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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我国大多数工业领域中，国有、集体企业占绝对的优势，能较好服从国家的计划指导，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效益一直稳步增长，亏损面保持在10%左右的低水平。1992年经济过热中，私营、外资企业数量迅猛增长，所占比重3年猛增了3～5倍。私营、外资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涌入市场饱和的加工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工业结构和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日益严重，社会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当前，我国无论是贯彻中国式改革政策，或是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启动内需，克服通货紧缩增加社会就业，加快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工业抗衡美国霸权威胁，国有企业都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单纯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勇于采取力挽狂澜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而是应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有些人认为当前必须依靠民间资本，但实际上，民间私人资本属于敏感的跟进资本，经济繁荣时可能导致过度投机，而通货紧缩时则纷纷撤退加剧萧条，如1937年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私人投资立即下降了50%。因此，当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扩大公共投资来克服经济困难，这正是大萧条、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大力推行国有化的原因。二次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无论西方或韩国、台湾，国有企业都起带头军作用，公共投资充分拉动了经济增长，在此之后民间私人投资才纷纷跟进。在当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民间私人资本正纷纷撤资，正是国有企业拉动着经济增长。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行业。实际上，几乎所有关键性产业都属于竞争性行业，包括金融、机械、冶金、高科技等，这些产业对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倘若国有企业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意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可能落入少数富人或外国资本手中，而中国新兴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因此，命运很可能是重演解放前的悲剧，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在市场夹缝中苟延残喘。
有些人认为凡是经营困难的行业，国有企业都应采取各种方式退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困难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而是1992年泡沫经济造成数千亿元损失，超过了国有企业80年代亏损10倍以上，引起一系列泡沫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失衡和市场疲软造成的。国有企业顾全大局的社会稳定功能，恰恰有利于缓和泡沫后遗症的各种症状，而国有企业退出必然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通货紧缩的困难形势下，私营企业正在纷纷退出，国有企业一有困难也要退出，宏观形势必然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触发经济萧条。倘若凡是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退出，那就几乎要退出所有的行业，但是，这样不但将加剧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而且退出之后也将毫无出路可言，结果不但是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还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国有企业的退出应该作为个案处理，以免形成“兵溃如山倒”之势，加剧各类企业的经营困难。机械、冶金、化工、通讯等行业，具有技术复杂和固定投资大的特点，需要进行产业间的密切协调合作，私人资本缺乏进入能力和动力，倘若推行了国有企业退出的错误主张，意味着失去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产业。
实际上，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中，都有大量经营出色的国有企业，包括纺织、家电、饭店、餐饮等等，因此，不必人为设置不准国有企业经营的障碍。实际上，国际上并没有行业进入或退出的标准，80年代，美英大肆鼓吹的私有化浪潮，恰恰是国有企业退出垄断战略性行业，包括煤气、水电、通讯和交通等公用事业，是出于意识形态和谋求私利的目标。许多发展中国家受骗上当，如乌克兰将国有工业企业廉价卖给外国，拉美国家出售战略性国有企业偿还外债，结果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变成了死城，拉美国家公有事业收费标准猛增数倍，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由此可见，倘若我们将西方国家作为规范标准，盲目地追随其鼓吹的所谓国际潮流，也会重蹈拉美、前苏东国家的灾难覆辙。
当前，大多数国有企业面临着严重困难，不具备大规模股票上市的条件，采取包装上市办法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强迫推行产权多元化只能“拉郎配”，必然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因此，所谓引入民间资本是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应根据股票市场的资金供应能力，有条不紊地通过股票上市筹集资金，但是，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而不是以出售国有产权的方式退出。无论经营好或坏的国有企业都要退，无论是国有实物资产或股票都要卖，这样必然造成政府税源的重大损失，还会堵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出路，可能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所谓以民间资本取代国有资产，股权出售和“靓女先嫁”等主张，用社会化或多元化来包装私有化，实质上是对公有制丧失了信心。
其实，这些人是将私人资本看作民间资本，而将全体人民拥有的公有产权，看作是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官僚资本，但是，私有产权单纯为了谋求最大私人利益，而国有资产才是全民所有的民间资本，从其一贯的经营目的和行为来看，始终是为了全社会和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脱离了狭隘产权利益的高尚品质，绝非许多人隐晦认为的官僚资本。旧中国公司制、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曾广泛存在，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并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以撑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和保障人民生活为己任，仅用数十年实现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实力，因此，国有企业不是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而是成功挽救中国命运的现代企业制度。
有些人主张国有企业的退出方式，应通过股份化和公司化改造，采取出售股权、多元法人投资，贷款购股或持股基金会等形式，还认为这样做不同于俄罗斯私有化，后者只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实际上，俄罗斯的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私有化的初期阶段，是对股份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私有化凭证的形式分配股权，而后来则尝试了所有产权改革方式，包括出售股权、法人购股，以及贷款购股和持股基金会，用社会化或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等等。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进行“贵族强盗式的野蛮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续下降，大量资金被非法地转移到海外，形成了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阶层。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最近撰文指出，“俄罗斯在1995年后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但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利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扬扬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庭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账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
斯蒂格利茨还批评了西方鼓吹的持股基金会，“当认识到股权过于分散问题时，西方通常建议成立投资基金，就像华盛顿共识在捷克推行的，这个‘解决问题方案’的明显问题是，凭证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凭证投资基金将完成监督的任务，但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改革的结果是凭证投资基金，变成了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近年来我国进行产权改革中，尽管中央反复强调不搞私有化，各种改革形式不以出售为主，但是，各地领导总是误解中央的精神，廉价出售赠送现象泛滥成风。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宜过快推广，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并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