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凤华[1]2001年在《基于风险价值偏好的投资决策分析》文中指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已从信用风险转向了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度量的方法有多种，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方法最先由W. Baumol 1963年在ManagementScience上最先提出，1994年J．P. Morgan银行首先公布了它的风险价值系统Risk Metrics，从此后风险价值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风险度量的最终目的是进行风险决策与管理，然而目前对基于风险价值的投资决策模型的研究寥寥无几，目前只有挪威科技大学的Pflug教授等人做了些研究。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风险价值的计算较困难，尤其是投资工具种类较多的组合的风险价值。二是因为风险价值缺乏良好的数学性质，如缺乏次可加性(Subadditive)。 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做了叁方面的工作。一：运用历史风险价值来构建投资决策模型，用模拟的方法寻找最优投资组合。二：从行为金融理论出发，根据投资者的最优决策程序，用风险价值来度量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并研究用这种风险偏好来指导投资者进行最优投资决策的模型。叁：基于风险价值不能准确度量风险以及缺乏次可加性这些缺点，目前国际上有人提出用损失期望值(Expected Shortfall)来测量风险。本文研究了损失期望值的一些性质与计算思想。
文凤华, 马超群, 巢剑雄[2]2002年在《基于风险价值偏好的最优投资决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传统金融理论中 ,用收益率与方差所构成的效用函数来指导投资者的最优投资决策 ,这一点在理论上存在一些的缺陷。本文根据行为金融理论中对风险偏好的描述 ,用风险价值来定量风险偏好 ,并用这种偏好来指导最优投资决策
简惠云[3]2013年在《基于风险和公平偏好的供应链契约及其实验研究》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转化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管理己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热点。供应链契约是供应链管理的基础,是一种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和优化供应链绩效的有效机制。供应链契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但是现有文献大都是基于决策者风险中性、公平中性假设下的理论研究。然而近几年行为运作管理及其实验研究表明,风险和公平偏好等行为因素导致人们并不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对传统供应链契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论文主要从风险与公平偏好这两个行为因素角度对叁种常见的供应链契约进行研究,构建了随机需求下基于风险和公平偏好的供应链契约模型,设计并实施了相关实验,通过控制实验条件,分别研究了风险偏好单一因素及风险与公平偏好双因素对供应商和零售商决策行为的影响,并与风险中性、公平中性下的最优决策行为进行比较。论文采取文献分析、理论建模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从理论分析与实验研究两方面对传统供应链契约研究做出有益补充。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第2章在阐述传统供应链契约基本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具有需求信息更新的两种情形下的供应链契约及其协调效果。一种是针对生产提前期长、零售商无补货机会的供应链系统,另一种是针对制造商具有快、慢两种生产模式、零售商可以两阶段订购的供应链系统。第3章首先建立了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特性的报童条件风险值模型(CVaR),分析了报童最优决策,相对于已有文献,论文中构建CVaR模型的方法更直观、易懂。在此基础上,分别对风险规避和风险偏爱的零售商,分析了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批发价契约中供应商的最优决策及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条件,揭示了零售商的风险偏好对供应链协调及契约参数的影响。第4章建立了供应商的CVaR模型,根据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偏好特性组合,分析了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供应链回购契约。分别从零售商、供应商的角度,比较决策者风险态度对双方收益及供应链绩效等的影响,结合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风险偏好的供应商与零售商合作时是否能达到协调。第5章基于常见的批发价契约、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设计了决策者一方为计算机,另一方由人扮演的零售商实验和供应商实验。以风险中性的契约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并对假设进行了统计检验。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供应商、零售商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零售商的风险偏好系数,并定性分析了供应商的风险偏好特征。第6章基于批发价契约、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通过实验分析了供应链参与者既考虑风险又考虑公平时的决策问题。研究了叁种契约在供应链效率及决策者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并与仅考虑风险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了决策双方有公平互惠考虑后,供应商和零售商决策行为的变化。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仅考虑风险的实验中,零售商的订购量并不总是等于理论标杆；理论上可协调的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订购量显着小于标杆值,供应链不能达到协调,但相对于批发价契约,这两种契约能显着提高供应链效率。数学上等价的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在实践中并不完全等价。零售商具有锚定和需求追逐行为,其风险偏好系数估计结果表明,大部分个体的风险偏好特征显着,说明风险偏好是产生订购量偏差的主要影响因素。供应商回购契约实验表明,供应商主要表现为风险中性与风险规避,设置的价格组合不能协调供应链。在考虑风险和公平因素的实验中,批发价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下,公平偏好没有显着改变零售商的风险态度。而在回购契约中,公平偏好使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减轻。与公平中性相比,考虑公平偏好后,供应商的风险偏好主要表现为风险偏爱,报价显着降低,零售商利润份额及标杆订购量增加,说明供应商愿意承担更多地市场风险,以便扩大销量。在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多期博弈中,双力的决策行为显着地受到公平性因素的影响,但从长期看,零售商没有因为不公平而显着降低订购量,说明零售商与供应商达到了一种“公平均衡”。
余小东[4]2010年在《基于VaR风险控制的组合效用最大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影响金融市场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波动和风险在不断的加剧,从而使得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收益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因此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和管理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共同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1952年,现代组合理论的奠基人哈里·马柯威茨首次提出了他的资产组合管理理论。他认为只要两种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不为1(即不完全正相关),那么分散投资于这两种资产就可以降低风险(非系统性风险)。而对于投资组合,只要组成的资产相互独立且数量足够多的话,其非系统性风险就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完全消除掉。在人们的长期实践中也充分证明了分散化组合投资是一种管理风险行之有效的方法。此外,一种新的风险管理方法,VaR (Value at Risk)方法,亦称在险价值,一种对风险限额控制的管理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机构和投资者的广泛重视和运用。当前VaR风险管理方法已成为各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等进行投资风险度量、资产配置和绩效评价的重要工具。因此如何把VaR方法运用到投资组合理论中对金融风险进行综合的评价和管理,使投资者获得最大收益而承担最低风险这个问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本文主要是运用风险管理工具VaR(风险价值)来控制风险,根据投资者在投资组合有效边界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来分配各项资产,建立了基于风险价值(VaR)收益率约束的投资组合效用最大化决策模型。本文的正文部分首先是现有的对投资组合和VaR领域相关的文献进行研究概述。接着给出了金融风险的定义,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主要阐述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区别和联系；给出了组合收益率和方差的计算方式。接着对文章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包括对有效边界理论、无差异曲线、效用函数和VaR基本理论进行阐述,采用数理推导的方式得出了在任取一组合期望收益率Rp的条件下,得到最小的组合方差σp2,进而求得组合的有效边界的数学方程式；给出了表示无差异曲线的个人效用函数并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原理；给出了VaR的定义、估计方法、优点和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再接着是推导出了加入风险价值VaR收益率约束后对投资者有效边界的影响即缩小了投资者的有效边界,然后再引入投资者个人的效用函数,建立了基于风险价值VaR收益率约束的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优化决策模型。得出当效用最大的证券组合在VaR控制的边界时,此组合即为最优组合；当效用最大的证券组合在VaR的控制的边界外时,VaR边界上效用最大的组合就是最优组合。最后用实例证明了引入风险价值VaR收益率约束的优化模型在效用满足和风险控制方面明显优于没有风险价值VaR约束的情况。本文主要是建立了基于VaR收益率约束的投资组合效用最大化模型。这个模型有以下叁个特点：第一、以投资者组合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改变了现有的研究大都是主观上给定风险偏好或者收益偏好为前提来确定最优资产组合的现状,体现了资产组合优化是使投资者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这一本质的属性,解决了决策模型与决策目的相一致的问题。第二、采用VaR收益率的最大损失额,而不是收益额的形式来表示,这就提高了组合分析的方便性和易理解性。第叁、加入VaR控制平衡了投资者追求效用最大与风险控制要求间的矛盾,避免了投资者因单纯追求效用最大而可能导致风险面临失控的危险。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一些投资风格比较稳健的即保守型的或者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来说,是有很好的借鉴价值的。
李星北[5]2013年在《考虑风险偏好的供应链中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针对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在国内外有关企业创新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条件风险值（CVaR）这一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刻画企业风险偏好，研究考量风险的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创新决策以及企业的风险偏好特性对供应链中其他成员的决策影响。本文不仅丰富了以往有关供应链风险管理理论中对风险规避企业的行为研究，还考虑了喜好风险的企业面对风险时的创新投资决策。能为供应链中的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根据条件风险价值（CVaR）对风险偏好进行测度，研究了由风险中性制造商和风险规避销售商构成的供应链创新投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销售商越担心风险，其对创新的投入越少，并会减少销售量以应对市场风险，从而使得供应链的整体收益下降。比较了分散供应链和集中供应链下的决策，并对分散供应链设计了收益共享契约，使分散供应链下的创新投入和销售量达到了集中供应链下的决策水平，制造商和销售商的期望收益均得到提高。（2）研究由一个风险中性供应商和一个风险偏好制造商构成的供应链创新投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制造商分担供应商的部分创新投资时，供应商的创新投资水平和制造商的产量均得到提高，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分担的比例必须能提高上下游成员的期望收益，否则不会被接受。对投资分担比例做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商主导下确定的技术创新投资分担比例大于制造商主导下确定的技术创新投资分担比例。（3）通过条件风险值（CVaR）构建的风险偏好模型，研究了具有风险偏好零售商的创新决策以及风险偏好信息共享对供应链企业期望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零售商越来越害怕风险，零售商的创新投资水平和销售量逐渐下降。和制造商分享风险偏好信息，能提高零售商创新投资水平，并增加零售商的期望收益。但对制造商来说，知道零售商的风险偏好信息并不一定能增加自身的期望收益，在一些情况下，反而会使期望收益下降。（4）在考虑技术风险的情况下，研究由风险规避供应商和风险中性制造商组成的供应链创新投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程度的上升将使供应商逐渐减小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当忍受风险的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供应商停止技术创新。比较技术风险信息共享前后企业决策的变化，发现风险信息共享能使供应商提高创新投资水平，且供应商和制造商的期望收益都得到提高，值得一提的是，技术风险信息共享后，供应商不会因为规避风险而停止创新投资。从数值分析中可以发现当风险规避程度高过一定水平时，供应商从信息共享中获得的收益逐渐下降。
迟国泰[6]2004年在《信贷风险管理决策理论与模型的研究》文中提出信贷风险是银行的主要风险，银行风险事关银行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同类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危机的实质在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失误，故提高资产配置效益和质量对银行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论文分析了现有研究的特点和问题，建立了信贷风险决策评价模型、单项贷款风险决策模型和组合贷款风险决策模型。 提出专家意见的筛选和评价指标权重的分配原理，建立了信贷风险评价指标权重的聚类分析模型和信贷风险评价指标权重的两次收敛模型。应用相似系数矩阵对群体专家的评价权重和判断矩阵进行聚类分析、解决了专家意见的筛选问题。通过二次收敛用新的相似系数矩阵对专家意见进行加权，解决了专家综合意见权重的合理分配问题。 提出了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评价的原则，建立了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评价模型。通过交叉影响原则将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叁个方面有机协调起来。通过反向内插评分解决了相互冲突指标的逆向影响的量化处理问题。 提出了信用贷款和抵押风险决策建模的新原理和新准则，揭示信贷风险要素的相互关联与作用，改变现有研究与实践单纯考虑项目因素的决策思路。创建了反映综合清偿能力的信用贷款风险决策模型和抵押贷款风险决策模型，开拓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提出了贷款风险综合决策的风险控制原理及其决策准则，建立了决策方案的取舍标准，建立了信贷风险综合决策模型，解决了不同收益、且不同风险的贷款方案的比较与选择的难题，解决了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等不同方式的贷款的统一比较与选择问题。 建立了基于单位风险收益最大原则的贷款组合优化决策模型，解决了不同收益、且不同风险的组合贷款决策优化问题。 提出了贷款组合优化的综合风险度控制原理，建立了基于综合风险约束的贷款组合优化决策模型，解决了银行的组合风险承受能力的控制问题。 提出了基于VaR的组合风险控制原理和基于有效边界的组合收益与组合风险调整原理，直接地反映了各笔贷款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建立了基于VaR收益率约束的贷款组合优化决策模型。通过有效边界上的最优组合有效地控制和调整贷款组合的违约风险。 建立了基于VaR约束的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优化模型，直接利用贷款收益率的历史数据反映收益与风险，避免了间接推测组合风险的弊端。从信用等级转移概率、违约概率、以及挽回率等疗面综合地考虑信用风险度量问题，解决了兼控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信贷资产的最优分配问题。 本文立足金融领域的前沿课题、创建符合银行运作规律的信贷风险管理决策理论，为银行风险管理创建新理论、建立新模型，促进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
李伟[7]2013年在《企业家风险偏好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家作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和最终决策者,拥有着企业的最高决策权。企业家对企业决策的有效性起着关键作用,企业家的风险偏好直接影响着其决策行为,从而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在经济改革20多年来持续多年高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构建了大量的经济学模型对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和模型中,“风险偏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设置风险偏好对模型的分析起着重要的影响。而在研究中对风险偏好因子的设置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尽完美,其赋值或者是给定的理论参数或者直接采用其他研究文献中类似指标的参数值,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数值,使得这些研究中国经济的模型严重失真。而在企业决策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使得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作为企业决策者的企业家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引进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企业家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和解释。包括年龄、性别、知识水平、文化背景、从事的技术种类、工作的经验、环境的认知以及所熟悉与关注的领域在内的众多因素导致了企业家的认知差异。而不同企业家根据其自身的偏好对信息所做出的独特反应,都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起决定作用的企业家风险偏好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而对企业家的风险偏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在研究背景、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的研究综述,旨在总结和评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具体地,在分别对企业家风险偏好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和决策行为理论等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评述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家风险偏好与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第叁部分为企业家风险偏好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旨在为后面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企业家风险偏好的综合评价,以企业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外在表现为基础,选取企业家个人层面和公司层面两个维度的指标,构建了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8-2011年的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企业家的背景特征对于企业家风险偏好的影响。第五部分为企业家风险偏好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构建了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选取了从2008年到201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别对企业家风险偏好与企业的现金资产决策、并购决策和资本性支出决策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展望。以上述研究为基础,文章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同时也构成了文章的创新点：第一,企业家风险偏好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机理。企业北家在企业中处于决策的地位,他们有权利选择和变更各种战略性投资方案来影响整个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家受个人心理特征和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企业家的风险偏好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风险厌恶者一般比较偏好于安全的现金资产和风险较小的固定资产,而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则对风险较为喜好,通常会偏好风险大但收益高的无形资产等风险资产,由此造成企业投资决策的资产形态各异。在具体的项目选择上,高风险的并购项目对于偏好风险的企业家更有吸引力,因此,会在风险较高的项目上增加投资。同时,企业家还会倾向于扩大投资规模,加快投资速度,造成过度投资和高频投资,导致企业投资效率低。因此,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会分别作用于企业的现金持有、并购以及资本性支出等投资决策过程。第二,企业家风险偏好的综合评价。本文根据企业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外在表现,选取企业家个人层面和公司层面两个维度的指标,构建了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8-2011年的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企业家的背景特征对于企业家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的学历与企业家风险偏好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随着企业家的学历的提高,企业家对风险的容忍度相应提高,其风险偏好程度也随之提高；企业家个人财富与企业家风险偏好存在显着的正向相关关系,随着企业家的个人财富的提高,企业家个人的生活消费逐渐不再受经营活动的报酬牵制,更能够放心大胆的冒险,所以其所表现的风险偏好程度随之提高。而企业家的年龄、性别和任职期限与企业家风险偏好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这说明企业家的年龄、性别和任职期限对企业家风险偏好没有明显的影响。第叁,企业家风险偏好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本文构建了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选取了从2008年到201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别对企业家风险偏好与企业现金资产持有决策、并购决策和资本性支出决策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企业家风险偏好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企业家风险偏好程度越高,所决策的企业的现金资产持有水平越低；企业家风险偏好与企业并购频率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企业家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其主导的企业并购活动越频繁；企业家风险偏好与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结构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企业家风险偏好程度越高,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结构中风险资产所占比重越大。
李婷[8]2013年在《考虑背景风险因素的可能性投资组合选择模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众多金融产品中选择最优的组合进行投资。经典的投资组合模型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将财富按一定比例在风险资产之间进行分配，以达到分散风险，确保收益的目的。经典的投资组合模型认为投资者在投资中只承受金融风险，而在实际的投资环境中投资者还要应对风险性非金融风险的影响。比如说，劳动收入、健康状况、持有房产等因素导致的风险（背景风险）。这些背景风险在金融市场上不能通过资产组合配置来分散，而它们的存在很大程度影响了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行为，进而使得投资组合问题复杂化。迄今为止，已有一些学者对考虑背景风险的投资组合问题进行了研究。而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随机理论基础之上，他们将资产组合的未来收益看成随机变量。然而现实的金融市场中存在许多非随机因素的影响，尤其在一个模糊的投资环境中，风险资产的收益表示为模糊数。因此考虑模糊不确定性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本文结合以上两点，依据可能性理论对考虑背景风险因素的可能性投资组合选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建立了不同环境下考虑背景风险因素的可能性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对考虑背景风险因素的投资组合及其可能性有效前沿进行深入剖析，加深人们对背景风险的认识。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和创新包括下面四个方面：一、构建了基于背景风险偏好度的可能性均值-方差模型以及含流动性约束的双目标可能性MV模型，讨论了不同背景风险偏好度对投资组合风险及可能性有效前沿的影响。在分析现有的关于背景风险研究的现状基础上，以可能性理论为基础，将风险资产和背景资产的收益率均视为模糊变量，提出了基于背景风险偏好度的可能性均值-方差模型以及含流动性约束的双目标可能性MV模型。模型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了边界限制、交易费用、流动性等现实因素对投资策略的影响。依据模糊集理论将风险资产和背景资产的收益率视为LR-类模糊变量，进而给出了两模型的具体表达式。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展示了不同背景风险偏好度下的可能性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探讨了流动性约束对具有背景风险的可能性投资组合的影响。实证表明：背景风险偏好度对投资组合风险和可能性有效前沿都有一定的影响。当给定的期望收益值相同时，背景风险偏好度越接近于1，投资者越偏好投资风险，其所承受的总风险越小，投资组合的可能性有效前沿向左上方移动。二、构建了具有VaR约束的模糊投资组合模型以及具有背景风险和风险价值的模糊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置信水平和VaR直线的截距对最优策略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背景资产的均值和方差的变动对投资组合风险及可能性有效前沿的影响。首先，将随机不确定条件下的VaR约束推广到可信性测度下。并把可信性测度下的VaR约束和交易费用加入到模型中，分别建立了具有VaR约束的模糊投资组合模型以及具有背景风险和交易费用的模糊投资组合模型。其次，以风险资产和背景资产收益率服从钟形可能性分布的情况为例，分析了置信水平和VaR直线的截距对最优投资策略的影响，展示了背景资产的均值和方差不同取值下的投资组合风险及可能性有效前沿。实证表明：当具有背景风险和交易费用的模糊投资组合模型中的其它参数保持不变，背景资产的均值增大时，其可能性有效前沿向左上方移动，投资者所承受的总风险减小。保持模型其它参数值不变，背景资产收益率的方差增大时，其可能性有效前沿向右平移，投资者承受的总风险增加。叁、给出了两个模糊数乘积的可能性均值、可能性方差和可能性协方差，构建了具有背景风险的国际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以可能性理论为依据，推导了两个模糊数乘积的可能性均值、可能性方差和可能性协方差。以此为基础，将汇率风险与背景风险同时引入到投资组合模型中。考虑到汇率的浮动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将汇率设为一个模糊变量，建立了具有背景风险的国际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对比分析了汇率风险和背景风险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给出了不同情况下的可能性有效前沿。实证结果表明：当给定的单位投资价值相同时，具有背景风险和汇率风险的投资组合风险更大。如果忽略对它们的考虑，投资者在投资中将低估投资组合风险，使其蒙受损失。四、构建了具有背景风险的可能性投资组合调整模型。已有的关于投资组合调整模型都认为投资者所面对的风险只有一种，即投资风险。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投资者的劳动收入、健康状况等背景风险的影响。针对这一点，我们在可能性投资组合基础上进一步地研究了具有背景风险的可能性投资组合调整模型，探讨了背景风险偏好度对投资组合调整策略的影响。实证显示：背景风险偏好度的变化影响着投资者的投资调整策略。当背景风险偏好度减小时，投资者所承受的背景风险增加，使得投资者在投资中的总风险增加，其可能性有效前沿向右下方移动。
曹艳[9]2004年在《期权理论及其在石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期权理论在国外是研究的热点，但在国内石油企业其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结合石油企业中存在的经营风险、投资决策风险和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等实际问题，针对期权理论在石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石油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类风险问题的相应办法。 本文深入研究了我国石油企业恢复、建立与国际石油市场接轨的石油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金融衍生工具运用到现代石油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中的产融结合经营模式的构想。本文认为金融衍生工具在价格风险管理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所以要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使经营风险降到最低。随着我国石油企业的发展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入，鉴于国际石油期货交易和国内期货市场发展的示范效应，以及期权与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相比具有的风险收益不对称等特点，本文提出在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的基础上，应该加快建立石油期权市场的构想。 本文针对目前投资决策方法的不足，在充分考虑到影响投资决策的叁个因素即经营灵活性、战略灵活性和竞争性的基础上，首次归纳总结出在考虑实物期权情况下的投资决策评价方法选择树。本文在石油勘探开发领域中引入实物期权方法，根据石油行业具有的时滞性、分阶段投资等特点，提出更适合于石油勘探开发投资实际情况的复合实物期权模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石油行业的投资决策和价值评估方法。 本文应用期权理论，提出了在石油企业建立灵活决策机制的构想。本文认为应根据变化了的经济背景条件，评价勘探开发项目可能的收益和损失、调整勘探和开发部署，灵活利用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在最大控制风险的同时，又不丧失可能出现的获利机会。考虑到石油开发投资项目中的延迟期权，开发投资项目的决策思路从“现在开发或不开发”转变为“现在执行期权或是继续持有期权”，决策的重点在于评估项目所具有的实物期权价值，并可确定最佳的项目投资时机，从而妥善地解决项目投资决策问题。 借鉴国外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结合我国石油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文建议将石油企业中的核心技术人才纳入激励范围，建立良性运转的激励约束制度，这对长期有效地激励、吸引和稳定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引入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对进一步提高石油企业现行激励机制的职能实属必要，并且在选择激励对象时不应只局限于高层管理者，应制定多样化、多层次的激励制度。 本文首次对比分析了引入实物期权前后，互斥方案选择标准的变化。通过案例验证并说明了采用传统方法和实物期权方法制定投资决策时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文中使用复合实物期权方法解决了石油勘探开发投资问题，还结合实物期权定价模型的评价参数，深入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也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估了石油储量资产价值和石油公司收购价格。 本文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期权理论，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朱孟彦[10]2015年在《考虑渠道竞争和成员风险的绿色产品供应链定价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由此,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供应链领域也逐步向绿色供应链方向发展,并已经被许多企业在实践中应用。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接受度的不断增加,许多制造商开设了网络渠道销售绿色产品,形成了以双渠道为背景的绿色供应链。显然,网上销售绿色产品可以帮助制造商大大增加她们的需求,进而增加收益。然而,引入直销渠道会加剧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由于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一种新兴的运作方式,企业通过创新生产的绿色产品将面临未知的消费者态度,这增加了绿色供应链成员的风险关注程度。与此同时,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和绿色产品的高成本可能使供应链决策者具有很强的风险规避行为。本文将研究制造商开设直销渠道的绿色供应链和零售商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绿色供应链决策问题。首先,本文考虑一个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其中制造商出于环保意识生产绿色产品。在一致定价策略下,文章采用斯坦伯格模型分别讨论了集中模式和分散模式中供应链成员的定价和绿色策略。接着,通过比较单渠道和双渠道供应链的结论,发现当绿色成本大于一个阈值时,供应商将不会选择开设直销渠道。然而,当顾客对零售渠道的偏好程度以及绿色成本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双渠道供应链将会存在。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集中式绿色供应链中的零售价大于分散式绿色供应链中的零售价,这与“双重边际化”效应正好相反。此外,本文还提出了一个契约来协调分散决策下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最后,对一致定价策略做了扩展,也得到了一些不同的结果和结论。进一步,本文在环保型绿色产品面临随机需求的前提下,采用CVaR方法,研究了具有风险规避型零售商参与的绿色供应链最优决策问题。首先,从集中决策模式下研究了风险规避型绿色供应链的最优决策,并分析了零售商风险规避行为和绿色成本对决策的影响。然后,通过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讨论了分散决策模式下风险规避型绿色供应链的最优决策,也分析了零售商风险规避行为对链成员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零售商的风险规避行为对绿色产品的绿色度、批发价、零售价以及订购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即随着零售商厌恶风险的程度增大,上述决策变量并不朝着一个方向变化,而是受到某临界阈值的影响。最后,用回购-成本共担契约协调了分散式绿色供应链。
参考文献：
[1]. 基于风险价值偏好的投资决策分析[D]. 文凤华. 湖南大学. 2001
[2]. 基于风险价值偏好的最优投资决策分析[J]. 文凤华, 马超群, 巢剑雄. 中国管理科学. 2002
[3]. 基于风险和公平偏好的供应链契约及其实验研究[D]. 简惠云. 中南大学. 2013
[4]. 基于VaR风险控制的组合效用最大化研究[D]. 余小东. 江西财经大学. 2010
[5]. 考虑风险偏好的供应链中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研究[D]. 李星北. 天津大学. 2013
[6]. 信贷风险管理决策理论与模型的研究[D]. 迟国泰. 大连理工大学. 2004
[7]. 企业家风险偏好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D]. 李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3
[8]. 考虑背景风险因素的可能性投资组合选择模型研究[D]. 李婷.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9]. 期权理论及其在石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 曹艳. 大庆石油学院. 2004
[10]. 考虑渠道竞争和成员风险的绿色产品供应链定价决策研究[D]. 朱孟彦. 天津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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