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马克思批判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在本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文化层面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这两种批判理论均关注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都以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但二者在批判的侧重点、革命主体、革命策略等方面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关于这两种批判理论的比较研究无论对处于科技理性困境之中的西方工业社会，还是对处于文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以怀疑与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精神有助于人类合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建构更为和谐与完美的社会。
自从马克思哲学诞生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其理论。从本质上讲，马克思终生以改变现状，追求人类幸福和解放为己任。因此革命思想和批判意识构成他的学说灵魂。他的目标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1〕本世纪20年代初， 西方兴起了一股“发展与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属于这一思潮的代表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强调与实证性相对立的批判性是这一思潮的根本特点。他们认为，“批判”是马克思理论的实质和主线。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掩盖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本质，使马克思主义从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理论转变为具有实证性和科学性的学说的作法，这些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首要目的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实现理论变革现实的功能，造就人的总体的批判意识。他们自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我们常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思潮。
这股社会批判理论思潮，被人们归之为马克思主义流派中，主要在于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宗旨和理论基础是相同的。但是，针对20世纪人类文化困境和工业社会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们通过分析社会动力结构的变化、革命主体的改变、革命方式的不同等，更为侧重文化层面的批判，提出了“总体革命”的构想。这又决定了新马克思批判理论同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不同处。
一、两种批判理论的共同点
首先，这两种批判理论都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人的解放是它们理论的最终目的、出发点和理论核心。它们都从关于人及其本质的学说出发去批判现存社会秩序，都从现存社会对人性的不适应、压抑，使人的本质异化方面去批驳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去设计适应人的本性的理想社会，去寻找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革命方案。两种批判理论的目的都不只限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其目的是要达到那样的一个社会，在那里，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片面的经济人，而是充分、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去创造出一种生产的形式和社会组织，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从他们的生产中，从他们劳动中，从他们的伙伴中，从他自身和从自然中，克服异化；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复归他自身，并以他自己的力量掌握世界，从而跟世界相统一。”〔2〕
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突出人的存在的个体性，目的是为了重新恢复和真正实现马克思关于人的理想。为此他们提出了“总体的人”这一概念。
列菲伏尔认为，“总体的人”这一概念是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中透露出来的。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人依据一个全面的方式，因而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占有人的全面的本质。 ”〔3〕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超越经济意义上的人，使人获得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最终结果就是：总体人的实现，即人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在这里，人实现了他和自己本性的统一，特别是个性与社会的统一，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这种对总体人的渴望，使“人们总是怀着炽热的、模糊不清的、漫无边际的感情设想着这种全面行动。”〔4〕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总体的人”的观点， 与马克思学说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类的特性”这一论断，解释为完全消除了异化的人，这正是两种批判理论的出发点。
其次，以异化和扬弃异化为核心的异化理论是两种批判理论的基础。在本质上，马克思的哲学表现为一种对人的关怀，及其对人的潜在才能得以实现的关怀。他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人的自我活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改造客体的实践中得以实现。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的概念，只有同人的劳动，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人的本性应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劳动和实践活动的正面与负面分析，指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运动是互为因果关系。在现实中，正是由私有制造成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分离，才使劳动者和他的产品、劳动本身、族类自身存在以及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私有制一经产生，就以国家的力量和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的消灭不仅意味着人性的复归，它还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5〕， 而“共产主义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性的人向自身的复归。”〔6〕可 以说，马克思把异化的扬弃和总体人的生成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一切议论，其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释的异化理论，对各种派别的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卢卡奇说，这一手稿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马尔库塞则在1932年著文欢迎《手稿》的出现是“研究马克思的一个决定事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源泉”〔7〕，并断言， “人的本质的确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基础。”〔8〕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线，而人道主义则是它的基调，因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表达了对人的异化的一种抗议。他们认为，应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作为自己表述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哲学逻辑基础。
列菲伏尔曾经写到，“异化问题是哲学的核心观念，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9〕因为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 机器操纵人、机构驾驭人、物欲奴役人，人正在丧失其自身；处在一种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生活优裕、心理失常的异化状态。针对人变为物的异化现象，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其它人道主义哲学家一样，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们不仅从社会生活的本质关系中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异化的根源，而且把目光转向了政治、科技、文化、心理各个领域。并且指出被异化的不仅是工人阶级，也包括资本家，甚至异化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每一个人都处在异化状态中。”〔10〕现代异化，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合理的经济强制，而且成为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一种渗透于人的个性之中让人感到比从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异化被掩盖在生活表层之下，人们在新的虚假状态中，自认为占有了本质，自认为扬弃了异化，自认为获得了自由，同时却更深地丧失了自我。
这两种批判理论均以异化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的本质异化，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全方位的批判。
二、两种批判理论的不同点
当资本主义由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时期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时，时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找不到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已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他们对社会解放的兴趣已不再直接以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表达出来。科技进步创造了一个富裕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却是异化的、单面的、畸形的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统治的形式、阶级结构等已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主要表现为野蛮的人身压迫，而主要表现为对人的意识思想的操纵或控制，即统治者通过技术手段和传媒将自己意志内化为被统治者的心理意识，使人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人由此而丧失批判否定能力，成为思想僵化、麻木不仁，缺乏革命意志的“单面人”。因此，从4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开始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对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从几个方面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补充和拓展，由此而形成两种批判理论的差异。
首先，两种批判理论由于对社会动力结构的不同认识，使批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是通过分析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日益发展的文化、科学技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他们认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使外在的压迫日益内化在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直接阻止了人的真正的自由发展。因此，他们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来取代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其次，两种批判理论选择了不同的革命主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家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改变了马克思所处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从而使革命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深刻经济根源。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的伟大使命，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1〕
与此不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成功地消除了工人阶级的否定性，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革命主体的地位。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主体只有由那些思想没有被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同化的、在意识中把握了自我的、寻求着“本能解放”的激进力量来承担。这“取决于一个新主体的出现：即一种不愿去再造现状的意识和感觉——拒绝合作的新的反抗力量的出现。”〔12〕具体说，这主要指一无所有的学生、失业者、无组织的工人、流浪汉及知识分子。其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在越来越多地被科学控制的消费和生产关系中，起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具有拒绝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和感觉，未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溶化”，这些人还转而会使传统工人阶级活跃起来。所以，“技术和科学知识分子骨干是历史的新主体。”〔13〕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认为，革命主体的变化在于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自动化的加强，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越来越变得不重要，机器成了主要的生产者，剩余价值已经是由机器所创造的了。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因素已不明显。第二，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退出了实际的生产过程，不掌有实权，从而失去了“作为责任行为代表的身份。”〔14〕而掌握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企业经理集团，则控制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掌握企业的大权，成为原工人阶层中的“贵族”。第三，由于日益完备的劳动的机械化，逐渐代替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因而工人阶级内部构成也发生了变化，非生产性工人的数目不断增长，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的趋势。第四，部分工人在公司中通过“入股”的形式，成了既得利益者。这样，工人阶级不再作为资产阶级活生生的矛盾对立面，而与资产阶级取得了“联合”，取得了需要和愿望的同化，政治中的同化。这种同化势必导致阶级冲突的弱化。
再次，这两种批判理论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马克思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措施，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时期，则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底蕴是批判和革命的。他的哲学本质上是“改变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思想。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积累时期，阶级对抗已经激化到极点，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的状况已达到生存的最底层。饥饿与贫穷、经济状况的恶化促使他们只能采取最为有效的暴力革命方式。只有用暴力夺取政权，才能获得生存与自由。然而，暴力夺取政权这一革命方式，是为那一时期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它不能穷尽马克思所理解“革命”一词的全部含义。“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包含社会结构和人的存在方式双重变革的历史进程；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扬弃异化和劳动）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彻底终结的变革。”〔15〕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富裕社会”，但同时也是一个“病态社会”。这个社会对人的控制和操纵不再以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内化到人的内心深处。现代社会的病根在于人们本能心理结构遭到破坏。因此，要变革社会，解放人性，不仅在于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更在于改变人的心理结构的“文化革命”或“心理革命”。在马尔库基看来，只要还保存原来能起压抑作用的人的本能结构，那么任何社会都不能根除对人的压迫。历史上一切革命最后总是走向旧事物的复辟，原因就在于没有改变这种压抑性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使革命者在胜利后变成压迫者，同时阻止人们从统治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现代工业社会的反人道性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已有它稳固的支柱，因此，必须进行“文化——心理”革命。
这种文化——心理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强调革命者的自我改造，实际上是对人的被压抑、被同化的“本能结构”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则包括意识、语言、价值、本能、欲望和需要等多方面的“总体革命”。总体革命的任务主要是从意识深处震撼人民的反抗意识，打破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加在人们心灵上的枷锁。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相对繁荣的发展阶段，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针对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出发，以异化理论作为基础，对现存的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深刻而猛烈地批判并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资本主义即使发展到生活水准普遍提高、普遍富裕、成为福利社会的阶段，也没有消除而是加剧了对人的全面操纵。他们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通过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来丰富马克思哲学，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立场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许多具体论述带有偏颇和极端的特征，需要我们做具体的分析。例如，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分析、关于革命主体的探讨、关于革命策略的设计，等等，都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批判和探讨之处。
三、批判理论与现时代
本文通过对批判理论的纵向结构分析及其比较研究，竭力弘扬批判精神。因为批判意识的发扬无论是对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危机，还是对于处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均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西方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互一致，理性作为近代文明的标志带给人类一个辉煌的未来图景，即当物质文明极其发展时，人的一切活动都将成为自由自觉。这种文化精神在长时期内支撑着工业文明以极强的内驱力向前发展。然而当人们追求理性与自由、摆脱自然的奴役的同时，却发觉已处于一个异化的境地，被理性的创造物所统治。今日人类面临的一切困境，如技术异化、环境污染、官僚政治、日益膨胀的意识形态统治、人性的流失、文化艺术商品化等，无一不是人类在极尽追求物质财富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到空前的惨祸时，痛定思痛，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思。
另一方面，科技理性的发展带给人类最为深刻的影响就是：它证明了关于上帝的种种说法，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所编造的神话。启蒙理性的这一胜利在弘扬了知识的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灵魂失去归依之所。所有的传统价值：自然、逻各斯、上帝、理性等都进入了末日审判。人类抛弃了理性为它设计的完满世界，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现时代的西方哲人们在继“上帝死了”这一断言后甚至宣称“人已经死了”，因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人处于一个全面异化的环境，甚至人的心理结构、生存方式、包括私生活均已被异化了。在这一时期，恐惧、绝望、本能、无所依托的茫然感注满了人的躯壳。因此，以批判和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必然增强。
再者，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正走向后工业文明阶段，这一时期的到来标志着人对一种永恒承诺的失效。人类对生命价值、内心潜在的精神追求变成了后现代消解式的语言嬉戏。况且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仍需加以摧毁了，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和肯定的生活。后现代抹煞一切深度模式，一切都处于一个平面上。非理性完全以其本真的状态存在着。表面上后现代人完全沉浸在形而下的愉悦中，然而在实质上，后现代人是极其痛苦与完全绝望的。他只能以损害自身、以自身的无价值消极地来抗争现实世界中理性的压力。因此，我们说，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正是批判意识被人们以极偏颇、极激进的形式反映出来的表现。
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正面临着文明转型时期的文化碰撞和冲突。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科技理性为依托的，我们一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西方社会已经看到科技理性带来弊端和危机之时，这种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再者，中国传统的以“天人合一”为基点的农业文明，曾经给我们带来一个温情的空间，工业文明却以无情竞争撕破了古老的血缘关系的面纱。人们知道工业文明的发展会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但却一直处于失去旧东西的恐惧之中。但不管怎样，现代化的进程却是不可阻挡的。过去众多的传统观念已纷纷崩溃，而新的生活准则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社会正在经历着破旧立新的阵痛、困惑、混沌、恐慌、对命运的忧虑感等，是这一时期人们的普遍心理。尤其严重的是，部分人先前被压抑的人格另一面开始复苏，本能的需求像决堤的水一样被无限制地张扬和释放。他们的兴趣开始转向现实。在这一时期，无疑应弘扬批判意识，哲学既应有超然于尘世的冷静，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真实，持批判的目光，指出现实的弊端。刺痛时下一些日渐麻木、沉溺于物质追求与感官享乐的神经，使人们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顿，为促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帮助人们去实现公正、合理、人道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出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9页。
〔2〕〔4〕《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19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121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82页。
〔7〕〔8〕转引自车铭洲、欧力同：《现代西方的时代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9、559页。
〔9〕转引自张一兵：《折断的理性翅膀》，南京出版社1990 年版，第146页。
〔10〕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12〕〔13〕马尔库塞：《自由和历史的绝对律令》，《哲学译丛》1982年第1期。
〔14〕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15〕衣俊卿：《马克思革命观的再认识》，载《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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