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研究生教育制度建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生教育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年均递增速度达到26.9％，博士生每年招收数已达5万名。在我国研究生扩招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过快扩招以及配套制度未能及时出台，已导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声誉和培养质量下降。有关方面亟须对目前高校的各种探索和实践进行总结，引导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走上政策化、制度化轨道——
一、不宜简单地向高校和导师放权
在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的思路中，主张加大高校和导师自主权的呼声很高。但笔者以为，在导师本来就缺乏有效监督、惩罚机制的情况下，简单地向高校和导师放权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
在博士生招生方面，北京大学从2004年开始以“选拔”方式代替“考试”方式，随即曝光甘德怀考博事件。硕士生招生也有类似问题，2005年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某教授与某考生发生性交易、泄漏考研试题的报道轰动一时。
由于研究生招生集中在国立高校等体制方面的原因，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研究生培养各环节进行必要的集中管理依然是非常必需的。在争议最大的招生环节，可以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弥补笔试的不足，而不必向高校和导师过快、过大地放权。
例如为了兼顾政策的灵活性，可以给予研究型大学小比例自主招生额度，比如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试行5％招生名额由知名度较高的教师掌握。当然还要制定相应的奖惩办法。研究型大学标准可以参考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标准制定。
二、实施总量控制，促进结构优化
措施一，控制师生比。
导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对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影响很大。硕士点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后，使得这一问题尤其突出。笔者认为，为保证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质量，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明确规定高校研究生导师的若干基本比例。例如：
——短期内，研究型大学师生比按照14∶1确定，教学型大学师生比按18∶1确定。
——研究型大学硕士生导师按照不高于教师总数25％的比例遴选，博士生导师按照不高于教师总数5％比例遴选；其他大学硕士生导师按照不高于教师总数15％比例遴选，博士生导师按照不高于教师总数2％比例遴选。
——教育部目前只规定了本科生师生比，没有明确规定研究生师生比。在硕士生两年学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研究型大学一名导师每年招收全日制硕士生不超过5人，博士不超过2人；其他大学导师每年招收全日制硕士生不超过3人，博士生招收1人。行政人员担任研究生导师不得超过导师总数的1/5，且每年招收全日制硕士生不超过2人、博士生每年1人。这样有利于高校内部学术与行政的逐步分离。
此外，必须严格控制兼职导师比例和导师研究方向，遏制“万金油导师”。可以要求：所有导师不得参与2个以上研究生点的申报；对学术类研究生非本校兼职导师比例、专业类研究生导师来自企业界、科研机构者比例都应该有明确规定。
措施二，建立学位点淘汰制。
将现有非硬性的全国学科评估加以制度化，要求全国研究生培养高校必须参加，以便引入3年一次的博士点、硕士点淘汰机制。淘汰比例可以考虑为5％左右。当然，研究型大学与其他高校之间的淘汰比例应有所区别。有淘汰才有竞争，培养质量势必稳步提高。这一规定也会促使东部地区高校教师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措施三，招生规模不宜再扩大。
目前研究生点尤其是博士点的多少，已成为衡量高校实力的重要硬指标。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高校申报增设2700多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是现有1900多个博士点的1.4倍。
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必须放到战略高度加以全国性规划。我国到底招收多少硕士生和博士生比较合适？考虑到师资条件等诸多现状，我国每年招收研究生规模不宜再增加。可以通过淘汰已有研究生点和压缩已有点招生数量来维持总数稳定。并可在前文提到的导师队伍遴选比例、师生比等基本比例确定的基础上，确定研究生招收规模。
措施四，调整学科结构与学位设置。
目前我国研究生学科结构的主要问题是：（1）社会科学点偏少，人文学科点偏多。以博士点为例，笔者粗略统计，2002年全国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传播等6个学科博士点合计仅为154个，而人文学科234个点当中，哲学、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3个学科博士点就占了一半，达到120多个。（2）学科划分依然偏细。
硕士点学科结构也存在类似问题。建议国家根据社会需求，结合研究生点评估淘汰周期，3年进行一次调整。
在博士学位设置方面，美国博士学位有60多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哲学博士，侧重于学术研究；二是专业博士，侧重应用研究；三是交叉学科博士，大多授予在学术研究最前沿取得成果的学者。
我国也可考虑设置三类博士：一是侧重于学术研究的哲学博士；二是侧重于应用，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培养的专业博士；三是荣誉博士学位。这三类博士在证书格式以及颁发条件方面都应进行分别规定。
三、改革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
招生考试作为研究生制度的第一个环节，直接决定了入学研究生整体质量高低。
措施一，分片区进行硕士生考试命题和阅卷。
我国现行硕士生考试专业课由各校分别命题，试题保密性差，漏题现象屡禁不止。此外，分别命题还使得同一专业硕士生考生成绩可比性不强，在调剂中产生了不必要的障碍。
可以按照专业的具体情况，全国分片区抽调该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统一命题、阅卷，保证试题质量，提高阅卷透明度，杜绝高校自办“考研辅导班”的不公平竞争现象。
措施二，增加专业课试题难度，降低公共课试题难度。
在硕士生考试中，由于外语考分权重较大，使得很多外语系考生被跨专业录取，但大都暴露出专业课素养不够的缺陷。另外，诸如古代文学、中医、艺术等学科的硕士生入学考试其实也不必考外语。研究生入学考试重点应放在专业知识考察上。可以考虑调整基础课与专业课的比例，适当降低公共科目试题难度，政治与非英语专业的外语考试合并为100分，同时增加专业课考试难度或者门数。
博士录取学术成绩要占50％比重，学术成绩按照全国统一方案进行计算。
措施三，不宜使用同一条录取分数线。
2000年教育部按文理科分别划定分数线，之后又按照学科门类划定分数线。2003年允许34所高校自主划定分数线。尽管教育部逐步调整，但由于各学科难度不同，各高校层次不同，无论总分还是单科分，都使用同一条录取线，始终不尽合理。
事实上，没有必要全国统一划定分数线。由各校按照报考（以及调剂）本校考生的成绩（除了笔试成绩，还包括复试成绩和学术成绩等）由高到低录取即可。为了防止过度偏科，可以规定某一学科分数不得低于报考该校考生该学科平均分10分。
措施四，扩大外校考生录取比例，避免近亲繁殖。
近年来，研究生教育中“近亲繁殖”现象已引起高度关注。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03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在各校免试生中要录取30％比例的外校生。这一规定对近亲繁殖现象有所遏制，但是政策力度仍不够，可以考虑：
（1）在34所进入“985”工程的高校中，外校考生录取比例不应低于50％，其他大学外校考生录取比例不应低于30％。否则必须降低录取总数，直到满足这一录取比例。
（2）取消免试生、保送生，硕博连读比例不超过5％。
四、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培养质量
措施一，建立博士生统一资格考试制和学制过期淘汰制。
继去年宣布博士生学制延长至4年后，北京大学已宣布2005年在社会科学专业推行硕士生2年学制改革，北大的做法预示着我国研究生学制改革的一个趋势。但笔者以为，学制因素并非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瓶颈所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加强激励、淘汰机制。可以考虑：
（1）实行全国统一的博士生资格考试。第二次未通过者转为硕士，申请硕士学位。目前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等都已实行博士生资格考试制度。
（2）研究生在读时间必须有上限限制。两年制硕士生不应超过3年；专业博士3—4.5年；哲学博士在读时间4年，但不得超过5.5年。到期如拿不到学位应取消研究生资格。博士生可以申请硕士学位，硕士生可以发给肄业或结业证书。
措施二，不应硬性要求发表论文。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不切实际的论文数量要求，导致泡沫论文满天飞，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现象屡见不鲜。尽管论文数量不断增加，质量却显著下降。据有关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大幅增加，但引用率却很低。
虽然应该鼓励研究生发表论文，但不能一刀切地作出硬性要求。可以采用激励的办法，比如对于发表若干数量某等级论文者，豁免读博资格考试、直接进入论文阶段或者提前申请答辩等。
措施三，取消双轨制，建立奖学金制。
我国研究生教育目前实行“双轨制”，即计划内研究生免交学费、享受生活补助，而自费研究生交纳学费、自筹生活费。
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符合研究生教育的非义务教育属性。建议不再分计划内研究生和自筹经费研究生，而是建立优秀奖学金制度，有利于充分调动研究生学习积极性。一些高校已经实施这一改革。当然，取消双轨制，助学贷款等相应配套措施必须及时跟进。
措施四，博士教育不宜有非全日制。
为保证非全日制硕士生录取质量，非全日制硕士生与全日制硕士生比例不超过1∶3，非全日制考生也参加全日制研究生的统一入学考试。各高校根据比例限制，按考试成绩由高到低录取非全日制考生，不举行复试。
实行国际通行的“课程硕士”，即允许非全日制硕士生以课程学分替代论文研究，但应该在学位证书上注明学位类别。
博士教育不宜进行非全日制教育，以确保博士教育的质量和严肃性。对于极少数优秀人员，允许申请论文博士，但应严格控制比例，比如清华大学将论文博士控制在每年颁发博士学位数的2％，资格考试和答辩程序与全日制博士相同。
措施五，普遍实行研究生答辩匿名评审制。
答辩程序是研究生教育的最后出口，匿名评审是公认的有效措施之一。一般做法是：论文由若干同行专家匿名评审，通常有三分之二认可即可通过。不予通过者可以有第二次申请评审机会。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是同行专家（即主要研究方向确定在相同的二级学科之内），否则会出现误判的不良后果。
当然博士生与硕士生的要求程度不同。博士答辩，需要9位同行专家匿名评审，而硕士3—5名即可。除了匿名评审之外，还可以采取论文抽查、现场答辩来进一步加强激励力度。
国内一些重点大学已实施了类似措施，效果显著。比如以往上海交大不少博士生要求提前答辩，现在每届毕业生中有半数以上要求延期答辩；博士生论文每年被SCI、EI收录数量比以往增加100多篇。
实际上，以上诸多制度设计一些高校已在进行实践探索，目前的迫切问题在于：国家应尽快将各高校的创新实践予以制度化、政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