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视野中的宁粤对峙与和解——以1931年《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视野论文,媒体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121-08
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此举引发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局面，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经过和平会谈，蒋介石宣布下野，成立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新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宣告取消，双方实现和解。宁粤对峙与和解在当时一直为社会瞩目，尤其是当时的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与评论。当时的媒体是如何反映宁粤对峙与和解的?有什么样的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对宁粤双方产生了什么影响?宁粤双方又是如何处理同媒体的关系，利用媒体为自身服务的?对于这些问题，此前的研究成果很少涉及①。本文主要以1931年《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探讨媒体视野中的宁粤对峙与和解，借以回答上述问题。
一 宁粤对峙初期的“战”与“和”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而将其扣押，此举虽使约法之争得以解决，却引发了政坛的一次强震。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于4月30日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电中罗列蒋介石多项罪行，请“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对蒋介石予以严厉处分[1]182。5月3日，陈济棠等粤方军事将领通电响应，要求蒋引退。四监委和陈济棠等人的通电，正式拉开了宁粤对峙的序幕。
蒋介石接到四监委通电后，认为“此四人非军阀，乃监委也”，而倍受压力，并一度考虑“引咎辞职”，后因“剿匪”军务和国民会议二事而作罢[2]491。之后，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表示：“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3]既对粤方有所警告，同时也表示准备采取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
采取非军事手段解决政争也是当时社会所期望的。粤变发生后，《大公报》就明确反对因政争而引发兵争：
党对人民之种种约言，因事实扞格，多未实现。饱尝痛苦之人民，惟有望党自己速有办法，在平和状态中，速实行良好之政治而已。然一切之前提，须先无兵争，故不能不望国民党本身自消除兵争之原因。[4]
陈济棠通电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先是陈济棠“抽调驻桂军队集中韶关”[5]39。11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痛斥陈济棠，指出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干涉政治，更不应干涉党务，“如果徒凭意气不顾党国不顾一切，甘做陈炯明第二，则民意所在，陈亦不会成功”[5]15-117。14日，国民会议通过严厉警告陈济棠案。此后，何应钦、何成浚、何健、鲁涤平等军事将领纷纷通电警告陈济棠。一时出兵讨粤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对此，《大公报》表达了当时社会的担心：“观最近情形，愈逼愈紧，似政争之上，终难保不演成兵争，南望珠江，恫心往事，实不胜感慨系之。”并再次希望只有政争，勿起兵争[6]。
对于各方纷纷把矛头指向陈济棠，《大公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军事问题是次要的，而政治问题才是主要的，而且仅靠军事行动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
夫使单为军事的异动，出兵讨之足已。若其事涉及几多著名党员，而其地又为党的发源地之广东，则已非仅一军事问题，而为党内部重大之政治问题，非仅兵力所能解决者矣。[7]
《大公报》希望“党国负责诸公”，从党的方面来设法解决政治上之纠纷。
5月25日，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林森、许崇智、李宗仁、陈济棠、李文范等电请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下野，孙科“亦附和”。27日，广州中央执监委员非常大会成立，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于次日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正式形成，国民党又一次陷入重大分裂。
对此，蒋介石异常愤怒，并作出强硬表示：
今当国议闭幕后，政府正致力于建设工作，汪等竟又反对政府，破坏和平，诚最大恶极……若以老同志反对新进同志，并违反总理主义，吾人惟有以叛逆看待，消灭之而后已。[8]
这无疑表达了他即将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两广的决心。
该讲话经各报刊载后，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军事解决的担忧。《大公报》也认为，“粤事和平无望，至是殆不容再有转圜余地”[9]。两天后，《大公报》又观察到形势趋于恶化：
两粤之军事行动，现已彰明效著，勿庸讳言……粤桂形势，嬗递至今，已有相当表示，则其和平解决云云，等于梦呓。故中央虽尚未明颁讨伐之命，而其军事之布置，日来已在积极准备中，将以精锐之兵，抽调三师入湘，闻为夏斗寅一师，冯轶裴一师，陈诚一师。[10]
29日，吴稚晖也出来发表谈话，将参与粤变各方称为“一个大垃圾堆”，并将其分为“超然派”、“国民党右派”、“西山派”、“桂系”、“改组派”、“国民第三党”等六派，对他们进行诋毁攻击[11]。宁粤对峙更趋紧张。
不过，《大公报》料定，虽然粤局和平无望，但军事接触应不会立即实现。原因在于粤方兵力较弱，无力北向；而中央对“剿匪”依然不放弃，以继续“竟其全功”；对粤军事，则将于“剿匪”之外，另调军队至湘南，现“尚未到目的地集中”，因此“不能求其过速”[9]。即使到6月中旬之后，仍断言粤方以武力长驱湘鄂“固非易易”，中央欲放弃“剿共”先图解决粤局“亦至困难”[12]。因此，《大公报》极力反对用兵，认为此次粤变“在不能以武力解决之列”，且武力“虽胜而不能解决”，原因在于：
此番之号召反对中央当局者，乃多为历史甚长之无枪党员。汪、邹、许姑不论，孙科则中山先生之子，现任铁道部长要职之人也，乃亦舍中央而走岭表。唐少川为辛亥以来之元老，今亦弃其唐家湾隐居颐养之生活，而甘于投入纠纷之涡中。且观广州施设，与现在中外承认之中央，殆如剧中之唱双包案，甲执监，乙亦执监，甲国府，乙亦国府。观其氏名，皆党人也，论其标榜，皆党义也。[13]
可见，此次粤变并非单纯的地方军阀向中央挑战，而是有其一套与南京类似的组织系统与人物。
如何解决宁粤之争?《大公报》认为和平解决之道在“求诸党章”，具体来讲，就是交由“中监会”负责处理，如“中监会”无法解决，就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予以解决[14]。对于蒋、胡二人，指出最切要可行之策，为蒋、胡二人就近在南京“自行披沥协商”，求一适当解决之方法，“粤变近因在于胡，而政府责任属于蒋，解铃系铃，二人应可了之”[13]。
反对战争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呼吁。当时的旅沪粤籍绅耆，联合虞洽卿等人，以“内政待修，外交非利，边陲有事，赤焰未消，国宜生聚”为由，联名发表通电，呼吁和平[15]。此外，江苏各界借纪念总理奉安及庆祝公布约法大会之名义电请国民政府“保持和平统一之局面”[16]。对此，《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纷纷予以刊载。
反战舆论对宁粤双方形成了相当压力。6月5日，蒋介石在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时，首先表示和平解决粤事、决不轻易动兵的意见，云：
粤变发生以来，各方颇多揣测和惊疑，实际上并无多大问题。粤变发生事不过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中央应付绰有余裕。故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5]240
此外，蒋介石还通过张继、李石曾、吴铁城等人向媒体传达“中央坚决希望和平”[17]，“对粤决不用兵，求政治方法解决”[18]的信号。6月6日，蒋介石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又进一步表达了和平解决的意愿，将歼灭“赤匪”作为“唯一之急务”[19]145-146。此后，粤方也积极表明其和平姿态，认为与南京立于分治地位，与南京政府之竞争“不以军事而以政治”[20]。
尽管双方不断表达和平的意愿，却迟迟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和平行动。对此，《大公报》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并希望双方能拿出诚意、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和解，云：“既曰政治解决，而始终未闻有正当办法之宣布……军队移动，准备设防，又在在有事实可据……既曰不肯用兵，宜即确定政见，公开提出，披诚协商，求民众之后援，为澈底之解决，同时互相约定，切戒增兵，申儆地方。”[21]
二 九一八事变后的宁粤和谈
正当宁粤双方处于战不战、和不和的胶着状态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后，全国各界纷纷要求宁粤双方团结合作、一致对外。此时《大公报》也积极呼吁，希望双方立即罢兵：
政治上必须立时表现举国一致，政府与两粤，必须罢兵。凡以中山信徒自命者，应痛念今日国家受清末民元任何政府时代未受之羞，而严重感觉责任。[22]
一时国内和平氛围相当浓厚，宁粤双方均感受到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战不战、和不和的状态再难延续，双方开始向外界积极表达和平意愿，并有所实质行动。
从宁方来看，9月20日，南京中央致电粤方，其中有“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造成强固之大团结，以为全国一致之表率”[23]。21日，蒋介石从江西返回南京，即公开要求宁粤和解，而且初步提出了宁粤和解的三项办法：
至对广东以诚挚赤忱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迅集南京，加入政府；二、只要粤方能负统一责任，到达南京，改组政府，则我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断无异议；三、如粤方以为胡、汪、蒋合作，共任艰钜，则我方亦当不顾一切，完全以国难为重也。[24]84
此时粤方也公开宣称，“非全国一致团结，不足以救国难”[25]。21日，粤方又在报上发表通电，提出取消粤府和平统一条件，并请全国一致赞助[26]。当日，陈济棠下令解散募兵委员会[27]。此后，进入湖南的粤桂军队也纷纷回撤[28]。
9月28日，宁方代表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在香港举行谈判，谈判随后在广州继续。10月5日，双方就释放胡汉民、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至此，宁粤和谈告一段落。13日，蒋介石与胡汉民见面，商谈半小时，并于次日将其释放[24]164。对于宁粤和谈及胡汉民的释放，《大公报》认为此举为“政局急转之先声”[29]。胡汉民抵沪后，于15日致电广州汪精卫、孙科、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等人，声明“甚盼公等推举代表来沪，进行和议，共商大计”[30]。该电文经各报刊载后，和平氛围更浓。
10月21日，出席和平统一会议的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陈友仁等人抵达上海，与胡汉民会面。次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在上海孙科住宅会谈。对于此次会谈，《大公报》希望“各当轴此际宜大抱公忠，屏除私念，披肝沥胆，剖诚相商”[31]。蒋介石在会谈中也特别表达了对和谈的诚意：“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32]。
不过，沪会表面和缓，其实双方各抱不同立场，因而一开始形势就不容乐观。
在蒋、胡、汪会面之前，南京方面就在报纸上发出信息，既坚持南京的正统地位不容质疑，也否定了和谈的对等性质：
中央地位丝毫不能损，凡足促成和平团结者，百事皆可迁就，惟下列两点，则不容变弃：(一)党国的法纪与系统，(二)政治上最高原则须绝对遵照建国大纲，又此次团结，应为泯除界限之开诚相商，不容有对等之形式，故无所谓和平会议，或统一会议云。[33]
这样的姿态必然会给和谈带来相当的不确定因素。
粤方代表也毫不示弱，抵沪伊始便积极通过媒体表达自身主张，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并试图掌握话语的主动权。综合粤方主张为两点：一是要求蒋介石下野，一是改革中央党政制度。对于蒋介石下野问题，汪精卫等人在抵达上海当日便共同发表谈话，称蒋介石“原则上赞同”两电稿，即9月底宁粤双方协商之取消粤府电稿和蒋介石下野电稿。此后粤方又将非常会议之麻日(10月6日)通电公开发表，作为其“解决国是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蒋中正下野”[34]。26日，粤代表办事处将22日蒋、胡、汪会面后粤代表致蒋函公开发表，函中再次声明蒋介石必须下野。27日，汪精卫与《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又提蒋介石下野事。对于改革中央党政制度问题，粤方在麻日通电、22日致蒋介石函中均有陈述，而集中的体现则是28日粤方代表向宁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缩小国民政府主席权限和废除总司令制。
粤方的上述主张，引起南京方面的极度不满。28日，吴稚晖以“南京某中委”身份发表谈话，对粤方代表的主张予以批评，并且认为解决“一切国是”，“非目前十一代表所能议定”[35]。
吴稚晖的谈话经媒体披露后引发了轩然大波。30日，胡汉民就此发表谈话以表达不满，认为他破坏统一会议进行，可谓“无微不至”[36]。此后，宁粤双方为表明各自立场，纷纷将有关函电向媒体公开。南京方面公开的函电包括：《蒋致汪古孙等函》，此函由蔡元培等人于9月28日带去香港，函中蒋介石表达了对和谈的诚意；9月29日《张蔡陈等到港后来电》，此电为通告和谈初步结果，即蒋介石下野与粤府取消两项协议；10月2日《蒋致蔡张陈电》，其中蒋介石表示如果粤方能负全责并来南京，则可以通电下野[36]。粤方公开的电文最主要的为10月5日蒋介石《致蔡张陈冬戌电》，蒋介石在电中表示愿意发表下野通电，并要求粤方来沪商谈，有“诸兄朝到沪，此电文夕发出”语[37]。
宁粤双方相互攻讦，难解难分，沪会形势不容乐观。《大公报》认为沪会“困难”之原因：一是“根本立场不同”，宁方以为党统问题无通融余地，所以始终否认“对等会议”；二是“情感之激荡”，汪精卫等到沪时发表的声明，即使京方感到不快；此外粤方代表纷纷发表谈话，京方又感觉粤方“利用新闻政策太过”，导致“形势愈去愈远”[38]。对此，《大公报》极为失望地表示：
所谓统一运动，且有所谓对等会议与不对等会议之争，更有所谓对人对法、党统法统之论。在千钧一发之时，申感情文字之辩，徒合仇我者快心，爱我者失望。[39]
而就在宁粤双方争执难解难分之时，蒋介石于11月2日在国府纪念周发表演说，对28日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予以直接否定。他认为，该案“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张不相合”，并指责该案“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他强调，党政根本问题，应该由全党多数人讨论决议，“断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对于下野问题，认为粤方的做法使得社会、军队、一般人心“完全不安”，因此他不会轻易下野；他还指责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颠倒是非，抹煞事实，使得人心惶惑，社会不安；此外，他还指出，有人不仅要其下野，还要将其流放国外，永不许回国[24]226-236。
该演说经媒体披露后更是引起粤方的强烈反弹。粤方代表随即发表答蒋介石演说之共同谈话，对蒋介石的演说要点一一驳斥，并指出如因蒋介石之言论而导致和谈破裂，粤方“不能负其咎也”[40]。3日晚，胡汉民也就此发表谈话，强调“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声附和”[41]。
宁粤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下，形势堪忧。《大公报》认为其中的“症结之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法的问题，即“党统之说”，二是人的问题，即“下野之电”；就党统而言，《党政改革案》不失为“可能的调和案”，但问题在于党统问题只是形式问题，尚非真正之困难，真正之困难在于“感情上之不信任”[42]。所谓感情上的不信任，就是双方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的纠缠。
此间又有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因为沪会形势恶化而忧愤绝食，引起全国注目。《大公报》在对王季绪表示敬意的同时，指出“心理苦闷如王君者，不知有多少万人”[43]。《大公报》“读者论坛”栏目中的文章甚至指出：“诸公今日之言行不能一，一近于闾里小人之所为”[44]。此外，《申报》也发表评论，表达对双方的严重不满：“正告当局，内困洪水，外迫强敌，民生疮痍未起，失土未复，国如垒卵，民苦流离，人复何心，尚不能竭诚共信，同赴国难。”[45]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宁粤双方均不敢承担破坏和谈的责任，不得不作出一定让步，以期和谈取得相当成果。宁方通过张静江、张继、陈铭枢等人将宁方“委曲求全”、“共救国难”的“意旨”，向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等人“恳切说明”，以求和平统一“克期实现”；同时陈铭枢专门致函胡汉民，代蒋解释误会[46]。此后，为使和谈能够继续，双方将和谈的重点放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问题上，希望以此实现党内统一。11月7日，在沪会第七次会议上，宁粤代表最终达成协议：“宁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于蒋介石下野通电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通电“无须发表”[47]811。至此，宁粤和谈宣告结束。
对于宁粤和谈所达成的协议，社会舆论普遍表示满意。《大公报》也认为：“此诚不幸中之大幸，国民各界，当不胜悲喜交集之感者也!”并对宁粤双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一……京粤既合，全党负责，自今而往，何以永杜纠纷，何以餍慰民望，党国诸领袖，宜个个反省，人人负责，凡关于制度上之改正，人事之刷新，俱须博采舆论，切实筹行。其二……此番和平一成，须立时考求永绝内祸之办法，军事制度上，须妥筹改正。务使政府常得舆论后援，而军权须常受政治支配!其三……为唤起民众，巩固政府之计，亟宜乘此全党的统一，进谋政治的开放!由执政的党，应事实之需要，自动的渐进于舆论政治之规模。”[48]这无疑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愿望。
三 蒋介石下野与宁粤和解
按照沪会的协议，宁粤分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12—23日，宁方四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认为四全大会的“主旨在于使党内团结一致”，“领导国民完成国民革命”，对实现宁粤和解持乐观态度[1]269。就在宁方四全大会闭幕当天，粤方四全大会却否认沪会之协议，坚持蒋介石下野，解除其兵柄，开除其党籍。此举导致粤方内部重大分裂，汪精卫、孙科等反对派200余人退席。此后，汪派退席代表在上海另开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尽管如此，粤方仍强硬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12月5日，即粤方四全大会宣告结束当天，粤方新当选中执监委由胡汉民领衔，通电催促蒋介石下野，并表示若蒋不下野，粤方中委决不到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
对于粤方的做法，《大公报》予以谴责：
京方开会，尊重沪议，而广州之会，竟予推翻。少数作梗，多数退席，自毁本身代表公决之议案，破坏广州党方凭藉之阵营，误统一，扰粤省。此辈不顾大局，诚国民党之罪人，抑又国家之大罪人也。[49]
但另一方面，《大公报》又把矛头指向南京，认为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难辞其咎：
破坏大局，妨碍外交，障阻统一者，乃竟在政府党同志之中。党治信仰，何以自维，苟不迅速补救，亦步自杀之后尘者也!……广州全会之波折，诚为渴望统一者之不幸。其事在党，则党与政府应有补救纠正之全责。[49]
由于粤方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才能赴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发表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国民政府主席由林森代理。蒋介石在下野通电中表达了对粤方的不满：“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19]35
对于蒋介石之下野，《大公报》次日即发专文予以评论：
蒋中正氏，为国府领袖数年，勤于治事，勇于负责，热心毅力，不避艰险，俨然以一身系天下之重。惟权力集中，弊亦随之，北伐后之诸役，苟能善处，皆可不起。徒以文武各方之互相激荡，遂有十八年后之内战。虽中央胜利，而国力大耗。蒋氏权愈增重，而党之分裂亦愈趋深刻。今春免胡汉民氏，禁诸汤山，遂愈受独裁之议，而导京粤之裂。是以追论往事，蒋氏在党国之功过。皆不可掩也……今日引咎辞职，促成统一，终为政治家光明磊落之举也。吾人所望于蒋氏者，虽辞主席之后，务竭尽能力，维护政府，率导军人，翊赞新局。[50]
这里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对蒋介石进行了功过两方面的评价；二是对其下野本身予以肯定；三是对下野后之蒋介石提出了希望。
对于蒋介石下野的意义，《大公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今兹蒋氏之辞主席，非由武力，实缘理智，非出强迫，乃由自让，此诚中国向现代化政治迈进之第一步，造因虽微，影响殊钜。就此点言，在党在国，皆不失为空前之好例，由此而变更武力夺权之习，转入平和争政之路，扶政治使上轨道，非不可能。[51]
从后来政局的发展看，这显然高估了蒋介石下野的意义。
蒋介石是否会再起?《大公报》引用了当时外报的评论：“处进退维谷之状况下，故择取临时脱离政治舞台之一途，但凡熟晓此中国革命中之拿破仑，平素所抱不屈不挠之毅力者，当知其必不久甘于闲散。”[52]这无疑是说蒋介石势必再起。
蒋介石下野后，粤方代表于16日开始分两批自广州赴南京。《大公报》指出，如要完成挽救时局的任务，全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结束内争，消灭派系”，二是“改革制度”，三是采取“迅速有效之计划”应对国难[50]。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大公报》在全会开幕当日即发表社评，予以积极评价：
国民党诸领袖，于此水尽山穷之时，断行大同团结之议，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庶乎近之。此其见事之明，赴义之勇，时机虽迟，究不失为一大觉醒。[51]
蒋介石在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即偕宋美龄返回奉化。行前致于右任、孙科等函称：“全会既开，弟责既完，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53]此时，胡汉民在香港，汪精卫在上海。《大公报》对此十分忧虑：“希望其合作负责，维持难关者，今乃全不在会……此种现象，虽欲令国民不悲观，不着急，岂可得哉?”并不赞成蒋、胡、汪三人的做法：
夫汪、胡二君，为代表粤府以蒋辞职为统一前提者，蒋既辞职，而两君不挺身负责，揆之政治道义，绝对不可。蒋君则为五年来负政治军事责任之人，国家至此，绝对无置身事外之余地。既称全党息争合作，即须名符其实，以身为倡，意气之争执，时机之选择，在今日现状下，皆所不许也。[54]
四届一中全会在蒋、胡、汪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原则，选举蒋、胡、汪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并由三人轮流充当会议主席；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1932年1月1日，孙科新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当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取消，宁粤对峙局面结束，双方实现和解。
虽然孙科新政府由宁粤和解而产生，但双方和解而不合作。孙科新政府甫告成立，即陷入危机。《大公报》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新政府“未能充分集中全党势力”，因而政府虽然侥幸成立，但是能否博得全国之信任，“殊令关心国难者，尚不能不抱十分之忧虑也”，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蒋、汪二人：
蒋刻在故乡，无回京之讯。新政府如此后不得蒋之完全负责合作，则社会观感，定忧虑政局基础之不固。其影响最著者，则为财政，新政府诸人，对此点果作何设施?抑汪为新政局最重要之枢纽，惟此次既不负行政职务，而其平日接近诸人，亦未分负各院责任，此点亦殊减新政府重量。[55]
《大公报》已经认识到了新政府的问题所在，即领袖的不合作。这种言论既反映了社会的一般心理，也为后来蒋介石复职营造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四 余论
(一)进入30年代，《大公报》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舆论重镇，其言论足以影响全国。作为一份相对独立的文人论政性报纸，《大公报》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报道较为客观、全面，评论较为公正、合理。与《申报》、《新闻报》等大报侧重于新闻报道不同，《大公报》不仅重视对事件与人物的报道，更注重于分析与评论，尤其是社评，独树一帜。《大公报》对宁粤对峙与和解这一政治过程，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评论，其反对军事冲突、坚持和平解决政争的立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媒体与社会舆论的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对宁粤双方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断把宁粤双方从对抗引向和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宁粤对峙与和解的历史进程。
(二)积极处理同媒体的关系，借以影响舆论、引导大众，是民国政治人物及其活动的一个独特面相。从对峙走向和解的过程中，宁粤双方均极其重视利用媒体为自身服务，双方通过发表谈话、信函、通电，乃至直接接受媒体记者访问与招待记者会等各种方式，表达主张、阐释立场，营造有利于实现自身政治主张的舆论环境，以期在从对峙走向和解过程中获得有利的地位。在沪会过程中，宁方就曾一度指责粤方利用新闻政策“太过”[38]。因而，在考察宁粤对峙与和解这一历史进程时，有必要关注宁粤双方与媒体乃至社会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注释：
①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金以林的《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肖如平的《宁粤对峙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民国档案》2009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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