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期，省区经济增长呈现出三个新变化。一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2005年后呈现放缓趋势。图1报告了东部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东部10省市占全国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前大致稳定在42%左右，之后呈现上升趋势，一直上升到2005年的55%左右，然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到2012年已经下降到51%。东部占比下降意味着，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相比，东部的经济增长放缓。媒体早已报道了这种现象，①2013年4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与32位中外企业家座谈时也非常直白地指出，“经济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但是经济增长文献，至少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还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更没有探索其背后的机制。
二是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偏向内陆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如图2所示，在过去10年间，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几乎一样，在图形中表现为二者之差一直接近于零。与之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来越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到了2011年，几乎低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近年来，中央一直把来自东部的财政收入转移支付到全国其他地区，而且转移支付的力度越来越大。范子英、张军(2010a)直接考察转移支付也有同样的发现，在1995-2006年间，沿海和内地所获得的转移支付分别增长了3.6倍和6.8倍，分阶段看，1999年之前两者几乎保持了同样的增速，之后内陆地区则开始加速增长。当然，中央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不局限于转移支付，还包括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等(陆铭，2013)。
三是中国省际经济差距在2005年后呈缩小趋势。如图3所示，无论是采用人均实际GDP还是实际GDP，2005年后，中国省际经济差距都呈现缩小态势。比如，用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度量的中国省际经济差距，在上世纪80年代，呈现缩小的态势，进入90年代则迅速拉大，一直到2005年后，再重新呈现缩小趋势。刘树成、张晓晶(2007)采用1953-2006年间样本也发现“按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看，地区间人均GDP的总体差异从2000年开始已呈现出新的缩小趋势”，并强调这是“1999年之后至今所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半个多世纪长期努力的结果”，但并没有明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省际经济差距的背后机制是什么。徐现祥等(2011)采用1978-2008年间样本也证实了这种现象，但也没有探索其背后的机制。
图1 东部占全国GDP的比重
图2 财政收支占GDP比重
图3 省际差距的变动态势
注：东部10省市是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东部12省区市是指东部10省市、辽宁和广西。在图2中，东部和中西部分别是指东部10省市和全国其他21个省区市。数据来自中经网。
本文尝试对这三个新的现象给出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解释。具体而言，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一个中央和两个地方政府构成的简单经济体，中央对经济体负责，政策工具是线性比例所得税和按人头进行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制定辖区经济增长目标。本文证明了，当中央的发展目标可信地从追求经济体产出最大转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中央的转移支付成为一个协调区域发展政策；这时，欠发达地区受益、发达地区受损，中央与发达地区政府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当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受益规模足够大时，发达地区将放缓辖区增长目标。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实现后，在宏观上就表现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区际收入差距缩小。这意味着，当中央从做大蛋糕转向偏向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时，发达地区政府会策略性地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发达地区政府而言，这有利于降低中央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给其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对中央来说，这也能够缩小地区间差距，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当然，这个策略不利于经济体的总产出最大，未必是社会最优的。总之，中国省区经济增长近年来所呈现出的三个新变化的机制可以图解为：
在实证上，本文收集了2001-2012年间31个省级政府所做的372份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和1996-2015年间31个省级政府所做的124份五年规划文本，采用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和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度量省级官员的年度增长目标和五年平均增长目标，发现与理论模型预期的一致：是增长目标而不是增长目标之外的经济增长决定了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变动态势；中央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后，相对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官员开始显著地放缓辖区增长目标。同时，本文还发现，增长目标之外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被显著地放缓；改革开放时间长度与增长目标负相关，而与增长目标之外的经济增长不相关。这些发现进一步佐证了，在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目标是被地方官员策略性放缓的。
本文的工作属于经济增长文献。标准的经济增长文献主要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引擎及其伴随的经济差距②，探索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文献也是如此，③发现了中国省区经济增长最近所发生的某些新变化，比如刘树成、张晓晶(2007)发现中国省际差距开始缩小；范子英、张军(2010b)发现在1995-2006年间偏向内陆的转移支付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马拴友、于红霞(2003)发现1995-2000年间的转移支付没有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本文不仅进一步拓展了这项工作，而且从增长目标的角度系统考察这些新变化背后的机制，把增长目标纳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
本文的工作也属于实证分析领导人增长效应的文献。现有实证文献已经发现，国家领导人、省级官员、地级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Jones & Olken，2005；徐现祥等，2007；张军、高远，2007；姚洋、张牧扬，2013)。同时还发现，官员影响辖区经济增长的工具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Jones & Olken，2005；Brender & Drazen，2009)、产业结构(徐现祥等，2007；宋凌云等，2013)、投融资(郭庆旺、贾俊雪，2006；王贤彬等，2010；钱先航等，2011)，甚至政企合谋(聂辉华，2013；张莉等，2013)。这些工具显然都是领导人无法直接控制的，而辖区增长目标却是领导人直接制定并对其负责的。
本文第二部分是模型，第三、四、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一)假定
经济体里有一个中央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关注经济体的总产出及地区间差距。面对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央宣布实施转移支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把一部分资源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或把新增加的资源更多地配置到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制定辖区增长速度。为了分析的分便，不妨把欠发达地区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标准化为0，发达地区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记为g。④发达地区政府制定辖区增长速度时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央所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影响。中央把一部分资源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或优先配置到欠发达地区，必然会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现有实证文献已经发现领导人对辖区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Jones & Olken，2005；徐现祥等，2007；张军、高远，2007；姚洋、张牧扬，2013)。基于此，本文把发达地区政府所制定的增长目标表示为：
最后明晰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顺序。面对地区间差距，中央宣布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采用转移支付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地方政府选择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μ，中央选择反映区域协调发展力度的线性比例税τ；地方按照增长目标生产，增长目标恰好实现，中央对经济体的实际产出征税，实施转移支付。
(二)基准模型：中央追求社会产出最大
作为分析的起点，本文假定中央追求全社会产出最大，发达地区政府追求本地区产出最大。显然，这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目标是兼容的，不存在冲突。这时，中央所面临的问题是
，对τ求导可得
，即中央选择
。相应地，发达地区政府会选择
。这表明，当中央追求社会产出最大时，中央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出现动态不一致：尽管宣称要通过转移支付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但是最终却选择不进行转移支付。中央的这种行为是符合经济直观的。在给定欠发达地区增长速度的情况下，社会产出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会给发达地区增长速度带来负面影响，中央执行任何程度的转移支付都会降低发达地区的增长目标，从而降低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因此，当中央追求社会产出最大时，会理性地选择τ=0。这时，中央财政收入为零，无法转移支付。本文把这种情形总结为命题1。
命题1：当中央追求社会产出最大时，
。
由命题1可知，当τ≠0时，中央不追求社会产出最大。这意味着，当中央可信地执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时，中央的目标不可能是追求社会产出最大。
(三)模型拓展：中央追求欠发达地区产出最大
既然中央可信地执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不是追求社会产出最大，本文假定中央的目标是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最大化，⑤即：
发达地区政府仍然追求本地区收入的最大化。根据前述假设和博弈顺序，下面用倒推法求解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⑥
1.中央的反应函数
对中央目标函数中的τ求导，可得中央的反应函数：
命题2为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发达地区政府选择策略性地放缓辖区增长目标。当中央可信地采用偏向欠发达地区的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且该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政府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中央政策对其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会理性选择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当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后，就表现为区域间的差距缩小。显然，区域差距缩小的这种机制，不同于标准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机制，比如要素边际产出递减和技术扩散等(Aghion & Howitt，2009；Acemoglu，2008)。
命题2同时给出了实证检验发达地区政府是否策略性地放缓增长目标的表达式。当发达地区政府选择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时，
，即发达地区政府根据其所面临的期初的地区差距制定增长目标，期初的差距越大，增长目标越低。⑧反之，，与期初的地区差距σ无相关。因此，发达地区政府所制定的增长目标是否与期初的地区差距负相关，可以用来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是否策略性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
三、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
在实证检验发达地区政府是否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之前，本部分将先考察如何度量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
(一)增长目标的数据来源
度量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必须是一个事前指标，即先于统计部门事后统计的增长速度。因为，如果采用事后指标衡量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增长目标，那么显然无法刻画地方政府策略性调整增长速度的行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增长目标必须一定程度代表地方政府的意愿，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实际调控至少部分参照这个指标。
本文采用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度量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通常，省级人大会议在每年的元月下旬召开，省长(市长、区主席)代表省政府向省级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上一年的工作和确定当年的包括经济增长目标在内的发展目标。这个增长目标是地方政府每年年初公布的事前指标，且是向本级人大代表公开承诺要完成的目标，与理论模型所设定的地方政府增长目标比较一致。
本文收集整理了2001-2012年间31个省级政府所做的372份政府工作报告。⑨在2001-2012年间，几乎所有省级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了当年的GDP增长目标。个别省区市在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只报告五年规划的增长目标，没有报告当年的增长目标，本文以五年规划的增长目标代替当年的增长目标。这些省区市包括，2001年的吉林和宁夏；2006年的北京、西藏和浙江。另外，本文缺失了4份政府工作报告，它们分别是2001年的湖南、2001年的西藏、2001年的新疆和2006年的山西。考虑到这4个样本主要是初始样本，本文采用下一年的增长目标代替当年的增长目标。
省政府年初承诺的增长目标，到年底几乎都实现了，但也有没实现的。在2001-2012年间，省级政府增长目标的均值是10%，最高是15%，最低是7%。
(二)增长目标要紧
本小节将考察地方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是否缩小了省际经济差距。实证分析策略是，把每个省区市的实际GDP分解为省级政府的目标GDP和非目标GDP，然后考察目标GDP的省际差距。
具体而言，以2000年各省实际GDP为初始值，根据增长目标虚拟出目标GDP，即：
图4报告了采用目标GDP和非目标GDP计算的省际基尼系数。从图形上看，在2000-2011年间，目标GDP的省际基尼系数，不仅比实际GDP的省际基尼系数明显要小些，而且也比实际GDP的省际基尼系数更早地呈现下降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目标GDP的省际基尼系数，不仅比实际GDP的省际基尼系数明显大些，而且也没有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当采用基尼系数度量省际差距时，在2000-2011年间，中国地区差距出现缩小态势，主要是来自政府所制定的目标GDP，而不是目标外的GDP。更确切地说，是省政府所制定的增长目标而非目标之外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省际差距缩小。
图4 年度增长目标与省际经济差距
以上分析表明：在2001-2012年间，省级政府的增长目标带来了省际差距缩小，增长目标之外的经济增长则没有明显缩小省际差距。
四、发达地方政府放缓增长目标
本节将识别，在2001-2012年间，发达地方政府是否策略性调整了经济增长目标。
(一)实证模型与变量
一是，β是本文所关心的核心回归系数。由命题2可知，发达地区政府策略性地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后，β=-1/(1+α)预计是负号。
二是，尽管在理论模型中可以明确界定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但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标准来界定中国31个省区市哪些是发达地区、哪些是欠发达地区，也无法清楚地界定，当中央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哪些省将获益哪些省将受损。因此，在计算被解释变量g和解释变量σ、控制变量时，本文采用任意一个富省与任意一个穷省两两匹配的办法。具体而言，将所有省份两两配对，比较每个配对中各省2000年的实际GDP，实际GDP大的省为发达地区，否则为欠发达地区。一旦确定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这个“身份”标签，在任意一个匹配对中，保持不变。采用这种匹配办法，在2001-2012年间，合计是465个匹配对，5580个样本。⑩
四是，控制变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改革开放时间的长短。东部省份增长放缓，一个常见的解释是，率先改革开放的省市将率先或主动或被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放缓。因此，本文采用改革开放的时间长度度量这种“调结构”的潜在要求。改革开放的时间长度等于当期年份减去改革开放的开始年份。划分开始改革开放时间点的标准是，该地区第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份，比如是否属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或“沿海经济开放区”等；如果不属于，则从1992年开始改革开放。(12)另一个控制变量是经济体的初始产出水平。趋同文献强调，经济体的初始产出越高，随后的增长速度就越低。本文采用上一期的人均实际GDP对数值度量初始的产出水平，数据来自中经网。
表1是描述性统计。在2001-2012年间，平均而言，发达省与欠发达省的增长目标之差是，g=-0.0042，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意味着，与命题2预期的一致，本文可以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发达省与欠发达省的增长目标相等的零假设。
(二)基本的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采用式(3)进行回归分析的基本结果。与命题2揭示的一致，β显著为负号，发达地区策略性地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
表2第1列报告了没有引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这时，本文所关心的估计系数β为-0.006，符号是负号，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表明，在2001-2012年间，平均而言，地区间差距每增加一个单位，发达地区所计划的增长目标相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增长目标将下降0.6个百分点。
表2第2—5列分别报告了，单独和同时引入固定效应、改革开放的时间长度和初始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就控制变量而言，改革开放时间长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号。这意味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发达地区的增长目标确实在放缓。初始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号，与趋同假说的预期不符。引入了这些控制变量后，β的绝对值略微变大，符号仍然是负号，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
以上分析表明，与命题2的预期一致，在2001-2012年间，发达地区省政府所制定的相对增长目标与其所面临的初始省际差距显著负相关。
(三)稳健性检验
表3报告了对基本结果的进一步检验。一是，采用不同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仍然可以得到与表2类似的结论。表3第一列报告了，采用上一期的实际GDP计算上一期的收入差距σ的回归结果。这时本文所关心的核心回归系数β=-0.009，符号是负号，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与表2最后一列回归结果相比，表3第1列的回归系数β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也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二是，本文进一步引入省委书记的个人特征，比如发达地区的省委书记是否兼任中央委员。(13)本文所构建模型的核心是，中央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发达地区的利益受损，发达地区官员会策略性地选择相对放缓辖区增长，这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央的诉求：缩小区域差距，而且有利于减少降低发达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发达地区的省委书记是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如果更倾向于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则会更加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表3第2列报告了引入发达地区省委书记兼任中央委员虚拟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兼任中央委员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号，大小为-0.001，即兼任中央委员的省委书记，当其他条件一定时，将显著相对放缓0.1个百分点。不过，与表2最后一列回归结果相比，这时本文所关心的核心回归系数β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回归方程的拟合度略微上升。
三是，构建一种反事实，把被解释变量从增长目标换为目标之外的增长速度。显然，目标之外的增长速度主要受政府计划之外的因素影响，比如市场因素以及外生冲击等影响。如果命题2所揭示的推论成立，本文很难期待目标之外的增长速度也与σ负相关。表3中的第3—5列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目标之外的增长速度的回归结果。这时，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σ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为正号，而不再是显著为负号。还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时间长度的回归系数开始变为正号，只是不显著。这似乎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时间长度只对增长目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目标之外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本文表2中的基本发现是稳健的：在2001-2012年间，平均而言，上一期的地区差距越大，发达地区政府当期所制定的相对增长目标就越低。
(四)何时放缓增长目标
本小节将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简称DID)进一步考察，发达地区政府相对放缓增长目标是否只发生在中央大规模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之后。从方法论上讲，这需要中央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之前的样本。本文的实证分析策略是，排除样本期间的西部样本。具体而言，由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分别是1999年、2003年和2004年开始实施的，排除西部样本后，东北和中部省区市在2003年之前就是中央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之前的样本。
在报告具体的DID回归结果之前，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是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对东部地区而言是外生的。二是，如图5所示，平均而言，在2004年之前，东部的增长目标比东北与中部地区的高了约0.5个百分点；2004年之后，则比东北与中部地区低了接近1个百分点。
图5 东部与东北加中部的平均增长目标
注：东部是指东部10省市；东北加中部包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辽宁和山西。
表4报告了排除西部地区和2003年、2004年份后样本的回归结果。表4第1列是采用这个子样本对表2最后一列回归结果的再现。这时，σ的估计系数β的绝对值略微变大，符号仍然是负号，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表明，这个子样本具有代表性。
表4第2列引入了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等中央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冲击dt与σ交叉项，其中dt的赋值是，2003年之前为0，2004年之后为1。从回归结果看，这时，σ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明显变小，且不显著；而σ与dt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0.016，符号是负号，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表明，与图5传递的信息一致，发达地区政府是在中央实施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等政策之后，才显著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的；在这之前，并没有显著地降低辖区增长目标。
表4第3—5列进一步引进发达地区省委书记兼任中央委员的虚拟变量(dccm)，发现兼任中央委员的省委书记也只是在中央实施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之后，才显著地以更大幅度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具体而言，如第5列所示，σ×dt和σ×dt×dccm的回归系数都是-0.009，符号是负号，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检验；σ和σ×dccm回归系数则都不显著。这表明，在中央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之后，平均而言，地区间差距每增加一个单位，不兼任中央委员的发达地区省委书记放缓辖区增长目标0.9个百分点，兼任中央委员的发达地区省委书记则放缓1.8个百分点；中央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之前，无论是否兼任中央委员，发达地区省委书记都没有放缓辖区增长目标。
表4第6—9列则构建了一种反事实，报告了采用被解释变量为目标之外增长速度的回归结果。第6—9列中的回归变量分别与第2—5列的完全一致，但回归系数几乎完全不同。这种回归结果佐证了表4第2—5列所报告结果的稳健性。
以上分析表明，与图5传递的信息一致，在2001-2012年间，在中央实施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的政策后，发达地区官员才开始显著地放缓辖区增长目标，其中兼任中央委员的放缓幅度是不兼任中央委员的2倍。
五、发达地方政府放缓增长目标：来自五年规划的证据
本文同时还收集整理了中国31个省区市在“九五”至“十二五”期间五年规划中所报告的增长目标。与省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相比，五年规划所报告的增长目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五年规划的增长目标是一个五年平均增长目标，更少“遭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二是，“九五”至“十二五”规划所对应的时间区间是1996-2015年，涵盖了中央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前后所有省区市样本，可以更直接地验证命题2所刻画的机制。
东部地区政府所制定的五年规划增长目标在中央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前后发生了变化。中央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政策主要是在“十五”期间出台的。如图6所示，“九五”、“十五”期间，平均而言，东部地区的增长目标比全国其他地区高0.3个百分点左右，进入“十一五”，东部地区的增长目标，平均而言，则比全国其他地区低了0.6个百分点，到了“十二五”则比全国其他地区低了1.6个百分点。
表5采用1996-2015年间的五年规划增长目标重现表4的回归结果。由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主要是在“十五”期间开始实施的，在回归分析中，本文删除作为窗口期的“十五”规划样本。表5第一列是采用这个子样本对表2最后一列回归结果的再现。这时，σ的估计系数绝对值略微变小，符号仍然是负号，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表明，这个子样本具代表性。
图6 东部与全国其它地区的五年规划增长目标
注：东部是指东部10省市。
表5第2列引入了中央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冲击dt与σ交叉项，其中dt的赋值是，十五规划之前为0，之后为1。从回归结果看，这时，σ的估计系数为0.009，符号是正号，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而σ与dt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0.024，符号是负号，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表明，发达地区政府是在中央大规模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之后，才显著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的。
表5第3—5列进一步引进发达地区省委书记是否兼任中央委员的虚拟变量(dccm)，发现兼任中央委员的省委书记也只是在中央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之后，才显著地以更大幅度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的。具体而言，如第5列所示，σ×dt和σ×dt×dcc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6和-0.009，符号都是负号，都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检验；σ和σ×dccm回归系数则都是正号。这表明，在中央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之前，无论是否兼任中央委员，发达地区省委书记都没有放缓辖区增长目标；之后，地区间差距每变动增加一个单位，不兼任中央委员的发达地区省委书记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1.6个百分点，兼任中央委员的发达地区省委书记则相对放缓2.5个百分点。
表5第6—9列则构建了一种反事实，报告了采用被解释变量为目标之外增长速度的回归结果。第6—9列中的回归变量分别与第2—5列的完全一致，但回归系数几乎完全不同。比如，在6、8和9列中，σ×dt的回归系数总是正号，甚至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意味着，目标之外的增长速度在中央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后没有呈现放缓，反而呈现加速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采用五年规划增长目标，本文同样发现，在1996-2015年间，在中央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之后，发达地区官员才开始显著地相对放缓五年规划增长目标。
六、结论性评述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现象：东部经济增长放缓、省际经济差距缩小、中央实施偏向内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本文尝试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探索这些新现象背后的机制。
从中国的现实看，这个视角是可行的。尽管缺乏相关学术文献，但是业界、媒体和政府早已观察到这些新现象。比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4月8日在博鳌论坛上直白地指出，“经济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中央的发展目标可信地从追求经济体产出最大转向偏向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时，转移支付成为一个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工具；当调结构的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政府会策略性地相对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发达地区政府而言，这有利于降低调结构给其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对中央来说，这能够缩小地区间差距有助于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当然，这个策略不利于经济体的总产出最大，未必是社会最优的策略。
在实证上，本文收集整理了全国31个省级政府在2001-2012年间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以及1996-2015年间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采用理论模型所推导出的增长目标表达式，实证分析发现，增长目标决定了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变动态势；中央实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政策后，发达地区官员才开始放缓辖区增长目标，其中兼任中央委员的放缓幅度是不兼任中央委员的2倍左右。本文还发现，增长目标之外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被显著地放缓，进一步佐证了，在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目标被地方官员策略性放缓。
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但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在结构调整期所呈现的新变化及其机制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直接考察欠发达地区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期的行为，以及中央调整产业结构时的地方官员增长行为等。
①早在2005年，搜狐(http://business.sohu.com/20051110/n240694530.shtml)在《发达地区增幅放缓，国家统计局低调推进地方GDP》中报道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首次联审联算结果，2005年发达地区增速放缓。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7542833.html)在2008年7月22日报道《发达省市经济多减速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b/2012/04-09/3804234.shtml)在2012年4月9日报道《沿海一些省市经济减速背后的必然性》。
②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经济增长教科书，比如Aghion & Howitt(2009)或Acemoglu(2008)。
③最近陆铭等(2011)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发展做了很好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不再赘述。
④显然，两个地区增长速度的差距也是g。
⑤由命题1可知，中央可信地执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时，不可能谋求发达地区的产出最大化。
⑥徐现祥、梁剑雄(2013)详细报告了模型的求解过程。
⑦证明过程见徐现祥、梁剑雄(2013)。
(11)在后面实证分析中，为了稳健，本文采取了上一年的实际GDP，结果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12)1980年改革开放的省区为福建省、广东省；1984年改革开放的省区为河北省、江苏省、辽宁省、山东省、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1988年改革开放的是海南；其余省区1992年改革开放。
(13)在2001-2012年间，每一年任中央委员的省委书记个数依次为：23、17、26、27、25、21、20、25、25、25、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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