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旧与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世界秩序”有许多种思考方式，人们对“世界秩序”的讨论，很少不按照概念可能表达的意思的那些深刻或系统理解的方式进行。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使用一种广泛的结构方法——把世界秩序放到一个长时期的历史框架之中来解释。接下来的部分是检验从这一方法显示出来的世界秩序的意义。在第二、三部分看看用这种方法来识别的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第四部分探讨一下在千年之交，这些判断标准是否表明我们正处于向新的世界秩序的转换过程中。
1.“世界秩序”的构想
世界秩序的概念是和国际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探问世界秩序时，他就是在询问支配国际体系的特征。国际体系至少是由一系列单位彼此相互影响定义而成的。一般说来，体系是结构性的，就是说它们有一个模式的安排：它们自身帮助塑造各单位怎样运行。对这样一个体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描述是把各单位看作国家（即自治区域统一体），把相互影响看作主要是军事性的（被他国攻击的恐惧与占有的必要和有时使用武力的必要）和把这种结构看作是无政府的（缺乏任何超国家的政治权威）。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变化的因素在于各单位被生存迫切性所驱动和无政府结构增强了一个自助原则。变化的因素还在于各单位为了保卫它们的安全而求助于力量均衡的行为，它们不是因为尽力重复最成功的样式而变得彼此相似，就是因为力量均衡难以维持而被淘汰。因为它具有持久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像这样的一个国际体系可以被看作“世界秩序”的一种类型。从这点上看，“秩序”不一定与规范的和平构想和法律原则联系在一起，尽管一些类型的秩序实际上具有这些特征。然而，秩序要求我们理解国际体系本身的主要特征。要想做到这一点，有必要进一步看看国际体系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和它们之间的重大变化。
人们探问的最深刻的问题是国际体系所包含的相互影响力有多大。相互影响力是关于以下两方面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交通运输和通讯的技术，另一方面是地缘机遇和对货物运送、人口流动、信息交流的阻碍。这样的技术可能是物质的（车辆、帆船、马匹、大型飞机、电信），或是社会的（快讯服务系统、外交准则、国际市场）。在某一特定的技术水平之下，国际体系不能存在。当人类活动局限于步行去某地或用原始的木筏涉水的水平，那么，相互影响力就十分低下了，以至于不能维持我们认为的那种国际体系。技术越强有力，产生相互影响力的水平就越高。一个人类拥有帆船、马匹、车辆和道路的世界能够产生国际体系，尽管它的规模有限。一个人类拥有轮船、铁路、飞机和电报的世界使国际体系变得更大，它们之间的影响变得更加强有力。
如果相互影响力告诉了我们哪种相互影响是可能存在的，那么，“过程”就是关于哪种类型的相互影响在国际体系中实际发生作用。过程是关于各单位怎样彼此影响，是合作还是冲突，尤其是关于相互影响怎样转变成我们称之为“过程结构”的持久方式。国际体系中大多数过程是一些基本类型的一种变体或结合体。
——军事的，是关于对抗和威胁的暴力；
——经济的，最初是关于贸易的，但是当它变得更复杂时，它涉及到工资和各种信贷系统；
——政治的，是关于对各单位的承认和地位的协商；
——社会的，是关于集体认同的形式和交互作用；
——环境的，是关于强加给自然环境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各单位和它们构成影响的国际体系是怎样运作的。
一般说来，军事上的相互影响要求很高的相互影响力，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良好的军事后勤能力，那么除非在非常短的距离内，否则它就不能运送军队和保障军队供给。大宗货物贸易也要求很高的相互影响力，一个国家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进行石料、木材和谷物贸易。但是对于重量轻、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贸易（通常是奢华物品如宝石、上好的纺织品、贵金属、香料），在相互影响力水平相对不高时，也能够被运送到很远距离。社会的相互影响得益于良好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能力，但却不完全依赖它们。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东北亚大多靠步行，并用了许多世纪。人们探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不仅是哪种过程存在（或不存在），而且是哪些过程支配着界定体系的相互影响。有效水平的相互影响力塑造而不是完全决定过程的性质。相互影响力的有限性可以避免出现某些类型的过程。更高水平的相互影响力给过程创造出更多的选择机会。
什么样的单位构成一个国际体系的问题在原则上是完全开放的。有一个广泛的，可能合理的假设：个别的人群在任何时候都不大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单位。通常地讲，在国际体系的规模上，表明其各种必要的能力的重要意义有赖于由人类群体组成的单位，最好是由大的群体构成。在界定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时，问题不是哪些类单位存在，而是哪些类单位决定、塑造和以许多重要的方式界定体系？在任何界说的国际体系中，可能存在许多类型的单位。但就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最近的历史记录表明——只有相对极少类型的单位曾经成功地获取过支配性地位，迄今为止，那些居支配性地位的单位一直是那些掌握超级军事力量和政治控制力的单位。换言之，这类形式或另一类形式的国家已经成为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主要制造者。但是，这一说法是历史的想象。设想世界由经济单位控制支配不是不可能的，正象许多人认为或希望的那样，从军事政治单位支配国际体系向经济单位支配国际体系的转换是新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这样引人注目的支配性单位类型的变换也没有发生，然而，在探求关于最成功地产生支配力量的国家类型的变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时，仍是有些余地的。这是一个充满困难的领域。一方面，历史和现实表明这类居支配性地位国家的变化与确定体系特征的相互影响有深刻的差异。那种流行的，表面看上去很有力的“民主和平”论就正是依据这样一种假设。问题是怎样划分出那些重要的国家之间有意义的差异，而不扩散无望的复杂性。迄今为止，所有国家彼此间存在重大的差异，西方的那些自由民主的国家也莫不如此。
国际体系的第四个和最后的构成部分是它们的结构。这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领域，领域内的许多部分仍发掘得不够。例如，环境和社会的过程看起来很明了，但人们怎样识别它们的组成结构则不甚清晰。实际上，对结构而言，有三个相对清晰的方法，我们能够用它们研究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首先是对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s）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所提出的新现实主义者框架的正确理解。这里主要的目的是引起对国家间军事相互作用的影响的注意。它提出政治结构可能是无政府状态（国家宣称拥有主权、自治的权利）或是等级制度（体系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其他各单位都以各种方式从属于它）。在无政府结构内有一个次重要的结构变项“极”，即这个体系内有多少大国？在沃尔兹的理论里，大国而不是国家本身，是支配性的界定体系的单位。对结构而言，第二个方法是经济的，沃尔兹是从思考两种方法在形式上相似的方式（即使它们着眼于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导引出他的理论构架。一种经济结构或者是指令性的（产品、价格和分配是被单一中心所控制）或者是市场的（价格和分配是通过众多产品中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在市场结构内，“极”也是就体系被界定为垄断的、寡头政治的或完全市场的体系而言，才起作用的。人们不能从上面提到的历史上政治单位居支配性地位就推论出经济结构因此必须是可控制的。政治等级制度维持的或是指令性经济或是市场经济，某些种政治等级制度是稳定的市场的必要条件的说法可能是有争议的。
结构的第三个方法是关于社会可构建的共同体的存在（或不存在），尤其是“国际社会”（国家有意识地成为国际体系的成员，尊重一些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存在）和“世界社会”（个体共享更高一级的集体社会认同，这就超越了普通的局部形式或群体——部落、宗族、民族）这些为英国学派所界定的概念。与沃尔兹研究结构：军事——政治方法相对立，这种方法（英国学派）可以被看作一种更倾向于社会——政治方法。沃尔兹关于结构的看法是从各单位间机械地相互作用推导而来的，英国学派的观念则根植于社会可构建的具有一致性的自我意识和导致差异的原因之上。关于结构的三个方法既不是相互排斥也不是相互依赖。在原则上，所有这三个方法都存在，或任何一个都能单独存在。实际上，它们之间有某些特殊的联系：如果不是一种沃尔兹式的结构也存在，人们就不会倾向于寻找国际社会。
用相互影响力、过程、单位和结构的工具，人们能够观察到过去和现在真正存在过的国际体系。为了看看哪种“世界秩序”存在过，人们需要追溯它的四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历程。什么样的模式曾经居支配性地位、什么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是否有些发展的模式会告诉一些有关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信息，如果我们正步入新世界秩序，那么它可能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不像它们第一眼看起来那样十分明白易懂。在我们探讨新世界秩序之前，必须了解哪些类型发生了多大变化？一些领域的变化比另一些领域的变化重要吗？在四个组成部分的变化和持续中，什么样的全面平衡足以讨论一种新秩序？在一些已确定的方式里，理论给我们提供回答问题的方法不是显而易见的（或太多显而易见的方法），但历史把自由选择归结为一套更可操作的选择。
2.古代和古典阶段：多重国际体系
古代和古典阶段大约从公元前3250年到公元1500年，产生了我们可以认为的第一代国际体系。尽管它包含了巨大的时间跨度，但世界秩序的基本性质在这一阶段内却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在上面概述的国际体系的所有方面，把这一阶段与国际关系熟悉的主题即现代国际体系相比较是可能的。但在规模方面却存有明显差异。在古代和古典阶段，没有一种国际体系曾达到全球规模。这意味着在过去五千年的正常情况下，在地球的不同部分同时存在几个国际体系。多重国际体系的存在暗示着存在多种世界秩序的可能。但实际上，这些体系趋于采取十分相似的形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整体。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是这种全面协调是怎样产生那些当全球只有一种国际体系时不会出现的问题和形势。关键点如下：
——对于接近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体系的边界并非全球性的边界（即边界是全球共有）是一个问题。第一代国际体系的边界常常是模糊的。它们逐渐减弱到不知名的或不可测知的地域。但这样的体系通常能够扩张到附近地区，并且有时扩张的体系还会汇集与结合。
——第一代国际体系必须在界定它们类型的基础上加以分类辨别。完全的国际体系是存在的，它包括军事的和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以及过程的发生。但是，也有经济的国际体系，其中各单位仅仅由经济（有时是社会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完全体系的规模往往被较低的相互影响力所制约。即使罗马也不能扩张到离它的地中海中心太远的地方。但经济体系能够也确实扩展到更广阔的规模。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帝国从来没有发生军事或政治联系，但在许多世纪里，它们通过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奢侈物品贸易联系起来。相互影响力的抑制因素限制这种贸易的规模，差不多都是“中转”形式，货物的运送靠沿线一系列的交换，而不是由从罗马到中国的个别商人运送的。不过，不将其视为是国际体系的一种类型是很大的曲解。经济体系经常包含几个完全国际体系。当这两种国际体系有共同边界时，它们之间不会产生差异。
在古代和古典阶段，相互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系列支配性的技术决定的：包括马匹（有些地方是骆驼）、马车和帆船。所有这些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出现，并保持支配性地位，直至这一阶段结束。它们虽然有许多大的改进提高，但没有变革。马匹变得越来越高大和强壮，马蹬的发明大大改善了骑手骑乘的条件，车轮变得越来越轻和坚固，一些帝国修建了宽阔的道路网。船越来越坚固和适于航海，它们的帆和船具也越来越高级，航海知识的提高使船员能够到离海岸更远的地方冒险。这些方面的改善加强了完全国际体系的扩展和经济体系的发展，最终囊括了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但它们直到公元15世纪结束时，才发展成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古代和古典世界的一些国际体系的运行没有受益于这些技术。安第斯（南美）体系有道路但没有带轮子的车辆（运输工具），中美洲体系没有驯养的动物适用于骑乘、拖运和驮运货物。
在这一阶段，人们发现一系列过程差不多和现在相同，但相互影响的距离更短、传递的速度更慢，并且在某些方面（不是全部）不够强烈。军事—政治过程包括战争、安全困境、军事动态和各种形式的外交。战争可能与现代版本的一样激烈。整个城市或国家可能被摧毁，它们的人口被屠杀或被卖为奴隶。然而，这些过程被局限在国际体系内，仅仅在当扩张的体系碰撞结合时才会延伸。这样的一个例证是公元前5 世纪波斯帝国与希腊城邦体系相碰撞时，中东体系和地中海体系开始结合了。经济过程基本上是被贸易所限定的，在这一阶段里，它的规模跨越了大陆，但没能跨越海洋。散居在外的商人贸易网络通常被亲属关系和／或宗教联系在一起——是这一时代独特的过程形式。这使贸易穿越了不同的遥远国家和人们之间的边界。在这个阶段最后的一个千年，对财政金融信贷长距离的调解作为经济过程的一部分也发展起来了。国际体系里的贸易可能是非常强有力的。许多城市依赖金属、石料和木材的进口，罗马和雅典都依赖于海外的食物供应。
社会过程在宗教自身的传播形式上发生得最为显著。产生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和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叶之间的世界性的宗教，是这一阶段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尽管这样的宗教通常也产生于一种特定的文明之内（因而也是一个国际体系之内），它们通常超越了最初的限制而得到广泛地传播。有时，它们通过刀剑在一个扩张体系的边境得以传播，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它们经常沿着贸易路线和平地行进，如佛教和在许多地区伊斯兰教所做的那样。传教士和朝圣者是社会性相互影响的典型形式。在这一阶段，很少有一种总的环境上的相互影响。一些文明由于耗尽地力或使土地盐化破坏了它们自己本地的环境，但这种方式对于把环境的影响遗留给它们发生地之外的人们来讲，不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例外是疾病。一旦贸易路线把不同体系联系在一起，各种疾病就能够从已获得一定程度免疫的居民长距离传播给那些没有免疫力的居民。如麻疹或天花这样的疾病第一次袭来时，能够也确实导致大规模的死亡，这常常促发了大帝国的衰落。
就那些支配性的单位而言，古代和古典阶段与盛行政治—军事单位的现代阶段是很相似的，但是也有差异，古代和古典阶段的单位不是运用一类而是运用三类不同的“国家”形式。政治—军事单位基本上不设置稳固的地域边界，而是趋向于用减弱区域控制来代替，在这一点上，也是古代和古典阶段与现代阶段的不同之处。整个这一阶段，在几乎所有的国际体系里，城邦国家、帝国和野蛮部落同时存在。经常性的战争并没有导致象新现实主义预言的那样的单位出现。帝国通常在那些成功的城邦国家周围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吸纳和支配其他城邦国家。但大多数地方的帝国自身是不稳定的，它们的腐朽没落解放了那些已被它们吞并的城邦国家。帝国能经常征服城邦国家，但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例如，希腊城邦成功地抵抗了波斯帝国，威尼斯和热那亚能够对抗拜占庭帝国。因此城邦国家是很多古代和古典文明筑建所需的原材料。野蛮部落，尤其是欧亚大平原游牧部落的牧民，通常不发展城市，但它们获得了足够的文明技术，就成为一种可怕的军事力量。牧民的技艺很容易转变为轻骑兵或战车战士的技艺，这样的力量经常能够打败定居在城市的城邦国家和帝国的庞大军队。在他们军事上不凡技能的基础上，野蛮人成为这样帝国的统治精英并不罕见。整个这一阶段，这些形式中没有一个能把它们的对立者赶出这一范围，直到火器的采用才逐渐扼止了野蛮人的军事优势，并把他们排挤到了边缘而不再是居于支配性单位之时，这种情形终止了。
这种三合一单位的持续存在是我们把古代和古典阶段看作一种独特世界秩序的部分理由。但恰恰是由于马匹、车辆和帆船的增值，这些单位的地位也得以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技巧得到了改善。统治精英们设计了更持久的政府官僚机构，更加职业化的军队，通过合法的手段，而不是通过高压强制就能更好地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改善使帝国发展得更为广阔和持续得更为长久。希腊和罗马甚至发展了公民思想，这种公民思想是朝着建立一种具有更广泛基础、内涵更丰富和更“现代”的国家形式的巨大进步。某些历史学家以此作为将古代和古典阶段界定为不同世界秩序的理由。但是，因为它没有改变支配性单位的类型，所以这种变化在本文所用的框架的方法中，不予考虑。那种对把地中海古典文明的优先发展视作欧洲列强崛起先兆的“欧洲中心论”的指控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就结构而言，和过程一样，古代和古典阶段展示了所有的主要类型。经常、激烈的战争，和二极性（polarity）（罗马——迦太基；雅典——斯巴达——波斯等）意味着新现实主义者的政治—军事型结构可能在古代和古典世界的全部国际体系中一定存在。但是，由于三类不同的支配性单位存在表明，（新现实主义者）“相类似单位”的预言没有得到应验。支配性的准则和自我稳定两者都不是无政府结构的预言，因为那些自助和受生存迫切性驱动的单位将会产生维持无政府结构的力量均衡行为。古代和古典世界等级制度表明存在支配性结构，帝国通常接管一种国际体系的全部（如中国、印加、罗马、波斯）。无政府状态可能出现，但在任何地方它们都不长久。自从新现实主义者的结构合乎逻辑的要求得到明显地满足，对它的预言失败的解释则必然在于支配性单位的性质。帝国明显地拥有力量，有时合法地去强制性制服在这一体系规模内的自治。无政府体系（即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中国的“战国”时期、南亚的大部分时期）都是以频繁和耗损巨大的战争为标志，这样就可以帮助帝国通过这些来宣称它们是扮演了和平与繁荣的带来者的角色（当然，是以服从和剥削为代价）。帝国能够在它的构成单位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形成非常松散的结构。
只要与现代意义上的相对比，经济结构是很难辨认的。表明市场力量运作的证明一定会被发现。例如，安纳托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银和锡的不同价格，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刺激了使亚述国家崛起的贸易。这样的市场力量也推动了货物沿着亚洲和地中海之间的丝绸之路运输往来。但在这里很难看到那些具有全球市场运作性质的东西，更不用说在两个或全部国际体系中的市场运作了，帝国经济倾向于被政府官僚机构所控制的指令性的结构。
英国学派提出来的两类结构能够在古代和古典世界被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的以文化为基础的世界社会形成于一种多样性的规模上，其中一些超出了它们缘起的国际体系的范畴。它们中有一些是基于共有的语言和文化（希腊，中国），一些是基于共有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一些结合了上面两种要素（天主教／拉丁文化，逊尼派／阿拉伯文化，东正教／希腊文化）。这种国家在其中发展了用以指导它们关系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的国际社会，能够在古代和古典世界被发现，但是这些都很少发展到一种非常高的水平。无政府体系需要的是外交而不是等级制度，例如古希腊和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的中东多重帝国体系就是这样的体系，它是这个时代被发现的最好的国际社会的记录。在那时的政治意识中，作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少见，而根本就没有那种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的思想。但是，那时有使节、大使馆；贸易、和平与联盟的条约；大使；以及关于外交礼仪的标准、地位的认可。
因此，尽管古代和古典世界的范围广泛和历史多样性的存在，我们仍可以将之视为第一代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一个特定模式。通过我们运用过的四个组成部分作一基线，当古代和古典阶段的国际体系被由于欧洲崛起为世界性力量所产生的第二代国际体系取代时，我们能看到哪些发生了变化，哪些仍保持原样。
3.现代阶段：第一个全球体系
公元第二个千年中叶标志着一种新世界秩序的出现，对于这一点，在世界史专家或历史社会学家中间很少有争议。国际关系理论学家对此没有提供明确的思考， 但是， 他们所有的理论建树几乎全部以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为基础。从表面上看来，这一阶段进行的主要转变是带有强制性的。一个新的单位——现代国家在欧洲出现并开始了它的控制世界之旅。与此同时，航海业的突破很快开辟了世界范围的航线，把欧亚大陆与美洲联系起来并创立了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但是，由于这些变革与世界秩序的变化一样具有巨大的和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不应期冀一种状态会立即转换为另一种状态，而且一个过程的进行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因此，这就值得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一下这种转变，看看哪些、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和哪些没有变化。
最明显和最迅速的转变来自于体系的规模方面。15世纪晚期，欧洲人开辟了绕过非洲和穿越大西洋的航线， 并很快跨越了太平洋， 到了16世纪晚期，一个全球航海体系稳定地形成了。与比政治一军事体系规模更大的古代和古典的经济体系方式相一致，这种相互影响力的突破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把欧洲和亚洲直接联系起来，也把美洲的资源第一次带入到体系当中。完全国际体系的扩展却相当缓慢。美洲迅速地被卷入了欧洲的军事—政治（疾病的传播也带入环境体系之内）体系，结果造成了安第斯高原和中美洲土著文明与帝国的迅速消亡。但是，一个完整的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滞后于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印度在18世纪受到欧洲的控制，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才能够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转向东亚，叩开了日本和中国的大门。非洲腹地在随后20年里最后沦陷了。所以，到了19世纪中叶，一个单一的全球性国际体系产生了。由于体系的内部联系变得紧密起来，此后的历史是关于这种体系的强化，而不是体系的进一步扩张。
相互影响力的增进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明显地起了很大作用，它带来了两个迥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从古代和古典阶段开始的远洋帆船发展和航海技术改进的过程中达到了顶点。到了15世纪，这一过程已经达到了在中国与欧洲都能进行经常的越洋航行的程度。政治的发展扑灭了中国人的冒险精神，把这个领域留给了欧洲人，欧洲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到达了印度。木材和船帆陈旧技术的改善实际上加强了全球性经济体系和随后的完整的全球性国际体系的第一次形成，尽管在这一过程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种运输和通讯方面的全新革命正在进行之中。
到了19世纪上半期的几十年里，相互影响力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在进行之中。蒸汽与钢铁的紧密结合发生了海上革命，这场革命使体积更大和速度更快的轮船不断发展。同样的在铁路方面的结合扫除了那些从古代和古典阶段早期就开始的曾经界定国际体系特征的陆路运输的旧有限制。马匹、车辆和运河很快就让位于新的铁路，与在界定古代和古典阶段的世界秩序时起了重要作用的水路运输相比，陆路运输不利的成本率被永久地推翻了。铁路的推广在19世纪晚期通过内燃机与车辆的结合被扩大了，这开始了另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里机动运输工具增强了陆路运输的重要意义。20世纪早期开始的航空革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运输空间。与此同时，另一项技术突破使通讯与运输分离开来。首先是电报，稍后是无线电通讯，这就意味着通讯不再一定被认为是一种分量轻的货物形式下解放出来。从物质形式下解放出来，它轻捷快速的特性，实际上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瞬间通讯。
相互影响力惊人的和迅速的提高不一定使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形成，但它们使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得以扩展和以一种非凡的速度与强度深化。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种全球规模的扩张对所有类型的过程来讲都是一个主要的变化，但也有其他重要过程的变化，战争仍保持着和以前相同的特征，但在这一阶段，战争进行的范围是广泛的，18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就不断地发生为权力而战的战争。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火力的迅速发展拉开了一种远胜以往的技术差距，这些因素与先进的舰船一起，对欧洲人取得全球的统治起了关键的作用。火器革命最后反作用于欧洲列强，20世纪在欧洲内部进行的战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以至于削弱了欧洲世界性权力的基础。经济过程经历了更大的变革。贸易不仅具有全球性质，而且得到了真正的强化。1750—1990年间世界贸易在数量上大致增长了4级（10000倍），与此相比，全球人口大致增加了7倍。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的金融流量最高点上有了巨大的增加， 全球金融市场上货币的营业额仅在速度上就超过了世界贸易金额的40多倍。这些发展表明，经济体系的规模一直大于政治—军事体系的旧规则并没有随着全球规模成就的取得而消失，而仅仅是改变了形式。在限制日趋严密的全球体系里，新的规则看起来是，经济体系在强度上超过了政治—军事体系。这在以下将有更多的体现。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之一是环境影响力的类型和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前伴随着新贸易路线的疾病灾祸给美洲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欧洲人到达的大约一个世纪里，美洲本土的人口死亡了90%以上。世界经济导致的各大洲间的人口、动物和植物的大规模迁徙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地环境。到了随后的20世纪，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造成的空中和水中污染给国际关系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因素。
社会过程对全球化热潮产生了明显的例外。历史的大部分内容仅仅是从古代和古典阶段遗留下来的，它伴随着如基督教和佛教这些“世界性”宗教持续扩张。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它们（社会过程）通过世界主义者的非宗教性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结合起来，但与它们以前的宗教对立物一样，它们使人类碎片化和使人类聚合在一起的趋势一样多。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也出现了一些有力的特殊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它们以非常狭隘和强烈的方式寻求身份认同。在身份认同的领域里，当那些身份之间的竞争进行到全球规模时，才会有全球化。身份本身明显地未能获得或在许多方面没有渴望全球化。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一种新型支配性单位的出现是现代阶段与古代和古典阶段存在差异所依据的最主要的根据之一。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现代国家在许多方面是与众不同的。这些国家建立了精确、稳定的边界而非模糊、易消失的边界，在边界内，它们宣称拥有绝对的主权。它们的统治精英代表着强制力量和资本力量的结合。这种新单位证明了它比早期的单位在动员民众潜力时更有效率，并使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关系上更有效。作为一个独特的参与者，它在300年或400年的时间里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摧毁了和取代了、统治或支配了地球上的几乎所有的其他政治单位，能保持独立的极少数较为古老的单位（日本、中国、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帝国、泰国）被迫不情愿地去适应这种形势，这就呈现出国家相似的形式。这种新的支配性单位迅速地发展自身，在权力的增长上也是如此。它的内部发展包括政治核心的一个进步——从领导者到人民的转变。主要国家从主权在君开始了向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的转变，然后发展为民主政体。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种族和文明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起着核心作用。这一政治内涵的扩展意味着臣民变成了公民，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不断地被法律所调节。尽管有理由认为这些内部的发展，尤其是民主化对国际性过程的本质和平衡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在整个演进过程中，对国家基本稳定的界定仍然存在。
最有可能标志着现代国家出现的东西，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创建了海外帝国，而每一个现代国家处于帝国的中心。这些帝国在拓展中反映出了巨大的力量差异，尤其是19世纪，在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力量的悬殊使欧洲人能够在其所征服的地区建立新的国家，它伴随着相当规模的土著人口灭绝，例如在美洲和澳大利亚。它也使俄罗斯形成了一种介于现代国家与古典形式帝国之间的奇特的混血儿式的国家。
主要现代国家内部的自由主义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合法的框架结构，这就有足够的稳定来维持非国家行为体的产生。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经济行为体，最初是银行和特许公司，后来是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国内社会通常为产生大范围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包括以前大部分被宗教机构支配的各类组织的巨大变化。然而在现代阶段，这些发展大多保持在国家内部，并在司法监督下巩固下来。
就现代阶段的结构而言，相互影响力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展以及过程的强化，产生了遍及更广大领域的更强大的结构就不会令人惊奇了。现代阶段是新现实主义结构的全盛阶段。严格的领土意识和对现代国家的强烈效忠加强了无政府状态，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民族主义的信仰也得到了加强。欧洲国家的强大力量把它们的政治形式推广到了全世界，形成了全球规模的无政府状态，并对“相类似的单位”产生了无法抵抗的压力。在西方采取欧洲形式的猛烈攻击下，很少有单位能幸存下来。那些未能幸免的单位沦为殖民地，后来作为现代国家的复制品通过非殖民化解脱出来。新现实主义者的无政府逻辑对产生那些在结构和功能上相似的单位也起了作用，至少在主要国家中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可以被解读为一场斗争，即关于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怎样被有机地组织起来，并与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在一系列热战和冷战中输给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概念的一场斗争。冷战的几十年里“极”看起来也是相当重要的。
就经济结构而言，经济过程的世界范围内的强化使一种全球性市场迅速发展并对体系中的所有因素产生了越来越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这是从古代和古典模式的完整分离，古代和古典阶段的贸易除了对当地的影响外，因其不发达而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全球市场的发展是在相互影响力的浪潮支撑下进行的。贸易和金融的大规模扩张是充分利用技术进步进行的。市场的运作使一些国家强大起来（特别是工业国家），并压倒了另一些国家（尤其是新近的非殖民化的弱国）。强国与非殖民化的弱国进行廉价进口的竞争，满足自身对弱国某些特殊产品的需求，全球性市场并不理会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从最好的和最坏的方面看，它促进的是体系层面上的发展而不是地区层面上的发展。市场的不稳定也使全球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脆弱的，这方面最惹人注目的例子是1929年的金融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
那些使新现实主义者的结构理论富有生气的力量同样也推动了一个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产生。欧洲的国际社会，随着它的高度成型的外交和主权平等的相互承认，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逐渐发展起来， 到1648年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它完全成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力量的扩张使地区性的国际社会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的国际社会，但结果却是以把殖民地人民排除在其范围之外为代价的。欧洲的国际社会直到非殖民化对大多数世界人民（或者是对那些被控制的国家）的主权平等的要求获得承认时，才真正达到全球性。在一些领域（贸易和武器控制等方面），全球性的国际社会开始超越基本交流的程度。但是那些力量相差悬殊的因素仍然存在。尤其是在20世纪晚期，西方国家针对它们中间在广泛领域内的争端，发展了一套共享的规则、规范和制度，这与它们在国际体系的其余领域所共享的或者与非西方国家彼此共享的相比都更强烈些。
正如上面关于社会过程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世界社会内很少有平行的发展。甚至考虑到全球规模上的扩张，身份认同的方式仍持久地保留着狭隘观念。可能产生争论的是民族主义的普遍化与现代国家的结合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国际体系内部身份认同的狭隘观念。在20世纪末期，全球身份认同的某些因素在这样一些事情中得到证明，如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传播，通过一些消费产品（牛仔裤、可口可乐、计算机软件）与娱乐工业（体育、音乐、电影）的特色而获得的全球偶像地位。自由主义在本世纪末的胜利也结束了由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竞争所造成的分裂，在这一过程中至少形成了造就全球性意识形态一致性某些因素的可能性。非殖民化也通过人类平等的普遍性标准的制定来促成一种新生的世界文化。接受全人类在权利上的基本平等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发展，在国家主权平等学说发展的同时，尤其是当国家被理解为现代国家时，它们的人民也不得不作为平等的对象被接受，这或许是必要的。
总而言之，看来存在着一个压倒性的有力事实是1500年后的发展构建了一种新世界秩序，它与古代和古典阶段的世界秩序是根本不同的。伴随着全球性规模的发展，我们在国际体系四个因素的质量和数量上都看到了巨大的变化。相互影响力超乎想象地提高，不仅给旧的活动空间提供了前所未闻的发展速度和运送能力，而且占据了新的空间。依靠这些，大多数的过程经历了巨大的扩展、强化和多样化。尤其是战争变得越来越有破坏性，国际贸易和金融相对于国内经济（它也有巨大的增长）有了巨大的增长，人类活动对世界范围内环境的影响也陡然出现。一种新型的支配性单位出现了，它的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按照自身的形象来改造整个世界，它不仅给世界强加了一种稳定边界的模式，而且也强加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社会。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也经历一系列的内部发展，它们使国内社会的形象得以提高并产生了非国家组织的新形式。
4.当代世界秩序的变革问题
所有这些会引发我们在21世纪初和第三个千年的问题吗？是否象一些人推测的那样，我们处于另一场变革的边缘即新世界秩序的边缘？或者我们正在夸大例如冷战终结这样表面上大规模动乱和变革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它们在时间上接近我们吗？换言之，这些时下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仅仅是现代阶段不断展示自我的解释，或者它们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确实处在一个与古代和古典阶段、现代阶段有重大不同的新世界秩序的开始阶段？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根据现今的发展，我们需要再一次回顾国际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就国际体系的规模而言，在临近的未来似乎没有进一步的变革，变革发生的唯一方式是迁移到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空间（例如在月球、火星或轨道上建立能够自给的移民点），它的到来看起来不会太快。
除了设想离开地球，相互影响力在变革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已经达到了顶峰，很难进一步作出设想。运输和通讯和大部分古典技术已经成熟起来。无论人们是否注意到轮船、火车、飞机或汽车在尺寸、速度或范围上的改善，星际航行的可能性只是个时间问题，怎样提高现有的能力才能使国际体系的运作发生根本的不同，关注这一点是困难的。通讯技术也完善起来，瞬间就能在全球范围内传递大量信息已成为可能，这个领域内的突破余地已很少了。现有能力的加强和提高无疑还有很大的余地。30亿人上网与3000万人上网情形自然不同。但是，除了离开地球外，类似过去那样改变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突破的余地看来并不是很多。
考虑到过程就很容易想到全盘的增长发展，这将使过程更加多样、更加复杂、更加普遍和更加迅速。但是我们能确定的事实是，某些基本性的变革正在进行当中。其中之一就是大国战争表面上的结束。这种变化可以从对核武器的恐惧、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民主和平上得到解释，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起作用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这些能够得以维持，大国战争的休止将废除千百年来作为界定国际体系主要因素的军事影响力。另一个变革是经济体系巨大、持续的影响力的出现。二者结合在一起，为以下事实提供了根据，我们如今正经历一场“成分的变革”：即从军事—政治过程向经济过程的转变是能够界定体系的相互影响的主要形式。如果这能够实现，将对单位和结构产生深远和令人震惊的影响。由于经济过程不是文化中立的（例如在大部分西方流行音乐和很多广告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过程，人们可以预期这一变革将对认同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个可能的变革是环境过程作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出现。在古代和古典阶段疾病的传播受到了很大限制。在现代阶段，动植物和人类跨越海洋的迁徙活动增加了。到20世纪晚期，由人口增长和工业活动增加所引起的污染使大量的物种灭绝，环境相互影响已成为一种发生作用的新因素。人类的活动不仅对生物圈的组成，而且对大气的成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全球气候和对太阳辐射的天然保护构成威胁并使其发生急剧的变化。环境过程已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这种重要性将持续下去。当我们研究污染的影响时，我们正在为发展一种保护全球气候的能力奠定基础，例如，使世界免于向冰川时期状况的自然回归。有一种可能是，如果事情变得非常糟糕（重大的气候变化、猖獗疾病的传播或者类似的事件），那么环境过程可能成为人类主要关心的问题，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情况无法作出预言。
当我们着眼于这些单位时，有充分理由认为在民族国家内部正进行着全面的发展。那些对国家“职能弱化”的论述表明，就政府而言，国内社会的权力进一步转移，尤其是向经济行为者转移。但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从军事居支配性地位向经济居支配性地位“成分转变”的思想，这一发展的意义看起来就更为深远，并进而推导出一个结论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些支配性单位的内部的变化，而且是支配性单位自身的变化。对这一论点的讨论有两个步骤。首先把单位类型的变化作为思考的关键点，而不仅是现代国家的进一步演进，使稳定的边界作为国家及其关系的界定因素而受到侵蚀，以及这些边界被更复杂的对可渗透性的边界和共同的空间（电子空间、国内空间、商业空间）的设置所取代。稳定的边界和牢固的主权是以现代国家为中心的单位变革的主要界定性特征。如果这些特征被抛弃了，那么我们就不须再考虑现代国家，而考虑另一些：我们称之为后现代国家。
第二个步骤是注意这一变化不仅涉及国家，而且也涉及经济和公民单位自治权的不断增长，它们直到近些年来才在民族国家内部酝酿产生。我们关注的正是一种从军事—政治单位的控制中分离出来并朝着（回归）各种支配性单位综合作用状况发展的动向。这与存在三类支配性单位的古代和古典体系不同，但在性质上它们全都是军事—政治性占支配性地位。这是一种崭新的、更为复杂的发展，尽管它与中世纪的情况有一些相似。关键在于不仅存在多种单位类型，而且这些类型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后现代国家通过许多类的相互影响消融其边界，并向其他方向分散了它的主权。这在欧洲联盟表现得最为显著，欧盟分层的统治方式是明晰可见的。次要的原则是指导性规则。一般说来，尽管它十分软弱，但也很明显，国际体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核不扩散制度），这在某些特定的政治领域提供了进行全球统治的要素。如跨国公司、银行、黑手党、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赦、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在开放的边界和分层统治产生的跨国合法空间内，相当自主地行动。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内部出现的开放的公民组织部分，现今已转变到体系的层次上，即国家之间的空间中。当这种发展不断增长时，它表明一个国际体系不是单一的、清晰的和明显具有多重类型的单位，而是代之以大量更加特定的单位。
“成分变革”的浪潮也冲蚀了结构。冷战结束后，“极”的转变令人兴奋的前景，结果看来并非那么重要，也很难用含义明确的词语来表述。问题是在一个没有大国战争的强有力的市场化全球体系中，必须探讨新现实主义功能的逻辑。这样一个体系能够保留无政府状态和稳定，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原则和规则的框架，这些规则和原则使各单位间的差异合法化，并且与军事领域相比，经济领域生存的迫切性有着不同的特性。就象沃尔兹自己指出的那样，公司比国家消亡得更自然和频繁。新现实主义者的相似性单位的逻辑可以更好地存在下去，但仅仅是关于单位的等级或种类（所有的后现代国家是相似的、所有的跨国公司是相似的、所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是相似的，等等）而不是以某种单一类型占支配地位的方式存在。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现实主义者的结构概念可能从它的起点转向了经济领域。
全球性市场的强化看来几乎肯定要继续下去，与其相伴随的是多个层次管理上的日益密集的受规章限制的框架的发展，这是一个必要的持续过程。在此过程中，全球性市场已经有了长期的发展，而一系列的渐变提高最后将以变革中的突破而告终。这一突破发生在20世纪晚期，那时全球性市场达到足够力度，以至开始通过解析现代国家以改变其政治结构。与它相伴的是国际社会的强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规则、规范和制度在更大范围内平稳地扩展或强行扩张，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或许世界社会全球规模上的第一次发展也与全球性市场联在一起。从历史意义上讲，越落后的成分对全球化越为抵制。但在精英层面上，尤其是商业精英，现在已经存在一种全球性世界社会的表象，全球性市场的运作带来的思维和观念在一些重要方面深深地穿透了大众文化。
5.结论
这是否意味着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正进入从文明起源以来的第三个“新世界秩序”？那些声称新时代来临的说法一直受到人们怀疑。这些说法构建了过去和未来的概念，它们的目的在于将现在的行为纳入他们所期望的航道。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一种长期和系统的历史分析基础之上的。但当它追踪广泛的变量时就显出理论上的弱点，这就意味着，当一种变革已经发生时，可能没有明确的、普遍的公式。如果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那么界定其变化的因素在规模、相互影响力和支配性单位上与标志着从古代和古典世界秩序转移到现代世界秩序的那些因素是不同的。
新世界秩序既不能依靠规模也不能依靠影响力，它们二者都没有给变革留下更多的空间。一个关于过程根本转变的有力事实是，随着军事因素被经济因素或环境因素取代，它将从在历史上占据的支配地位上跌落下来。另一个关于单位基本变化的有力事实是，随着民族国家丧失了明确的地域与主权并成为后现代国家，与此同时，各种其他的行为体（公司、国际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明确的、共有的跨国空间里获得了自主权。结构上的迹象看来是混杂的。过程和单位的变化明显地弱化了那些能被称为经典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尽管当代市场在驱动国际体系方面比军事因素更为有力，但是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仍在运用。市场结构和国际社会之间将有包括世界社会的早期特征在内的更多相通之处。
这就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秩序吗？事实是，新世界秩序的产生将不得不主要依靠那些人类历史上新因素的变化。因素转变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不仅仅在于支配性过程的性质，而且表现在支配性单位自身及新现实主义者结构的重要意义里，同时也表现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巩固和加强。如果人们想要为这个新时代的开始确定一个起始年代，那么1989年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一年标志着冷战确实结束了，但新世界秩序的开始却并非如当时乔治·布什所认为的那样，把它定义为在与苏联进行了40多年的斗争后，美国及自由价值观的胜利和两极的终结。它表明更深刻的力量的成熟需要经过更长的时期。正如帆船的发展在整个古代和古典阶段平稳地演进，最后开创了现代阶段在相互影响力方面的突破，那么，现代阶段孕育了全球性市场，反过来当它达到顶点后，它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秩序。如果现代阶段是被西方历史支配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世界秩序的西方阶段。在古典希腊向希腊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西方的许多思想和制度继续向前发展，但这是为了进入一个文化多元的、原有的西方不再是唯一的（尽管它仍居于支配地位）力量中心的世界当中。人们会毫不惊异的发现，人类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播下了它的继承者发展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