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关系与信任差距——回顾60年代美国新闻界与政府关系的两个关键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新闻界论文,美国论文,差距论文,关键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本关于新闻界与美国总统关系的书中曾说：“在长达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新闻出版界与总统的变幻莫测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不变量：即两者的相互不满。没有哪一位总统幸免于新闻出版界的批评，也没有哪一位总统自认为受到新闻界的公正待遇。历届政府都是如此：始于互致良好祝愿，终于相互反责和不信任。”[1]（P1）似乎美国从立国开始，新闻界就与政府处于一种激烈的对立关系之中。而美国200多年的发展似乎表明新闻界与政府的对峙从一开始就不是根本对立的，因为不论新闻界如何攻击政府，美国社会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颠覆运动。
但是任何关系都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的，今天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在两者不断互动和调整中形成的。
一、对手关系与信任差距
作者更愿意把美国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的"adversary relation"翻译成对手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不是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为结果的。这种关系对于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不是颠覆。对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被规则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对立关系；另一个是新闻从业人员有意识去维护这样的关系。在设定游戏规则之前，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冲撞是不规则的，它适应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或者出于党派的斗争，或者出于个人的喜恶，或者出于商业利益，新闻界某几份报纸会发起对政府的攻击，时而激烈、时而平缓。杰斐逊被报纸揭露有私生子，麦金莱被赫斯特鼓吹引来的子弹暗杀。因此这个阶段属于“自由谩骂”时期，没有规矩、没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为了攻击而攻击。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美国社会需要有规矩的、积极的新闻舆论。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委员会）提交了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的报告。委员会认为新闻自由处于危机之中。“新闻自由之所以面临这种危险，部分是新闻界的经济结构所致，也是现代社会工业组织所致，同时是因为新闻界的主管未能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未能估计出并承担起那些需要赋予他们的责任。”可见，变化的社会对新闻界提出了新要求。[2]（P2）因此，报告认为新闻界在继续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应该顾及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就是为新闻界的自由评论或对政府攻击设下了规范，而非禁令。
对手关系的另一方面是需要新闻从业者有意识地成为政府的对手。从相关文献可以得知这种意识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在1986年11月《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创刊25周年的特刊上，该杂志第一任主编詹姆斯·博伊兰（James Boylan）发文回顾了美国新闻界在战后的发展，标题叫做《独立宣言》。文章开篇说，直到50年代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学生仍被教导着如何积极，即不要激动、不要惹事、循规蹈矩。新闻界似乎陷入了一潭死水。[3]（P30）在美国20年代的镀金时代中，“记者”这个称号曾带给许多从业者虚荣，他们自诩为社会弱者的保护神，但这种光环被经济大萧条以及此后的社会变化打得粉碎。大萧条时期，成立了美国报业协会，记者意识到自己与其他行业受雇者别无二致，失去了荣耀，不仅面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的社会无所作为，甚至对于本职工作也不求进取。记者重新找回社会责任感，有意识履行职责，监督政府与社会是60年代的事情了。
信任差距（credibility gap，又译信誉鸿沟）是一个近年来被频繁使用的短语。在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后，常常可以看到总统布什、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的名字与这个短语一同出现。但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时期。虽然这个短语常被提及，但在相关的学术著作中却鲜见其被使用。为了让本文这个关键词有明确的意义，这里只能参照比较权威的网络词典的解释。其中之一是：这一短语指美国政府越战公报（“我们取胜”、“战争马上结束”）和事实真相（不断派兵、不断死人）相冲突而引发的民众不满。[4]另一解释为：公众不信任他人的倾向；某人力图展示的关于某事的画面与另外一人对某事认识间的差异。[5]可见这一概念的诞生有明显的历史背景——越南战争。
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对手关系的形成和信任差距概念的出现都是在60年代。因此本文以对手关系和信任差距为关键词尝试着梳理60年代美国新闻事业的变化，观察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
二、肯尼迪政府时期：信任差距初步形成
20世纪50年代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压抑的10年，国内有麦卡锡主义的肆虐，国外有诸如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的“超出所有记者想象的”新闻检查制度。[6]（P452）这一情况在60年代有所改变。
首先是新媒介——电视的迅速崛起，以致政府不敢忽视它的存在。1960年，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第一次被搬上屏幕，令成千上万的美国观众、投票人看到了肯尼迪的翩翩风度。肯尼迪当选后安排电视直播他的就职演说，在他当政的3年中，一共发表了9次面向全国的电视讲演。从肯尼迪政府开始，电视、广播开始直播白宫记者招待会，埃默里《美国新闻史》评论说“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白宫记者招待会的神秘色彩消失了”，视觉画面成为大众接触新闻的重要渠道，眼见为实，电视的去神秘化功能使美国大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欲求也扩大了，这对新闻界提出了新要求。此外，三大报纸（《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50年代末都换上了年轻的主帅，经过改革，报社内部由侧重编辑逐渐转变为侧重记者。这就极大地调动了记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记者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的荣耀感也逐渐回归，让记者开始反思何谓“积极性”。[3]（P31-32）记者呼应社会的需求，考虑以新方式来完成使命。
60年代一开始美国新闻界面对的是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总统，第一个参加过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的总统，也被认为是对付媒体记者“手法高明”的总统。一方面他向新闻界透露政府想散布的消息，另一方面他压制那些对政府不利的消息。
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猪湾登陆事件，妄想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早在1月10日，《纽约时报》准备在头版重点推出反古巴武装力量正在危地马拉训练的新闻。但肯尼迪得到消息后立即向《纽约时报》高层施压，使得该报道受到删节、字号改小、调换版面的处理。肯尼迪当时认为《纽约时报》泄露了机密，“卡斯特罗不用派特工来找这里，他只需要读我们的报纸就行了”[7]。当4月猪湾登陆失败后，肯尼迪把责任推给了新闻界。登陆失败后10天，肯尼迪在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的年会上说：“当面临共同的危险和共产主义独裁对我们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全挑战时，新闻媒介必须了解自己的责任……我要求，全国每份报纸的发行人，编辑和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立场，并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灾祸。”[1]（P729）但一部分人却认为如果《纽约时报》被允许大规模报道反古巴军事计划，公众就会了解到这是一个荒唐的计划，就会迫使政府放弃计划，避免失败。
此事说明在公众应该知道的和可以知道的事实之间出现了鸿沟。记者与政府之间也有了分歧：记者们反对在和平时期接受任何战时的新闻检查，不接受政府对“安全”所下的定义，政府则对新闻界的反应表示失望。
不久，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改变了对媒介完全封闭的做法，执行了先封闭后放开的策略。1962年初，共和党议员基廷谴责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此事引起公众强烈反响，要求政府予以解决。但肯尼迪政府却对此避而不谈，千方百计转移公众话题，比如强调第二次柏林危机才是真正的危机。但当准备好了应付苏联的方案后，肯尼迪便主动地站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大谈导弹危机，使该事件成为公众议题中的重中之重。10月22日晚，肯尼迪通过著名的17分钟电视演讲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果断、强硬的总统形象。
新闻界回顾危机中政府截然不同的表现后发现自己被玩弄了，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时机来掩盖或公开某些事实，政府为了赢得外交的胜利而下的赌注是美国大众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核危机。虽然肯尼迪是一位善于应付媒体的聪明总统，但他执政的时代却使美国充满了不信任，甚至连他的遇刺在民间都像一团迷雾，没有人愿意相信官方的说法。不久，美国人在CBS的电视直播中又集体目睹了刺杀嫌犯被人当众击毙的一幕，足以令人相信世上没有什么不能发生了，社会各部门可信度一落千丈。
此外，肯尼迪在任内掉入了美国新闻界对政府不信任的最大泥沼——越南战争，但承担责任的人却是约翰逊和尼克松。当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的时候，任何可以说一些实情的部门都可以趁虚而入，取得民众的信任。大众的信任对于新闻界是一种鼓励，为了不断得到这样的鼓励，它更愿意站到政府的对立面。
三、约翰逊政府时期：“对手”的崛起
约翰逊政府在处理与新闻界的关系上一点都不逊色于肯尼迪政府，但历史、社会的条件已经不同了。约翰逊与记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他通常会与记者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进行采访，任期内共举办了135次记者招待会，在1964年竞选中只有12家媒体不支持他。[6]（P523）在真正属于他的任期内，对内他提出了“伟大社会”的计划，在民权、教育、医疗补助上许愿；对外他不断升级越南战争，并且一遍遍重复“战争即将胜利，士兵马上回家”的许诺。但诺言越多意味着失信的可能性越大。
在约翰逊当政时期，记者的社会地位在迅速上升。首先，美国涌现出了许多知名记者，比如西贡记者团中的记者。其次，新闻报道得到改善，有了许多创新，20年代以来从没有变化的新闻写作出现了新鲜气息，比如调查性报道、新新闻的复兴等。最后，“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一词在这个时代被提出。1965年5月27日，著名记者、专栏撰稿人沃特·李普曼在伦敦的国际新闻学院演讲时，提出新闻业最终成为了专业，记者是知识界的一分子。他说：“我相信，不断增长的专业主义是新闻业摆脱政府控制和检查后最重要的新现象。它使记者除了能让报纸销掉、忠于某个政党、推行政府政策外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责任——寻求真相。”[3]（P34-35）专业主义的出现真正标志着新闻界与政府对手关系的确立。一方要掩盖事实，另一方要发现事实，这是一种稳定的非颠覆性的监察功能。
1965年约翰逊决定对多米尼加进行武装干涉，160名记者前往采访，从多方面观察、解读美国的武装干涉。事实越来越清晰，但约翰逊政府干涉的理由却越来越禁不住推敲，以至于《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发明了“信任差距”一词。但该词却更多地被用在越南战争。从1964年美国陷入印度支那战争后，美国不断升级战争，为配合这一政策的执行，军方限制了媒介消息的发布。美语中有一个短语叫做“5点钟闹剧”（five o'clock follies），指的就是每天下午5点在西贡美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最初，所有记者都参加这个发布会，所发稿件都是引用军方发言人提供的数字。但随着部分西贡记者团成员的独立采访，发现很多数字都是捏造的。1966年10月26日，约翰逊秘密赴金兰湾慰问军队两个半小时，《芝加哥日报》头条突出了约翰逊对战争的信心。报纸引用了约翰逊对士兵的演讲中的一段话：“我来到这里有一个很恰当的理由，我不能不来这里，不能不看望你们。我来到这里有一个良好的目的，告诉你们并通过你们告诉三军其他将士，对于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和你们的处理方式，我们是多么的骄傲。我来这里只有一个遗憾，对每位士兵的贡献不能一一致谢。”[6]（P525）讲话令人振奋，但战地记者的报道却让美国人民看到了真正的战争，大失所望。
196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塞弗拍摄的《火烧锦尼村》揭露了海军陆战队的暴行，一些观众还对电视台提出了批评，认为不该批评美军士兵。但越来越多的新闻证明美军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并非善举，美国大众对这场战争有了新看法。1966年《纽约时报》的索尔兹伯里的系列报道揭穿了美军有目的轰炸取得成功的说法，事实是美国空军漫无目的地乱投炸弹，成效甚微。西贡记者团其他成员也努力报道真相，甚至惹来越南政府和美国政府的不满。但是1968年1月越南北方军队发起了新春攻势，并取得胜利，证明西贡记者团的报道是真实的，美国在越南并没有优势，战争不会迅速结束。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差距拉大了，新闻界也越发积极地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信任差距的顶点就是70年代初的“水门事件”，一届政府的首脑被两位执著地履行报道职责的记者赶下了台。政府的可信度跌到了谷底，新闻界适时弥补了信任的空缺。
四、两个关键词是特定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信任差距和对手关系贯穿了60年代美国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的历史，说明它们可以成为梳理美国60年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对关键词。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背景、差距产生的原因和对手关系的真正涵义。
社会背景中需要强调的是媒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电视的普及和现场直播的引入）和新闻界内部的调整（50年代的死水一潭与60年代改革后记者主动性的提高）。同时，60年代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思想活跃、社会运动不断的时代。
信任差距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政府力图隐瞒、歪曲事实，另一个是政府的这一行径被公之于众。60年代的新闻界承担了发现和纠正政府隐瞒、歪曲事实真相的任务，当真相被揭露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差距产生了。
对手关系不是敌对的关系，它是在有规则（社会责任）保障下的监督机制。60年代，这种关系的表现就是新闻界弥补政府造成的信任差距。尽管70年代新闻界把一个总统赶下了台，但对于整个社会不具备颠覆性。
对此我们的思考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人民政府应该如何认识新闻界的功能以及如何处理好与新闻界关系。二是社会条件变化后，如何认识美国当今存在的信任差距与新闻界和政府间的对手关系。这两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