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古代东亚社会
蔡凤林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二战结束以前，受皇国史观的控制，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态势是基于军国主义分子宣扬的日本的“神国”性，强调日本国家、民族形成过程的独自性，而将日本历史作为东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广阔的东亚历史视域下研究日本社会发展史的研究者极少。二战结束后，受民主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并出于理性把握日本的历史和未来的目的，关于日本历史的发展形式，日本史学界打破以往的“独善”史观，开始较客观地阐释日本历史与古代东亚历史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是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环境影响下形成。
关键词 ：日本早期国家；国家雏形；邪马台国；“大和”政权；古代东亚社会
引 言
二战结束以前，由于受皇国史观的控制，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态势是基于军国主义分子宣扬的日本的“神国”性，强调日本国家、民族形成过程的独自性，而将日本历史作为东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广阔的东亚历史视域下研究日本社会发展史的研究者极少。二战结束后，受民主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并出于理性把握日本的历史和未来的目的，关于日本历史的发展形式，日本史学界打破以往的“独善”史观，开始较客观地阐释日本历史与古代东亚历史之间的关联性、互动性，出现了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视为一体进行整体研究的“东亚世界”论。历史上，具有内在有机联系和完备结构的“东亚世界”是否存在，目前学界尚在争论，但日本古代国家(文中主要指日本早期国家和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是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环境影响下形成这一理论命题能够成立。关于古代东亚国际环境对日本国家形成的影响，石母田正提出了“国际契机论”。但他的这一学说主要是针对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形成而言[1]。事实上，日本早期国家(包括“邑落国家”、邪马台国及“大和”王朝)的形成,亦与古代东亚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章就日本早期国家形成的这一特征做一概述。文中纰缪，敬请方家指正。
一、日本国家雏形的形成与东亚社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关国家起源的经典解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国家起源的三种形态，认为作为国家形成的典型代表，雅典国家的产生是氏族制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受外来力量影响的结果；国家产生的第二种类型为罗马国家的形成过程，它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形成；国家产生的第三种类型为德意志国家的形成过程，它是在氏族制度瓦解时，在被征服的外国领土上，由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2]。
在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的三种形态划分中，第三种类型较适合解释日本国家雏形的形成特点。尽管不似文化落后的日耳曼人征服具有高度文明的罗马帝国，但日本的早期国家形态，是由从朝鲜半岛或中国大陆移居日本列岛的移民——“渡来人”创建(根据日本开国神话具有的征服性特征[3]，不排除这些移民是以武力手段移居日本列岛的可能性)，而不是直接从日本列岛固有的氏族社会内部发生的阶级对立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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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所取得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得知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始于3万年前。日本新石器文化亦称绳文文化(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日本绳文时代始于13 000年前，持续一万余年)，其主要生产形态属于狩猎、渔猎和采集业；虽然有定居村落出现，但社会依然处于没有阶级分化的原始公社阶段。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24]2821
稻作技术的传入，改变了日本列岛固有的社会文化面貌。其最大的特征是，弥生时代早期首先是在今日九州北部地区出现了周边带有壕沟的环壕聚落(如板付遗址、吉野里遗址[注] 板付遗址，位于福冈市博多区板付2丁目。1961年以后日本考古学协会和福冈县教育委员会开始发掘。该遗址分布于台地上，南北约117米，东西约82米，周围有卵形环壕。发掘出了住居、贮藏穴和水井遗址和夜臼式、板付式陶器。作为弥生时代早期的环壕聚落，受到重视。吉野里遗址，位于佐贺县神埼町和三田川町，1986年开始发掘。该遗址为弥生时代最大的环壕聚落的遗址，由此能够具体了解到日本国家雏形——聚落的内部结构。其存续时间跨弥生时代全体。 )。从弥生时代前期延续到古坟时代的奈良县唐古·键遗址亦带有环壕，环壕内面积达30万平方米，东西长600米，南北长700米。弥生时代前期的环壕内有数个聚落，到了中期以后统合为一个聚落，且周围有三重环壕(均宽100～150米)[6]。属于弥生时代中期的大阪府池上曾根遗址，总面积达60万平方米，掘有两重环壕，环壕内面积约有7.8万平方米，呈现为直径达330米的不规则圆形，周长约达1千米。这些大型环壕聚落应该是通过战争由小聚落合并而成。这些环壕聚落明显具有防卫功能，表明至晚从弥生时代初期日本社会已进入了能够组织大量劳动力修筑防御工事的阶级分化和战争的时代。
随着稻作农耕技术的传入，及至弥生时代中期，在日本列岛广泛出现了环壕聚落，它们同时也是日本最早的国家形态，笔者称之为“邑落国家”或“聚落国家”。《汉书·地理志》记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7]，说的就是日本列岛的这种政治情势和格局。
九州北部地区首先出现的环壕聚落，在韩国庆尚南道的检丹里遗迹亦有发现，昭示起源于朝鲜半岛南端的环壕聚落这一住居形式，伴随着稻作文化，由渡来人带入了日本列岛。从最能够体现弥生文化特征的稻作技术和青铜器，能够认为朝鲜半岛是日本弥生文化的原乡。
由于绳文人采用适合日本列岛自然条件的稻作技术，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经济生活。水稻的高产，出现了剩余产品，此时原共同体的首领占有剩余产品而转化为统治阶级；另外，经营稻作农业时不可欠缺的集体灌溉等生产形式，亦助长了各共同体首领的政治权威。因此，稻作农耕本身的特征，也是推动日本社会进入“邑落国家”阶段的重要因素。
根据目前所取得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能够认为中国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2011年11月22日，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和波士顿大学联合对在湖南常德市临澧县杉龙冈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6粒距今约8 000-9 000年的碳化稻谷。参加考古发掘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称：“澧阳平原存在多处距今8 000年以上的稻作文化遗迹，稻作种植已形成规模，因此我坚信此地是稻作文化的发源地。”[8]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揭示约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开始耕种野生稻，开启了水稻的驯化过程[9]。这些均证实，是繁衍生息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的先民发明了稻作技术。
与中原地区以粟、麦种植为主的旱作农业不同，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稻作技术业已相当发达。《吴越春秋》记载，当时“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10]。稻谷为“八谷”之一。由此记载能够窥知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稻作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的社会动乱，造成了中国人向周边地区移民。这些移民中有一部分人将发达的稻作技术和青铜生产工具带至朝鲜半岛。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出土了中国战国时期的武器、农具等青铜器及其仿制品。有研究者根据这些青铜器，认为朝鲜半岛进入青铜器时代是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间，且青铜器的使用者主要是中国人[11]。
战国时期，中国人甚至徙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1975年，在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以北完州郡上林里出土了26件铜剑。关于这些铜剑的性质和来源，研究者据其铸造技术和所用原料，认为它们是由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徙居朝鲜半岛南部的中国吴越地区工匠铸造。吴越地区工匠迁徙朝鲜半岛，是由于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征伐越国，越人离散，越国王室的青铜工匠中一部分铸剑工匠离开会稽(今绍兴市)、姑苏(今苏州市)等吴越故地奔向大海，寻找新的生存家园，他们到达了朝鲜半岛的西南沿海地区，在当地铸造了这些铜剑[12]。史书还记载秦末战乱时,“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13]848表明秦末时亦有大量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平壤石岩里古坟出土的秦始皇二十五年度铭文戈[14]，可证此点。
在研究过程中，经过多方调研得知入室盗窃案件在长春乃至于全国都有明显的时空特征。因此，本研究以发案具体时间、月份、案发行政区域三个要素为指标进行统计。
根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辰韩条等文献的记载，3世纪时生活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应是躲避秦朝暴政而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的后裔。春秋战国、秦朝时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早在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就开始徙居今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其中一部分人以后发展成日本渡来人中的“秦人”。他们不仅将稻作和青铜铸造技术传入日本，同时也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国家形成的历史时期。
二、邪马台国的形成与东亚社会
57年倭奴国朝贡汉朝以及107年倭国遣使汉朝的记载，亦出现于《后汉书》光武帝本纪[25]84和安帝本纪[26]208，值得信赖。这里出现的倭奴国，即以后被称为那津和傩县的地区，即今日日本福冈县博多湾附近。一般认为，倭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所赐金印，即为1784年在福冈县糟屋郡志贺岛(今福冈市东区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
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自史前时代即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历史时代以后，这种联系日趋频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弁辰条记载：弁辰“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13]853弁辰，亦称“弁韩”，与“马韩”“辰韩”合称“三韩”，指朝鲜半岛南部地区。3世纪以前的日本将产于朝鲜半岛南端的铁资源视为珍宝，甚至作为货币使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等郡后，半岛更成为吸引古代日本人的文明中心。日本由“邑落国家”向统一王朝迈进是在3世纪初。据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了经由朝鲜半岛得到中国的先进文物以及半岛的铁资源，3世纪之前，在今日日本福冈县西北部的玄界滩沿海、濑户内海沿岸以及近畿(奈良盆地)等地区，逐渐形成了独霸一方的地方势力。至3世纪初，濑户内海沿岸各地和近畿地区的势力联合起来，与玄界滩沿海地区的势力争夺通往朝鲜半岛的“文物之路”及“资源之路”。以此为契机，至迟在3世纪中叶，日本列岛上开始形成西自玄界滩沿海地区、中经濑户内海沿岸地区、东达畿内的广域政治联合体，这就是以邪马台国为中心形成的二十九国联合，即邪马台国联合体[5]90-92。日本早期国家之一邪马台国的形成动力，在于为了追求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大陆的先进文化和物质资源。
与此同时，3世纪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局势对邪马台国的巩固、发展发挥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记载：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抚绥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国王，拜假倭王……其四年，倭王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赉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13]857-858
古代中国统治者为了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在官僚体制中设置了一套专授周边民族首领以官爵名号的制度，这一制度包括爵位体系和职官体系。对外臣封授爵位(简称“外封”)，始自先秦，完善于西汉。对外臣授予的职官，分为文官和武官两类。汉武帝时中原王朝官职中的武职开始正式封授外臣。东汉、曹魏时外封趋于规模化，制度逐渐完备，形成对周边民族首领封授官爵名号的封赐制度[15]，其形式包括颁印赐幢、拜官封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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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夏商周三代时，唯最高统治者称王。周朝衰落后列国统治者亦称王[16]3382。秦朝开始天子称“皇帝”,王便成为对贵族或功臣的最高封爵。汉魏王朝时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首领封王赐爵，较为普遍。但曹魏王朝以“亲魏”字样外封周边民族首领，仅有大月氏王波调被封为“亲魏大月氏王”[17]97以及倭女王卑弥呼被封为“亲魏倭王”，表现出对古代日本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印章是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象征。秦汉之前，印章称为“玺”或“印”，尊卑通用，秦汉以后唯皇帝印称“玺”[18]1594，臣下所用只能称“印”。史书载高辛帝对南方民族“有邑君长，皆赐印绶”[19]2829-2930。“授”，即丝带，古代用于系佩玉或印章。这一记载显然是传说，但表明中国统治者对周边民族首领赐予印绶极为重视。汉武帝曾多次对周边民族首领赐印，例如：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滇国，滇王降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20]2997。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军队“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20]2996《史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20]2997西汉王朝如此重视滇国和夜郎国，其目的应是防止南越政权死灰复燃和冲破匈奴对汉朝西南地区的包围。
东汉时，周边民族纷纷兴起，对东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边患。因此引起了东汉统治者对周边民族的高度重视，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周边民族首领频繁赐印，以示怀柔羁縻。例如：建武十七年(41年)，莎车王“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光武帝“以问大司空窦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21]2923-2924永元六年(94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内属”，汉和帝“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22]2898等等。
东汉末年，周边民族乘汉朝衰落，内侵不已，这种情况延续至三国时期，尤其是北方民族对曹魏王朝形成了极大威胁。出于怀柔羁縻北方民族的目的，曹魏皇帝对其首领多次赐印。例如：黄初元年(220年)十一月，曹魏王朝“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23]67且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为守魏侍中，号大都尉，授魏王印[13]862。上已引述，景初三年十二月曹魏明帝制诏封倭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金印紫绶，表明曹魏对外臣授爵已远及日本。事实上，早在曹魏王朝之前，东汉王朝即已向倭王颁赐金印。《后汉书·东夷传》记载：
1)试验件几何形貌测量：轴压屈曲试验前，对试验件的几何形貌进行测量。测量方法：把激光位移传感器调到合适的位置固定在屈曲平台的旋转框架上，通过步进电机带动旋转框架绕试验件做圆周运动，多次测量得到试验件外围形貌数据。
近年，在距今约6 000年的属于绳文时代Ⅲ期的冈山市朝寝鼻贝冢及距今约4 500年的冈山县姬笹原遗址出土的绳文陶器的胎土上，检出了稻谷硅晶体；甚至从4 000年以后的绳文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的胎土上检出了稻壳，由此推知，稻谷在绳文时代晚期已为日本人祖先所知。总之，到了绳文时代晚期的后半叶，水稻耕作技术从朝鲜半岛被带入今日本九州北部地区。目前能够确认的日本最早的水田遗址是佐贺县菜田遗址，其年代能够追溯到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叶，延续至弥生时代中期[4]。该遗址呈方格状，水路、堰埭俱备，出土了木质脱粒工具等农具以及用于制作这些工具的新的大陆系磨制石器和石制摘穗农具[5]28。这些体系完备的农具与先前的旱作农耕生产所用农具属于完全不同的系谱，它们应是从朝鲜半岛传入。
对于古代日本人而言，朝鲜半岛不仅是财富和资源之地，还是文明、信息、人才乃至政治权威的来源。朝鲜半岛犹如一条从东亚大陆架往日本列岛的文化管道，从中国向日本列岛输送了大量的文明乳汁，哺育了日本文化。
西汉王朝最早以武官外封周边政权首领，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赐南越国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中尉”为武官)[30]2972。为了解除匈奴威胁，西汉王朝高度重视西域各国，故在那里频封武官[31]。东汉王朝不仅继承了西汉王朝武官外封的制度，而且使外封武官多样化，出现了“归义”“率众”“率善”等不同级别的官号。东汉时期，“归义”官号既可以加在诸王爵位上，亦可冠以“诸佰长”等下级武官官职之上，如“汉归义羌佰长”等。“率众”则多用于对乌桓、鲜卑首领的册封，如“汉保塞乌桓率众长”等。“率善”，东汉王朝一般用于外封中下级武官，如“率善都尉”“率善中郎将”“率善氐佰长”等。曹魏王朝继承了汉朝的武官外封制度，同时改进、省并了部分封号。例如，东汉时较常使用的“归义”“率众”“率善”“破虏”等官号中，“归义”“率众”的地位提高，用以专封王侯，“破虏”则省去，“率善”得以广泛使用，成为中下级武官外封时的专称[15]。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13]851，公孙氏政权被剿灭后，乐浪郡或带方郡官员吴林认为韩国本归乐浪郡统治，所以要求辰韩八国归乐浪郡管辖，这激起了韩人的不满，发动叛乱，攻打带方郡崎离营，曹魏王朝遣弓遵、刘茂“兴兵伐之”，“二郡遂灭韩”。这一战争应发生于正始七年(246年)[36]。《三国志·魏书》齐王纪正始七年(246年)夏五月条记：“韩那奚[注] 可能是《魏书》韩传弁辰条中的冉奚国。 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37]121。这和上述曹魏王朝“二郡遂灭韩”的军事行动有关。
前已引述，《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记载曹魏王朝还封卑弥呼女王属下难升米、掖邪狗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政治行为。《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述：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定员，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28]727
“郎中”，即“廊中”，起初在走廊担任王的警卫工作，其职责以后发展为王的陪从，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始有，秦汉沿置。“廊”：“汉书通用郎”[29]193。西汉时由于中郎将侍从皇帝，身份特殊，所以有更多机会受皇帝差遣，出使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或带兵打仗。这些中郎将已不再具有皇帝警卫的性质，而是脱离内朝，形成了专门从事行政、军事、外交三方面工作的新的中郎将，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
在中国官制史上，“校尉”也属于重要的武职。校：“军队编制单位”；尉：“古代掌管军事的官吏叫‘军尉’，管刑狱的叫‘廷尉’，皆省称‘尉’。”[18]727校尉，战国末已有此官，秦时为中级军官，“汉时军职之称，略次于将军。”[16]3694汉武帝为了加强对首都长安城的防护而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尽属劲旅。为了有效管理周边民族，汉朝在那里长期驻军，其长官亦称校尉，如驻西域的“戊己校尉”，驻陕甘的“护羌校尉”等[28]1727。
汉朝印玺的材质分为玉、金、银、铜等。皇族和将军使用龟钮印。根据不同的经济文化形态，对周边民族赐予体现其文化特征的动物钮印，如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博物馆藏一枚“率善校尉”方形驼钮铜印，是曹魏王朝颁赐给居延地区[注] 居延城是汉唐以来中国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故址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17公里处。居延地区在历史上面积至少相当于现在的额济纳旗辖区。 游牧民族首领的印章[27]。上述“汉委奴国王”金印和中国云南省石寨山古墓群发现的滇王金印，均为蛇钮，说明东汉统治者将倭奴国视为南方农耕民族国家。
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武官封授泛滥，而亦以“率善”滥授周边民族首领。根据罗福颐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所录曹魏时期存世官印，“率善”加诸民族首领者目前所见有103例，涉及乌丸、鲜卑、屠各、蛮夷、羌、氐、胡、叟、倓等民族和部落。而且迄今发现的曹魏封授民族首领的106例官印中，仅“魏卢奴左长”“蛮夷邑君”“蛮夷邑长”三例未用“率善”称号。其他官印中，“率善仟长”28例、“率善佰长”54例、“率善邑长”20例、“率善都尉”1例[32]。
主簿：掌管文书、办理事务的属官[18]1949。《文献通考》卷六十三：“盖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监以至郡县皆有之。”魏晋以前主簿官职广泛存在于各级官署中，魏晋以后统兵开府的大臣幕府中，主簿常参机要，总领府事。隋唐以前，因属长官亲吏，权势颇重。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高句丽“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唯不耐濊侯至今犹置功曹、主簿诸曹，皆濊民作之。”[13]843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剿灭卫氏朝鲜(公元前195-公元前108)后，在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设立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高句丽和濊等当地民族被编入四郡，此后受两汉和魏晋王朝辖治。因此汉魏时他们使用中国官职，不足为奇。据史籍记载，三国时期，韩人“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13]850“率善”应为冠以邑君至伯长的官号，表明3世纪时“率善归义侯”“率善中郎将”“率善都尉”“率善伯长”等典型的中国官爵或代有中国色彩的官职，已由曹魏王朝授予韩人。
首因效应也叫“第一印象”效应,如果老师在接触新班级的初级阶段就为学生留下深刻明晰且富有特点的第一印象，这将为未来的课堂管理、教育教学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后汉书》记载倭国也有“大夫”这一中国官职。这些官职是否实为倭国所用抑或《后汉书》撰者范晔对倭国固有官职的汉译，需要谨慎对待。但光武帝既然赐予倭奴国王以金印，也不排除以中国官职外封倭王属下的可能性。总之，3世纪时倭人统治者已被曹魏王朝统治者封为“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等中国官职，且史书没有明确记录韩人有多少人被曹魏王朝封为“率善校尉”“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但确切记录倭人计有9人被封为“率善中郎将”，有1人被封为“率善校尉”。如此多的官职封给隔海而居的倭人，这在中国周边民族中少有，体现出曹魏王朝对倭国的高度重视。
正始六年(245年)，曹魏明帝“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赉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13]856-857曹魏王朝赐倭人以“黄幢”，也是体现3世纪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形式。
《说文解字》：“幢，旌旗之属，从巾，童声。”[29]160《尔雅》将“幢”安排在释兵部中。李善注《文选》中称：“幢盖，将军刺史之仪也。兵书曰：军之长服，赤幢。”《后汉书·班超传》章帝建初八年(83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33]1577李贤注云：“鼓吹、幢麾，皆大将所有。”可知幢为军旗一种。《汉书·韩延寿传》记载汉宣帝时韩延寿在东郡太守任中，“都试”[注] 即“大试”﹐汉代各郡中每年举行一次的军事演习。 时立幢，因此而被议为僭越，被处以“弃市”之刑[34]3210-3216。足见未经皇帝许可，即便在“都试”这样的军务上也不能立幢。
综上所述，曹魏王朝皇帝以颁印赐绶、封官授爵等形式，对倭国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热情，其原因应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那就是要妥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在东汉帝国的东北边疆出现了存续近五十年的割据政权辽东公孙氏政权(190-238)。另外，东汉王朝灭亡后，高句丽政权主动与曹魏王朝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王朝攻取辽东地区后，高句丽政权终止了与曹魏王朝的合作，发兵袭击辽东地区。公孙氏政权和高句丽政权对曹魏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形成了很大障碍。不仅如此，公孙氏政权和高句丽政权还私通曹魏王朝的宿敌孙吴政权[17]109。这些均成为曹魏王朝重视对日外交的动力。曹魏王朝积极通交倭国，册封倭王等外交行为，亦与当时中国大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三国孙吴赤乌元年(238年)铭神兽镜，兵库县安仓古坟出土三国孙吴赤乌七年(244年)铭画文带神兽镜[35]，表明孙吴政权和日本列岛存在政治或文化联系。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9年9月30日至2016年6月7日在本院确诊并行化疗达CR的76例监测过MRD的成年AL患者(年龄大于或等于14岁)的临床资料，其中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患者(非M3)57例，M1型7例，M2型24例，M4型12例，M5型12例，M6型1例，M7型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19例，B-ALL 14例，T-ALL 3例，T/B-ALL 2例。AML患者中男34例，女23例，中位年龄40岁(14～74岁)。ALL患者中男11例，女8例，中位年龄29岁(15～60岁)。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参照张之南等主编的第三版《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2]。
式中,ω(n)为窗函数,矩形窗和汉明窗较为常用;yi(n)为一帧的数值,n=1,2,…,L,i=1,2,…,fn,L为帧长,inc为帧移长度;fn为分帧后的总帧数。
这一战争发生后，景元二年(261年)七月，“乐浪外夷韩、濊貊，各率其属来朝贡。”[37]148此应为位于乐浪郡东南部的韩(辰韩之一部)朝贡曹魏。从此，中国史书中不见有关韩族入贡的记载。《晋书·东夷传》马韩条记载：“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太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38]2533261—280年，近二十年时间内韩族从史书上销声匿迹，说明曹魏王朝对韩人的统治是相当严厉的。曹魏王朝当然不希望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游离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外。上述征韩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正始六年(245年)，曹魏王朝赐予难升米黄幢，此非偶然之举。嘉禾元年(232年)十月，孙权封辽东公孙渊为“燕王”[39]1136，这是为了联合公孙氏政权，对抗曹魏王朝，曹魏王朝赐予倭人以黄幢，应是试图联合倭国镇压韩族叛乱，朝鲜半岛政治局势将曹魏王朝和倭国联系到一起。
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周边民族首领的册封[注] 中国古代皇帝授藩属、诸侯、宗族、妃嫔与功臣和羁縻及土司等以封爵，皆举行一定仪式，对受封者宣读授给封爵名号的诏书。这种诏书叫“册文”，简称“册”。宣读后，将册文连同印玺授给被封人，称册封。 ，对各族政权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周边民族的兴起而言，这成较为普遍的现象。一定程度上能够认为，中国周边民族兴起并建立政权，均与当时中原王朝的这种政治扶持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古代东亚各国而言，中国发挥着维持东亚国际秩序的定海神针的作用。中国出现强大王朝时，推进周边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同时又促进周边民族自他意识的觉醒而建立民族政权。同样，中原王朝衰微时，周边民族政权因失去国际政治秩序或政治依靠而出现变乱。中原王朝政治的这种“一张一弛”，不仅对东亚国际秩序冲击至深，对周边民族政权也会带来极大的震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记载倭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13]856关于此次“倭国乱”的时间，有研究者认为是在3世纪初[5]61。此时正直东汉(25-220)末年,因党锢之争和宦官擅权，东汉王朝走向衰落。这导致中国对包括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或政权的政治掌控遭到削弱，倭国由此失去政治庇护后发生内乱，相互攻伐多年，最后应该是在曹魏王朝支持下，倭女王卑弥呼即位，维持住了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权延续。
三、“大和”王朝的形成与东亚社会
关于“大和”王朝，一般指3世纪后半叶在弥生文化的中心之一“大和”地区(今奈良盆地)发展壮大的诸豪族以天皇祖先为核心建立的政权。四五世纪时发展成统治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的势力，5世纪“倭五王”(赞、珍、济、兴、武)执政时期，其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并与中国南朝刘宋王朝建立了极为密切的政治关系。
《日本书纪》引《晋起居注》载西晋泰初(始)二年(266年)十月，“倭女王重译遣使”[40]《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一月条：“倭人来献方物。”[41]55这些记载均表明倭国在晋初继续朝贡中国。但此后近150年间，文献中不见倭国朝贡中国的历史信息。
文献中再次出现日本通交中国的记载，是在5世纪初。《晋书·安帝纪》义熙九年(413年)十二月条：“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42]264《太平御览》所引《义熙起居注》记载：“倭国献貂皮、人参等……。”[43]《梁书·东夷传》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44]807由此推知义熙年间献方物和貂皮的倭王应为赞，即仁德天皇。近一个半世纪后，5世纪初日本再次朝贡中国，其目的应是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依恃中国的政治支持，以抗衡高句丽。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雄略大王)致宋顺帝的一则上表文明显地表露出这种政治意图[45]2395。
综上试验表明，本方法精密度好，准确度高，且方法简单实用，易于掌握，能够满足贵冶含铅物料中含铅1.00%～50.00%的铅量测定，可用于日常物料含铅的分析检测。
第五，每篇开场白中都有一定数量的话题与己方措施的不足之处相关，目的在于预测反方将要反驳的论点并进行要点性的与反驳。Yoni Cohen-Idov用一个话题说明监控录像有协助抓捕罪犯的功能，但是，他又通过另外三个话题说明既然监控录像有这种功能的话，政府可以允许店铺或财产持有人监控自己的财产。而允许财产持有人运用录像监控的前提条件是录像资料只能用于追踪犯罪记录。Yoni Cohen-Idov还用另外一个话题说明每个国家都有可能爆发暴力冲突，录像监控有防止暴乱和抓捕暴乱分子的功能，但是，他又同时说明这样的功能有限而且是缺乏合理性的。
根据《宋书》记载，5世纪时“倭五王”遣使朝贡刘宋王朝达10次。其间，倭王及其属下得到刘宋皇帝的拜官封爵，中国府官制官职在当时的日本得到采用。《宋书·倭国传》记载：
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45]2934-2936
《晋书·职官志》载：“开府仪同三司，汉官也。殇帝延平元年，邓骘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46]725-726开府仪：在指定地方开设官府，建立办公场所。同三司：官府级别以及所用仪仗同于三司。三司，就是三公三师。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皆正一品。
将军：春秋时晋国以卿为军将，自此有将军之称。战国时始为武官名。汉代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等。魏晋南北朝时，将军名号频繁，除沿袭汉代旧称外，又有龙骧、校骑等名称，常置并有专职的属于少数[16]2392。将军有时作为爵号使用。
在实际生产中故障的发生发展往往具有“蝴蝶效应”，由于管道设计存在的缺陷，引发冷冻水泵汽蚀；水冷塔液位波动、水冷塔内水气比失衡导致水冷塔冷却效果差，冷冻机、分子筛净化系统和主换热系统负荷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仔细分析找到故障源头，从而制定有效措施——降低循环水温、改善循环水质、更换合适管径管道、更换故障压缩机，极大地提升了空气预冷系统的工作能力。目前在预冷系统冷冻机不运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证空冷塔出口温度维持在12℃左右，不仅确保空分系统的稳定运行，而且节约了运行成本。
《晋书·职官志》载：“大司马，古官也。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跌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受魏禅，因其制”[46]725。足见司马为重要武职。
曹魏王朝时期社会动荡，作为军职，司马的地位尤重，往往掌一方军政大权或承担管理周边民族的重任。例如：梁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47]469曹仁，“太祖从弟也。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48]274夏侯渊，“太祖居家，曾有县官事，渊代引重罪，太祖营救之，得免。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迁陈留、颍川太守。”[49]270
上已述及，478年，倭王武遣使刘宋王朝，上表称“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关于倭国是否实质性地采用了府官制，目前没有确凿的历史依据。但根据《宋书·倭国传》所记倭王被刘宋王朝除为安东将军或安东大将军以及派遣司马官员出使中国等情况，5世纪时日本已使用中国府官制中的若干官称，是无疑的。坂元义种认为，考虑到将军府的运营和功能，府官只是组建外交使节团时的身份标志而已[50]243，此论得当。根据史料，百济的府官全部被任命为外交使节。在5世纪动荡的东亚国际形势下，外交和军事合为一体，外交使节由具有军事性质的府官担任，亦为情理中之事。根据6世纪的日本政治制度，5世纪时日本采用完备的府官制的可能性不大，倭王及其属下被刘宋王朝授予的各种将军号以及司马等官号，应属虚爵空职。
弥生时代后，4世纪末至5世纪初，从朝鲜半岛向日本列岛兴起了新一轮的移民热潮。5世纪倭五王时代，日本和中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并采用中国的府官制中的若干官爵称号，应以百济为媒介。
在5世纪的百济，身备长史等官号参与外交的使节，均具有中国人的姓名。他们多数属于汉、魏、晋王朝交替时为躲避战乱从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流徙百济的移民的后裔，或是百济与东晋、刘宋王朝交往时移居百济的中国人的后代。他们带着先进的知识、技能参加了百济王权，由百济国王授予将军、太守等官爵，或在百济与中国交往时被任命为使节，或替百济制定对华外交政策，撰写对华外交文书，等等。百济王权的显著特征是由百济王族和中国移民组成。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高句丽大规模南下朝鲜半岛带来的剧烈动荡中，这些中国移民又移居日本列岛，并为倭王政权服务。5世纪倭五王积极朝贡刘宋王朝，并采用中国的若干官职，均与他们的出谋划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何西最烦这套，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党团都不沾的自由分子，他还就犟上了：“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我用不着卖身投靠，我还就不去了，要去您自己去！”说完就要走。
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政治目的，以政治机构、组织形式以及职官制度对人民进行有效管辖和统治的方式。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即已形成较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制度。秦汉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结构严密而完备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并影响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海东各国。
1873年出土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有115字。其中的“辛亥年”应为471年。文中的“獲加多支鹵”一般指雄略天皇。通过对这一铭文的解读，能够判断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铭文中出现的“獲□□□鹵”，亦应为雄略天皇。这些刀剑是在5世纪后半叶在日本铸造，其铭文内容反映出王权和豪族之间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政治隶属关系。5世纪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面临着来自高句丽的剧烈冲击，为了与高句丽争夺半岛，倭王动员日本国内豪族组成强大军队出征朝鲜半岛。在此过程中，得到中国刘宋王朝的封官赐爵，采用中国府官制中的若干官爵，客观上推进了日本“大和”王朝的形成进程。
结 语
“古代日本地名的表记是借用汉字或直接取汉语地名,表现出浓厚的汉字文化色彩。”[51]“日本”这一国家名称就是出自汉语。能够认为，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是中华文明与日本民族文化交融结合的结晶。而带来这种交融结合的根本动力在于古代东亚各国之间的互动，文章所阐述的日本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亦遵循此历史法则。以东亚历史视域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古代国家和文化的形成过程，有助于当代日本正确定位于东亚国际社会并理性把握日本的未来走向，从而推进东亚各国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希望学界关注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
森林防火造林绿化是绿色空间的一个区域，是一个区域的表层代表，同时也是人们健康生活的保障。造林的特点之一就是美，因为整个造林区域都会影响整个区域的美，所以造林就是美的。同时，造林的其他特点也很整齐。在某些地区，人们当然不喜欢邋遢和不干净的地方，所以这是植树造林的好选择。植树造林会使人感到舒适，所以人们不会有心让它继续脏，会自觉清理，所以造林是干净的。造林的作用也很强。对于整个区域，绿化美化了整个区域，也让人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所以绿化的作用不小。当然，绿化可以净化空气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绿化可以提供人们不知道的坐标位置。因为造林不能成为造林的一小部分，而且造林有时
[参 考 文 献]
[1]蔡凤林.关于东亚历史视域下的古代中日民族关系史研究动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2)：75-85.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7-128.
[3]井上秀雄．古代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M]．広島：渓水社，1994：53．
[4]金関恕，佐原真.弥生文化の研究2生業[M]．東京：雄山閣，1988：13．
[5]白石太一郎.日本の時代史1：倭国誕生[M]．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28．
[6]大塚初重,桜井清彦,鈴木公雄．日本古代遺跡事典[M]．東京：吉川弘文館，1962：564．
[7]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8.
[8]龙军.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何地？[D]光明日报,2011—11—29.
[9]屈婷，刘欣.科学家发现“稻作起源长江中下游”新证据[EB/OL].[2018-04-0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http://kaogu.cn.
[10]赵晔.吴越春秋[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49.
[11]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M]．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119-120.
[12]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4):10-25.
[13]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稲葉君山．朝鮮文化史研究[M]．東京：雄山閣，1926：303．
[15]李文学.汉魏封授周边民族及政权首领的武官体制[D].光明日报,2013—04—25.
[16]《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17]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古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1]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羌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3]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4]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5]范晔.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6]范晔.后汉书(卷五)：安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7]裴海霞.居延地区出土“率善校尉”印章考据[J].丝绸之路，2016(2)：18-19.
[28]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9]许慎.说文解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3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2972.
[3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2]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45-263.
[33]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4]班固.汉书(卷七十六)：韩延寿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5]中田祝夫.日本の漢字[M].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156.
[36]池内宏．曹魏の東方経略[M]//満鮮史研究(上世:第一册)．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251-291.
[37]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四)：少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8]房玄龄．晋书(卷九十七)：东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9]陈寿.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吴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0]舎人親王.日本書紀(卷九):神功皇后紀[M].東京：経済雑誌社，1897:177.
[41]房玄龄．晋书(卷三)：武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2]房玄龄．晋书(卷十)：安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3]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一)：香部一(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4344.
[44]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东夷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45]沈约.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6]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7]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五)：梁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8]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九)：曹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9]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0]坂元義種．古代東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M].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
[51]蔡凤林.日本地名文化的特点[J]，日本问题研究,2016(1):26-35.
收稿日期 ：2018-10-20
作者简介 ：蔡凤林(1963—)，男，黑龙江大庆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日关系史及东亚区域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313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 (2019 )01-0070-11
DOI :10 .14156 /j .cnki .rbwtyj .2019 .01 .007
[责任编辑 孙 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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