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效应与文学地理——杜甫鄜州影踪追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作论文,杜甫论文,效应论文,地理论文,影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四月，笔者曾住延安（唐延州）一旬，几番出入城南，均见有“杜甫川”路标，延河上一座新桥也称为“杜甫川桥”。导游告诉我：杜甫在战乱中经常过往这里，城南山上有杜公祠，所以自古以来，当地人就叫把这里叫杜甫川。对此我都感到很茫然，因为极尽回忆也想不出杜甫延州之行的经历以及与延州相关的诗作。杜甫在756年六月初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后，到奉先（今蒲城县）携家人北上逃难，过白水到
杜甫川位置图
（杜甫两次经由鄜州图，左线标明杜甫离开长安转道奉先，再经白水至三川、鄜州；右线所示是杜甫离开凤翔，经麟游、邠州、宜君、三川至鄜州羌村）三川，再托友人将家眷送到鄜州，自己只身寻找唐王朝，身陷长安，来年春四月逃到凤翔肃宗朝，任左拾遗，八月为肃宗所斥，回鄜州羌村探亲，九月底回长安，在羌村待了一个多月。鄜州即今富县，在延安南八十公里之外，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由杜诗内容看，都不能找到杜甫到过延安的证据。
一、《塞芦子》一诗不能证明杜甫到过延州
前人对此即有争议。如清人张廷玉还作有《杜甫川说》一文，加以辩解，曰：
概故嘉岭山，自范仲淹知延州得名杜甫川，以子美避乱一过，士人至今日呼之。第子美所过，不能无诗。今考甫集六十卷及秘府旧藏人家所有，大小集无至延州诗，何邪？子美自白水携家客居三川《观水涨十二韵》、《题短崖石室》，有“长天夜散千山月，远水霞收万里云”句，今其字迹尚存，比在鄜州有《苏端薛复筵简薛华歌》、有《赠高式颜》，有《彭衙行》，有《得舍弟消息》，有《月夜》，有《遣兴》，为家鄜州、洛交、羌村，有《忆骥子》，有《一百五日对夜月》，至凤翔谒肃宗复归羌村，有《晚行口号》，有《过宜君玉华宫》，有《北征》，有《独步归行》，有《羌村三首》，有《塞芦子》。夫三川、鄜州、羌村皆延属，皆有诗，北去延有几，胡以杜甫名川而无诗？未至，胡以杜甫也？既至，胡以杜甫川，不杜甫诗也？《彭衙行》曰：“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塞芦子》曰“延州秦北户”，曰“芦关扼两冠”。今按梦弼云：“延州乃秦北门，去州百八十有里门山。或云芦子盖两山峙立如门形，若葫芦。”由此而观，今郡北芦关岭即芦子关，彼地险阻可守。子美且稔知之，而延州犹经历未到邪？延州其所必至，而川杜甫诗不杜甫，非延于甫有情，甫于川无情，有情莫如兹川，诗其佚之也。（《陕西通志》卷九十四）
张氏曾任雍正朝军机处大臣，专门处理平定西北叛乱之事，故对西北地理比较熟悉。他认为杜甫到过延安的理由有二：一是诗中提及三川、鄜州、羌村皆是延州属地；二是芦子关在延州之北，杜甫到芦子关当经过延州，进而推断杜甫所咏与延州有关的诗作已佚。但其说并没解决我的疑惑。张廷玉所讲三川、鄜州、羌村三地都是在延州的南面，距延州尚有八十多公里。由杜诗看，杜甫无论是携家避难，还是由凤翔返回羌村都行走于延州之南，向北也未越鄜州之境，诗佚之说纯属臆断。他提供的证据即杜甫《塞芦子》一诗如下：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自宋以来，编年者多将此诗系于至德元载（756）八月，认定是杜甫北上经延州，见延州关塞空虚，感到忧虑。其实，这一理解与诗意并不相合。诗言“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是写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初的事，安禄山命史思明占据了怀州、卫州，命大同军使高秀岩占大同、静边军。《资治通鉴》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进围云中，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拔之，开东陉关。”“（天宝十五载二月）史思明等围饶阳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这是安禄山很阴险的一招，当时唐军所有主力军队都集中在潼关与叛军对峙，叛军一旦攻破此线，就可以从北边大漠边缘乘虚攻入长安，那时潼关防线就形同虚设了。诗应作于天宝十五载六月前，其时，潼关未破。杜甫能有此虑，当缘于他把家安在奉先，对陕北地理较熟悉，但并不能证明他一定到过延安芦子关。诸家的误解在于把历史上记载的史思明、高秀岩合围太原的事与此联系起来了。《资治通鉴》：至德二载春正月“史思明白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引兵共十万，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余团练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以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遂长驱取朔方、河、陇”。此事发生在潼关已破之后，诗若为此作，不应有“崤函盖虚尔”之说，且此时是四敌，不应只说“两寇”。故所谓“北上芦子关再西折灵武”之说，既不合情理，又不符合诗意。
二、鄜州羌村是杜甫影响的源起地
对照地图，我发现距离杜甫川最近的与杜甫有直接关系的地方应是延安南边富县的羌村。两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解此惑，我又专程赶到远在延安南边的富县羌村。
羌村，由名称看，可能是唐朝为了安置内附羌人而设置的村庄，由宋代相关史料看，北宋初年，宋与西夏对峙时，当地仍有大量“属羌（俗称熟羌）”居住。但是，羌村现名为大申号村，在进村路口，有两处与杜甫有关的古人遗迹。一是在羌村的东面坡上，旧有两个碑亭，存有明人与清人碑各一方。明成化七年（1471）所立的《重修鄜州天宁寺碑记》，上面刻记着：“天宁寺者，古梵刹基也，在州治之西三十里羌村，即唐诗人杜子美流寓之地。”清朝时天宁寺里还供奉着杜甫的牌位，清道光《鄜州志》上载有知州谭璁访羌村时的一首诗，云：“依山聚数家，瞰水屹一寺。佛面黯无光，神龛亦有位。曰唐左拾遗，怵然发欷歔。”清碑是道光年间所立，两碑字迹模糊，颇难辨认。清道光《鄜州志》还录存任于宁一首题为《羌村》诗：“寂寞羌村路，少陵不复游。客来山欲暮，人去水休流。遗咏残碑在，录幽太洞留。悠悠无限意，俯仰已千秋。”然而，现在寺无踪迹，亭亦不存，仅有两块孤零的石碑立在一片坡地上。另一是进村路旁有一巨石上刻有“少陵旧游”四字，为明御史中丞王邦俊所题。
传说中的“杜公窑”在村庄最前面，也就是村庄的最下方。原有三孔窑，最东边一孔已塌垮，现仅存二孔。由一老农居住。门前有谷场、鸡舍，三面都有院墙，左边的围墙是用树枝扎成的篱笆，旁边就是一棵大杨树，门前有高高的鸡舍与柴垛，这情景与《羌村》中“鸟雀柴门噪”颇相似。门正对面的院墙是用砖砌成的护坡墙，墙上就是一块平平的高地，上面已种有绿色的蔬菜。小时读到《羌村》“邻人满墙头，感叹亦虚希”，感到很费解，邻人如何站满了墙头呢？见此则豁然明白了。二孔窑的面墙是用砖砌成的，年久失修，砖墙浸染了黄土色，与四周的山坡已浑然一体了。站在杜公窑上，眺望四周，四面绿山环抱，中间有一湾河流，两岸缓坡将平展的庄稼地铺落下去，绿树成林，我们到时正是下午时光，太阳已落到远方山坳平坡上，这正与《羌村》“日脚下平地”一语相应。此地是关中与陕北的中间地带，既不似南边的关中平原，一马平川，人声鼎沸，又不像北边的黄土高原，高山巨壑，缺水少绿，而是平缓的青山绿水中有一种自然幽趣，具有古代山庄的恬静风味。不难想象杜甫由凤翔一路劳顿而来，身心疲惫至极，歇息此村，桃源之思当会自然而生。古人多认为杜甫《羌村》有陶体之风，也许也因为境相似而语相近吧。
杜甫在鄜州待的时间并不长，生活过的地方，可以确认的只是羌村，但却在这一带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仅清人毕沅所编《关中胜迹图志》卷三十中就记录了多处杜甫在鄜州的遗迹，如：
名山：古梅柯岭，在鄜州西北三十里，《通志》：岭有梅树，相传为杜甫手植。
古迹第宅：唐杜甫草堂。《通志》在鄜州南六十里，杜甫避难寄此，即三川也。
又州西北三十里羌村，有杜甫窟，壁上诗甚多。
又骆驼谷，杜甫游梅柯岭往来止宿于此。
在清道光年间编的《鄜州志》中，还著录了多首古人对杜甫遗迹的题咏之作。如仅明人就有田龙《三川杜甫草堂》、唐龙《梅柯岭——即杜甫游春处》、《吊少陵有感》、翟瓒《羌村》等作。
这些地方，除“三川”、“羌村”之外，梅柯岭、骆驼谷等地都不见于杜诗，应是后人依杜诗《三川观水涨二十三韵》、《羌村》等诗想象出的景观。如所谓“杜甫游春处”，完全是一种虚构，杜甫仅在至德二载八九月之间在鄜州羌村待了三十多天，并未经历春天，何曾有游春之事呢？足见，自古以来，就一直有人在这一带探寻并拟构杜甫的行迹。然而，现在不仅“假古董”三川草堂不见踪迹，真实的羌村也渐已荒废，不为人知了，远不如延州城南“杜甫川”风光。
羌村属鄜州，与延安相距八十公里。在唐及五代，鄜州与延州一直为两个独立的行政区。故从唐代而言，杜甫未至延州，其行迹也与延州无关系。但对宋人来说未必如此。宋置鄜延路，治所在延州，辖延、鄜两州，再后鄜州与延州合并，当地人就将杜甫与延州联系起来了。延安的杜甫遗迹实际上是古人对杜甫在鄜州行迹的位移。
三、范仲淹将杜甫影响的中心地移至延州
在考察过羌村之后，笔者折回延安，沿路标所示寻得延安城南的杜公祠。据导游说：杜公祠建于何年，不得详考，在公元1040年，时任延州知事范仲淹曾亲笔题书“杜甫川”三字刻于石崖，或许即建于此时，现存者为清光绪年间重修。这也许是杜甫未曾到过的地方，但借助着都市文化的中心地位与交通要道的便利却能不断地散发着杜甫文化的影响，向人诉说着不存在的历史故事，并将其邻近地区中实有其事的真迹影响都吸附过来了，成为后人追怀杜甫的中心地，还引得张廷玉等学者正经八百地为之考证说明。都市对乡村的占有，自古而然，不仅是经济上的，文化上也是如此。
细绎相关文献后，笔者发现这一状况的出现与范仲淹在延州任职有很大的关系。今人将范仲淹这段经历详叙如下：宋真宗康定元年（1040）四月范仲淹任陕西都转运使，五月，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八月兼知延州。次年，庆历元年（1041）五月徒知耀州，十月，罢陕西统帅，始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由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四路帅守。庆历二年十一月，诏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以韩琦、范仲淹、庞籍三帅分领之，系衔并带四路招讨使，韩、范开府于泾州。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就任参政知事，离开陕西（方健《范仲淹评传·范仲淹简谱》）。由范仲淹在陕西任职经历看，范仲淹在康定元年八月至次年庆历元年五月在延州任职，时间仅有十个月。但在范仲淹任职陕西时期，鄜州与延州已合为鄜延路，他还曾建议将鄜州建为军城，实际就是作为延州的战略后方。经营延州，与元昊长期对抗，是范仲淹重要的战略思想，他一直是鄜延路的核心人物。他在延州时，李元昊已称帝独立，并日益南侵，延州是与西夏元吴交战的前线，延州一带几乎不保。范氏题写“杜甫川”，应有树立中国文化标志，鼓励宋军斗志的意义。范氏这一举动与其对当时另一件事的看法是一致的。其《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忠献范公墓志铭》云：
一日元昊驱众十余万，围延安城，大将石元孙领兵出境上，城中守卒才数百人，公身被甲胄，复呼民登陴，日夜严守，遣使召统帅刘平于庆州，平领军来援，合元孙兵与贼夜战，王师不利，二帅陷殁，城中大恐，无可守之势。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将不守，则关辅皆危，今人力穷矣，奈何？”郡南有嘉岭山，其神素灵，乃望而祷之曰：“吾死王事足矣，生灵何辜为虏鱼肉，神享庙食于兹土，其无意乎？”厥暮阴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为，乃昼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闻之，封其神曰威显公。斯又至诚之感为不诬矣。
嘉岭山即今人所称的宝塔山，元昊的撤兵实因天下大雪，但是他仍真诚地相信是祈祷山神所产生的功效，并很认真地记录了这件事。他认为祈祷者的至诚之心可以让山神帮助宋兵抗击西夏。既然不知来历的山神有此功能，那一代诗圣的魂灵的作用当然更大了。从这一角度看，范公于此建杜甫祠并书杜甫川之名，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与宋初许多文人一样，范仲淹也有很强的崇杜倾向，如其在庆历三年九月所作的《祭石学士文》曰：
曼卿之才大而无媒，不登公卿，善人为哀；曼卿之笔，颜精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曼卿之诗，气雄而
，大爱杜甫，独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
他能以“嗣杜”为最高评价标准，对杜诗与杜甫生平自当熟悉，当地传说杜甫在延州有过来之事，自然引发了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杜甫“一饭不敢忘忧君”的仁者精神，与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是契合的。而且，我们由他与藤子京的交往看，其《岳阳楼记》中这句名言的思想很有可能就是他在延州时形成的，滕子京是范仲淹同学，在边境危机时两人一起到陕西任职，滕子京担任泾州知州，在宋军大败，滕氏独守孤城，范公率军解围。滕氏后被贬至岳阳，范仲淹宣抚岢岚军时有诗赠滕子京，其《和延安龎龙图寄岳阳滕同年》曰：
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疎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炰缩项鳊。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岂信忧边处，干戈隔一川。
诗意与《岳阳楼记》相近，也表达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先的精神。特殊的环境拉近他与杜甫这一精神偶象的心灵距离，时时体会到杜甫“自比稷与契”的心怀，可以说，范氏能写出千古名句也可能是得益于在这块黄土地上受到诗圣精神的感染，他把杜甫行迹北移到延州既是出于神灵崇拜这一原始化的宗教心理，也是诗家心灵相印的结果。
四、《羌村》的名作效应与文学地理的文化积淀
对于后人来说，自然无法了解范公题山与建祠的用心了，更多是将此地与耳熟能详的《羌村》联系起来了。在各类唐诗选本中，这一首的入选率可能是最高的。宋之后多家选本都选有《羌村》一诗。如南宋影响较大的一部选集——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下就选录了《羌村》三首。之后明人的《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诗选》、《唐诗解》及《唐诗三百首》等流行选本都选录了本诗。随着一代代读者的热诵，“羌村”也获得了更多的地名之外的历史文化色彩，对多数读者来说，这一块土地、这一地名已与杜诗感伤离乱的意象与诗圣的名句是联系在一起的。置身此境，很容易将杜甫《鄜州》与《羌村》合在一起体会。诗人携家逃至鄜州后又离开家人投奔朝廷，结果身陷长安，中秋之夜，思念离乱中的妻儿，发出了“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的感伤。诗人历经艰辛逃到肃宗小朝廷，结果因一语不合，被肃宗痛斥回羌村家中，此时恰是次年的八月。生死荣辱，反复梦中，故有了“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感叹。这其中不仅有离乱之苦，更有忠心受辱之痛。两诗相连，可构成一小说情节。此事虽与延州无涉，但地缘相连，加上宋人“北上延州”之说及杜甫川之地名可为读者提供一个虚构的场景。因为对于多数读者来说，这一片土地与杜甫的关系，就是在于记忆中的《羌村》、《鄜州》。在读者的文学地理意识里，延州杜甫川与鄜州、羌村是同一区域，这才引得有些学者强为之解说，这实际上是《羌村》名作效应的结果。
关于《羌村》一诗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宋人相关文献看出。如：毕仲询《幕府燕闲录》云：盛文肃梦朝上帝，见殿上执扇有题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其为天人诗识之，既寤以语客，乃杜甫诗也。
毕仲询为北宋前期人，与范仲淹为同时代人，其书中多处记有范仲淹逸事，所记盛度（谥文肃）是宋初官员，这则故事表明在宋初杜甫《羌村》一诗已作为名篇广为人知了。再如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三：“东坡《海外表》云：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杜老《羌村》诗云：‘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正用其语。”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晏叔原‘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盖出于老杜‘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唯应耳熟能详，宋代学人已不知觉地化用到自己的文中。宋末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二还辑录了宋人关于本诗的一些评论与传说。
《羌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弩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诚斋云：杜子美羌村诗，读之真有一倡三叹之声。《冷斋夜话》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言更相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更字当作平声读，若作侧声读，则失其意矣。《三山老人语录》云：《羌村》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一小说谓有人过骊山梦明皇称美此二句，然子美诗云：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仍有“秉烛”之语，则致世之乱者谁邪，明皇得不惭乎，犹诵其语而誉之，可谓无耻矣。此小说之所以无稽也。
由《三山老人语录》记录看，宋人已将其编入小说，小说如下：
《诗话总龟》卷四十六：彭城刘景直雍熙间游华清宫，因题诗于门屏间云：“天子多情宠太真，六宫专幸掌中身。渔阳鼓动长安破，从此香肌委路尘。”是夜梦明皇召去，论当时事。妃子索景直有所赠，立作诗曰：“玉刻水中龙，云牌揭故宫。霓裳满天月，粉骨几春风。眉势从山尽，裙腰芳草空。共知千古事，凄恨与谁同。”岐王至，明皇曰：来何晚？王曰：适杜甫到臣帐中，诵哥舒翰诗，向臣似有德色，云：“日月低秦树，山河绕汉宫。”明皇又曰：常爱伊“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句。李白终无甫之筋骨，至如贾至、崔辅国亦阙自然之句，张老死把笔，无伊一字。遂宴饮，忽闯宝云寺钟声，方觉。
小说家借玄宗之口，以《羌村》为杜甫最成功之作，并据此判定李、杜高下。显然只困《羌村》一诗流传至广，才会被编入小说中。
还有更神奇的传说：
《诗话总龟》卷四十六：杜少陵因见病疟者，谓之曰：诵吾诗可疗。痛者曰：何？杜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句，疟犹是也。又曰：诵吾“手提髑髅血模糊”。其人如其言诵之，果愈。言感鬼神亦不妄。（《古今诗话》）
此事也见于朱胜非《绀珠林》卷九、《诗话总龟》卷五十六，《诗林广记》卷二也记录了此事，言出于蔡絛《西清诗话》，蔡絛是宋徽宗时代人。可见，此事在宋代流传甚广。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二笔卷四作了更详细的记录，曰：
“杜子美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疗疟法，对日握枣，书此十字于空中，仍嗡日气一口，吹枣上，不换手，以啖痛者辄愈。此又何理也？岂才灵之语出于元化，被之者靡不通彻耶。”
李日华不仅相信此句之神效，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疗方记录下来。其实，宋人对此已有所辨解：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七：“诗话云：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疟犹是也。杜曰：更诵吾诗云：‘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渔隐丛话》：世传杜诗能除疟，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脱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而好事者乃曰：郑广文妻病疟，子美令取予‘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一联诵之，不已。又令取‘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一联诵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一联诵之，则无不已矣。此殊可笑，借使疟诚有鬼，若知杜诗之佳，是贤鬼也。岂复屑屑求食于呕泄之间哉。观子美有诗：‘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呕地，有腼屡鲜妆。’则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胡仔、祝穆有此之辨，正说明这一传说影响之大，它实际上是科举时代读书人天才崇拜心理的一种反映，体现了当时人对杜诗语言艺术的一种痴迷。此事也显示了名作效应之奇妙。随着本诗传播，鄜延一地已与《羌村》题名与杜甫之事联系在一起，在一代代读者中构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学记忆。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民族共同情感的形成，离不开对相同的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的认同，这种民族情感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对民族语言、地理环境的一种特殊记忆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特定反应，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它通过世代传诵的经典名篇固化了人的审美认知。从这一角度看，文学地理是构成民族精神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的地理空间，不只是作家书写出来的地名地域，还带有接受者对这一地域的想象与感受。延安杜甫川与鄜州羌村相隔近二百里，后者还是一个杜甫未曾到达的地方，但是，在人为的渲染与名篇效应的作用下，它已进入到后人构拟的杜诗意象之中，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追思凭吊的地理空间。这是千百年以来的读者拟构出来的杜诗地理空间，积淀了诸多历史文化元素，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