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背景论文,两都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两都赋》体制溯源
清程廷祚《骚赋论》云：
若夫体事与物，《风》之《驷
》，《雅》之《车攻》、《吉日》，田猎之祖也；《斯干》、《灵台》，宫殿、苑囿之始也；《公刘》之“豳居允荒”，《绵》之“至于歧下”，京都之所由来也。
程氏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但陈氏只从内容方面说，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体制上的特征。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情形就会小有不同。从京都赋的内容上说，它同《诗·大雅》的《公刘》、《绵》中某些段落有相同处，也同《小雅·斯干》、《大雅·灵台》相近。因为汉代京都赋除写地理形胜、文物、礼制之外，也还写到宫殿、苑囿、田猎等。如果从京都赋的题材与结构的关系方面说，似与《诗·小雅》之《吉日》、《车攻》二篇的关系更为密切。
《诗经》中《吉日》写西都之田猎，《车攻》写东都之田猎，皆以美颂为宗旨。朱熹《诗集传》于《吉日》题下引吕东莱语：“《车攻》、《吉日》所以复古者，何也？盖蒐猎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焉。”这同班固说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相一致，正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从功用方面说，赋是由诗分化发展而来的。《吉日》、《车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动为中心写田猎，而且一在镐京，一在东都洛邑，这同《两都赋》的结构有些相近。而且《车攻》第一章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牧庞庞，驾言徂东。”写东都洛邑之田猎，却从由镐京起程说起，将西京同东都联系了起来。因而，它们虽为独立的两首诗，但从文字、内容上说，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两都赋》在构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车攻》之启发。
抛开内容、题材不说，只就体制言之，《两都赋》同《子虚》、《上林》有更多的相同之处。第一，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西都赋》开头云：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寔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注：引文据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校刻《昭明文选》李善注本。本文所引赋原文，未另外注明者皆据此。）
以下便是描述西京长安的文字，洋洋洒洒，两千多言，再无一句对话。人们读赋之时，根本就忘掉了有一个东都主人在睁大两眼呆呆地听着，也忘记了这是一个叫西都宾的在向人讲述，只觉得在读一篇文章。其未尾曰：
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举也。
便算是收尾。这种开头结尾的办法，全是学了《子虚赋》的一套。
再看《东都赋》开头：
东都主人喟然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予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以此作为上下两篇的连接。这种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来自先秦时的“问对”和散体赋（如屈原的《卜居》、《渔父》、庄辛的《谏楚襄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钓赋》等）。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并接成的。赋中描绘场面与情节多用韵语或排偶段落，但这些韵语和排偶段落之间，又往往以散文句式组合起来。这就很像在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些较细的金属条作为联缀物。由于赋的开头有这么一段交待背景、人物的文字，全文又以对话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它多少带有一点情节的因素，故国外有的汉学家称汉代大赋为“史诗”。从题材、内容方面说，京都赋的史诗性质最为突出。
第二，风格上都有“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特征。列举物事，铺采摛文，也即司马相如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由于《子虚》、《上林》、《两都》等赋的影响，这成了汉大赋的共同特征。追求壮美，以大、以多、以穷尽为上，有时其描述纯粹成了一种表现精神、气概、愿望的手段。
第三，都是葫芦形的结构方式：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结构方式（体制）如再向上追溯，乃是来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但不能说这当中没有司马相如的创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主题，因而《子虚》、《上林》后来成为写田猎、京都题材的大赋的范本。
《两都赋》之前明确以京都为名的赋作，当推扬雄的《蜀都赋》。扬雄赋多因袭模仿之作，但也有变革与创新，其由司马相如的游猎赋而受启发创作《蜀都赋》，即为一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未收此篇，今人或疑其非扬雄之作，以其韵不叶。实际上此赋押韵与汉时韵部一致，并无不合（参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严可均《全汉文》于扬雄赋中则列为第一篇，盖以为扬雄早期之作。后人依托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司马相如取《高唐》、《神女》的形式而反映了现实的主题；班固由《车攻》、《吉日》的内容表现和《子虚》、《上林》赋的模式而成《两都赋》，表现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展示了前后汉政治中心的壮阔图画，表现了人们要求安定的愿望和作者的历史观。《子虚》、《上林》是写苑囿、田猎，而《两都赋》扩大至写京都，包括宫殿、苑囿、田猎、礼俗、文教等，内容的历史文化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使它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价值。
二、《两都赋》的背景与作时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明年，“有诏復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灞浐，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涀平乐，仪建章。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明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注：杜笃《论都赋》。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杜笃传》，下同。《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的记载。）。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注：杜笃上《论都赋》时间，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以为关中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后汉书·杜笃传》）。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设为客有为笃言者，“笃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但杜笃封奏此赋之后并未见朝廷有什么反应，他个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奖（注：《后汉书·杜笃传》：“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笃后仕郡文学椽，以目疾，二十余年不闚京师。”）。但是，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却时有所闻。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人们无形中以前汉武宣之世作为发展的蓝本。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李善以为《两都赋》作于和帝（89-105年）时。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言“和帝恐系明帝之误”，而“假定在为郎后一二年”，故系于明帝永平九年（66年）。二者相差三十来年。按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在永平七年（64年），陆说似为有理。然《东都赋》东都主人对西都宾说：“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显然是作于永平以后的语气。则陆说有误。根据其他方面材料看，《两都赋》之作亦不至迟至和帝之时。根据我的研究，其应作于章帝（76-88年）之时。因为：
一、班固于永平七年因为同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而迁为郎。《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在“迁为郎，典校秘书”下云：“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前所著书。”因《世祖本纪》为四人所同撰，班固迁为郎之后一方面是受旨著书，一方面自己也急于自证其史才，应忙于撰前汉史之《列传》、《载纪》，尚不能锐意于诗赋。则《两都赋》不作于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可以确定。
二、班固在章帝章和元年（87年）上《汉仪》、《南巡颂》之后因母丧去官，第二年即为中护军，因而于和帝永元元年有《北征颂》及《燕然铭》，均与军事有关，不会于马背上去构思《两都赋》这样远离军旅生活的鸿篇巨制、所以也不会是作于和帝之时（和帝于公元88年2月继位，次年为永元元年）。据此，则只有作于章帝时。章帝有建初（76-83年）、元和（84-86年）、章和（87-88年）三个年号。其不作于章和年间，前所论第二条已明之。建初、元和之中，究竟作于哪一段时间呢？我以为当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因为班固于永平十五年定《建武纪注》（注：《后汉书·马援传》记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厘定《建武纪注》”。），永平十七年云龙门对策，作《神雀颂》、《秦纪论》及《典引》（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92-93页。），当年8月明帝薨。章帝建初四年（79年）作《白虎通》，建初七年上《汉书》。则此前主要精力乃在《汉书》上。又：《两都赋序》中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而建初元年大旱，酒泉太守段彭等击车师、攻交河城，山阳、东平地震，其秋有星孚于天市，不可谓之“无事”；二年发永昌等三郡兵击哀牢，马防等击羌从二年至三年，三年又有武陵漤中蛮反：五年击漤中蛮，亦俱可谓多事之秋；六年至八年从所存史实看，尚无作此赋之因由。
由以上事实看，《两都赋》应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
除以上所述两方面理由之外，还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赋的内容看，《两都赋》末尾所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反映了此赋作于这几种祥瑞出现之后，朝廷议礼之时。据《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七年（82年）冬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祭十一陵。“岐山得铜器，形似酒尊，献之。又获白鹿”。这同赋末所附《宝鼎诗》中说的“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一致。又元和二年（85年）五月诏书云：“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甘露屡臻。”则《两都赋》不作于见白鸟等祥瑞之前。所以我以为《两都赋》作于元和二年或元和三年。
其次，从班固的生平活动与创作动机方面看。《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八月“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次年二月，东巡狩。五月有关于白鸟等祥瑞的诏书。四月还宫，班固上《东巡颂》。这证明此次章帝东巡狩班固是从驾的。我以为班固于从驾出巡中对圣意有所体察，应是其作《两都赋》的思想基础。不然，班固也是扶风安陵人，如从家乡感情方面说，应同杜笃、傅毅一样是希望建都长安的。即使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建都洛阳于国家有利，如果不知圣意如何，在事情尚拿不准的情况下，他至多只能上疏陈事，不会作赋以张扬之。
一般说来，用于献纳的作品的创作动机有两展：其表层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客观的原因，而其深层的动机则往往是要达到个人的某一目的。这里先谈谈班固创作《两都赋》的表层的动机。《两都赋序》云：“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墙，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感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就是说，班固是针对有些人的迁都之议而写《两都赋》的。我们再深一层考虑：不仅作赋颂赞建都洛阳决策有一个机缘问题，西土耆旧重提迁都也有一个机缘问题。我以为章帝时一些人鼓吹迁都之事，当发生在建初七年冬十月章帝西巡狩前后。那么，班固之作《两都赋》，应在此后。以如此的鸿篇巨制，从地理、史实到辞章，恐非数月能就。
第三，从人事关系上看。班固作《两都赋》，尽管序中说是针对主张迁都的“西土耆老”而作，但客观上与杜笃的《论都赋》针锋相对。杜笃之赋未引起光武帝的重视，故“二十余年不闚京师”，仕郡文学椽，而在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前后入马防门下（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马防为马援次子，其女弟于永平三年为后。据《后汉书·马防传》，马防于“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钜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调，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真可谓权倾朝野。在这种情况下，班固恐不敢明目张胆同杜笃较劲。建初三年（77年），杜笃为马防从事中郎，随马防击羌，战殁。这样，班固写《两都赋》，才不至因得罪杜笃而惹出麻烦。
在主张都于洛阳的赋作家中来看，班固作《两都赋》实际上是要同傅毅的《洛都赋》一比高低。傅毅字武仲，扶风茂林人（《后汉书·文苑传》），班固对他有些看不起。曹丕《典论·论文》云：
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傅毅善为诔、颂、诗、赋，以文才称，而班固在青年时曾作《幽通赋》，此后继父作史，以史才称。从明帝永平至章帝建初二十六年中，傅毅作《迪志诗》、《七激》、《北海王诔》，对策作颂，又作《明帝诔》、《显亲颂》。班固作《安侯戴侯颂》、《世祖本纪》、《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及《建武注纪》、《神雀颂》、《秦功论》、《典引》、《耿恭守疏勒城赋》、《答宾戏》、《白虎通》。傅毅显然只长于诗赋，而班固文史兼通，赋、颂并能，大约自视更高。所以，傅毅《洛都赋》出，班固并不称许，而有意要与之相较短长。傅毅为兰台令，与班固共同典校经书在建初二年（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当时班固已十四年没有升迁，自然牢骚满腹，羞与为伍。但无论怎样，总不至明白显露，有失士大夫的风度。次年，傅毅为马防司马，班固大约也不会为此而惹事。建初八年（83年）马防败，傅毅免官。则在此以后作《两都赋》，便没有什么妨碍。因此，从人事的方面说，班固之作《两都赋》也当在元和年中的二年至三年间。这对于了解班固的生平及把握《两都赋》的思想内涵，体会其中所包含作者的情感，都是有意义的。
三、由班、傅关系看傅毅《洛都赋》的作时
傅毅《洛都赋》已散佚，《艺文类聚》卷六一录有一大段，《初学记》卷二四和《康熙字典》“寮”字条各引数句，费振刚等先生编《全汉赋》皆录入，《北堂书钞》卷一三七有二句，文字与《艺文类聚》小异，《全汉赋》校记中亦提及。此赋作于何时，于史无考，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亦未系年。
《后汉书·傅毅传》云：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及马氏败，免官归。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驷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毅早卒。
据《后汉书·马廖传》和《马防传》，马防之败在建初八年，那么，傅毅之免官也应在建初八年。傅毅之撰《洛都赋》，当在建初八年免官以前。因为免官之后他只有小心谨慎地生活，岂敢多事，以引起朝野的注意。永元元年窦宪以之为记室，也只能于军中安心供职，不敢预于朝廷之事。
同时，《洛都赋》也不作于明帝之时，因为当时他以为明帝“求贤不笃”。《论衡》第二十卷《佚文》云：“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石，孝明览焉。”（注：傅毅此“神爵颂”即《神雀赋》。《隋书·经籍志四：“《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十疑此赋作于章帝元和中，《中古文学系年》系于明帝永平十七年。）但此后傅毅似乎并未升迁，因此才有《七激》之作（注：《中古文学系年》系《七激》于永平二年，似非。因其中说到“汉之盛世，存乎永平。”为永平之后的语气。）。所以我以为，傅毅之作《洛都赋》，当在建初二年任兰台令史之前：他正是因为献纳此赋得章帝称赏，而拜郎中、为兰台令史的。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班固与其弟班超书中讥嘲傅毅，事在何年，史书也无载，《中古文学系年》系于建初二年（77年），是也；但列于“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共典校书，作《显宗颂》”一条之前，欠妥。因据信中所说，显然在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后。那么，《洛都赋》，作于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前，当在建初元年或二年之前半年。有可能在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作成之后。据《后汉书，耿弇传》，耿恭于永平十八年三月引兵据车师，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门历艰难困苦死伤余十三人，鲍昱奏耿恭节过苏武，因而拜为骑都尉。《中古文学系年》系班固之作《耿恭守疏勒城赋》于建初元年，是也。估计当在建初元年之末。因耿恭之事传至朝廷，再议奏请等，亦需时日。
又《后汉书·杨终传》，杨终于建初元年上疏议改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罪人于绝域事，章帝下其章，令大臣议之，司空第五伦亦同杨终之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看起来，朝廷当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视维护先帝懿旨为一重要原则。这自然也是坚持都于洛阳问题上可以拿出来的一个理由，至少以此为理由主张都于洛阳不至获罪。故我以为，傅毅的《洛都赋》作于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之后，大体当在建元二年（77年）前后。班固因为自己有一代史才，又能为赋，而十多年未见升迁，傅毅作赋而被任为兰台令史、郎中，故讥其“下笔不能自休”。班固在七八年后作《两都赋》，表面上看来与傅毅无关，其实也是有些联系的。
同时，我们应看到，班固尽管对傅毅看不起，但毕竟一起共事，不至有失缙绅风度，在傅毅因写《洛都赋》而获升迁之后自己立即写一篇与之相较。但建初八年（83年）傅毅因马防事败而免官，趁着朝廷获嘉瑞、皇帝有意制礼之机，作《两都赋》以显露其作赋之才，则是完全可能的。
除《洛都赋》之外，傅毅又有《反都赋》，已佚，今只存《水经注·伊水注》所录两句。崔骃也有同题之作，却存有序和开头一段。其《序》云：“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注：据《艺文类聚》卷六一。）由此看来，其主旨还是赞成建都洛阳，并非主张迁都长安。其正文中说建武受命之后“观三代之余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也是说建都洛阳的雄略与大典。那么，傅毅的《反都赋》同《洛都赋》也应主旨相同，大概角度上是从返还长安并无益处的方面立说。同一事而颠来倒去写，这也就难怪班固要说他“下笔不能自休”了。
四、《两都赋》的创作心态与特色
无论怎样，傅毅之作是在题材上、构思上给班固的《两都赋》的创作以启发的。傅毅等的《反都赋》是针对主张返都长安的人而发，大约从“地利不如人和”的方面立论，今所存“因龙门以畅纪，开伊阙以达聪”，就是由地利而言人和，说建都洛阳的好处的。《洛都赋》则一开头即写建都洛阳，大汉复兴，再不复提西都之事。傅毅这样写，可能同杜笃的《论都赋》内容有关。《论都赋》全文大体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西都之便利和前汉之功业，第二部分论东都之仁德，申未暇迁都长安之由。前一部分篇幅大，而后一部分篇幅小，结构不够匀称。傅毅的《反都赋》专门针对杜笃《论都赋》之前一部分，而《洛都赋》则专门发挥杜笃《论都赋》不作为重点的后一部分。但其《反都赋》因为要讲不能迁于西都而必建都洛阳之理由，也写到洛都，故同《洛都赋》在内容、题材上有重合的部分。
班固的《两都赋》则学习了《子虚》、《上林》的结构方式，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上篇只写西都，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较为合理。从主导思想上说，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西都赋》写长安都城的壮丽宏大，宫殿之奇伟华美，后宫之奢侈淫靡，也极尽铺排之能事，使作者着实表现出了写骋辞大赋的才能。但结果却不是写得越奢华便越体现着作者对它的赞扬，而是折之以法度，衡之以王制。《东都赋》写洛阳，虽也写宫室、田猎的内容，但比较概括，而从礼法制度出发，宣扬“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
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十分概括。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但从前、后汉的比较来说，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下面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礼制的铺叙。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前有先例，且居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
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
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下面照应本篇开头部分：“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实际上是代指前汉）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这同《上林赋》的结尾完全一样。但整个说来，班固的《两都赋》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长于韵味。
班固《两都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它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先生《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在结构上，《两都赋》对《子虚》、《上林》也有突破，上文已言及。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作为全赋的结束，《东都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即结束，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
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两都赋》特色的概括。
五、从《二京赋》等看《两都赋》的影响
因为《两都赋》写长安与洛阳两都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同《子虚》、《上林》的仅写田猎者相比，内容要更为丰富、开阔，也更能集中地、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赋”列在第一。《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也有“京都”或“都邑”一类。
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乃有赖于《两都赋》取得的成就。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甚至摹拟的范本。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扬雄的《蜀都赋》已有残缺，崔骃、傅毅的《反都赋》只余残章剩句，傅毅《洛都赋》也有残缺，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
最早摹拟《两都赋》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年轻时曾“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然后说：
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则《二京赋》的创作动机同二京本身无关，作者是要借此反映当时的社会，并表现讽谏之意。
汉和帝在位计永元16年，元兴1年，共17年（89-105年）。其后为殇帝，仅一年。安帝在位25年。按其“十年乃成”之说，则当作于殇帝延平（106年）前后。
正如《后汉书·张衡传》所指出，《二京赋》的意义正在于对统治者奢侈腐朽生活的细致描写和对这种现象的抨击。如其中在展现后宫之豪华之后说：
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摅。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
有的地方还带有讽刺的口吻。如写苑囿之美和汉武帝迷信方士炼仙丹之后说：
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
对最高统治者荒唐行为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这表面看来是写西京，实际上是借西京以表现作者对当时京都奢侈的看法，是将一地而分为两地来写。因为作者并不生活于前汉。如果说班固写《两都赋》时长安还大体存有当时的规模与形胜，也能从乃父及其他长者听到有关西京为都城时的繁盛景象，到张衡之时，能看到的西京旧貌就要失色得多；其所听闻，也只是传闻之辞，非亲见者所述。然而，张衡《西京赋》的篇幅又将近班固《西都赋》的二倍！可见，作者是将本应放在《东京赋》中讲的话策略地放到《西京赋》中去讲，本应在《东京赋》中加以描述的场面，放到《西京赋》中去描述。要不然，他是有感于东汉中期“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又何必如此用力去铺写西京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西京赋》是对《东京赋》的补充；其中所写西京，实为东京的影子。张衡的这种艺术处理的办法，却为后代作家写现实生活中有所禁忌的题材，开了一个法门。这似乎是以往的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
《二京赋》同《两都赋》比较起来，形式上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葫芦形结构》。但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只是“形”，而不是“神”。就《二京赋》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段来说，自有其独特处，前面所说以西京为东京影子，便是一端。在展现社会生活图景的方面，比《两都赋》更为丰富，前人论述已多，这里不赘述了。
但《两都赋》的结构形式毕竟在题材上有所限制，故后代也有承扬雄《蜀都赋》、崔骃《武都赋》、傅毅《洛都赋》之形式而只写一都者。这在汉代尚有张衡的《南都赋》，在魏晋时代有刘桢《鲁都赋》（残，《全后汉文》由《艺文类聚》卷六一录入，又据《初学记》等所引佚文穿插其中）、徐干《齐都赋》（《全后汉文》由《艺文类聚》录入，又以《初学记》等辑得佚文穿插补入），魏刘劭《许都赋》、《洛都赋》（并佚，题见《三国志·刘劭传》）、何桢《许都赋》（《全晋文》据《宋书》录其残文三段。据《中古文学系年》均作于青龙元年》、吴质《魏都赋》（据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考证，作于黄初元年至太和四年间》，蜀文立《蜀都赋》（《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一句），晋左思《齐都赋》（《晋书·左思传》）。这些都是单独成篇，自具首尾，不作蝉联结构。东晋南北朝时代也有过一些以京都为题材的赋作，大多数散佚，有的存残篇零句，有的只存篇名，可见并无独创之处。只有鲍照的《芜城赋》写广陵在经过多次战乱后的残破景象，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真实地反映了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代人们的心情，故成千古传颂的名篇。
沿《两都》、《二京》的路子而在晋代取得很高声誉的，是左思的《三都赋》。《三都赋》从形式上的创新在于，它不同于《高唐》、《神女》、《子虚》《上林》、《两都》、《二京》“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结构方式，而是由三篇组成。张衡在《二京》之外，也有《南都赋》，但其间并无联系。左思却是将三者联结为一。从题材内容方面说，它不是写一个王朝前后期的两个都城，进行比较，而是写同时存在过的三个国家的都城。
左思赋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述事之翔实、辞采之华美，更在于其适应了晋国平定蜀、吴，一统天下后，要明确晋承魏统的需要。《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一段文字，末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当时有什么惑呢？无非是蜀、吴正统，还是曹魏正统、晋承魏统的问题。所以清王鸣盛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一《三江扬都》条。）。因此说，这篇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其本传载，“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两序皆给以很高评价。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中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司徒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难道《三都赋》真的惊采绝艳，压倒前贤吗？我们今天读《三都赋》本文，便觉并非如此。这些注家、序家与那些豪贵之家一样，也都是因为经多年战乱之后，晋朝一统，空前兴盛，大家都希望向司马氏表示对统一三国的拥护，故一时趋之若鹜，使其身价百倍。《晋书·左思传》云：“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可见不少文人想到了这个题材、这个主题，只是左思之作先一步问世（注：关于《三都赋》的作时，前人看法不一。据《晋书·左思传》，陆机入洛时，左思《三都赋》尚未成，而左思作此赋之事，人已知之。陆机尚未及作，左思之赋已成。《晋书·陆机传》言陆机“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太康末不一定在太康十年，亦有可能在九年、八年。《晋书·左思传》言“构思十年”，《文心雕龙·神思》言“左思炼《都》以一纪”为十二年。均大略取其成数。如以陆机入洛在太康九年，左思之赋成，当在太康十年或太熙元年；如以陆机之入洛在太康十年，则左思赋成当在太熙元年或惠帝永熙元年，或稍迟。则言作于太熙元年(290)前后，大体不会错。王梦鸥以为作于272-297年间（王氏《古典文学论探索，关于左思〈三都赋〉的两首序》），李长之认为作于280-282年间（《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第70期），均嫌过早，而陆侃如系惠帝太安三年(303)，似过迟。）。及左思赋一出，机“遂辍笔焉”。其辍笔之原因，不仅仅因为左思之作“辞义環玮”等艺术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已有人领此风骚，他再来一篇，无论怎样雕凿，也难与争胜了。
学习《两都》、《二京》的蝉联结构的赋，左思之后绝响近二百一十年，北魏宣武帝（500-503年）时有阳固为《北都赋》、《南都赋》以为讽谏（注：《魏书·阳固传》：“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而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辞多不载。”），然其作失传。到唐文宗太和年间，有李庾作《西都赋》、《东都赋》，直接上继班张，写长安与洛阳，成了唐代少见的大赋（注：李庾《西都赋》、《东都赋》载《文苑英华》卷四四。其创作时间，马积高考证作于唐文宗太和四年或五年（830或831年），是也。参马先生《赋史》342-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长安在西汉以后，先后有前秦、后秦、前赵、西魏、北周建都。洛阳在西晋以后，北魏后期曾为都城，至隋以长安为京师，而以洛阳为东都。大唐建国，定都长安，高宗显庆二年也“以洛阳宫为东都”（《新唐书·高宗纪》）。故李庾所写“西都”、“东都”不仅同班固、张衡以前后古今的都城对比者不同，也与左思的以被统一国家之都城对比而写者不同，它是以当时朝廷确定的都城和东都为题材。从时间背景上来说，李庾作此赋，不在大唐鼎盛、国势兴隆之时，而是在统治集团奢侈腐朽社会各种矛盾逐步激化之时。作者的用意，既不是因为迁都的问题，也不是为了歌颂天下一统，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这同张衡的《二京赋》有些相近，但又有所不同：《二京赋》主要是就作者所见，想通过描写京都的奢淫过度而起到讽谏的作用，李庾之赋却是包含着更多的哲理，以长安和洛阳的兴废为主线，纵观两千年的历史，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哲理。因为自周人建都镐京、周公经营雒邑，长安、洛阳，一直为历来政治家所关注，在历史上建都次数最多，时间最久。李庾赋中，对周、汉以来建都两地之国有道而兴、无道而亡的情况均加议论，吊古凭今，感慨万端。尤其自汉代曾有过西都、东都之争以后，政治家往往临事而议，各计短长。故李庾《西都赋》纵论周、秦、汉、隋亡国之教训，加以总结，认为应“鉴秦败，知恃刑不如恃德也”；“鉴隋怠，知猎兽不如猎览也”；“鉴周勤，知祖基作艰，传万年也”；“鉴汉误，知去淫即正，获天祚也”。《东都赋》之末则作出更为精辟透彻的议论：“则知鉴四姓之覆辙，嗣重叶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东在西可也。”然而唐王朝统治者也未能避免周幽王、秦二世、汉献帝、隋炀帝那样的结局。唐亡以后，只有五代的唐建都洛阳（名东都），以长安为西都，再无有在长安建都者。洛阳，则只有五代的梁以为西京（建都开封，名东京），晋、汉、周的京都建制与梁相同。实际除五代的唐以外，长安、洛阳都再没有真正成为政治中心。所以说，李庾的《西都赋》、《东都赋》是对长安、洛阳这两个古都历史的总结，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二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史的总结。后来明代桑悦作《北都赋》、《南都赋》，写明之北都南都，今所存殆非完篇（注：见《历代赋汇补遗》卷五。）。就这种蝉联结构的赋而言，也就成为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