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葛兰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同时也日益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魄力和心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谓任重道远。为了对外加强文化软实力、对内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①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推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养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等。这些着力于体制改革、文化产业、传播技术等方面的思路与举措，基本上围绕着规模、资本、市场、效益而展开，却往往忽略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的核心——文化领导权。
回顾历史，西方近代社会先后经历了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以及文化革命，而只有经历文化革命并夺得文化领导权，资产阶级才从真正意义上完全登上历史舞台。②与此相似，新中国的诞生既归因于军事与政治的胜利，更得力于文化领导权的有效确立，毛泽东就说过他要用文房四宝推翻蒋家王朝。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对文化领导权给予高度重视，有时或许是过度重视，今天看来一些不无过激的运动也与此有关。当然，这些年来由于邓小平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倾向，我们的文化领导权不断受到削弱，遭遇挑战，北京大学政治学者强世功教授就曾尖锐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势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在倒脏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这些政治正当性原则由于缺乏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在口是心非的政治实用主义中丧失了生命力；而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也在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下所剩无几。我们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也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既不知政治为何物，也不知“公共意志”意味着什么，而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③
文化领导权的削弱，势必导致智识、道德、价值观、信仰等精神领域的真空状态。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领导权，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领导权，以什么样的思路加强文化领导权，已经关涉民族兴衰和社会发展。基于此，本文将以毛泽东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比较为切入口，探究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命题，反思中国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没有详细资料显示毛泽东阅读过葛兰西的著作，国内学者对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专题研究，目前尚不多见，④而且鲜有将葛兰西和毛泽东联系起来的思考。我们之所以将葛兰西和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是基于以下现实因由和理论考虑。
其一，葛兰西与毛泽东都对文化领导权格外关注。“文化领导权”(hegemony)概念由葛兰西提出，并予以系统阐述。他对文化领导权的实质(通过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获取民众的自愿接受和“同意”)、文化领导权的地位与作用(确立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获取文化领导权的要素及其机构(有机知识分子充当统治者/领导者和被统治者/被领导者之间的中介，通过协商和获取“同意”对市民社会形成影响，逐渐占领文化领导阵地或者瓦解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阵地)等诸方面均有深入详尽的阐述，并且深刻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当今世界的思想文化潮流。毛泽东虽未像葛兰西那样撰写系统的理论著作，但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和思考不仅与葛兰西一脉相承，而且同样独到深刻，并直接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毛泽东的建国和治国思想始终贯注着文化领导权意识，藉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中国道路的“合法性”。⑤
其二，虽然葛兰西首次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定义及内涵，并建构了相关的思想理论，以至于国内外学界都不由自主地将葛兰西的理论当成某种经典的范式。但我们认为，一方面，文化领导权更重要的还在于历史实践，而不在于规范的理论表述，就此而言，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更具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鉴于有的学者在思考当代文化领导权问题时，总是习惯于将葛兰西的思想理论作为绝对的标准或真理，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政治文化认同不是通过“协商”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和支配，没有明确提出和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作用等，从而否定当代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更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辨析与澄清。
其三，就认识与把握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事项而言，我们也希望通过一种“曲径”来“通幽”——即在葛兰西创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框架下，比照葛兰西和毛泽东的不同思想，以图探究以下问题：一是文化领导权是由多种要素和多元结构构成的，而不仅仅是葛兰西阐述的范式；二是文化领导权实现途径依据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而有多种选择；三是毛泽东虽然没有理论专著系统阐述文化领导权理论，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某些方面高于葛兰西；四是葛兰西在狱中撰写的著作由于远离现实环境而显示出某种独立性和超越性，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与之比较，也有利于反思我们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其四，葛兰西和毛泽东虽然表面看起来毫无关系，但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同两者均有关联，无形中充当了他们的思想中介。1922年5月至12月，瞿秋白与葛兰西都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参加当年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20世纪20年代中共和意共的内部争论中，瞿秋白和葛兰西都明显倾向共产国际，⑥并且在思考中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及相应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时，都大量采纳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治话语，其中领袖权(hegemony)问题尤为突出。⑦杜克大学教授刘康对瞿秋白与葛兰西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他们的四个相通之处：他们都把文化革命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他们都认为知识和道德的改革任务必须与国/民文化运动紧密连结起来；他们都认为必须开拓一种新型的革命语言和审美形式；他们都在自己的思想中根本改写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倾向。⑧如果说瞿秋白是“具有革命精神的真正的文学家”，那么毛泽东则是“具有文学气质的真正革命家”。⑨毛泽东深受瞿秋白思想影响，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思想和才能也深为毛泽东赞赏，“瞿秋白作为先行者所提出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在毛泽东这里得到转化与深化，并最终以一种中国化的方式成型”。⑩
作为共产党领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和毛泽东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为己任，都曾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自然有相同或相通的地方，大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视精神和意识等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葛兰西认为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就在于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没有革命意志。同样，毛泽东也非常重视阶级意识、人的主体性以及思想和精神等主观作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强调说，“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1)毛泽东忧虑中华民族“积弊很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所以，毛泽东认为人的思想和道德“二者都必须加以改造”，(12)这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他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其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3)
二是认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先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葛兰西强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4)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和把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重要保障。1959年至1960年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综合各种观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写下如下结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15)
三是改写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则。葛兰西赋予hegemony以“文化领导权”的内涵，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精神形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同意”和“接受”被统治的命运。葛兰西说，权力有“统治”和“领导”之分，“第一要素就是的确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16)在他看来，“统治”和“领导”是权力在政治运行中的两翼，犹如毛泽东所说的“软硬两手”。他们同样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并不简单取决于暴力统治和经济基础，而是首先取决于权力是否具备“合法性”和“认同”，即“软权力”是否深入人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的丧失。(17)因此有学者评价说，毛泽东和葛兰西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是最为接近的，“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把文化和权力纳入到阶级关系中去思考，从而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僵硬思路。(18)
葛兰西和毛泽东所处的历史境遇不同，面临的历史使命不同，政治生涯和成就不同，两人的一些具体思考和主张自然也就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有如下差别。
一是思考文化领导权的出发点不一样。1928年葛兰西被法西斯政权投进监狱直至去世，在漫长的狱中生涯中，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如何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而取得胜利，如何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以瘫痪其集体意志，从而为最终夺取政权创造历史条件，所以他阐述文化领导权更多以“推翻旧世界”的“破”为出发点。以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毛泽东分别面临着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之历史使命，他更多是以考虑“建设新世界”的“立”为出发点。
二是对文化领域革命的倾向不一样。葛兰西身处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政治目标是以“分子入侵”的方式，一点点瓦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葛兰西比较强调无产阶级在联盟中的让步，突出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保持文化优势，希望透过协调和协商而不是暴力达成“同盟”。(19)与葛兰西相比，毛泽东受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的影响，而瞿秋白有关“领袖权”的认识更接近列宁。从延安整风运动力图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到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对党内一线领导人的最大意见，就是他们过于埋头具体行政事务，而不注重文化领导权问题。1966年10月，毛泽东在总结建国以来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讨论时说道：“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看起来，不全盘抓不行。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0)可以说，毛泽东一生都致力于确立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21)
三是两者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具有不同的现实意味和实践意味。葛兰西在生命结束之前凭借超凡的意志力完成了《狱中札记》，建构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由于缺乏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其思想难免具有非现实性和非实践性，“尽管葛兰西精心设计的理论模型内容丰富，见解独到，但却反映出一种犹豫不决的心理，没有能够把同一与差异、必然与自由、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平等融合起来”。(22)而毛泽东有着极其丰富的革命实践和领导生涯，对文化领导权又有着深刻具体的理解，并且随着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现实需要而适时修正与调整，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
葛兰西和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异同，不妨依照葛兰西的政治社会(国家)、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文化政治等概念进行具体的考察与辨析。
(一)政治社会(狭义上的“国家”)与人民民主专政
葛兰西通过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的运作，揭开了纷繁复杂的权力机制及其深层结构，突破了以往对市民阶层的思维定势。他认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23)葛兰西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概念，分别表示“统治”(国家机器暴力强迫)和“领导”(民众自愿接受和同意的文化领导)这两个权力运作的两翼，揭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有效机制。同样，毛泽东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国家观念的影响，也认为在尚未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前，国家的存在离不开软硬两手。
由于葛兰西和毛泽东的具体历史处境和政治使命不同，两人对政治社会(狭义上的“国家”)及其性质的理解自然不同，葛兰西眼中的政治社会更多考虑的是资产阶级的暴力统治，而毛泽东则将社会主义国家定性为人民民主专政。在狱中，葛兰西深入思考了如何有效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坚固堡垒，如何利用有机知识分子，从情感、道德、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等方面影响市民社会，并获得其理解、支持和同意，从而逐渐获得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同时葛兰西也设想过，已经获取政权的政治社会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同市民社会进行谈判、协商等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以此巩固政权。而毛泽东深受已经成功的革命导师列宁的影响，将一些强制性手段运用于文化组织管理、文化政治控制、文化思想改造等过程，突破了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归属于“谈判”和“协商”的单一途径和策略。此外，毛泽东对国家在文化领导权的角色和功能，也有更为明确的思考和主张：
——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组织和管理的标准。无产阶级政权对文化的领导，已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一些基本思想和具体模式。思考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策略问题首推列宁，列宁写于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文献。在列宁给出思想指南后，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学诸多流派与思潮就“如何确定俄罗斯的新文学特质”在斯大林时代几经论辩，至1932年以联共中央作出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以及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标志，终于使列宁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在具体运作、组织与管理上，整合为一套标准和模式。这种标准和模式对毛泽东、对中国影响极大。
——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属于政党政治“有机组成部分”的观念，经由苏联输入中国。之前，现代左翼文学家虽然懂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懂得将文学服务于政治，却并未意识到文学可以有组织地纳入政党政治。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20多年间，对革命文学上下戮力“围剿”，但所采取的办法也只是一味从外部进行简单而粗暴的“禁”和“堵”，至于内部如何建构一种组织化的制度及控制机制则始终懵懂无知。相比之下，从上海的“左联”到延安时期的“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等组织，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作家协会等各种文艺文化团体，无不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化阵地，凝聚了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形成天下归心的“文化软实力”。
——用政治手段推动文化思想改造。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占据领导地位，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具有统一性、富有纯粹性，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也深受列宁的影响：“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把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洗出去，清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动人民去战胜罗曼诺夫王朝。”(24)同样，在毛泽东看来，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防修反修”，为了消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有必要进行思想改造。为此，他通过发动思想改造运动，并辅以政治手段，进行了一系列“灵魂深处的革命”。毛泽东诸如此类的思考与主张，经过历史检验，既有合理内涵，也有不当成分，需要重新审视，仔细辨析，认真扬弃。
(二)市民社会与人民大众
所谓市民社会，属于“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葛兰西认为，应该从上层建筑的层面重新看待市民社会，它和政治社会一起构成广义的国家，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将市民社会明确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政治社会并列)，体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一个创举。与政治统治权施与政治社会相比，文化领导权施与的对象在于市民社会。现代中国没有形成市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民间基础，没有在数量上和结构上形成一个相对固定和广泛的市民社会。但是，毛泽东和葛兰西一样，同样认为文化领导权施与的对象应是最基础、最广泛的社会结构群体，在现代中国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毛泽东的民众动员思想与葛兰西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毛泽东更有其独特的人民大众文化观。
——工农兵为主要力量构成的人民大众属于中国革命的主体。毛泽东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实际分布，将工农兵为主体的劳苦大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通过直接激发他们的革命激情获得认同和拥戴，进而实现民族解放和现代国家的建构。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群众当作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呆滞的群体相反，毛泽东一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在毛泽东看来，广大的穷苦大众是最富有革命激情的历史主人公，是最富有人性光辉的群体，所以始终坚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这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已经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法宝之一。
——赋予人民大众强烈的政治色彩。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的偏见一样，葛兰西也认为知识分子是高贵者，向市民社会和无产阶级这些低贱者制定文化规则并且为之代言。而毛泽东不仅将人民大众作为“阶级”理解，而且认为是一个朴素的、纯洁的、有着天然革命要求和自觉性的群体，他们比任何阶层都更进步，这个概念的神性地位是在不断的想象、叙事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把工人、农民等劳动者阶级联合为整体，又善于把中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同盟军，齐心协力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形式的斗争。
——文化领导权需获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以武装斗争摧毁旧国家机器的同时，也在精神和道德上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亿万民众的广泛支持。同样是暴力革命，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并称伟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则不尽相同，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曾这样称道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
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像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25)
(三)有机知识分子与改造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葛兰西提出的，指的是由某个阶级培养并体现这个阶级特质的知识分子。为了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葛兰西不主张知识分子将其职能和身份拘泥于纯粹思辨的哲学家，远离社会和民众的生活，远离现实的政治和文化世界，知识分子应该为整个阶级代言，批判旧有的统治秩序，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和文化思想工作。葛兰西呼唤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并且对其寄予厚望。从散见于《狱中札记》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葛兰西心目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应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二是人民和自身情感的有机统一，三是思维科学和解决问题的有机统一，四是代言者和批判者的有机统一，五是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有机统一。
与之相似，毛泽东也期盼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并希望改造知识分子实现这一目标。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向强调知识分子应该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等，这些主张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思考不谋而合。虽然毛泽东未用“有机知识分子”等概念，但也极为重视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提倡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体验人民的情感，了解人民的生活，把握人民的心声，创造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与地位，在葛兰西和毛泽东看来也不尽一致。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良性循环”关系，就是“高明者”与“卑贱者”的关系：“高明者”的任务在于回应来自卑贱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卑贱者的任务则在于按照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规则提出这些问题。(26)而在毛泽东眼里，“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将工农兵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置于历史主人公的地位。毛泽东说过，“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27)
怎样指导和领导知识分子，葛兰西和毛泽东的策略倾向也不一样。葛兰西认为，“积极教育”的方式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领导的途径。毛泽东则侧重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并辅以必要的劳动教育，使知识分子的身心重新得到塑造。改造知识分子，一方面在于破除知识分子傲视工农的“坏毛病”，另一方面也是解决知识分子与实践脱节的“老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便成为毛泽东所期许的理想知识分子。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28)
(四)政治文化与新文化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机地植入了集体意志、意识形态、国家精神、政党精神、哲学、日常经验等元素。毛泽东未像葛兰西那样明确提及这些概念，但从他的文化思想和政策中，不难发现两人在文化领导权的把握上颇多相通之处。
葛兰西重视和突出人民的集体意志：“必须在现代意义上对集体意志和一般政治意志下一个定义：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积极意识、真实感人的历史戏剧的主角。”(29)集体意志的性质迥异于一般政治意志，是一种代表了历史必然性、表现了历史主体意识的积极意识。毛泽东也一直将顺应时代发展和体现历史必然性的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并且通过唤醒集体意志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
他们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导权中的重要作用。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但必须是在世界观——它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最高意义上使用此词。”(3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正在于建构了被社会大众集体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并且有效地将这一价值观传播出去且内化于民众的心理结构。同葛兰西一样，毛泽东并不认为意识形态仅仅简单等同于世界观，世界观是理解世界的一般方法，而意识形态不仅属于智能的层面，而且涵盖制度、社会意识等政治层面。
他们都注重国家精神和政党精神的建构和传播。国家精神属于文化的核心部分：从时间的流变看，国家精神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自然延续；从内在的演变逻辑看，国家精神是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从体现的影响力看，国家精神是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重要支配力量。而政党，通过知识分子保持道德和精神的领导作用，将群众和各种复杂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集团。(31)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文化领导权只有内化为日常经验，才能真正被民众所接受。在葛兰西看来，包括集体意志、意识形态、国家精神、政党精神、哲学等抽象的、智识的和精神的观念形态，只有化作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经验，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验，才能自然地、自发地、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定势和习惯，乃至成为受到“常识”支配的一种“本能”。(32)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这种“自发性”就体现于广大民众真正的政治行动——自发地认为“推翻三座大山”是历史的必然，是自身创造历史的使命，是一种值得嘉许的先进觉悟，而不是盲目的政治冒险。当这种日常经验上升为社会的普遍思考方式时，就变成超越理性的信仰，而这正是文化领导权的最高境界。
葛兰西和毛泽东思考以上政治文化时，都是站在“新文化”和“新人类”的高度，但两者的具体设想有所不同。葛兰西希望国家更为长远宏阔的目标是创造更高级的新文明，这种新文明不仅能够倡导广大民众的道德风范，而且能够发展出更为文明的“新人类”。在葛兰西眼里，“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体取得‘独到的’发现，而且特别意味着以批判的态度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使之社会化’，从而使之成为生活行为的基础，成为协调的因素，精神和道德性的因素”。(33)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是批判性、群众性和社会性。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文化猜想”，始终伴随着他的伟大政治宏图，“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平民的、大众的、民族的，和“五四”文化的精英的、高雅的、西式的文化大相径庭，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败优劣进行再反思的结果。正是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新文化旗帜下，越来越广大的人民大众能够参与到文化和艺术创造活动之中，“自发地”认同和维护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公开详细地宣示了中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不难看出，这六大核心利益归根结底无不关乎文化软实力与文化领导权，无不涉及人心的向背与认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器，而且更需要有灵魂的文化与有信仰的精神，特别是体现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看，葛兰西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特别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实践，就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了。
注释：
①有学者研究并撰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国之间软实力较量加剧，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全面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威胁，新科技革命造成的社会变迁淡化了两大意识形态的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网络化境遇下的传播方式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参见王岩、杜锐：《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光明日报》2011年5月9日。
②参见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③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60—361页。
④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上、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2期；李彬、黄卫星：《毛泽东延安时期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临沂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韩亚：《试论毛泽东与中国的文化领导权》，《今日湖北》2007年第2期；张亚骥：《瞿秋白到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成型》，《三峡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⑤参见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⑥有关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见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关于葛兰西与共产国际和意共早期领袖波尔迪加之间的关系，参见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99,pp.xvii-xcvi。
⑦Hegemony的中文译法包括“霸权”、“文化霸权”和“领导权”等，“领袖权”是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里提出的译法，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hegemony源于希腊词汇，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多次的政治辩论中共同采用和铸造了这一理论术语，具体内涵和葛兰西后来的阐述并不完全一样。基于历史考证，安德森指出，葛兰西在使用“领袖权”一词时，保留了无产阶级要与其他被剥削阶级组成“阶级联盟”这个基本要义，但葛兰西更为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联盟中做出让步。另外，葛兰西在讨论时也突出了无产阶级要对其他阶级保持“文化”优势这个方面，并同时强调了透过协调和协商达成“同盟”等非暴力因素。参见Perry Anderson,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New Left Review,No.100,Nov.- Dec.1976。与葛兰西相比，瞿秋白有关“领袖权”问题的讨论显然更接近于列宁的用法。1923年9月，瞿秋白写成《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题目后来改成《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93页)，系统阐述了列宁的《怎么办?》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文章的论点，并提出了“指导权”概念[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21页]。
⑧Kang Liu,Aesthetics and Marxism: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p.68-71.
⑨保罗·皮科威兹：《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谭一青、季国平译，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第258页。
⑩张亚骥：《瞿秋白到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成型》。
(11)(12)(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2、87、86页。
(14)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15)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1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07页。
(17)参见毛泽东：《1964年9月21日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见《把反帝反修进行到底——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文件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18)参见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19)Perry Anderson,The Antinomies of Antonti Gramsci.
(20)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新华书店发行，1966年。
(21)孟繁华：《大众文化与文化领导权》，《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22)安德雷阿·斯皮尼：《〈狱中札记〉中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文化进程》，见萨尔沃·罗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徐力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23)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7页。
(24)列宁：《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1911年1月13日[26日])，见《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9页。
(25)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页。
(26)参见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第14页。
(27)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2页。
(2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7页。
(29)(30)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93、239页。
(31)葛兰西认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三组要素)：群众的要素；主要的凝聚力量；中间要素。
(32)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61页。
(33)安德雷阿·斯皮尼：《狱中札记中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文化进程》，见萨尔沃·罗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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