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兼评中国大国地位“赐予”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国论文,抗日战争论文,地位论文,关键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7-0047-09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所取得大国地位问题之评价渐趋客观，并涌现了大量成果。然而，将中国大国地位之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赐予”的传统观点至今犹存，且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澄清，这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原因的认识出现偏颇。“赐予”一说，即认为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国地位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赐予”或“给予”的。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①。国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战时跻身世界四强，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军民抗击强敌的肯定，国际战略与外交的需要”，“中国成为四强，不是自己的实力，完全是被动的”②。有的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提高了，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位还是西方大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一种给予”③。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就经济实力而言，根本无法和西方大国相匹配，再加上抗战爆发后，日本的疯狂掠夺，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中国的大国地位，只能等待大国的赐予”④。还有的学者也有类似的提法：“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与战时战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四强，几乎是不战而胜”⑤。其实，相似于上述中国大国地位为美国“恩赐”的认识，其他学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流露或认同，即便是对“赐予”说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其理由也仅立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贡献，而没能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获得原因加以论证和澄清。⑥ 不难看出，“赐予”说依据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重大破坏后，无法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相匹配；二是中国的大国地位之取得是出于西方大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名实难副。诚然，“赐予”说观点，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在经济实力方面；也看到了当时中国所能取得的大国地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阵营形成之前。 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绝非问题的全部，更非问题的主体；加上有些学者肯定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时又仅仅强调军事贡献，结果就自然导致了关于中国大国地位获得认识的偏颇：一是仅仅将中国与美国这样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强国相比，无法客观反映中国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抗战实力，对中国政府与人民反侵略战争潜力与实力基础存在着严重的低估问题；二是所比较的内容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层面，忽视了其他方面、尤其是中国人口与国土资源方面的优势对于反法西斯战争持久化的重大作用；三是只看到战前状况，没抓住战争进程中各国实力的变化，忽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及其进程对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全新调整；四是忽视了中国政府的主观努力对其在整个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大幅度上升的助力作用；五是没能正确把握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是一个互为战略支撑的相互支持格局的实情。 其实，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大对立阵营的形成及其战争发展的进程，世界各国综合国力对比不断发生新的升降变化：除美国因战场远离其本土而未受严重影响外，法国败亡，英国、苏联同样遭到重创。而中国这样一个战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虽然因独力抵抗日本侵略数年而遭受削弱，但中国军队在反侵略的民族精神指引下却越战越强。中国政府立于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和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外交制高点，通过主观努力，发挥自身人口与国土资源大国优势，贯彻务实积极外交，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持久抗战，力促反法西斯同盟阵营的形成。不仅一度独立支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并成为整个太平洋战场主力与主力之一，而且成为反法西斯民主阵营各大国间相互支撑的忠实盟友，其在世界、尤其是同盟国阵营各国对比中的综合实力与地位快速上升。因而我们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不仅得之有因，更是地位、实力有居，关键因素绝非来自西方大国的“赐予”。分析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 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 所谓国家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它主要包括物质因素(如领土、人口、经济、军事等实力资源)和精神因素(如政府质量、政治体制、外交关系和民族精神等)。由于战时所处环境与特点的不同，各国的综合实力在上述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方面呈现出各有所长的特点。中国在综合实力方面的人口和国土资源优势、战时所表现出的伟大民族精神和随着战争的持久化出现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消长变化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 首先，人口资源和国土面积的优势奠定了中国战时大国的实力基础。对比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要力量的基础实力可见，中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逊于美苏英等国，但却具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国土面积第二的巨大优势，这既是公认的大国地位的基础性物质因素，又能为战争的持久化提供必要支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日战争初期就清晰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具有“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巨大优势⑦。以中国这一优势与当时世界各国及其反法西斯阵营同盟国家实力相比，不仅日本相形见绌，就是美、英、苏等国也无此突出优势。中国所独有的这一突出强项，为中国在战时取得大国地位奠定了实力基础。 其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坚持抵御外辱而形成的反侵略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坚力量的基础。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为民族自由和尊严奋起抗击侵略与要求正义和平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反抗外来侵略斗争最高峰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日战争，就如当年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到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⑧，一致抗日，突出展现了中华民族要求和平正义、反抗侵略的人类正义要求。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倡导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举国一致抗日局面，激发出极大的民族情绪。这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反法西斯阵营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利益要求是高度一致的。因此，蒋介石也曾明确指出：“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⑨。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所具有不屈不挠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国土面积优势相结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为中国能在反法西斯阵营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战争中成就大国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民族精神条件。 再次，战争持久化与同盟各国力量的消长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实力。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和持久化，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中，主要盟国除美国外，都遭受到战争的重创。有些国家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整体实力排名亦有所下滑，特别是法国和英国。而随着国共两党军队在正面与敌后战场间的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化，中国所具有的全球首屈一指的人口和兵源及其辽阔国土所提供的巨大回旋余地，加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和政府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中国人口资源大国的优势逐渐发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内的整体实力与分量也日益增强，就其持久的反法西斯战争能力来说，它已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发挥着难以相比的独特作用，这奠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获得“大国地位”的全新国力基础。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上述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美国罗斯福政府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力助中国取得大国地位并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二、中国政府实施务实积极外交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的重要贡献 中国率先奋起的对日抗战，是一个转型时期的文明古国面临近代暴发户日本野蛮侵略的单独抗争。因此，相对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政府，始终就把如何实施务实积极外交和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抵抗日本侵略作为政府的重大外交策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期，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逐渐走向联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参与组建了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并由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展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使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联合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建立后，中国政府又驰骋于国际反法西斯外交战场，在巩固联盟、参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重大事务上发挥了独特作用；在整个外交策略中正确把握时机实施以美国为重心的战略；从而展示并发挥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中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政府务实对待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服务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合大业。 1.务实处理与德国的关系，灵活用好抗战前期中德两国相对友好关系以增强中国军事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对中国奉行相对友好政策。于是中国政府以务实态度维持中德邦交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仅1935年到1936年短短一年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军火出口总值比例由8.1%迅速上升到28.8%(总额达到6405万马克)；中国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自国外购得之军火，有80%来自德国。⑩这些武器装备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2.务实处理与苏、英等同盟大国间的矛盾分歧，为盟国联合抗击世界法西斯势力奠基。虽然中美英苏等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抗战目标，但由于利益追求的不完全一致性，各国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矛盾与分歧，这对于反法西斯阵线逐渐明朗化后各国间组成的联盟之稳固和团结大局是极为不利的。鉴于此，中国立足抗战大局，积极化解与各盟国间的分歧矛盾。典例之一，便是中国政府务实处理中苏两国因“新疆问题”而产生的分歧。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苏联势力大量渗透到该地区。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省的管理，驻扎在新疆境内的苏军及其相关人员相继撤离新疆。尽管此后苏联政府在中国参加四大国会议、组织或签署同盟国宣言等方面打压中国，但中国政府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大局出发，还是积极主动地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基本政策，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让步。1944年8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实施与苏敦睦邦交。此后中国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合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典例之二，是中国务实化解中英围绕“反攻缅甸作战”而产生的矛盾分歧。在反攻缅甸作战问题上，英军不仅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持反对意见，而且关键时刻独自撤往印度，导致中国远征军因孤立无援而败北和缅甸沦陷；在其后有关反攻缅甸问题的讨论，英国态度消极，使得中英两国间的矛盾与分歧进一步加深。但是，当英印军被侵缅日军围困并处万分危急之际，中国政府还是毅然发起反攻缅甸的战役，并最终帮助盟军取得缅甸战役的胜利。正是中国的务实大度及其实际行动，切实推动了中英分歧与矛盾的化解，维护了盟国内部的团结。可以说，中国政府为同盟各国的团结与抗战大局而做出的务实让步与牺牲，对同盟各国间的团结和联盟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积极外交，发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斗争中的特殊作用。 1.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前，中国居中调解斡旋，力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实现联合。此阶段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在于唤起美英苏等大国对亚洲事务的重视，力求促成中美英苏等国共同抗日的局面。还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共便于1936年4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提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11)，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侵略之主张；是年7月，毛泽东又在与斯诺谈话时进一步强调，“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2)；而当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意图“南进”，威胁到英美法三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时，中国政府则借机向英、美、法、苏等国提出共同制日的明确主张，尽管对此当时各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反应冷淡，但中国政府并未放弃争取联合的努力。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得苏德之间、英美与德意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这也为中国政府开展外交努力谋求联合英美苏抗日提供了契机。于是，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胡适、郭泰祺等赴英美两国积极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则支持“蒋加入英美集团”(13)，“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4)，力促“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15)。尽管上述结盟抗日主张暂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中国政府及国共两党致力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的外交努力更加积极。针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所导致的英法美等国对苏联加入法西斯阵营充满的猜疑与戒备，顾维钧(时任驻法大使)、郭泰祺(时任驻英大使)积极展开了居中疏通调解的努力，推动各国搁置矛盾与分歧，注重当前共同利益；同时，中共也借助自己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为国民政府调解大国关系的努力提供了协调与疏通的帮助。尽管中国居中斡旋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所作出的努力使得苏美英法等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之前，都借助与中国的关系加深了对对方的了解；并为能够容纳不同制度国家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 2.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穿梭于国际反法西斯外交战场，发挥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合中的特殊作用。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指明了方向，“一为战时如何加强各国友邦协同作战之效能，以争取反侵略战争之胜利；一为如何与各友邦加强合作，以确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之国际组织”(16)。以此为目标，中国政府在促进反法西斯联盟联合的外交努力中，发挥了自身的特殊作用。首先，1942年2月4日至21日，蒋介石以调解英印关系和强化中印合作为主要目的出访印度，使得中国推动世界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所作的重要努力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赞誉：英国《斯特导报》评价称，中国的“呼吁，劝英、印两方面觉悟其责任，以远东眼光共保合作，为惟一解决英属地途径”；美国舆论认为蒋“若能于中国伟大贡献之外，进而动员印度之庞大潜力，则所予同盟国之帮助，实不可限量”；印度各界也纷纷称赞蒋介石访印“增厚中印友谊，亦且促进印人对日之觉悟”(17)。同时，蒋介石的印度之行在打通中外交通方面，达成了开辟从加尔各答到重庆的中印航空线的协议，又为中国持久抗战大大增加了战时军事物资的供给。蒋介石这次印度之行，加强了中印对日作战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的团结，符合中国自身和联盟共同的利益要求。其次，顾全大局，继续做出重大牺牲，艰难支撑抗战后期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虽已形成，但西方盟国从全球战略考虑，首先实施的是“先德后日”战略，整个战略重心首先放在西线(欧洲战场)，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战场将得不到足够的外来战略物资补给，并仍然要承担主要的对日作战任务，且该战略的实施也使得原定于1943年秋至1944年春进行的全缅作战被搁置。这当然有以牺牲中国战场为代价的成分，自然也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与反对。然而，中国政府仍然顾全大局，中国军队在抗战后期仍坚持不懈地对在中国的日军发动大规模反击，紧紧咬住日军，支持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战略实施。同时，中共及其领导人客观理解与对待“先德后日”战略实施，毛泽东指出：“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18)；中共在继续保持与苏联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宽对外交往渠道，加强了与美英等国的交往，并于1944年夏成功邀请美国派遣的观察组访问延安，并借此向国际社会阐述了积极的抗日主张及自身艰苦的对日抗战，在支持与推动中国政府加强与美、英、苏等盟国的战略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1945年4月至6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人董必武的中国代表团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以及中国在此间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则进一步体现出中国积极外交努力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之贡献。如在托管领土问题上，尽管支持的是小国的意见，并遭到英法美的强烈反对，且美国代表还曾私下以托管理事会永久性席位为诱饵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主张，但中国代表不为所动，始终坚持不仅要对托管领土加上“独立”的目标，而且要对非自治领土添上独立的内容的原则立场，为新的托管制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也使得反法西斯联盟在盟国合力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得到了维护，进而起到了维护盟国共同利益的作用。 (三)把住国际外交战略关键，开展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军事上参与多个战场的作战，经济上供给盟国大量军需物资，政治上积极创建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因此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了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活动。 1.宋美龄美国之行取得成功。1943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再度亲赴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她以中国抗战的艰辛历程为主线的演说，推动了美国国会和政府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一是美国援华物资迅速上升，由每月的几千吨(1942年至1943年间)上升到34800吨(1944年底)，这对急需抗战物资援助的中国无异于雪中送炭；二是美国承诺在政治上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宋美龄访美的成功，促进与加强了中美及其反法西斯盟国间的了解和合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联合斗争作出了贡献。 2.中国政府助力美国发挥其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主导作用。如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就战时各项事务广泛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多项共识。这对于由美国主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协调行动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可见，中国政府把住了外交关键，准确定位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主导作用，开展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战略，在加强了中美两个战时盟国间的了解与合作的同时，也促成了罗斯福政府力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决心和步伐。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坚持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外交策略以及为之开展的有针对性的务实积极外交努力，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联合抗击法西斯同盟的进程，为最终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 三、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持久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制定并领导实施了对日持久抗战(20)，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已为学界与世人所公认。 第一，中国最早发起、最晚结束，且持续时间最长地坚持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抵抗。由于最早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打响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枪，神州大地也最早开辟了反法西斯战场。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前的1931年秋到1939年夏，中国军民就已经在广袤的国土上坚守了八年之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无论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或是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呈交投降书，抑或是10月25日台湾光复作为中国战场战事结束的时间，中国战场都是最晚结束抗战的战场。在抗战最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三支力量中，美日交战不足4年，苏日交锋仅一周而已，中国坚持抗战则长达14年之久。 第二，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要战场。作为在东方开辟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战场，中国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主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牵制和歼灭日军最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主要战场。据统计，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将陆军21个师团(全部陆军共计24个师团)，占陆军总兵力87%的强大兵力投入到中国战场。1938年增设10个师团兵力后，日本陆军总兵力达到34个师团。为了尽快结束侵华战争，日本将32个师团(近卫师团留守日本本土，另一师团侵占朝鲜)全部投入侵华战争(占陆军总兵力的94%强)(21)。但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大量日军被牵制和消耗，日本损失惨重。据东条英机供称：“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以来，死伤数十万人，遗族更不止此数，而且更有几百万的军队及一亿的国民在后方含辛茹苦，且所费国币已达数百亿”(22)。而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日双方交战的兵力最多时高达1000万人(其中中国军队500万，民兵200万，日军200万)；中国军队进行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伤亡仅89万人，在远东被苏军击毙仅约8万)”(23)；此外，被牵制在中国大陆的日军“直到停战时，仍有111万左右”，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大约相当全部海外日军274万人(除关东军外)的1/2弱(24)；仅以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统计数据论，对敌作战达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25)。可见，中国战场消耗和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得日军既无法迅速“南进”；也始终未能实现“北进”的战略，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而构成了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三，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人员伤亡方面，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26)；郭沫若在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议上也提到：“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损失生命1000万以上”；国务院1991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指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经济损失方面，现藏于台湾“国史馆”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统计材料显示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与战费损失)合计为559.4亿美元(27)；朱玉湘则认为加上战争本身的消耗，直接损失应为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28)。而战时中国经济状况较好的1936年的国民收入仅为77.36亿美元(29)。可见，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付出惨重代价。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坚持旷日持久的抵抗日本侵略，并为之不惜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才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毋庸置疑，没有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从谈起的。 四、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是互为支撑的战略格局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尽管盟国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都能坚持打败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原则立场，从而使得同盟各国能在政治上相互协商、在军事上相互配合，这也对迅速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中国与各同盟国大国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国本着团结对敌、共同抗战的精神，通过自身的努力极大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另一方面，同盟各国、尤其是美苏英等国，也对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量援助。中国与同盟大国彼此间展现的是相互支持抗战、相互引为各自战略支撑点的态势，而绝非单方的“恩赐”或“赐予”。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以美英苏等同盟大国为战略支撑点，以自身的抗战支持了盟国的抗战。前文所述中国推行务实积极外交的各项具体举措，如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务实对日正式宣战，开展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务实处理中国与美英等大国间的矛盾，国共两党及其政府都支持与接受了西方盟国实施的“先德后日”反法西斯战略，这些都深刻体现出中国将美苏英等同盟大国引为自身战略支撑点，从而十分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积极务实且颇具成效的外交活动，进而为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始终坚持着对日的持久抗战，使得日本长期深陷中国战场，从而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第一，使日军“北进”计划破产，支援了苏联作战。按照日本参谋部作战计划，日本要“北进”占领朝鲜、“满蒙”，并在时机成熟(苏德战争爆发)后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被中国抗战死死拖住而始终没能进军苏联，为苏联解除了被两面夹击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在欧洲战场的作战。日军“北进”计划缘何破产？日本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大岛浩道出了个中玄机：由于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日本(虽然)老早就有意对俄用兵，但目前还没有足以这样做的力量，(若)把全部兵力调到北方去，就意味着南方的惨败。于南进同时北进，对日本说来是不可能的”(30)。第二，延迟日军“南进”步伐，支援了美英作战。由于深陷中国战场，日本无奈推迟“南下”计划达一年之久，这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美英的欧洲作战，而且大大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既缓和了英国当时的处境(31)，又为美国加强战备提供了宝贵时间。正是由于对中国的持久抗战给予盟国作战起到的巨大支援作用有着客观公正的认识，罗斯福总统才在致其子的信中写道：“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32)。 从盟国方面来看，美苏等同盟大国同样也以中国为其整个战略发展的支撑点，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感受到了双线作战的巨大压力，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充分发挥自身战争潜力，以保障美国在太平洋战线的稳定，这显示出美国将中国引为其亚洲战场重要战略支撑点的意图。同样，苏联和英国在战时大力援助中国，是因为他们也将中国视为其战略(尤其亚洲战场)的重要支撑点，并且都需要倚仗中国为其抵抗强大的日军，以避免多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于是，美英苏等大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必要且是互利的援助。作战物资方面，苏联政府自1938年至1941年向中国支援了飞机1235架，各类火炮16000门，汽车和坦克共1850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与作战物资(33)。美国在1940年两次宣布对华借款总额达4500万美元后，在同年11月又再次声明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巨额贷款。随后英政府也因同样的原因宣布给予中国1000万英镑的贷款。政治方面，美国力排众议，坚持使中国成为战时“四强”之一，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政治与道义支持。此外，“驼峰航线”、“中印公路”、“飞虎队”等一个个永为历史祭奠的名词也折射出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支援。 总之，中国与同盟大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支持了彼此的抗战，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美苏英等同盟大国将中国视为战略支撑点，本身就说明了中国通过自身的世界性贡献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大国地位，这为中国作为大国在战时和战后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获得的四大关键因素中，中国的国土、人口资源和民族精神等所构成的国家综合实力优势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中国政府实施的务实积极外交策略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的对日持久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具有巨大贡献，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支持关系则是一个互为战略支撑的相互支持格局。它们是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内因和关键因素，而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正确对华政策，则只是中国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重要催化性因素而已。此外，我们还应特别正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间相互支持抗战、相互引为战略支撑点的相互支持格局，本身就凸显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从另一角度展示了中国所以获得大国地位的关键因素。而将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赐予”或“恩赐”，显然是未能在全局上把握上述四大关键因素所起到的合力作用，进而将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外部“催化”作用过分夸大，且有将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次要因素误为全局或关键因素之嫌。 ①[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24页。 ②张君劢：《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其地位》，《民宪》1944年第1期。 ③王真：《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律背反》，《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④吴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初探》，《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 ⑤马克锋：《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强”地位及其影响》，《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 ⑥参见路小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大国关系》(未刊稿)，中国现代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中国抗日战争与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0页。 ⑨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第120页。 ⑩张北根：《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20—21页。 (12)梁柱：《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53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6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7页。 (1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42页。 (17)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435、446、44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19)参见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参见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12—316页。 (20)蒋介石还在1938年2月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中强调，“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参见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131—1132页。同年毛泽东在其《论持久战》一文中，全面而深刻论述了坚持对日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成为指导中国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献。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9—518页。 (21)参见马垚、杨尔珵：《日本战时经济概况》，中央银行研究处，1943年重庆版，第71页。 (22)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1946年)“抗日战争会战经过概见表”；参见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1册，1986年，第320—328页。 (23)《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中国抗日战争》(图文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88页。 (24)《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的几个主要数字》，《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668页。 (2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667页。 (27)参见袁成毅：《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28)参见朱玉湘：《抗日战争与中国经济》，《文史哲》1995年5期。 (29)参见吴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初探》，《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 (30)[苏]拉金斯基、罗森布立特：《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274页。 (31)1942年4月，英军在缅甸仁安羌地区被日军围困，中国远征军奉命救援，取得了著名的“仁安羌大捷”。此役，中国远征军共救出了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余官兵和美英传教士、随军记者500余人。 (32)[美]伊里奥·罗斯福著、李嘉译：《罗斯福见闻秘录》，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第49页；转引自侯成德：《二战期间大国关系中的中国战场》，《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33)数据来源于[苏]杜宾斯基：《中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第85页。参见步平、荣维木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339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反法西斯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日本法西斯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世界政府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同盟国论文; 同盟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