多产柑橘、橄榄之属，土人岁贸估客贩吴门。）
履端风景杵声寒，擣尽琼霜作粉丸。红袖金钗围烛影，先传吉语上春盘。（原注：吾乡冬至家作粉丸，先夜中堂出，谓之搓圆，旦煮供鬼神而后食之。乡语橘与吉同音。）
撒荔传柑故事赊，春星夜火万人家。剧怜玉手纤纤素，翦出红灯夺绮霞。（原注：元夕有制橘灯者，儿童或刳橘实，空其中为小灯。）
林昌彝以为有“刘梦得之遗音”，并评其一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射鹰楼诗话》卷三）。这些诗完全得力于生活，完全没有一点学究的酸腐味，新鲜风趣，一反学人之诗的凝重。七绝中，题画诗也显得风神婉约。《题画三首·水国雨泊》云：“横塘细雨鹭斜飞，钓舫无多泊渚矶。隔岸人家溪市晚，绿蓑新买鳜鱼归。”如果说陈寿祺的七律以沈雄见称，而七绝则以秀逸见长了。
在乾嘉闽学人中，陈寿祺的五、七古功力尤为深厚。《射鹰楼诗话》卷十九以为陈寿祺五古《过枫岭》等十余首，《放歌行》等二十余首都足以传世。卷十六评其《全使君木兰扈跸图》云：“排奡之极，加以音节尤觉激昂。”“黄榆叶落白草枯，海东青起千人呼”二句，“健笔横空，精神坌涌，‘飞电入水风蹄虚’，‘虚’字一字千金”。评《文信国琴歌》云：“竹垞《玉带生歌》一片神理，此其具体。”“夜雨青原一榻凉，风烟万里鸣秋柝。君恩世虑两沈吟，浮云柳絮无住著”四句，“空中著想，咏叹有神”。评《暮秋出广渠门送同年谢甸男震南归》云：“作者惆怅切情，意已尽于一起，竟体遒郁顿挫，身宫磨碣之士，读此益增感慨，高颂数遍，真气淋漓，泪墨交集，此谓情生于文。”评《大兴朱尚书南崖夫子梅石观生图》云：“此诗色色皆精，门门入胜，如听如来说法，花雨缤纷。”陈寿祺《何编修西泰观海日图》描写海上日出奇观，略云：
……初如火珠高百丈，上抡云盖纷棽丽。又如洪沪铸地底，曙海磨遍青铜肌。三壶天际横一发，金银台晓明金支。榑桑万里摇空绿，片片散作千玻璃。欻然水日互舂击，玉城雪岭中崩
。下临贝阙恍可瞰，洋夷出舞骑蛟螭。……
曲尽形容，曲尽变化。吴嵩梁评其七古，以为“造语奇丽，结体谨严，论事有断制，下笔有锋芒，跌宕顿挫，风力弥遒”（《〈左海诗钞〉题辞》）。当与陈寿祺七古的实际相去不远。
陈寿祺为萨玉衡《白华楼诗钞》作序，引用了《沧浪诗话·诗辨》的一段话：“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忆，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段话紧接着还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一般认为，严羽提出“别才”、“别趣”的观点，是为了说明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不仅有别于散文，更与经学或理学的文章不同。诗人固然要多读书、多穷理，但诗人的多读书、多穷理与经学家的读书、穷理不同。诗人的读书、穷理并不是为了把诗写成“涉理路”、“落言筌”的诗，恰恰相反，好的诗应当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然而，陈寿祺却把才、学、理三者等量齐观了。他说“才不尽则意凡，学不丰则词俭，理不悖则识偏”。他认为，诗人必须是“能具别才而兼学、识”者。这就不是严羽的本意了。其实，从《〈白华楼诗钞〉序》的论证逻辑看，陈寿祺于三者只突出“学”。他认为萨玉衡诗之所以“骏伟广博”、“美哉盛乎”，是由于萨“博闻强记，尝著《经史汇者》、《小檀弓》……皆淹洽可传”之故。如果说诗人之诗最看重的是诗人才气的话，学人之诗无疑最强调其学了。“六经笙簧供鼓吹”（《题谢甸男震诗后》二首其一），陈寿祺等学人虽然没有把《六经》强调到是作诗的唯一源泉、多读书是唯一门径的地步，但至少是把《六经》当作十分重要的渊薮、多读书是极重要的手段来看待的。
早在雍正、乾隆间闽人郑方坤、郑方城弟兄就力攻严羽诗非关学之非。郑方坤称方城诗“根柢于学问”（《本朝名家诗钞小传·绿痕书屋》）；郑方城《〈蔗尾诗集〉序》疾呼“天下岂有不假于学之诗哉！”方坤、方城是“文人”而非“学人”，然而他们的理论却被陈寿祺所继承和发扬。陈寿祺是乾、嘉、道之际闽省的大儒，他主讲泉州清源书院十年，福州鳌峰书院十一年，学生遍八闽，影响很大。《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续录》的作者林昌彝就是陈寿祺的学生，他发挥师说，以为沧浪诗非关学，非也；非关理，亦非也。他还断言考据之学与词章相妨碍，并说龚景瀚、谢震、陈寿祺既湛深于经，方精于诗。我们固不能说学人之诗学的都是宋诗，也不能说这些学者兼诗人都是宋诗派的诗人，但有一点应该指出的，学人之诗的实践及学者兼诗人的诗歌理论，对近代宋诗派兴起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同光派闽派之所以在福建产生，如果将其创作实践和理论根源追溯到乾嘉时期的学人之诗以及他们对严羽诗非关学的否定，该不会是没有道理的吧。
《射鹰楼诗话》卷七云：“凡脍炙人口之诗，高青丘有《拜岳忠武王墓诗》，而闽县萨檀河先生《过岳王墓》诗胜之；周栎园有《仙霞岭》诗，而闽县陈恭甫先生《过仙霞岭》诗胜之；王阮亭有《秋柳》诗，而侯官谢甸男先生《和阮亭秋柳韵》胜之，此前贤所以畏后生也。陈寿祺等学人之诗足以同高启、周亮工、王士祯的名篇抗衡，足见其创作有着辉煌的一面，但他们确也有其不可避免的严重缺陷。闽人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不客气地指出：《绛跗草堂诗集》“终带几分考据习气。”《积古斋周遽仲觯诗为仪征阮公寿》诗有云：“肴核再观亚，体形乃审黻。假借重弓取，辅戾二己失偏僻。八字中示别两止下齐迹。在檠从丿，省韦讹点画”。蹇碍凝滞已无诗趣可言。严羽所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正是这等诗。
陈寿祺过世在英国炮舰轰开中国大门的前五年。道光中期，乾嘉考据派渐渐衰弱。随着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序幕的拉开，一些原来对学人之诗十分景慕的诗人（例如陈寿祺的门生张际亮），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上，慷慨激昂的诗篇取代了以才学文字见长的学人篇什，登上了道光中后期的诗坛。学人之诗，作为乾嘉时期文化背景的产物，在闽诗发展的进程中匆匆地结束了它的历程。
注释：
〔1〕世界书局本《清代七百名人传》篇目， 正文将龚景瀚误作翁景瀚。
〔2〕伊秉绶（1754-1831），字组似，宁化人。 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任惠州、扬州知府等。关心人民疾苦，对人比其为元结、郑侠。有《留春草堂诗》。本文集中论述学人之诗，对伊秉绶的诗不再作深入探讨。
〔3〕陈寿祺《〈白华楼诗钞〉序》：“萨子长余十余岁”。 按陈寿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何治远《〈白华楼诗钞〉叙》述“壬申癸酉（1812—1813）间，吾乡诗事大盛”，其中有萨玉衡之名。
〔4〕林茂春，字崇达，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好读书， 视经史子集如性命。诗沈博宏肆，七言时出入韩、苏。有《畅园诗钞》。
〔5〕陈寿祺《谢震传》：“震长余六岁”，“卒年四十”。 按：陈寿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17），则谢震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嘉庆十年（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